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的盛开，与阶级斗争话语密切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话语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在这种话语之下，孔子代表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等说法大行其道。现在看来，此类论断都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阶级斗争话语泛滥成灾，既伤害今人，也伤害古人。在受阶级斗争话语伤害的古人中，孔子最为突出。从50年代至80年代，普遍被人接受的说法是：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代表保守、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而在汉以后，他又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孔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这种影响至深的看法在出现孔子热与《论语》热的今天还在起作用。例如，《丧家狗：我读〈论语〉》和《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的作者李零说：“统治者都知道，尊孔就是尊自己，对收拾人心有好处，他们是拿孔子当工具。”“《论语》的说话对象不是大众，而是精英。他和耶稣、佛陀不一样，根本不走群众路线，也不是大众英雄。他讲仁，并非一视同仁；讲爱，也非兼爱天下。阶级社会，什么人说什么话，话是说给什么人听，这样的分析，还是不能不讲。”李零仍然紧抓阶级分析不放，以阶级斗争话语来继续说孔子。前两年，有个学生来参加我们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复试，他说：“孔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孟子也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他还想继续说下去，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只有阶级语言而没有别的语言了。你听说过有教无类吗？你听说过民贵君轻吗？”其实，与其责怪这位考生，不如从教他的教科书和老师身上追究原因。在各种教科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阶级分析的陈词滥调，而念念不忘这种陈词滥调的老师也比比皆是，李零这位堂堂北京大学的老师不就是其中的代表吗？
其实，孔子并没有阶级的偏见，并没有想到代表所谓统治阶级。有阶级偏见的是“五朵金花”盛开之时的大量史著的作者。在他们看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而在阶级社会里，并没有超阶级的人，所有人都属一定的阶级，不是属统治阶级，就是属被统治阶级；不是属剥削阶级，就是属被剥削阶级。孔子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这是“五朵金花”盛开之时的“定论”。这个“定论”所反映的孔子肯定是假孔子。以下从两方面来推翻这个“定论”：孔子本人并不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后世的孔子形象也不专为统治阶级服务。
（一）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的话语，盛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但是，在孔子时代，并没有这样的话语。不少人认为，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分，事实上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在孔子那里，君子是指有德之人，而小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无德之人，两者之分与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无关。总的来说，两者是德位概念，而不是势位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以下言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比而不周，小人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读这些话，我们都看不出君子、小人与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有任何关系。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学的人。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而在孔子之后，学走向了民间。冯友兰指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以六艺教人，或不始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孔子。”对六艺，有两种说法：一指礼、乐、射、御、书、数；二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子以六艺教一般人，应该包括以这两种意义的六艺教一般人。孔子这样做，意义非凡。由此可见孔子的平民性格。孔子是一个平民教育家，而不是所谓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主张“泛爱众”的孔子对人没有阶级偏见，倒是戴着阶级分析有色眼镜的现代人对孔子有阶级偏见。
作为一位教师，春秋时代的孔子以主张和实行有教无类而有名。这表明他无意专为所谓统治阶级培养人才。孔子接受和培养了大量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孔子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有人指出，在贯彻“有教无类”的主张中，孔子招收学生大致有“八不分”：（1）不分贵贱。孔门中有鲁国三巨室之一的孟孙氏的继承人孟懿子和他的哥哥南宫敬叔，也有出身低贱的冉雍。（2）不分贫富。孔子的学生中有贫有富，贫者如颜渊，“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富者如子贡，“结驷连骑，家累千金”。（3）不分智愚。孔门中接受能力强的是颜渊，他“闻一以知十”，但是，高柴、曾参的智慧就比较差（“柴也愚，参也鲁”），而孔子并不拒斥愚鲁者。（4）不分勤惰。孔子的学生中有非常勤奋的颜回，也有因白天睡觉而被他斥之为“朽木不可雕”的懒惰的宰我。（5）不分恩怨。子路在入门之前，曾骄横自大，“陵暴孔子”。司马牛是司马桓魋的亲兄弟，而桓魋曾经要杀孔子。但孔子不记仇，收二人为学生。（6）不分老少。孔门学生中颜路比孔子小六岁，子路小九岁，公孙龙小五十三岁。孔子的学生年龄差距非常大，可谓老少皆有。（7）不分国籍。在孔门“七十二贤”之中，鲁国人最多，但是，宋、卫、齐、陈、晋、楚、秦、吴等国的也有。学生国籍多，种族必然复杂。不分国籍，也就包含了不分种族。（8）不分美丑。孔子学生中有仪表堂堂的子张，也有很难看的高柴。从这“八不分”，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可以看到以为孔子代表统治阶级是多么荒谬。
