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重要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这条规律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其发挥作用的条件还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影响两者的诸多因素是共同的，跨国公司的全球范围的扩张就是其中之一，它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又是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
6.3.1 西方跨国公司强化了大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增强了西方大国的实力，使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欧美发达国家倾斜。跨国公司实力雄厚，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主权国家。前面我们从多方面论证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由于迄今为止，大跨国公司主要还是母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因而跨国公司这种核心地位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有利地位和主导地位。
从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可见世界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在世界6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中，发达国家占了83.1%，而发展中国家只占15.4%。在50万个国外分支机构中，47%集中在发展中国家，34.4%集中在中东欧国家。跨国公司母国国籍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0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公司最多，占了25家；欧盟有50家；国籍是日本的为21家；其他国家只占4家。
在企业经营业绩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更是具有群体优势。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美国占185家，其营业总额和利润总额在“500强”中所占比重分别高达39.1%和48.7%，遥遥领先于欧盟和日本。在前10名企业中有50%属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全球500强”分属的49个领域中，美国的企业在28个领域均属榜首，显示出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无可比拟的群体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并购，巨型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1998年超过50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5起，1999年则达10起之多。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巩固了大公司在一些主导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它们在推进全球化经营时，也把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带到了其他国家，进一步夯实了西方大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实力基础。可见，一国的经济实力基础和国际竞争力，集中体现于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上。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已成为各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如米歇尔·波特（M。E。Porter）所说，市场竞争实际上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公司与公司之间进行。迄今为止，还不曾看到哪个国家未拥有强大的公司就能在全球经济中领先的。没有强大的公司，也就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主要体现于通用、福特、IBM、微软等一大批超级跨国公司上，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缺乏能与西方大公司抗衡的大企业，因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大跨国公司的经济力量超越国家的现象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这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结构，主权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降低，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世界经济越来越不是主权国家的总和，而成为跨国公司的总和（张幼文，2003）。另一方面，这也会进一步改变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政策博弈的力量对比，使跨国公司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会在一些中小国家，特别一国的某个地区的发展战略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获得投资将使一国（一地区）繁荣起来，这种极大的差异使主权国家在谈判中不断让步，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6.3.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平衡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整个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中大约有90%为跨国公司所控制，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相对集中，形成了一个以美国、日本、欧盟三极为核心的三大经济圈，2001年三大经济圈中的核心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输出总量达4854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9%。2002年发达国家的资本双向渗透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有40%的直接投资是在各区内不同成员国跨国公司间进行的。区内各国跨国公司间的交叉投资增强了区域集团内部凝聚力，也是集团内实现一体化主要的依赖机制。跨国公司在各大经济圈之间的跨区直接投资活动，不仅加强了不同区域之间各国的联系，更主要的是成为国际经济力量重心变化的催化剂，导致区域集团之间以大国为中心的激烈竞争。在大国关系逐渐演化为集团之间的关系中，主要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并利用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各国均想通过跨国投资活动占领对方市场。这种争夺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争夺，而且包括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争夺。处于三大经济圈中心的主要发达国家既是最大的投资国（跨国公司的母国），又是最大的东道国，这一双重身份决定了发达国家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需要不断的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同时，也决定了发达国家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所难免，而跨国公司乃是大国之间竞争和合作的基础。
由于跨国公司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改变，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注重东道国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要素禀赋形成的区位优势，转向更注重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稳定的政治局势、获得战略性资产，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决定性因素，无疑在这些方面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所在，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上是不平衡的。
无论是流量或是存量的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00~2002年间发达国家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的80%、72%和71%；流出额的91.4%、92.8%和92.6%。而发展中国家这3年间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的17.7%、25.4%和24.8%，占流出量的18%、6.6%和6.6%。显然，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历年来不到30%，而输出额则更少。
值得关注的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上的不平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表现在发展中国之间。2000~2002年3年间，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FDI额占全部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额的比重分别为1.4%、2.7%和3.2%；占全部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出量的比重分别是0.8%、-0.13%和0.2%。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不管是流量还是存量，所占的份额都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值，最不发达国家几乎不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所光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在被边缘化是显而易见的。
6.3.3 全球产业级差的物质基础和全球贫富分化的技术基础
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两类分化现象，一是产业分化，二是贫富分化。跨国公司从事的在全球范围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跨国公司在两种趋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笔者试图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主要经济联系的纽带入手，分析全球贫富差距的技术基础。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当今乃至今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的纽带。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是发达国家重合产业生产中的投入要素价值上升，使该产业的产品失去了昔日具有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不可能向以前那样实现等量的净产值，不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将这样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那些附加值高的新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本与劳动力。
一般而言，投资转移的技术水平高于贸易转移的技术水平。笔者在前面第4章中已分析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的外部性，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同样也是正负外部效应的矛盾统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转移是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揽子要素的外溢效应，但是国际产业转移也会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这又是由国际产业转移固有的属性带来的。这种属性体现在几方面：
1.产业转移中要素优势的差异。
