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东部地区依靠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中西部一些地区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和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的重型工业经济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在当时的条件下，适应了市场能源原材料供需偏紧的形势，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单独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很快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源越来越少；二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商品市场已摆脱了“短缺经济”的特征，不断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轨。特别是全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以原材料消耗为主的企业冲击很大，资源型产品“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时期已经结束，单纯依靠资源优势形成的经济优势已不复存在。但资源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能改变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经济存量还必须依靠资源经济，特别是对于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的地区，这一点尤为重要。由此，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资源经济的增长受到了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地区还要依靠资源经济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实质上描述了物质是具有惯性力的。有效解决这一对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延伸资源经济，发挥资源经济的惯性力。“延伸”二字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合理规划，科学使用资源，延长资源服务年限；更重要的是提升资源型经济，推进资源型产品的延伸、转化，实现初级产品向终端消费品的转移，最终实现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一）自然资源的概念、分类及其经济价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对这一定义，应该怎样理解呢？其内涵是：自然资源是处于自然状态或者没有被加工过的状态的物质，如果已被开发或开采并运用于生产和经营，就不再属于自然资源；作为资源，必须是被人类发现的有用物质，并且人类了解其用途；资源的用途和价值表现在资源可以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变成各种各样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或者可以直接进入消费过程，以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自然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同一种物质，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点会有不同的用途或价值，比如，空气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随意消费的物品，不存在稀缺性，也就不属于资源，而在一些狭小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如宇宙密封舱，空气（主要指其中的氧分）是非常稀缺的，因而也就有很大的价值；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传递，人们也会不断发现新资源，从而不断增加自然资源，改善并提高自然资源的质量。
按照自然资源的增殖性能，一般可将自然资源分为以下三类：
（1）可再生自然资源。如太阳能、风、水力、地热和温泉等，可连续往复地供应。
（2）可更新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生物资源，即能自我繁殖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森林、草地等。
（3）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主要指矿产资源，如金属矿藏、核燃料和化石燃料等。这些矿藏的形成周期往往以百万年计，开发利用一点就少一点。此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壤资源，其形成周期虽较矿产资源短，但与消费速度相比，也是十分缓慢的。大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表土层约需要100～4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许多水土流失区或风蚀地区，一年剥蚀掉的表土就达几厘米。因而，土壤资源本质上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当使用某种资源的边际成本大于零，即该资源具有稀缺性时，稀缺性导致竞争性使用，使得以价格调节供求成为必要。这样就产生了资源的经济价值。
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通过开采、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和自然资源使用中所带来的收益的比较来衡量的。自然资源的收益和成本共同决定了其经济价值。当出售或使用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既定时，使用自然资源的成本越低，资源的经济价值就越高；当使用资源的成本既定，提高使用资源的收益，可以提高资源的经济价值。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对这一问题较早地进行研究的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具有超过生产扩张的趋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最终会导致报酬递减。李嘉图重点研究了经济发展受到有限土地资源的限制，认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是扩大生产的主要障碍。他们断言，由于自然资源短缺的制约，经济增长迟早会减慢甚至停止。这种观点的长期流行成为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教条。
1968年，罗马俱乐部讨论人类目前和将来的处境，并委托麦多斯把讨论情况整理成书。麦多斯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是：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其共同特点在于它们的增长都是指数增长。麦多斯把这五个因素综合起来考察，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建立起世界模式，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以后，人口和工业仍维持着指数增长，但迅速减少的资源将成为约束条件使工业化不得不放慢速度。由于世界粮食短缺、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这种模式被称为“世界末日模式”。这一理论受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麦多斯等人被叫做“带着电子计算机的马尔萨斯”。
现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持乐观态度。他们坚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够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一方面，随着地质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极大的可能发现更多的能源；另一方面，在现有资源条件下，通过技术进步，资源替代范围的扩大，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不足。尽管开发新资源会花费一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相对来说是较小的。著名的世界资源专家齐默尔曼曾经指出，首先资源属于高动态函数概念，未来年代里资源是否充分的问题涉及更多的将是人类的智慧，其次才是自然的局限。因而，他认为自然资源不能构成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
能够肯定的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首先，在某个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如果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可以通过原料出口获得较高的收入。收入的增加还能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其次，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可以为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提供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到资金缺乏的制约，自然资源丰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起步，并有利于经济持续、深入地发展。
