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功名 振家声 布政巡按
通官府 聚信息 左右逢源
捐功名 交官府 财运亨通
中国古代对不同阶层房屋的规格和装饰是有定例的，屋顶上张嘴兽为官宅，闭嘴的兽是商宅。而晋商的住宅中，多为张嘴兽和闭嘴兽并存，这是因为很多晋商是官商身份，这种身份既带给他们财运，又给他们带来厄运。
在我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使商人始终无法取得与其他阶层平等的社会地位，商业常常作为末业为社会上层所抑制，人们往往因为商人带有寄生性而蔑视之。封建国家总是试图通过禁榷、专卖、官商等制度将商业纳入宗法专制政体进行管理，发源于宋、兴盛于明的边疆互市贸易，明代前期所执行的开中采办制度以及清廷所控制的十三行贸易，官商结合的晋商宅第均为政府将商业纳入政府管制的一种体现。
中国古代商人在职业地位中是排在底座的，而社会的各种权力则集中在金字塔的顶尖和上层。换言之，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官僚政府是社会权力的持有者，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处于这样的地位和这样的社会，商人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他们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只能想方设法攀附官府和官吏，依靠他们来替自己说话。而官府和官吏也需要商人做一些自己不便做的事。权钱交易则是二者建立种种纵横交错的相互需要关系网的基础或者说交换的筹码。晋商比任何商帮都更加清楚商人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因为他们的起家就是依靠了政府的政策，他们的发展和繁荣也是由于充分利用了与政府的关系。
明代，晋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封建政府对边境用兵或其他边疆政策而迅速崛起的，即明初实行的缴纳粮食换取盐引，明中后期的北方互市贸易。他们对封建政府存在着先天的依附性。商人在无法取得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明清时期，官与商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与封建政府连成一体的皇商、官商，有与封建官吏交情深厚的大商人，也有始终为人鱼肉的独立中小商人。而晋商是属于前者，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官府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向官僚权贵靠拢，寻求政治靠山。晋商拉拢官府通常采用贿赂、明清冶盐图收买、帮助升官和结为姻亲的手段，双方互相利用，相得益彰。在很多时候，官僚依靠商人的财力支持而升迁的，商人凭借官僚的权力去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式实现两者的一体化。封建社会中对一些商品进行垄断经营，这种专卖政策使商人不断向官府靠拢。明清时期，山西大商人主要经营的种类多为盐、茶、铜、铁等封建政府专卖或严加控制的商品，后期的票号也同封建权利曾存在着密切联系。山西商人许多转为官商，去经营国家所控制的食盐、茶叶等垄断商品，从商业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在晋商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曾注意同官府建立密切的关系网，以谋求商业利益。到明代后期，官与晋商的关系十分紧密，官商合一的趋势日益加强。
在开中制中，北边商人只限于富商。晋商通过贿赂军官，勾结权贵承办边镇军需物资，进行领导经营，许多晋商因为经营盐业而家产巨万。在明代前期的茶马互市中，就有许多晋商依附于官吏而获准贸易的机会。
晋商从自身利益出发，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规则的制定与变迁。明代，晋商通过朝中山西籍官员的活动，对政府边塞政策的制定曾产生过很大影响。隆庆议和与对蒙贸易的茶马市场，实际上就是在他们直接推动下完成的。明代蒙古地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茶叶、药材等商品，但双方又处于敌对状态，明朝对蒙古进行贸易也是有限的、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朝贡式贸易。明中后期，蒙古屡次请求开放边塞互市，以解决他们对布帛、茶叶以及其他日用百货所需，但朝廷对蒙古势力不放心，双方的互市时开时闭。隆庆年间，事情出现了转机，起因是几年前，俺答汗抢夺了孙子巴那吉的未婚妻为自己的妃子，巴那吉一气之下带领人马投靠了明朝。俺答汗曾带兵侵犯边塞，想要回孙子，双方曾有多次战争。几年后，俺答汗思孙心切，主动向明朝求和，并要求重新开放互市。消息传来后，与蒙古和议再次成为大臣们争议的焦点。这一日上朝时，万历皇帝让群臣商议定夺，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侍郎张四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主张议和与开马市，倾心于和议。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对鞑子不能信任，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用武力解决。大殿之上顿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皇帝一看这天根本无法理出头绪，宣布退朝，以后再议此事。
