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复从英国留学回国两年之后的1881年，鲁迅诞生。他青少年时代比较佩服严复，对其《天演论》等译作也有好感。不过，跟严复相比，鲁迅太偏激了。由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他的偏激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好好反省这种影响，实在太有必要了。
（一）
鲁迅的偏激表现在多个方面：
（1）对中国人的看法太偏激。鲁迅对所谓“国民性”发表了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定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国民劣根性”可以归结为奴性。在鲁迅笔下，中国人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苟且、偷安、怯弱、懒惰、瞒骗、虚伪、昏乱、守旧……他在小说里描写了大量病态的人：阿Q、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等等。由他的作品被全民所读，这些人太有名了，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代表。如果说小说难免有虚构、夸张的成分，那么，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对中国人的论述应该就是他内心的真实看法：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形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可惜中国人但对羊显凶兽相，而对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读着这些话，你难道还不觉得鲁迅对中国人的看法太偏激了吗？明确地以中国人为奴隶，以为中国人的祖先患了梅毒，一代传一代，甚至下了“一定要完结的”的断语，这还不够极端吗？我还没见过比鲁迅这些话更偏激的骂中国人的话。连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的人，怎么还会相信中国人有自信力呢？以为科学可以治中国国民性中的“梅毒”，这不仅体现了科学万能论，而且体现了全盘西化论，因为科学是来自西方的。这些话要是出自一个“反动文人”之口，早就会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仅仅因为它们出自鲁迅之口，很多人就不敢对之有丝毫的怀疑。
（2）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太偏激。与鲁迅以奴性来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一致，他把中国历史分开为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在鲁迅眼里，用“发祥”、“发达”、“中兴”这些词来讲中国历史是不妥的，只有用“奴隶”这样的字眼来讲它才合适，甚至“想做奴隶而不得”这样的字眼更合适。在这两种时代里，都找不到理想，找不到主义，而只有逃与退：“中国历史的整数页里，实在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薄，只有这一个模型。”更为偏激的是，鲁迅还用“吃人”这样的字眼来讲中国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前面的论述中，中国历史还有两阶段，而在这里的论述中，中国历史就只有一个阶段了！如此粗暴地说中国历史，还被很多论者赞叹为“深刻”、“精辟”。有一位鲁迅研究的权威说：“鲁迅……石破天惊似的诅咒和哭诉了它的‘吃人’的重要实质，这种惊人的见解实在太精辟了，它起着冲破旧思想的腐蚀，和迅速建立新文化的巨大促进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发人深省的看法，真是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确实是这样，鲁迅用了最极端的说法，登上了中国偏激史和文字粗暴史的顶峰，当然不可能会有人超过他了。
（3）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太偏激。既然中国历史是奴隶史，中国文化就是奴隶文化：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在鲁迅看来，想做主子而以别人为奴隶的人才称赞中国文化，因而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是，有鲁学家为了做“好东西”，就说鲁迅这样讲是完全准确的、千真万确的：“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反映和适应专制主义制度这一点而言，鲁迅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这种极端有利导致和延续专制主义统治局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又能是什么呢？虽然听起来是刺耳的，从其涵盖面来说也可能有明显的片面性，但是就针对其主导精神线索而言，又不能不说是千真万确的。”鲁迅的逻辑是：保存中国文化的结果，就是中国人苦下去；要让中国人乐起来，唯有中断中国文化一途了。鲁学家也会赞成这种逻辑。不过，既然要中断中国文化，就不应该用汉语写作，因为汉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尤其反感外国人称赞中国文化：“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是就改用软刀子。……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极力主张从外国拿来的鲁迅，不知为什么偏偏不拿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称赞，反而以之为居心不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极度偏激，使鲁迅对赞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充满了偏见。