在讨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时候，一般人还会联想到他的名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通常认为，“束脩”就是十条干肉，这是很多平民都负担得起的。孔子以教为业，自然不能不收学费，但他实行的是低收费的做法。如果收高学费，就无法实践有教无类。而且，孔子收学费还遵循学生自愿的原则。面对两千多年前孔子教育的收费政策，我们当今的中国人应该感到羞愧：对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子弟，城里学校因其无当地户口而加收所谓“借读费”。他们本来就比城里人穷，但还要比城里人付更高的学费，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很多孩子因付不起高得吓人的借读费而失学。在我们这个具有两千多年有教无类传统的国度里，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显然，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具有鲜明的平民性格。孔子的有教无类，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教育的平民化打下了基础。跟其他文明相比，平民性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例如，被人称为在“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一种平民色彩很浓的制度。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任政府官员，这种做法似乎在中华文明以外的其他古代文明中都找不到。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公平的制度对中国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与政治的发展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很多人极力强调教育的阶级性。人们众口一词地说：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直到今天，这种陈词滥调还充斥各种关教育的论著之中。在70年代，有人这样来批判孔子的有教无类：“孔丘的教育路线，从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到培养目标，都是有鲜明阶级性的，都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他所讲的‘有教无类’，只不过是说，在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不再分界限，是为他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然而反动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却把孔丘的‘有教无类’说成是不分等级、不分贫富乃至打破阶级界限的所谓‘全民教育’。……刘少奇、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鼓吹所谓不分阶级的‘有教无类’，其目的就是为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寻找理论根据，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学校为工农兵开门。”读着这些胡言乱语，我们更能感受到有教无类之可贵和教育阶级论之荒谬，更能看到孔子本人没有阶级偏见而那些批孔的人有阶级偏见。
作为教师的孔子，对自己之所长所短有客观的认识。当学生樊迟想要他教种庄稼、种蔬菜的时候，他谦虚地说：自己不如农民。他擅长的是诗、书、礼、乐，故可以教学生这些东西。孔子批评樊迟：“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在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遭到猛烈的批判，被作为孔子轻视劳动人民的“铁证”。例如，有人说：“从孔丘对樊须的破口大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反动教育路线就是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竭力灌输‘礼’、‘义’、‘信’等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意识形态，主张‘学而优则仕’，为奴隶主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反动官僚和精神贵族，造就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坚持复辟，反对前进的反动派。”读着这些几十年前通行的说法，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人可能有隔世之感。所谓“奴隶主阶级”、“复辟”等，当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至今还是有人相信：这段话表明孔子对农业和农民之不屑。实事求是地看，它显示的是孔子的现实主义态度。当他斥责樊迟为“小人”时，此处“小人”不含我们上面说过的该词在《论语》中最常见的意义（“无德之人”），大体上是指“目光短浅的人”。孔子是要培养精英，而不是培养普通的劳动者。作为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了精英与普通劳动者社会分工之不可避免，也看到了后者对前者之敬重和前者之难得。要精英去种庄稼，像“文革”时期那样让教授、研究员等去“五七”干校，那实在是大材小用。对精英文化有深刻认识的孔子，听到学生要求跟自己学农而做普通的劳动者，就明确地说自己不如老农，不能教。学生离开后，孔子责备他不懂社会分工，不懂现实主义。孔子没有当面批评樊迟，这体现了他对学生的尊重。孔子的责备可能是说给其他学生听的。他在此进行了一次活生生的情景教学。孔子完全是为学生着想，而不是为所谓统治阶级着想。以此话来作为孔子代表统治阶级的证据，实在说不过去。还要看到，孔子在此只责备樊迟，而没有责备农民（被统治者）。而且，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不算激烈，以之为“破口大骂”，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以为孔子代表统治阶级的另一证据是他说过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零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指出：“‘由之’是指……按统治者的意见办事，叫干什么干什么。……孔子认为，老百姓是‘中人以下’的糊涂蛋，只能听喝，听上等聪明蛋即贵族统治者摆布，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批林批孔’时期，这话是批判对象，他们批别的冤枉，批这话没错。”这样的解释被很多人接受。此种解释是对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先从吃药这一简单的例子说起。一般来说，医生在诊室开药方时告诉病人怎么吃药就行了，没有必要让他们详细知道该药的生化功能、药理作用等。这就是说，医生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让病人“由之”，而不是让他们“知之”。碰到个别内行的病人（他们可能是百病成医，也可能具备一些专业知识）要问这些生化、药理的问题，医生最多作简单的解释；如果病人要刨根问底，医生也难以作更详细的解释，这可能由他毕竟不是造这个药的专家，因而对很多问题自己也没有完全搞懂，也可能由看到后面还有太多的病人在排队，没有时间多作解释；或者由别的原因。如果病人无法在医生那里得到“知之”的满意答案，他们还可以寻找别的途径，如自己上网或去图书馆找有关资料，或者请教其他人等等，但是，其结果恐怕还是无法如意。面对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最后还是只好“由之”，而无法“知之”。病人刨根问底地想“知之”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谁也不能担保这种愿望能否实现。