但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利条件，却不是充足条件。世界其他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非洲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产量却极其低下，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低下。而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人口来说耕地面积很小，但在最近几十年中，由于推广了小麦和稻米的新良种，产量提高了两倍之多。玻利维亚、赞比亚和扎伊尔等国的自然资源较丰富，但战后几十年来经济并不富有，而新加坡、韩国这些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储备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稳定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了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自然条件对人类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小，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自然资源的储存量或探明储量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强调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也不能过于乐观地强调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对所拥有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在国内使用资源时，应节约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防止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如果资源用于出口，出口资源所得收益应进行有效经营，促进国内经济全面发展。
（三）资源经济的衰退
造成资源经济衰退最普遍的原因，是由于资源的耗竭。有许多地区都是依靠本地丰富的资源，发展起一系列相关的产业，形成一个由主导产业带动辅助产业的局面。不过，随着对资源开采时间的延长，区域的资源优势逐渐归于枯竭，尽管建筑于其上的各种产业仍在运转，但成了无米之炊。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后凯对我国中西部资源导向型发展战略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一个地区单纯依靠采掘和原料工业的发展，走“卖原料”的路子，往往是难以启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的。一方面，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由于产业链条较短，加工层次低，主导产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没有按照生产联系形成一个紧密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从而很难带动周围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且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也容易因地区资源的枯竭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形成大起大落的局面，严重时甚至会产生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衰退。
例如，英国北部煤田地区、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洛林和诺尔—加莱地区，以及美国东北部地区等一些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和城市经济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有些地方，诸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20世纪初叶，曾因淘金热而兴旺一时，人口最多时曾达100多万，随着淘金热的过去，人走屋空，许多当年的城镇已成为“鬼城”，年深日久，破败不堪。同样，我国许多资源型工矿城市和地区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些地方由于经济结构单一，给本地就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当所依赖的矿产资源开始枯竭时，这种经济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的过度和无序开采造成环境恶化，带来了资源经济的衰退。当人们只注重产值增加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条件的变化，忽视环境恶化的副作用，而实际上资源型经济地区超重型的工业结构、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巨大冲击是惊人的。以全国最大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省为例，据环保部门监测，全省境内24条主要河流曾经有83%的河段受到污染，21个主要城市曾有18个大气质量超过国家三级标准。环境恶化之后，首先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又对经济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此外，在许多产煤区，由于一度出现的管理混乱、私采滥挖，不仅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惊人浪费，使资源枯竭提前到来，而且使大片土地塌陷，农田和基础设施被破坏，一方面投资条件的恶化，使投资者止步不前，不敢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引发大量经济纠纷，产生了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由于区位、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也会引起资源经济的衰退。
二、中国的资源形势与资源危机
（一）世界资源形势与中国资源状况
当前，世界性资源危机已十分严重。尽管科学技术近几十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资源危机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相反却愈演愈烈。以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为例，根据最近确认化石能源埋藏量和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化石能源的使用寿命。除了化石能源外，目前大量使用的所有金属矿物都将在几十年内面临枯竭，这是目前的科学技术尚无法克服的危机。
对于我国的自然资源，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认识来源于中小学课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正确地看待我国的资源状况，必须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从总量看，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位居世界各国前列，品种和门类几乎应有尽有，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
从上述两表中可以看出，在非矿产资源上，我国的总量非常丰富，各项资源均居世界前列。如耕地面积第四，可利用草原面积第三，森林面积第七，可开发水能资源总量高居世界首位。在矿产资源上，目前世界上已有的矿产种类在我国都已找到，其中45种主要矿产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大矿产国。能源资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矿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黑色金属矿产方面，铁矿的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锰矿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三名，已探明的二氧化钛储量相当于其他各国钛矿探明总储量的两倍以上。有色金属方面，钨、锑、锌、汞、铝的探明总储量均居世界第一，铅、铜、锡、镍、银、金均居世界前列。稀土资源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仅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的探明储量就相当于国外稀土矿探明储量的4倍以上。此外，硫铁矿、重晶石、磷矿、盐类、大理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二是从人均占有量看，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严重削弱了我国在资源总量上的优势，使得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又是世界上的“资源贫国”。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人均拥有的矿物能源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前苏联的1/7.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居世界第53位。在其他主要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拥有量都较低，如中国的人均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世界主要大国，并且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人均资源拥有量还将迅速下降。由此，带来了总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自然资源存在着绝对短缺的现状。如我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左右，而供给却占世界的21%，人口的食物、部分工业品生产原材料等的需求，显然存在绝对数量上的短缺。
三是从资源构成来看，也存在有相对短缺的问题。一方面，总体资源中某些重要资源不足。如石油、天然气、铜、金等矿产储量不足，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同类资源中质量差别悬殊，低劣资源占有较大比重。如我国石化资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重低，煤炭等劣质能源所占比重高。铁、铝、铜、硫、磷等矿种都以贫矿居多，富矿很少。其他矿产资源，如锰、锡等，也多是含杂质多、品位低的贫矿。再如我国的土地资源，在土地总面积中，7.4%是沙漠，5.9%是戈壁，4.8%是石山，1.6%是寒漠，0.5%是冰川和永久积雪。也就是说，我国约有20%，即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难以开发。即使在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到79%，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只占40%。再一方面，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不少自然资源在开发条件和环境上有些不利因素，开发成本高而收益低，导致资源的经济价值不高。如西藏的玉龙铜矿，探明储量占全国的10%左右，且品位高，但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在一定时期内难以重点开发。再如柴达木盆地盐湖中的钾盐，占全国的90%以上，开采也较为容易，但青藏高原海拔太高，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十分不便。虽然我国每年都需要数量极大的钾盐，却受条件所限制，不得不花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