有鲁学家至今还为这种偏见辩护：“鲁迅对‘外国人’的赞美中国旧文化，感到分外的痛心和愤怒……认为这是他们永远要使中国保持落后，以便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一种企图。鲁迅毕生处民族危亡的氛围中，形成这种充满警惕性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根据的，也是十分可贵的，显示了爱国主义的忧愤心态和刚劲高尚的民族品格。”鲁迅自己要打倒中国文化，还要拉外国人一起来打倒它；如果他们因欣赏中国文化不愿意这样做，鲁迅就指责他们居心不良。今天仍然有鲁学家这样做，而且做得更绝：把这样的外国人打上引号。不知鲁学家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外国人实际上不是外国人或者实际上不是人？偏激的基因延续下来，形成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另外，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和古文的看法更为偏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我不知道今天的鲁学家们如何面对这样的文字。
（4）对儒家的看法太偏激。由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偏激态度看中国文化的鲁迅，当然会以同样的态度看儒家。他以“业儒”讥讽儒家：“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鲁迅用极端的语言夸大了儒家的作用，以为他们垄断了汉以后的言论机关，这肯定不符合实情。鲁迅还对儒家经典充满偏见：“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能实践。……所以中国要好，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近乎读经的病根了。”读经的、识字的人，不如文盲，这与“文革”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如出一辙。从鲁迅对读经的儒者的责难，足见他常犯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5）对孔子的看法太偏激。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鲁迅经常挖苦他，例如，说他“太聪明”、“深通世故”、“滑得可观”，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对他的攻击具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阶级斗争话语的广泛采用，鲁迅这些攻击孔子的话便被概括为：孔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话语的滥用，不仅伤害现代中国人，而且也伤害古代中国人。事实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仁者爱人，他本人没有阶级偏见，倒是滥用阶级斗争话语的论者有阶级偏见。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圣人曲解为统治阶级的圣人，这是20世纪中国人对孔子的最大的冤枉。在这种冤枉过程中，鲁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悲可叹的是，直到现在，还有鲁学家坚持这种冤枉：“他（指孔子——引者）站在统治者和潜在的统治者的立场，为人主设计‘为政以德’的方案，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长制，家长制的统治手段。”这位鲁学家还将孔子与鲁迅作比较，处处贬低孔子而抬高鲁迅，例如，他说：“鲁迅是向前、向上，孔子是向后、向下。鲁迅希望催促新的社会的产生，孔子幻想回到心仪的旧社会。”
（6）对中医的看法太偏激。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他还说中医一直与巫术分不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这些对中医的说法，谁会说不偏激呢？
以上所列的，当然还不是鲁迅之偏激的全部，因篇幅所限，无法再一一列下去。这些偏激的言论，已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可以用一句话将它们的意思归纳起来：中国和中国人原有的一切都不行。显然，这位偏激的作家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了深深的绝望。
鲁迅对西方的把握远不如严复，但他对中国的态度却比严复激进得多。鲁学家们自然会说，这体现了鲁迅比严复“进步”得多。不过，我却有相反的看法：鲁迅比严复退步得多。平心而论，严复的融会中西、中西贯通要比鲁迅的以西攻中、以西辱中好。在“二五”（“五朵金花”和“五阶段论”）时代，中国人读鲁远多读严，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二）
鲁迅的偏激之论，大部分都发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在当时有多大的影响呢？实事求是地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以鲁迅为神，以他为坐标来构建现代文学史、文化史，这是50年代以后才有的；夸大他的影响，也是那时以后才有的。
在二三十年代，对鲁迅，有人赞美，有人批评，有人既赞美而又批评，因而他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赞美鲁迅的人，可以许寿裳为代表；批评他的人，可以他的论敌为代表；既赞美他而又批评他的人，可以李长之为代表。兹分论后。
