（一）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及影响因素
1、我国生产率的状况。干春晖等利用推广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1998-2007年3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了我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1）较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制度、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低的能源消耗均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2）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在1998-2007年间是存在波动的，而且行业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我国工业行业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一种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关系，行业规模处于中等水平的行业生产效率较高，大规模行业的生产效率又比小规模的行业效率要高。（3）1998-2007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6.77%，增长过程呈现出“W”型波动，并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并且TFP与行业规模大小呈反比，同时增长较快的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增长较慢的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开放程度较大、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一般也较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要快。（4）总体上，我国工业TFP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效率变化也有一定贡献，规模经济性则对工业TFP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各行业TFP增长的源泉差异巨大。625袁堂军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数据，测算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究发现：（1）生产率测算的结果表明，1999-2004年间，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机械、电子、汽车等行业的生产率有明显的改善，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纤维纺织等行业的生产率呈现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趋势。（2）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资源配置的扭曲不仅影响了生产率水平，也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资本收益率。（3）国际比较的结果显示，在国际竞争比较激烈的机械、电子等行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日韩企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2、我国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学界揭示的我国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1）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干春晖等在估计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1978-1992年、1992-2001年及2001-2007年三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的差异，并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结果发现：（1）长期以来，劳动力一直是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但是资本转移则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两种要素的结构变动度是在不断增大的，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存在轻微的波动，但在各次产业上存在明显的阶段性。（2）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上在三次产业间均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结构红利假说”的假设前提得以满足。但结合要素流向分析，劳动力则与“结构红利”说相一致，资本则不符合“结构红利”的假设。（3）劳动力要素具有明显的“结构红利”，即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产业部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生产率变化。（4）资本要素的三次产业分配抑制了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即资本的“结构红利”现象在我国不存在，反而出现了“结构负利”现象。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完全来自产业部门内部的生产率变化，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达66.54%。（5）无论是劳动力要素的“结构红利”现象还是资本的“结构负利”现象都存在阶段性的特征。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效应在改革进程中趋于减弱，但对生产率增长仍旧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1978-1992年，资本的产业结构分配极大地抑制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1992-2001年间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并在2001-2007年间呈现微弱的“红利”。
（2）R＆D投入。徐圆通过分析国内和国际R＆D投入对中国13个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影响发现：（1）国内行业自身的R＆D投入虽然对该行业TFP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其产出弹性却不及国内其他行业的R＆D产出弹性，前者平均只有后者的1/5到1/4，这说明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上下游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以获得关联产业的R＆D投资溢出。（2）国际本行业的R＆D投入确实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对国内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溢出，并且其影响系数比国内R＆D投入的影响系数要高。（3）低技术行业国内行业自身的R＆D与TFP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负相关性，而国际R＆D也没有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对该组别行业的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中技术行业国内R＆D的生产率效应最为明显且也最显著，同时该组别的行业通过国际贸易接受技术领先国R＆D溢出的能力也最强。高技术行业国内R＆D的生产率效应相比于中技术行业要低许多，而接受国际R＆D溢出的能力同样也低于中技术行业和全行业平均水平。
（3）行业状况。李春顶选取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用前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实证测算了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状况及其分解结果，回归分析了影响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行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呈现了总体稳步的上升趋势，各行业生产率增长较为均衡，同时各行业各年度涨落趋势相同。行业盈利能力、行业规模以及行业利用外资规模对于生产率影响为正。
（4）产业集聚和区位。魏守华等利用1997-2006年长三角二省一市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国际技术溢出、产业创新机会窗口的情形下，分产业和区域考察内生创新努力和本土技术溢出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1）从产业看，长三角产业专业化集聚环境下的本土技术溢出效应呈弱的负外部性，显示了产业专业化集聚环境不利于创新。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存在同质化竞争，过度模仿不利于原始性创新，但鉴于内生创新努力是主导性影响因素，长三角高技术产业须不遗余力地加强R＆D活动。出口学习效应对产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而机会窗口则阻碍或延迟创新。（2）从区域看，作为创新极的上海对江苏浙江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浙江能从上海和江苏的技术溢出中受益，而江苏受益于上海的同时也承受来自浙江的负外部性作用。外部环境中，出口学习有利于创新，而机会窗口则压制着创新，至少江苏和浙江还处于这个阶段。
（5）劳动力成本。都阳等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发现劳动报酬的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说明在这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当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已经有所接近，为了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需要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实现以更少的劳动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出。
（6）外包。刘海云等根据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比率，并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外包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性。研究表明：（1）在我国工业行业中，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均有正向促进作用。（2）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物质投入外包。（2）高技术、低开放度以及大规模行业中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更为显著。
（7）制度。余典范等在分离外资的基础上运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本土制造业的产业绩效，并在适宜技术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引入制度因素实证分析了我国技术选择的匹配性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我国的技术选择并不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推动的，相应的制度扭曲使得这样的技术选择得以维持。我国技术选择对制度的依赖性阻碍了我国产业绩效的改善。
（二）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及影响因素
1 、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状况。杨青青等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服务业前沿技术进步水平在1993-2007年间以3.2%的速度增长，而技术效率则以2%的速度逐年下降。服务业生产率由于地区间显著的资源差异而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634郭国峰等从文化产业的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分别考察中部六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运用因子分析、数据包络技术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中部六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部六省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2）中部六省多数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绩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中部六省多数省份已经进入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阶段。（4）中部六省文化产业的基本投入对产出收益的影响效果大于教研投入对产出收益的影响，其中公共产出对产出收益影响最大。
2 、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影响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
（1）人力资本。杨青青等认为，平均人力资本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和中等教育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信息化水平和市场化进程。杨青青等认为，信息化水平和市场化进程对服务业的技术效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社会资本。杨青青等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信任和社会交互对我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居民收入偏低，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交互，服务业的垄断和竞争不充分则降低了信任的作用，导致了信任和交互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
（4）制造业服务外包。原毅军等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验证了制造业服务外包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制造业的服务外包对服务业产出的增长和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提高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但短期作用明显低于长期。（3）制造业的服务外包在短期内加剧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但在长期内随着服务创新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影响逐渐减弱。（4）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务外包的贡献大于金融保险和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
（三）能源效率
李世祥等采用非参数前沿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行业能源效率虽存在缓慢改进的趋势，但仍然普遍偏低，而且能源与资本、劳动之间的替代效应微弱，刚性的高耗能结构对能源价格不敏感。这主要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刚性高耗能技术结构所导致的。除结构因素外，从长期看，技术进步和能源价格对提高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具有正向作用。
唐玲等利用DEA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探索工业经济转型对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总体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和提升空间；工业能源效率变化具有明显的工业经济转型特征，开放程度高、竞争性强的行业能源效率较高，而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低；工业能源效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
庞瑞芝等通过构建考虑能源消耗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和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工业部门35个行业的增长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系，得出以下四点结论：（1）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总体上是伴随着生产力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但是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一直比较低。（2）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的技术效率都比较低，二者相比，能源效率更低，显示出中国工业部门增长的粗放型特征，能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3）从行业人均工业增加值和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系看，类似Kuznets曲线的关系存在。这表明，工业部门附加值越高，其能源效率越高。（4）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动与能源效率折射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重化工业化特征。这表明，我国工业增长的粗放式形态依旧没有改变、能源效率亟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