张四维返回自己住宅时，他老家的几位奔走于边塞的大富商早已在客厅等候他多时了，见他回来赶忙问朝议的情况。得知朝廷仍然没有定夺后，他们告诉张四维山西很多人都和鞑子做生意，这买卖利润极高，只是朝廷和鞑子战和不定，他们的生意也大受影响，听说这次鞑子主动求和，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力劝张四维拉拢朝中权贵，达成议和。
当晚月上枝头时，张四维去张居正府拜访，两人见面寒暄了半天后，张四维就引入正题，他问张居正：“张相，今天在朝廷之上，大家对鞑靼的乞和议论纷纷。一直也未见大人表态，明日皇上一定会重议此事，不知您是主和还是主战？”
张居正捋捋胡须，不露声色答道：“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要听圣上的意思。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张大人，你说是吗？”
张四维以退为进缓缓说道：“这倒是，鞑靼屡和屡叛，朝廷政策稍有闪失，受苦的就会是边塞的百姓。前几年张相主张议和，朝中就有人反对，皇上听从主战大臣的主张，边塞烽烟四起，鞑靼攻退无常，虽然杀了数千名鞑靼，但边塞的百姓叫苦不堪。听说有些官兵为领赏，杀了老百姓充人数，这些你大概也有所耳闻吧？”
明代张居正像张居正听到这里，脸上的肌肉不禁抖了一下，此事正是他的心痛之处。当年他曾反对用战争解决蒙古问题，结果皇帝因边塞战功显著，对他颇有微词，朝中反对他的人也乘机说他接受了鞑靼的好处，才处处为之说话，这令他暗中气恼不已。这次若议和成功，正是他要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好机会，他一定得抓住这一机遇，眼下他最重要的是找几个意见相同的大臣，力主议和，看来张四维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里，他抬头微笑着对张四维说：“张大人，此事我也听人说起过。自我朝开国以来，北方蒙古人一直是我们的心腹之患，现在蒙古实力大不如前，也有诚心议和开市的愿望，主和不失为上策，只是这次如果朝中主和的大臣太少，不足以说动皇上呀，其他人又该说我的闲话。不过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哪怕是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只要对得起普天下的百姓和皇上，咱们这些做大臣的在所不辞。”
张四维此时终于放心了，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议和的事几乎成功了一半。他起身称赞道：“张相为国为民之心，日月可鉴，我先代边塞的军民谢谢张相。”当他把两颗夜明珠和红珊瑚送给张居正后，走出张府又赶往高拱的家中，用同样的办法说服了高拱。在张四维的拉拢下，次日张、高力排众议，朝廷同意了在长城沿线开放蒙汉互市政策。议和开互市过程中不难看出山西商人起的推动作用，如果边疆互市开放，他们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将使他们获取巨额利润。因此，通过在朝中做官的家族在朝中鼓吹议和与开马市不遗余力。后来，王张两家又结为姻亲，这样他们的势力大增，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商人家庭。从中可以看到山西人用政治势力，影响政府政策决策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的一面。
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清道光十年（1830），明清政府在盐业中推行纲盐制，纲册上没有的不能进行盐业运销，晋商则因为同官府的密切关系而在淮浙等盐场中占有很大部分的经营权。各大商帮都想与封建权利保持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晋商尤为突出。早在清政入关前，一些晋商因为在张家口经商，频繁往返于山海关内外，为满族统治者输送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明末，在张家口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并有著名的八大商人，他们的服务获得了充分的回报。清入关后，八家商人成为皇商，他们以特权经商，生意兴隆，家产也随着他们亦官亦商的经营迅速膨胀起来，成为资产上千万的大富商。清初，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对蒙贸易，实行部票制度，无票照的商人不得进入蒙旗贸易。部票的颁布大权由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掌管，晋商因结交皇帝、官府而被恩赐给许多“部票”“龙票”，这就是所有恰克图贸易的商人都是山西商人的原因。清前期，赫赫有名的皇商范清代衙门图家也是因为低价承运军粮，获得了盐业经营权和对蒙私人贸易权。晋商是伴随着清王朝征伐而扩展自己的商业，增加自己财富的晋商更加重视维持和促进这种关系，从皇宫大内到读书士子，权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晋商与他们结交的身影。
清代边疆贸易图 通信息 巧获利 近水楼台
晋商通过官商关系不仅在既定的政府政策中获得了更多利益，经营着特权商品和业务，而且还能从中获取及时的商业信息。我国封建社会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操纵，官府在很多时候都是市场信息的基础源。因此，晋商不仅注重一般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也对朝廷内的动向非常熟悉，诸如政府军事行动、皇帝外巡、官员调任等常常了如指掌，对于到各地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来说，通过结交各地官员获取大量高效廉价的市场信息，是其开展大规模大范围长途贩运贸易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