许寿裳是鲁迅终身的挚友。两人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友谊，从1902年在东京相识直至1936年鲁迅逝世。在此之后，许寿裳还一往情深地怀念故友，解释故友。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先后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今天还是研究鲁迅的必读书。相对50年代以后的被神化的鲁迅，许寿裳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实在、具体、有血有肉、充满喜怒哀乐的人。许寿裳的叙述细腻而生动。在这些叙述中，虽然有“伟大”等字眼，但没有50年代以后神化鲁迅的常见说法：“最高峰”、“前所未有”、“无人企及”、“无与伦比”，等等。
许寿裳在回忆他与鲁迅在日本的经历时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后两个问题）的探讨，贯穿在鲁迅的大量作品中。许寿裳抓住这三个关键问题，为人们解读鲁迅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还概括了鲁迅写作的几个特点：“（一）题材要组织，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不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二）要深究旧社会的病根，把它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愿望。（三）有时为达到这些希望计，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这样的概括是与鲁迅自己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自选集〉自序》中的概括一致的。
对鲁迅的性格，许寿裳也多有论述。他认为，鲁迅具有真诚、挚爱、坚贞、勤劳、谦逊、节约、整洁等优点。针对世人以鲁迅之多怒好骂为缺点，许坚持，鲁迅没有谩骂，只有慎重，但“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要轻蔑。……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称过似的”。针对世人以鲁迅之多疑为缺点，许寿裳认为，鲁迅疑的是旧社会，对这种社会的不信任，正是鲁迅的优点。还有人说，鲁迅“不通世故”。许寿裳辩解：鲁迅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看到社会的弊端，偏要揭露出来，而这正是他的优点。此外，许寿裳还对鲁迅的冷静与热烈、仁智双修、以诚爱为核心等个性进行了论说。
许寿裳之述说鲁迅，历来受到很多鲁迅研究专家的好评。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例如，有论者说：“他对那位已故的友人的评价，让人哭笑不得。他将鲁迅描述成一个‘仁、义、智、信’诸美德兼备一身的大圣大贤者。他不知道在这个不断追逐新潮的时代，这种迂腐的传统道德标准早已失效了，将它们运用在鲁迅这个传统道德的激烈的反对者身上，只能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这个老实人干了一件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作为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对他的评价难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他事实上还是把鲁迅完美化了，因为许寿裳太佩服、太爱护他的老友了。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这位大作家的缺点。因此，过分相信许寿裳之说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比起50年代以来充斥神州大地的对鲁迅的神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刻板的说法，许寿裳的说法总的来说要好得多。
鲁迅的论敌与许寿裳对他的态度和看法刚好相反。相比之下，批评鲁迅的人要比赞美他的人多得多，前者包括：陈西滢、梁实秋、胡适、林语堂、李四光、顾颉刚、苏雪林、钱杏邨（阿英）……难以一一尽列。下面姑且引用一下林语堂、苏雪林、钱杏邨对鲁迅的评价。
在鲁迅去世后，林语堂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林语堂与鲁迅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为论敌。林语堂在这里以夸张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批评了鲁迅的偏激。就算你不同意他对鲁迅的评价，可能也会觉得林语堂之文很生动，艺术性非常高。林语堂批评鲁迅之斗太极端、太过分，但同时亦客观地介绍了他与鲁迅的交往，并明言他与鲁迅之不和并非由“私人意气”，而是由所见不同。
与林语堂相比，苏雪林对鲁迅的批评更为激烈：“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一攻讦三数私人为事。……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党羽，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苏雪林原来比较敬佩鲁迅，对他有相当高的评价，但鲁迅去世后猛烈地骂鲁迅，一直骂了几十年。反鲁成了她半生的事业。
钱杏邨没有像苏雪林那样用激烈的语言骂鲁迅，但他对鲁迅的批评却似乎是切中要害的：
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始终的如一束丛生的野草不能变成一棵乔木！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够找到的，只有过去，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何如呢？在《野草》里也就很明白的说过，所谓将来就是坟墓！……因为他的思想向前走不通，因为他的思想的停滞，他便不能不沉醉过去的回忆里而写出《呐喊》与《彷徨》，他便不能不把人生变为悲惨的灰暗的阴森的了。因此，他说人生是痛苦的是病态的是不健全的，他用雪人象征整个人生的灰暗，他用《墓碣文》来说明人生的自戕，他又用《颓败线的颤动》来说明人之一生的痛苦，他觉得人生是没有丝毫的光明的……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