由以上例子，我们可以联想到政府施政。孔子的话，很可能是就这方面来说的。在当时识字率很低、民众政治参与程度很低（也许说根本没有参与更恰当）的情况下，孔子给施政官员提这种建议就是很现实的。如果在施行每一项政策之前都要就其前因后果等让全体民众“知之”，然后才让他们“由之”，那可能没办法做事。“民可乐成而不可虑始”的话，道出了太多的实情。这种实情独立天真、简单的“民主主义者”的主观愿望而客观存在，就算在现代社会，也还是如此。朱熹在解释孔子这句话的时候说：“民可使之由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则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程朱的解释，都是很有道理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看到有多少敢作敢为的政治家都是先让民由之，而不是先让民知之的。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施政、康有为维新等，都是如此。如果他们采用先让民知之，再让民由之的做法，那无异不做这些事！
生有涯而知无涯。此名言一方面告诫我们不要满足已有之知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事事求知之，这是不现实的。《易传·系辞》早就指出，对“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对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知之”，而“由之”、“用之”、“行之”就足够了。不仅百姓如此，士人也是如此。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上纲上线地以“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反民主”等大帽子来扣，那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果我们以“知”为理论，以“由”为实践，那么，孔子这句话就体现了重实践的智慧。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中实行的“做了再说”、“不搞争论”等，也正是贯彻了重实践的智慧。如果过分纠缠“知”，而不是果断地“由”，也许就很难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了。
当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并不排斥另一种情况：百姓日用而知之。事实上，人们经常是在“由”的过程中知的，“实践出真知”的名言正表明了这一点。百姓一开始不知，但“由”了以后就可能知了。当“乐成”之时，他们就可能知“虑始”者之苦衷了。钱穆指出：“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百姓自己在“由”的过程中慢慢知，这才是真知；如果在“由”之前不知而强迫他们知，这就会产生欺伪了。朱熹说：“民但可使由之耳。至知之，必待自觉，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徇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知之，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释氏之学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深浅，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此机心惑志所以生也。”在朱熹看来，要让民自觉而知，而不能迫使他们知；若迫使他们知，害处很大。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回顾近代大学者严复和梁启超对它的解释。针对20世纪初对这句话的批评，严复在1913年专门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道：
不佞今日演讲，乃择《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今案此章圣言，自西学东渐以来，甚为浅学粗心人所疑谤，每谓孔术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一语矛盾参差，不可合一，此其说甚似矣。特自不佞观之，则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苟通此义，则将见圣言自属无疵。又章中“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由术穷而生禁止之义，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
在一百多年前，当西方民主思想东进之时，就有人给孔子这句话戴上“专制”、“愚民”等帽子。严复以之为“浅学粗心人”之所为。在他看来，这种谴责缘两种情形：未将该句的字义搞懂，或者将孔子的语气读错。确实，孔子的“不可”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之语（“术穷之语”），与“毋”、“勿”等决然禁止之语不同。但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把此二字看做“十成死语”。
在那次讲演中，严复还以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为例具体说明了孔子这句话的有效性。就道德来说，严复引用了约翰·穆勒之名言：“道德乃方术，而非学理”（“morality not a science， but an art”），认为道德作为“所当然之事”，就是“由之事”，是未知而先行之事，“使必先知而后由，则社会之散而不群久矣”。就宗教来说，严复指出，“世间一切宗教，无分垢净，其权威皆从信起，不由知入；设从知入，即无宗教”。就法律来说，严复坚持，古今中外都存在让民知之的理想，但事实上很难做得到。社会越发展，法律越繁多，“欲明法典之统系与其解释请比之宜，每资专门毕生之学而后能之，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将法律之行无日”。严复讲演中总结道：“夫使民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而不可使知。”
在严复之后，梁启超主要依照《孟子·尽心上》中的话“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梁启超指出：“‘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义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曰‘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谳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梁启超还认为，“不可使知之”之“不可”，不是“不应该”，而是“不能够”。套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孔子这句话讲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
最后，再说一下对孔子这句话的另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采用这种断句，孔子的话就可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对政府的政策，如果百姓认可，就让他们执行；如果百姓不认可，就要让他们知道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光从形式上看，这样的断句也说得过去。但是，这种断句与传统上一贯的断句差距太大，而且，由这种断句而带来的解释太现代化、太理想化而令人难以置信。