综上所述，我国的自然资源形势可以概括为：总量大，人均少，质量差，开发难。我国的资源形势十分严峻、不容乐观，必须尽快树立起全民的资源忧患意识。
（二）中国的资源危机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起了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发展的不断推进，可以断言，中国的资源危机已经或者即将来临。其主要表现为：
1.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加剧
资源供给和需求从来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如前所述，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冲削了资源总量的优势，客观上便存在供给不足、需求有余的危机。现在，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消费资料在品种、数量、质量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尤其是汽车、住宅、电信产品等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涌现，使人口增长作为分享资源消耗的“分母加权效应”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据联合国《人口年鉴》的资料显示，1960～198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增加到48亿，增长60%，而同期世界能源消耗增长130%。究其原因，是由于同期人均能源消耗增长45%所致。我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并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情况可想而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所以带来了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200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22.25亿吨标准煤，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消耗的钢材、水泥等已跃居世界第一。以高能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再也难以为继，这对必须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另一层面来讲，人口对资源的消费往往都不是直接的，而必须有一个对资源的生产过程，即国民经济是以自然资源为支撑的。比如，土地、矿产、海洋等国土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国土资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直接支撑度在40%左右，影响波及面达70%。21世纪上半叶，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世界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强度大，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在整个经济增长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加剧。据专家测算，到2010年，我国45种重要矿产中，可以保证需求的只有23种；到2020年，仅有6种。到2010年，我国矿产进口量将达2亿吨左右，到2020年进口量将达2.5亿～3亿吨。2030年，到我国人口高峰期，耕地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大，耕地短缺的问题将日益严重。再如，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340立方米，居世界第88位。按国际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为严重缺水，我国有18个省区市、30%的国土、60%的人口处于严重缺水的边缘；按人均拥有水资源量1000立方米为人类生存起码需要量来衡量，全国有10个市省区、11%的国土、1/3以上的人口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全国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粮食减收200亿～300亿公斤。
总之，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受“加权分母效应”的影响将持续下降，资源需求增长引发的供需矛盾也将更加尖锐，资源稀缺将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尽管科技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的压力，但总体上仍将加重资源的负荷。同时，由于外汇支付能力有限，加之世界性资源危机加剧，进口也将受到诸如价格高昂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依靠进口完全缓解中国的资源短缺问题。
2.成本和收益的矛盾突出
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由其成本和收益共同决定的。成本高，收益低，经济价值低，这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十分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无序的开发利用，加大了成本，减小了收益。长期以来，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粗放、浪费严重，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相对短缺问题。例如，我国在用地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造成大量土地的闲置，浪费了宝贵的耕地资源。有一段时期，我国提出“有水快流，大矿大开，小矿小开”，出现了大小矿山企业一哄而上的情况，“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其真实的写照。许多小型矿山企业技术落后，“采富弃贫”，把一些易于开采的富矿挖得千疮百孔，根本不可能成规模、有效地开发，结果资源浪费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2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30%，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0个和20个百分点。又据专家测算，如果我国金属矿山回收提高10个百分点，就会节约几千万吨的矿石量，相当于新建十几座大型矿山。
二是受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制约，加大了成本，减小了收益。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靠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主，靠资本、靠科技加速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单就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因受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和地质多旋回性的作用，多种矿产资源的组成较为复杂，共伴生矿床较多，这就要求有较高的分选冶炼技术。而我国有些技术尚难达到应有水平，制约和影响了综合性矿床回收率的提高。即使是单品种的矿床，因生产工艺的总体落后，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1953～1992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12.9倍，而一次性能源消耗增长了20.1倍，钢材消耗增长了38.3倍，生铁增长36.3倍，水泥增长86.5倍。我国单位GNP的钢材、铜、铝、铅、锌的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能源对GNP产出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所以，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是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带来了环境的急剧恶化，加大了成本，减小了收益。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更是不可回避的，造成的成本加剧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可弥补。
3.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尖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由于受利益驱动的自然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往往是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环境恶化蔓延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甚至还在加剧。这种矛盾的尖锐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我国是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荒漠化给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全国因土地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多亿元。更为严重的是，土地荒漠化面积每年仍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二是森林资源锐减。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森林生长量。大、小兴安岭林区已经过量开采，南方某些林区的开采也已经到了极限，森林资源日益枯竭。多年以来，四川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为11：1，四川全省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锐减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12%。黄土高原在3000年前是林木遮天、水草丰盛的地方，如今森林覆盖率只有6.1%，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和气候十分干旱的地方。