与林语堂的夸张和苏雪林的谩骂不同，钱杏邨对鲁迅的批评紧扣他的作品，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学理。钱杏邨的说法，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偏激的缘由。
现在，大概没有研究鲁迅的专家会同意林语堂、苏雪林、钱杏邨等人对这位大作家的评价，大部分普通读者也同样如此。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些评价太主观了，你是否想过许寿裳的评价也有不够客观之处呢？如果你不同意鲁迅论敌对鲁迅的看法，你起码要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将这些批评鲁迅的文字完全捂住，不让人看，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才能做得到。
如果说许寿裳和林语堂、苏雪林、钱杏邨对鲁迅的看法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那么，李长之对他的看法则处两者之间。作为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但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他当时出版的《鲁迅批判》是最早的关鲁迅的专著，受到行家的好评。
李长之指出：“以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为文艺的对象的，鲁迅纵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的人们之一。”在李长之看来，鲁迅始终站在弱者的一边，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同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经常是被人奚落着、讥讽着、咀嚼着灵魂的弱者，如祥林嫂、孔乙己等均属此类。李长之肯定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是一位诗人，擅长抒情，尤其擅长写寂寞的哀感。“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
李长之从多个方面说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文艺创作之出，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了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奋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上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黑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来的农村崩溃，都市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而且，那种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忠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巧为运用，加之以人类所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对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讽笑和攻击。这都在在显示着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在这段论述的最后，李长之事实上说到了鲁迅作品显示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特色会大展风采。
但是，另一方面，李长之也对鲁迅有尖锐的批评：第一，鲁迅不是思想家。李长之说：“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理论上建设的能力。”“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心中的，并没有悠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第二，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李长之指出：“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第三，鲁迅在思想上是偏一边的。李长之道：“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是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他没有建设。即如对国故的见解，便可算是一个例。”鲁迅对国故，经常冷嘲热讽，对研究国故的人也没有好感，这些都是事实。用通俗的语言来说，鲁迅只说国故不好的一面，而不说其好的一面。李长之客观而温和地说明了鲁迅的偏激。
第四，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李长之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鲁迅不能这样做的原因：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他思想上只有破而没有立。
第五，鲁迅憎恶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李长之看来，鲁迅“似乎憎恶那把人弄柔软了的知识，在一种粗暴骠悍中，他似乎不耐烦那些知识分子，却往往开开玩笑”。
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李长之对鲁迅心态的分析。他肯定鲁迅的心肠是好的，是一个善良的人、真诚的人、做事极负责的人、勤奋的人。但是，李长之也明确地说鲁迅在情感上有病态：