综上所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能作为所谓孔子代表统治阶级的证据。进而言之，查遍整本《论语》，也很难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孔子一生所说和所做的，都不能证明他为所谓统治阶级服务。阶级斗争话语是我们接近孔子本真的巨大障碍，戴着此话语的有色眼镜去看孔子，我们就很难客观地看清春秋时代的孔子本人。
（二）
要看清后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也必须摘下阶级斗争话语这副有色眼镜。如果戴上这副眼镜去看后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那肯定也会歪曲它。
要研究后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首先要研究作为圣人的孔子。春秋时代的孔子是一位教师匠，而战国晚期至清朝的孔子是圣人。前者是孔子本人，后者是人们心目中的孔子。不少人认为，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李零确信：“去圣乃得真孔子”，他以此作为其关《论语》之著的书名。但是，在我看来，作为圣人的孔子也是真孔子。研究孔子本人是有意义的，研究作为圣人的孔子也同样有意义。理解战国以来的中华文明史，离不开理解作为圣人的孔子。如果把作为圣人的孔子一律作为假孔子，那么，这一段中华文明史在很多方面就会变成假的。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孔子普遍地被尊为圣人，是西汉中期的事。他们往往把这件事与董仲舒和汉武帝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系起来。例如，李零认为，孔子的弟子说“我们的老师是圣人，超过尧、舜的圣人。……其他门派的学生也纷纷仿效说我们的老师是圣人，同样是圣人。这些圣人，全都是民间圣人，没一个得到官方批准。得到官方批准，是到了汉武帝时，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那阵儿。圣人，汉武帝只批准了一个，就是孔子。……是汉武帝选择了孔子，就像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孔子是汉武帝捧起来的圣人”。“孔子是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李零的这些说法实在没有根据。在《汉书·武帝纪》中未见任何关他捧孔子为圣人的记录。全文提到孔子的唯一的说法是：“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这是汉武帝对孔子的灵活性的肯定，与他是否立孔子为圣人的问题完全无关。本纪还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也与此问题无关。细读《汉书·武帝纪》全文，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汉武帝捧孔子为圣人。读其他西汉的文字记载，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另外，《汉书·董仲舒传》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一般人认为，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得以推行。就算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能就此认定是他们两人捧孔子为圣人。在汉武帝时代，孔子早已是公认的圣人（详后文），根本不需要他们捧。李零认为有两类圣人：民间圣人和官方批准的圣人。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圣人来自民间，不存在所谓官方批准的圣人。墨子曾经被他的弟子们称之为圣人，但后来得不到全社会的公认，而孔子则不同：他不仅被弟子们称为圣人，而且在战国时代被全社会公认为圣人。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仲尼，天下圣人也。”由此可见，李零说：“圣人，汉武帝只批准了一个，就是孔子。”只是一句戏言。不是汉武帝选择了孔圣人，而是历史选择了他。因此，以为孔圣人是统治阶级的（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圣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
孔子之成为圣人，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将孔子称作圣人的，起初只有个别人，后来慢慢增加，最后人人都这样称他。这个过程很长，大概有两三百年之久，这就是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的那段时间。孔子在生时，就有人以他为圣人。《论语·子罕》记载：“太宰问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和子贡都以孔子为圣人，但孔子自谦，不以自己为圣人。在另一个地方，孔子又明确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在孔子去世后，以他为圣人者逐渐增加，这些人既包括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多传弟子，也包括其他人，甚至还包括他的对手。到了战国后期，以他为圣人者已经非常多。我们只要引用韩非子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韩非子是儒家的对手，当然也是孔子的对手。他批评孔子与儒家的立场，人所共知。但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这样说，由此可见当时以孔子为圣人的看法已经是一种公认的看法。李零之“孔子是汉武帝捧起来的圣人”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促成孔子成为圣人的，完全是民间的力量，而不是官方的力量，不是统治阶级的力量。
在确立孔子为圣人的过程中，孔子的弟子和多传弟子以及各种儒家的人物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指出：“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在战国初、中期，孔子后学分布各地，势力很大，成为一个很有社会影响的群体。他们共认老师或师祖孔子为圣人，这自然会影响到其他人。应该指出的是，他们以孔子为圣人，并不是出对他的迷信，而是出对他的才能、人格的敬重。例如，在立孔子为圣人方面表现最积极的孔门弟子子贡就只以智和仁来说明孔子为圣人。《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子贡看来，孔子由学不厌而显智，由教不倦而显仁，而既仁又智的人就是圣人。人们自然会问子贡：很多人都既仁又智，那么，他们也是圣人吗？我猜想，子贡可能会这样来回应：普通人可能有仁、有智，但是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程度都很一般，而孔子在这两方面的程度都非常高。因此，子贡的准确看法似乎是：高度地仁与智的人，就是圣人。由此可见，立孔子为圣人的孔门弟子，并不迷信孔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顾颉刚指出：“那时苦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情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从孔子没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孔子被许多人推做圣人，这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顾颉刚之言，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以下一点除外：孔子的人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学生的宣传。事实上，这种因果关系应该倒过来：因为孔子的人格伟大，所以，他的学生才宣传他。孔子的特别才能和人格吸引了众多学生。虽然孔子在生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并且确实也没有料想到身后有那么多人称他为圣人，但是，他自身的素质，为他日后成为圣人创下了基本条件，这也是他成为圣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弟子和多传弟子的宣传，对确立孔子为圣人当然起了作用。但是，如果说孔子之成为圣人，是弟子们吹出来的，那就言过其实了。李零说：“孔子是怎样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这种说法夸大了学生的作用，而贬低了老师自身的作用。