三是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我国每年流失表土总量达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被剥去1厘米的肥土层，经济损失100亿元。占国土面积38.2%的水土流失面积区域内的河流，以高含沙著称世界。黄河下游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抬升，已高出地面3～10厘米，成为地上悬河。长江每年流入泥沙5亿吨，已超过黄河入海泥沙1/3.由于淤积，全国损失水库库容累计200亿立方米，相当于废弃1亿立方米的水库200座。
四是草原生态呈衰退趋势。我国天然草地主要分布在利用条件较差的山地或高海拔区域，此类地区多为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因这些地区草地植被破坏严重，现成为水土流失多发区和沙尘发生区。而平原草地却因利用条件便宜，在逐年增大的拓荒中，面积正在减小。特别是牧业生产者掠夺式的经营，超载过牧，重用轻养，甚至滥用，致使草原生态系统失衡，生产力下降。现在，我国约有0.87亿公顷、占总量近22%的草地沙化、退化、盐渍化。这是我国沙尘暴灾害和黄河频繁断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就占了156种。
这三对矛盾的凸显，表明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缓解这些矛盾，巩固资源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必须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支撑。
三、可持续发展与21世纪议程
前面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构成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工业革命前，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以农业经济为主，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自然对于人类的反作用力表现并不明显。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漫长而稳定，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工业革命除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之外，很重要的有两个产物：一是世界人口的增多；二是大城市的出现。世界人口的增多，大城市的出现，显然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就是从国内到国际、从本土到殖民地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的历史，并由此引发了许多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导致某些局部地区不得和平安宁的重要因素。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时隔100多年以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来越接受了恩格斯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也是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作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模式，同样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里约宣言》上签字。
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
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
2001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从确立到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进程。
可以说，从1992～2002年的短短10年之中，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为此，中国科学院《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主题定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国10年。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是“21世纪议程”的中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点培育的基础动力。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经过长期的思考，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程，即C=F（D，M，S）。其中，C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整体度量；D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的数量维特征；M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的质量维特征；S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中的时间维特征；F表示一组复杂的函数关系。
研究组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程具有三大本质识别体系：
其一，它必须能表达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主要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数量维”。
其二，它必须能表达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主要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质量维”。
其三，它必须能表达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主要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时间维”。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程的提出和应用，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中，第一次实现了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定量判别和统一比较，第一次完成了认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可持续发展10年的巨大进展，深刻地体现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的度量，为全面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定量描述支撑体系。
中国不仅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更重要的体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以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与发展为例。石油天然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能否稳定安全地保证供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主要油气产地风云变幻，世界油气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全球油气价格波动剧烈的情况下，油气资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为此，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战略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就将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多年的持续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技术、装备问题，使我国的油气地质理论和勘探开发方法技术整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15个大型气田全部是开展国家科技攻关以后，在相关理论技术支撑下发现的。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撑，近20年来我国天然气年增储量基本上五年翻一番，“九五”期间新增储量超过万亿立方米。“十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将继续支持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研究，为我国油气资源战略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如投资8.2亿元用于“渤海大油田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旨在通过高精度勘探技术、三维轨迹闭环钻井技术和海上工程安全保障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成套技术，为渤海大油田新增探明储量5亿吨，为其年产石油能力由2001年的560万吨上升到2005年的2100万吨提供高技术支撑，同时带动我国近海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效益的宏大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在《中国21世纪议程》的指引下，全国许多省、市、县和行业纷纷制定了富有地方特色的21世纪议程。