他的过度发挥其情感的结果，令人不禁想到他的为人在某一方面颇有病态。……也因为陷在情感里吧，他容易把事情看得坏，这形成他一种似乎忧郁和迫害的心情……这恐怕是他早年情感上受了损伤的结果，然而，一个人因常常独动他的情感，也更容易陷一个圈子中，而不能自拔起来。……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他非常脆弱，心情也常起伏……这种忽喜忽厌的态度也是不健康的。……他的锐感，他的深文周纳，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忧郁和把事情看得过坏，以及他的脆弱、多疑，在在都见他情感上是有些过了，所以我认为这都是病态的。不过，李长之也承认，一个作家情感上的病态并非都是坏事。他说：“在一种更广泛、更深切的意义上，一切的创作家，都是病态的。你看，别人感不到的，他感到；别人不以为大的事件的，他以为大事件；别人以为平常，他却以为不平常；别人以为不值一笑，他却以为大可痛哭……但正因为他病态，所以他才比普通人感到的锐利，爆发的才浓烈，是给普通人在生活里以一种警醒、鼓舞、推动和鞭策。这是一般的诗人的真价值，而鲁迅正是的。”
通过比较以上三种类型的对鲁迅的说法，我们就可以逐渐地接近真实的鲁迅。这些说法，各有千秋，都从某个或某些侧面反映鲁迅的真面貌。将过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在鲁迅身上，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神化鲁迅的根本原因。将这些因素去掉（也就是做减法），才能还原真实的鲁迅。上述三种类型的说法，除了苏雪林的说法之外，基本上不受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比受其影响的众多神化他的说法离真实的鲁迅更近。在我看来，李长之的说法相对而言比较全面。他自己也客观地说：“因为我对鲁迅的好坏都提到，这便使只觉得好（好成一个偶像）或者只觉得坏（坏到死后还有余辜）的人所失望的。”鲁迅是多面的，单面的鲁迅肯定不是真实的鲁迅。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描画了多面的鲁迅，它经受了七十多年历史的考验而成为研究鲁迅的真正的经典。
（三）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鲁迅成为学坛上的神，而不再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从此之后，一直到80年代，在中国大陆很难听得到批评他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偏激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鲁迅被捧得高高在上的时期（50～80年代），也是“五朵金花”盛开和“五阶段论”被滥用的时期。这恐怕不是巧合。两方面都是“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左”的重要根由。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反“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文化上反“左”却相形见绌。
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作品被大批量收入50年代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这是他的偏激影响国民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机制。这些作品共有几十篇之多：《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药》、《祝福》、《阿Q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阿长与〈山海经〉》、《〈呐喊〉自序》、《祝福》、《灯下漫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风波》、《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流氓的变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语文课本不断修改，所收鲁迅的文章也有或增或删的情形，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鲁迅作品稳居首位，确实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作品被那么多的中国孩子阅读。
当然，不能说，所有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都表达了他的偏激之见。例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没有什么偏激之言。但是，它们中确实偏激者比不偏激者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灯下漫笔》、《文学与出汗》、《流氓的变迁》、《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等，都是鲁迅偏激主义的代表作。好几代中国人读这些作品的结果，便是鲁迅式的偏激一直盛行不衰。作为斗士的鲁迅形象深深地嵌入他们的心中，是，激烈、猛烈、彻底、毫不留情等就成为褒义词，而温和、平稳、适度等便成为贬义词。显然，在多个领域曾经泛滥成灾的“左”，不能说与僵化的鲁语教育体制无关。