从战国后期到晚清，孔子一直在人们心中保留圣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他在德与智两方面都出类拔萃，超越普通人。这与孔子本人伟大的一面相一致。这也与“聖”（圣的繁体字）的原意（耳具敏锐之听闻之功效为聖，亦即聪明为聖）相一致。其次，他是人，而不是神，不具有神力，不脱离凡世。这与孔子本人的平凡的一面相一致。再次，他具有救世的责任感，挂念天下苍生，而天下人也对他具有很高的期望。虽然他不具有神力，但是，人们还是相信他具有特殊的力量。最后，他具有极高的权威，甚至比帝王的权威还高。因此，人们在说话或者写文章时，经常引用孔子之言。一般来说，他被看做是世间最权威的人。除了天的权威，没有比他更高的权威了。这几个特点在两千多年里保持不变，只不过有时某一或某些特点被强化或淡化，而在另外的时间里另外一种或多种特点又被强化或淡化。
在上述孔子形象的几个特点中，最后一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有一种通行的看法：孔子为维护帝王的统治服务。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情。事实上，孔子的权威大帝王的权威。从汉代开始，没有一个帝王敢公开说：我的权威高孔子的权威。司马迁说：
天下君王至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夫子，可谓至圣矣！
显赫一时的君王，去世后可能很快被人淡忘，但孔子却一直保持荣耀，被人“宗之”。上至天子，中至王侯，下至普通人，在讲六艺的时候，都要“折中”孔子，由此可见他的权威性，也由此可见孔子与帝王的关系：帝王要听孔子的。《汉书·贡禹传》也有类似的说法：“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这种帝王要“折中”孔子的关系在汉代是如此，在汉以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之时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以后，对孔子与帝王的关系之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是：孔子是帝王的辩护者、吹鼓手、护身符。例如，在20世纪初，有人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生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情。生活春秋时代的孔子本人，并未想到专为帝王立说，而后世作为圣人的孔子也不专为帝王统治辩护。以为孔圣人只是帝王的圣人，而不是民众的圣人，这种说法在辛亥革命之前从未有过。只要我们摆脱“革命”思维定势，就不难看到：从汉至清，圣人孔子是限制君权的一种重要资源。我们多见历代臣下以圣人孔子之言劝告君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劝告君王约束自己，不可胡作非为。请看董仲舒如何引孔子之言劝告汉武帝：“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由董仲舒之言，我们不难断定：他是用孔子之言限制君王，而不是用之维护君王的专制统治。自汉代起，像董仲舒那样苦口婆心地劝告君王的人，实在太多。
明代儒者吕坤之言对我们理解孔子与帝王的关系更有帮助：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而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任斯道之南面也。孔子与帝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圣权与王权的关系，或者说理和势的关系。帝王要听孔子的，这种惯例从汉代到明清一直都被遵守（虽然有帝王在实际行动中暗地里破坏了这一惯例，但他们起码在口头上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它）。根据这种惯例，当然是王权服从圣权。这也意味着势服从理。一般认为，明代的帝王专制比以前的都严酷，而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吕坤仍然坚持理尊势，圣权高王权。理尊势，也可以说道尊势。道或理至尊，是儒者的共识。
确实，从汉代起，帝王们公认孔子是圣人。他从帝王那里获得了“文圣”、“先圣”、“玄圣”、“至圣先师”等称号。辛亥革命以来，很多人认为，帝王们这样做是出维护专制统治的私心。不能否认有些帝王有这样的私心。但是，仅仅以私心来解释之，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为什么不说这是帝王们对既定现实的承认呢？为什么不说他们也像一般百姓一样发自内心地尊孔子为圣人呢？为什么不说他们从小读《论语》因而以孔子的教导来治国？除了一些开国之君外，大部分君王小时候都读过《论语》，而教他们的老师自然会灌输孔子是圣人的观念。康熙皇帝回忆说，他5岁开始读书，从不间断，累得咯血，仍然坚持。老师每日指定的儒家经典中的一段要念120遍，然后再背诵新的一段，直至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下来。帝王小时候的这种教育经历对他们成年时治国的影响，这一点很多人都未予以重视。
综上所述，孔子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圣人，而不只是帝王的圣人，不只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圣人。因此，曾被视为毋容置疑的鲁迅的名言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在“文革”时期，鲁迅的话具有仅次毛主席的话的权威性。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早就不把毛主席作为神了，但是，至今还有人把鲁迅作为神，这实在太不正常了。对此，本书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三）