山西省泽州县就是在全国最早制定和实施21世纪议程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泽州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优势，经济发展十分迅猛，跻身“全国百家明星县”和全省首批小康县，经济实力位居山西省前列，初步实现了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跨越。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集中表现为“三个矛盾”：资源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者素质偏低的矛盾；农民物质相对富有与精神相对贫乏的矛盾。这些矛盾日益成为制约该县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别是资源经济带来的环境质量低下、生态破坏严重、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为彻底摒弃那种只顾眼前利益，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县就提出了“教育奠基，科技立县”的战略方针；90年代初，确立了“靠资源起步，靠科技腾飞”和“以资源综合开发为主体，以科技和开放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思路。1995年以来，以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突破口，确立并实施了一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工程项目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转变、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控制人口数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1996年，被确定为“山西省21世纪议程试验示范县”。1997年，经国务院28个部委综合考核，成为山西省首家“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1997年4月，该县成立课题组，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编制完成了《泽州县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该成果获1999年度山西省社会发展软科学二等奖），拟定了该县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科技引导社会发展、资源——生态系统优化构想及其重点建设工程，并且全力推进实施。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味着我们要放慢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今后长期的稳定发展。对此，决不能动摇。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对依赖资源发展经济的忧虑越来越强烈。在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强调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全党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绝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社会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相应的阶段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其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不同特征，只有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从8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时期。我国发展既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要适应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孕育和诞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世界发展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今世界在发展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明确而科学的评价：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就从本质上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重要方针和原则，都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实施“三步走”战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统筹两个大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因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检验的科学理论。在中央对十七大报告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和部门建议把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胡锦涛总书记从十七大报告起草工作一开始就反复强调：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需要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得到了全党同志的认同，在实践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时间毕竟不长，还需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下大气力抓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抛弃那种片面的、不计代价的和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协调各方面积极性。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党的十七大对于经济发展的方针作出了重大调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将“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从“增长”到“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表面上只是词语的调换，但深层反映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科学把握，体现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正确引领，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调控，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此，以山西省晋城市为例加以说明。
晋城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1985年，山西省委、省政府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城市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原晋东南地区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个县组成地级市晋城市。全市面积9490平方公里，人口220万。建市后，按照争先发展战略，晋城市发展很快。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晋城市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进取，奋力争先，大步赶超，结构调整扎实推进，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全市生产总值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2006年，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出台了新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取代过去长期用几个主要经济指标评优的做法，以及指标简单平均计算的方法。考核评价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反映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2006年底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发展指数，即2006年度各地朝着科学发展方向的变化大小和工作成效，也就是当年科学发展的速度。新的考核办法的实施使晋城市更加令人瞩目。在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省政府的考评结果是，在全省11个市中，晋城排在第二位，得分为81.89.其中经济增长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排名第二，社会发展水平排名第三，科技发展水平排名第五，资源环境水平排名第一。在发展指数方面，晋城的发展指数为83.43，排名第一。其中，经济增长指数排名第五，社会发展指数、资源环境指数排名第一，科技进步指数排名第二，人民生活指数排名第四。2007年的考评结果是，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山西省仍排第二位，得分83.23；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稳居榜首，得分85.14.
按照新的考评体系，在新的竞争起点上，与许多资源大市、资源大县排名大幅度下滑的情况相反，晋城作为“煤铁之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的排名位置不仅没有下滑，而是再次前移。尤其可喜的是，晋城市万元GDP能耗水平为2.38吨标准煤，在全省最低，经济发展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晋城森林覆盖率35.7%，在全省名列第一，晋城市区2006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293天，在全省名列第一，成为山西省除省会城市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在山西省科学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