鲁语对中国传统的偏激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更有影响力。面对中国的落后，很多中国人在自己的过去传统中寻找其原因。中国的“封建主义”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这在一度几乎已经成为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被作为反“封建”的英雄和反传统的象征而登上中国教育的神坛。鲁迅反传统的话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意识形态化的鲁语教学让学生们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祥林嫂——中国妇女、孔乙己——中国知识分子、闰土——中国农民、鲁四爷——中国地主……在这些模式之下，学生们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国的过去是多么黑暗，中国的传统是多么糟糕，而反传统又多么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僵化的鲁语教育体制使鲁迅原本不那么偏激的一些作品也被赋予偏激的解读。
事实上，偏激的鲁迅还是有清醒的时候。例如，在20年代，当他听说其《呐喊》被一些中学堂的老师用来作课本，便强烈反对：“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鲁迅还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候，也许不至“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鲁迅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很多作品是不适合孩子读的。假如鲁迅活到50年代，看到他的作品被大批量地收入中小学课本，不难想到他会持什么态度。
不过，如果他知道在30年代他的几篇作品被收入中学国文课本，他可能不会反对。由夏丏尊和叶绍钧（叶圣陶）编写而在1935—1938年陆续分册出版之初中课本《国文百八课》，收录鲁迅作品四篇：《鸭的戏剧》、《秋夜》、《风筝》、《孔乙己》。第一篇讲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与动物的故事，第二篇描写人与自然景象的互动，第三篇描写兄弟之情，至第四篇就不用再说了。这些作品都很人性化、充满温情，一点也不偏激，适合中学生阅读。这也表明，偏激并不是鲁迅的全部，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心态是多面的。但是，从50年代开始，《鸭的戏剧》、《秋夜》、《风筝》在很多时候不再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可能是因为其“革命精神”不足，而《孔乙己》则一直保留，但被赋予了高度意识形态的解释：它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像30年代时那样解读为“对苦人的凉薄”，作品中浓浓的同情心被无情地抽离掉。如果50年代以后的个别版本收录了《秋夜》，则会有莫名其妙的解释：它是作者与旧社会抗争到底的誓言，作者在北京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及封建势力进行着韧性的战斗，作者巧妙地通过拟人的手法勾勒出夜空的丑恶神情，暗喻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残忍、冷酷，如此等等。如果个别版本收《风筝》，也会莫名其妙地说它反封建，对抗黑暗，向往光明。相比之下，《国文百八课》则把《秋夜》与徐蔚南的《初夏的庭院》放在一起，组成“拟人”单元，不提供上述莫名其妙的解释；《风筝》则与巴金的《朋友》放在一起，组成“随笔”单元（一篇讲兄弟之情，一篇讲朋友之情，并在一起很合适），也完全没有那种意识形态的解释。在50年代以来的鲁迅作品教学中，有两个词“封建主义”、“反动派”反复出现，从而将对传统和历史的先入为主的偏见灌输给学生。因此，鲁迅的偏激对几代中国人的影响，主要不能由鲁迅负责，而要由后人负责。
在当代中国，早就有有识之士反省鲁语教育的体制，主张减读鲁迅作品。曾经教过多年中学的作家韩石山说得好：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中学课本上选鲁迅的文章是应当的，只是不应当选这么多，更不应当选那些不宜入选的作品。……像现在这样一选就是十几篇，是没有道理的，荒唐可笑的。把鲁迅当作一个正常的作家看待，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作家，有这么一种写法就够了。绝不能采取现在这种“漫灌式”的办法，强迫学生接受鲁迅的思想观念，接受鲁迅的文章笔法。
关键的问题在，学生读鲁读得太多，并以固定的意识形态模式来读。如果只是个别人读鲁迅或者只把鲁迅的话作为一家之言，那么，其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在全民读鲁的情景下，问题就会太多、太大了。韩石山先生对哪些鲁迅作品要减删作了很具体的说明：《社戏》和《故乡》作为小说入选中学课本，是不合理的，因为前者更像随笔，开头描述在北京看京剧，占了全文三分之一强，从而冲淡了全文的中心，后者在结尾无端地发了那么多议论：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希望的失望、对路的看法等等；《药》最不应当入选，因为其中充满了压抑和沉闷，只有鬼魂似的几个人物飘来飘去；《阿Q正传》极不宜入选，因为它写的是一个农村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顽固不灵；《阿长与〈山海经〉》不该入选，因为作者在对儿时保姆的怀念中含有鄙弃成分，显得很不厚道，而且，还有慢侮妇女人格、少年不宜的段落；《记念刘和珍君》也不宜入选，因为它古文句式太多，詈骂太多（我自己还要加上一个理由：学生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友邦惊诧”论》也不应该入选，因为通篇激愤之语，时有谩骂的句子……编中学语文教材的人和广大中学语文老师，多考虑韩石山先生的看法，肯定会很有好处。
翻一下50年代以来的各种中小学语文教材，看看有多少鲁迅作品，看看有多少莫名其妙的解释，然后再对照50年代以前的国文教材，看看有没有那么多鲁迅作品，看看有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解释，你就会明白中国的语文（国文）教育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你就会知道半个多世纪在鲁迅名义之下对中国教育的伤害是多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