既然孔子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圣人，那么，尊孔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经过20世纪频繁的反孔，“尊孔”这个汉语中本来是很平常的词，在很多人的心中具有了独特的含义，它经常与“反动”、“保守”、“专制”、“复古”等词有联系，从而使它们成为该词的“附加值”。将这些“附加值”固定化，应该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大“功劳”。众所周知，这场运动形成了一个基本结论：“反动派”都是尊孔派或者说尊孔派都是“反动派”，“革命派”都是反孔派或者说反孔派都是“革命派”。这场运动形成的其他很多荒唐结论，后来都被抛弃了，但是，这个结论却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牢不可破。例如，在21世纪，还有人说：“儒家文化命运变迁的历史证明：凡是维护专制者都尊孔，凡是倡导民主者都反孔。”“历代帝王都尊孔，是想用孔子的理论为专制服务，再用御用文人进行不断地篡改充实利用改造，创建一整套的封建专制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规范。”还有论者把这个结论推到外国人身上，把20世纪初在华西人中的尊孔派也作为“反动派”，认为他们与中国的尊孔派结成反动文化大同盟：“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尊孔复辟的中外反动文化大同盟。在中国的一方，是以溥伟为代表的亡清皇室贵族集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军阀复辟集团和以张勋为代表的旧军官、旧官僚集团，他们掀起了尊孔复辟逆流；在西方的一方，以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殖民主义者庄士敦等为代表的‘中国通’纷纷来华‘讲学’、‘访问’，发表了他们的尊孔观，呼应尊孔逆流。……他们对中国旧文化借尊孔抵制、阻碍新文化运动乃至民主主义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动作用。”查中国期刊网，从1990年至2009年上半年，题目中有“尊孔”一词的文章共六十多篇，其中大部分都有与上述引文类似的话，都以该词为贬义词，都坚持或基本上坚持“批林批孔”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个荒唐结论。其实，并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支持这些文章的说法，只是批孔的强大惯性让这些说法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
但是，在海外华人社会、台湾、香港、澳门，不存在以上这些说法。如果海外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在读大陆出版物时看到它们，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承认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可以说都是尊孔的。创办1906年的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经过了一百多年历史，成为当地名校。南洋华人尊孔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大陆人们以“尊孔”为贬义词的习惯，阻隔了他们与其他地区华人的文化交流，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统一。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方，“尊孔”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在这些地方，很多人属尊孔派。因此，以“尊孔”为贬义词，也阻碍了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等的文化交流。
下面，我要大胆地为尊孔辩护。我才不怕人家说我是“反动派”呢。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表明：许多骂人家是“反动派”而自我标榜为“革命派”的人最终被历史唾弃。梁效、罗思鼎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以散播“革命”舆论、批判“反革命”舆论而著称，但最终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我敢说，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那些说法，以后也将会成为历史的笑柄。我要为之辩护的尊孔并不是对孔子的盲目崇拜，不是迷信孔子，而是包含三层意思：尊重孔子、尊敬孔子、尊仰孔子。兹分论后。
尊孔的第一层意思是尊重孔子。被尊重的孔子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任何一个人都有尊重他人的义务，也都有被他人尊重的权利。这是为人最基本的要求。孔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尽管早已去世，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谩骂一个人，是对一个人不尊重的常见形式。例如，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期间以“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等话骂孔子，是对孔子的不尊重；现在李零以“丧家狗”说孔子也是对他的不尊重。因为该词有通用的强烈贬义，这种贬义已经固定化，而李零个人对它的奇特解释并不通用。谩骂孔子的人，20世纪有，21世纪也还有，不过，他们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骂孔的时代早已过去，尊重孔子是多数中国人的呼声。假如孔子活到现在，我想，他也会说：请尊重我，不要再谩骂我。70年代的骂孔，以其极端的荒谬而载入史册，后人要永远引以为鉴。
尊重孔子，不仅包括尊重孔子本人，而且应该包括尊重历史上的孔子形象即后人心目中的孔子。既然从战国末期至晚清，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地位。尊重历史事实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有人以为后人心目中的孔子是假孔子，因而要“打假”，这实际上也是对孔子的一种不尊重，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
尊孔的第二层意思是尊敬孔子。被尊敬的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超出了普通人而具有超前的智慧、非凡的行为、闪耀着永恒光辉的言论。他的思想之丰富、深刻，他的教育之成功、有效，早已被人反复论说，而我只这样说就够了：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家和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值得人们永远尊敬。他可以荣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当之无愧。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就有这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两千多年后的中华儿女不尊敬这样的人，那确实很奇怪。
众所周知，仁是《论语》中最重要的、被孔子论述得最多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多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爱人。爱人的反面就是恨人、斗人、打人、骂人。从“文革”前十七年至“文革”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年，中国大陆的教育都贯穿一种理念：没有普遍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只有具体的、阶级之爱，因而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要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必然要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这种理念之下，对“阶级敌人”的斗、打、骂就是很自然的事。那时候的大陆中国人接受了过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崇拜的教育，而严重缺乏爱与同情心的教育。“文革”之中学生打老师的种种疯狂行为，可以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得到某种解释。毛泽东在60年代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广大学生响应这一号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修好这一门主课。学校是他们修这门主课的最方便场所。在学校如何实践阶级斗争？老师是“统治阶级”，学生是“被统治阶级”，因而“革命”学生起来造“反动”老师的反就是最好的校园内的阶级斗争。这些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是反对仁者爱人的孩子，看着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明白孔子仁者爱人的价值，就会明白为什么必须尊敬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家孔子。
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反观两千多年前，在人类所有文明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教育家像孔子这样说、这样做。通过与所谓教育阶级论的比较，就很能凸显有教无类的价值。对此，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赘。
尊孔的第三层意思是尊仰孔子。被尊仰的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伟人、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的圣人。孔子不仅仅是春秋时代的那个教书匠，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载体和价值载体。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承前启后的人物，孔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两千多年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文化。柳诒征说得好：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不敬孔子，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不敬中华文化。看不到或否定孔子与中华文化的高度相关性，这是20世纪反孔人士的一大误区。除一部分全盘西化论者外，他们都不敢说自己不敬中华文化，但是，将他们的反孔言论推下去，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际上不敬中华文化。
不少人认为，孔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跟老子、墨子、庄子等人并列，因而不能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确实，孔子是诸子之一，但是，还应该看到：他是诸子中最有影响之一“子”。无论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以后，其他“子”在影响力方面都比不上孔子。对此，仅仅从孔子的学生人多势众这一点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孔子的思想与人格，使他比其他“子”更有吸引力，更能代表中华文化。孔子完整而深入地继承了六艺，并非常成功地以六艺教学生，而六艺是上古文化的集中体现。显然，孔子在继承上古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子”做得好。因此，柳诒征才会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不仅有传承，而且有创新。他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新时代，这是“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圣人？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对持肯定的答案的人来说，本土的圣人应该比外来的圣人好，这可以成立吧。对他们来说，尊仰圣人孔子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对持否定答案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有历史的观点，承认孔子在历史上的圣人地位。孔子在战国末年至清这两千多年中作为圣人被尊仰，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就算你认为我们今天不需要圣人，因而你不尊仰孔子为圣人，你也要承认：孔子在两千多年中被作为圣人尊仰过。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早已多元化。因此，我不能强迫那些坚持我们今天不需要圣人的人尊仰孔子。但是，我奉劝他们承认孔子被尊仰的历史事实，不要解构孔子在那两千多年中的圣人的地位。对他们来说，历史与现实可以分开。当然，对那些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圣人的人来说，历史和现实则连成一体。
以上三种意义的尊孔，从低到高，从弱到强。尊重孔子，是低度的尊孔；尊敬孔子，是中度的尊孔；尊仰孔子，是高度的尊孔。低度的尊孔，应该可以成为人人接受的共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倡中、高度的尊孔。尊孔，就是尊中华文化，就是尊中国传统，就是尊中国人。我实在看不出尊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相反，倒是贬孔而尊“打倒”、尊“斗争哲学”、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尊孔无罪，而20世纪有太多的反孔有罪。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尊孔，可以包括祭孔。在传统中国，祭孔是尊孔的重要形式，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这种形式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才恢复官方祭孔（民间祭孔子在80年代中期恢复）。恢复祭孔，应该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祭孔的历史与孔子被公认为圣人的历史一样长，祭孔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孔是人们表达尊敬孔子和尊仰孔子的最庄严的方式，而且可能还含有比尊敬和尊仰更高级的东西。在平时，人们内心尊孔，而在祭孔的时候，人们将尊孔仪式化、严肃化、程序化、外在化。在庄严肃穆的祭孔中，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
祭孔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民俗。过去60年，在“反封建”、“破除迷信”等名义之下，多数中国民俗遭到空前的破坏。很多有识之士对此伤心不已。在21世纪，珍惜民俗，保护民俗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值得高兴的是：曲阜祀孔大典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由国务院2006年5月20日公布。如果将它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会是更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不过，那些受长期反孔惯性影响的人士却对恢复祭孔忧心忡忡。例如，徐友渔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反动的军阀、政客常常大搞祭孔和尊孔读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纲常礼教取代自由平等，反对民主共和。我们经常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应该记得一个世纪之前经常导演的这一类丑剧和闹剧，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理性的正气。”作为一个在共和国成立时已两岁、在“批林批孔”时已成年的人，徐友渔为什么不说他亲眼目睹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丑剧和闹剧呢？既然在近现代史上，大搞祭孔的是“反动的军阀、政客”，那么，现在参加祭孔的人也属“反动派”了。在徐友渔看来，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是“正气”，而祭孔就是“邪气”了。他其实还在遵循反孔派是“革命派”，尊孔派是“反动派”的逻辑。丑剧和闹剧过去几十年了，但其逻辑仍然起作用。
不错，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祭孔和尊孔活动。一般论者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在为恢复帝制造舆论，而那时响应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被认为迷恋帝制，反对共和。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但是，这种所谓的定论事实上没有什么根据。在祭孔和尊孔开始之时，袁世凯明确表示拥护共和制，他只是要用孔子之学来恢复秩序，维系人心，保持民彝。他坚持，孔子之学并不与新的政体有任何矛盾。而其他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也有同样的意图和看法。后来，当袁世凯有意恢复帝制的时候，他也没有以孔子之学为之辩护，而只是强调共和制不符合国情民意。有论者客观地评论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这些提倡尊孔的人因其政治主张的差异而不同，但在根本点上，他们认为孔子的学说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持续稳定的根本条件，其思想原则不仅合乎帝制时代，即使与民主共和的原则也并无根本的滞碍。一般说来，这些尊孔倡导者并不反对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内容的共和原则，他们承认这些原则迟早都应当在中国得以实现。因此，他们反复论证的也只是这样两点：一是实现共和理想的手段与途径离不开孔子学说；二是孔子学说合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但是，这些公平之论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很多人囿褊狭的意识形态而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
有人可能会担心：今天提倡尊孔，会使迷信孔子“死灰复燃”。他们进而担心这样会使过去30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失效。我理解这些担心，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现在，普通中国人的理性水平已经非常高。而且，媒体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还在不断地推进这种水平。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批孔的人夸大了传统中国中存在的对孔子的迷信。其实，这种现象主要在民间存在，但士人中很少存在。历代儒家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均不迷信孔子，而是理性地对待孔子。
还有人可能会担心：今天提倡尊孔，会退回到所谓“独尊儒术”的局面。首先必须指出，在董仲舒之后直到晚清，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独尊儒术”的情形。辛亥革命之后，有人为了魔化传统政治，就说存在两千多年的思想专制，以儒家学说一统天下，为政治专制服务。这种说法离历史的真实太远。就算董仲舒有“独尊儒术”的意图，这种意图也没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实现。魏晋玄学的发展、隋唐佛教的繁荣、晚明“三教合一”说的流行等，都说明了儒家事实上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不过，可以在假定存在“独尊儒术”的理念的前提下来考虑前述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更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倡尊孔，并不排斥尊其他人或其他学派。例如，如果有人提倡尊重老子、尊敬老子、尊仰老子，我不会反对。
在结束本部分之前，我还想再说一下更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孔子是否要被尊为教主？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基督教对中国的冲击而产生的。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等人极力主张立孔子为教主、立孔教（儒教）为国教，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抗衡基督教，为了捍卫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尊严。其良苦之用心，一百年过去后，我们还能昭昭明之。不过，康有为的另一弟子梁启超却反对老师和师弟的做法。他说：
孔子……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着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吾言之外皆不可信，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
梁启超之说，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不过，在民国初年，要国会立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很高，而最后国会讨论的结果是，未达到法定的票数支持立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虽然如此，由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等人主持的孔教会的活动，仍然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我个人对尊孔子为教主的言论有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不主张今天的尊孔包括尊孔子为教主，其基本的理由是：“教主”一词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很难被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