跨国公司的有利地位，来自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等要素；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网络、全球性企业组织体系和全球性企业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技术要素的短缺尚可通过引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但是由于信息的原因和市场进入的障碍的存在，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加之竞争的激烈性，使国际市场销售网络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很难获取这种资源，建立自己的市场销售网络。而全球性企业组织体系也是在持续的国际投资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且越是拥有这一组织，越是能够建立新的国际企业，发挥全球化经营优势。毫无疑问，这种企业组织体系也是与母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没有国内市场的培育，企业就无法走出国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还是企业家队伍的培养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其也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抗衡的国际企业。至于全球性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但需要相应的人才，而且需要企业在长期发展中的积累。相对与跨国公司掌握的关键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拥有要素上的劣势严重削弱了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吸收技术的能力。要素优势的差异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物质基础。
2.产业转移中的技术级差。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拥有大量稀缺要素的优势，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技术级差。许多研究表明，为了保证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垄断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一般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和核心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总是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及创新产品的生产，将研发及其成果这些核心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先进的与全球化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的高度结合，成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有力地位的坚实基础。而发展中国家总是通过技术转让生产和加工产品，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加工基地，结果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长久性差距。为什么产业转移形成国与国之间的长久性的差距？从根本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或者说取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实行技术转移，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它们开发使用过时技术，实现最后价值增值的需要，它们不可能通过转让高新技术来培植与自己竞争的对手，如果不是这样，不平等贸易也就不存在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输出也就消失了。
3.产业结构成长过程中固有的产业级差。
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成长是缩小产业级差的途径，但是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与实际看，由于技术结构的级差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等级方面的差距必然存在。这方面除了国际分工方面存在的产业级差外，生产过程型分工级差和产品差别型分工级差也越来越普遍。近年来，按照附加值高低作为产业转移过程中产品差别标准的现象日益明显。通常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留在发达国家内进行，而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的产业级差也是非常明显的。
4.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固有级差。
国际产业转移的一极，即发达国家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产业转移出国，必然使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另一极——发展中国家，由于移入比国内产业具有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也会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原有的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距缩小。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是由技术构成决定的，技术构成的差距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差距。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步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的主体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所以两类国家的产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差别很大，而且只要国际产业转移不改变其固有的技术级差和产业级差，那么，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级差就必然存在，不可能消除。
正是因为国际产业转移中要素优势的差异、技术级差、产业级差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级差的存在，最终使由产业转移引起的价值盈余增长也具有非均衡的倾向。产业转移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可能性，并不意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移中获得与它们的价值投入相应的价值盈余。在拥有稀缺要素、技术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垄断性和制度结构方面，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有获得更多的价值盈余的来源，如不平等交换所引起的价值盈余的差额、在贸易与投资中由于垄断因素引起的垄断利润、由制度结构差异和国际权力结构所引起的制度利润，加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减税让利优惠政策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包括发展中国家竞相给跨国公司更加优惠的政策的竞争），最终都使更多的利润流入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手中。
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的两类分化现象：一是产业分化。根据以上分析，一方面，那些没有移入现代产业或较少移入现代产业的最不发达国家，相对于那些最发达的产业移出国，其产业级差日益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人为阻碍先进技术转让，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产业级差出现的“固定化”的趋势，甚至有扩大的趋势。二是贫富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两种趋势的关系是，要素优势的差异是产业级差的物质基础，而产业级差是全球贫富差距的技术基础。在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的今天，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非但没有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级差，而且使国际差距更加扩大。因为国际产业转移与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发达国家更多的转向技术含量最高的产业，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没有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规划之中，它们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6.3.4 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分配不平衡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使两类国家的产业级差扩大，还体现在它维持了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际生产体系，从而拉大了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剧南北国家发展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国际分工既有水平分工，又有垂直分工，两者交叉形成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从发达国家之间看，它们的分工表现为横向水平分工；而从世界经济整体看，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则表现为纵向的垂直分工。正如前面分析的，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升级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总成为产业转移的承受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制造型的直接投资是促进本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能不看到，跨国公司在生产制造中心的转移上是有层次的，是以技术垄断和内部利润控制为前提的。虽然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生产被不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多数被置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技术开发的边缘以及消费外围的状况并没多少改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资本和技术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工业制成品方面依赖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保持着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产地）——发达国家（工业中心）的生产格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全球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即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却与发展中国家无缘。在科技硬件方面，发达国家建立和拥有全世界90%以上的高科技设施，而发展中国家拥有的高科技设施却不到10%；从软件即智力结构看，发展中国家其国民文化素质较低、科技人才匮乏，在发达国家中每100万人中有3800名科技人员，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是每100万人中科技人员还不到200人。所以，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竞相发展信息产业的发达国家更是决定了今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则是维护这一格局的力量。尤其是20世纪末掀起了新一轮的跨国并购浪潮，使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更加脆弱。巨型公司合并，跨国联盟的出现，都使国家地区间的资源配置、财富存量更加集中于发达国家。在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生产体系中许多实力单薄的企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其发展的国际环境更为恶化，它们只能在全球化企业所留下的缝隙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些都加深了世界强弱两极的趋势，使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可见，国际分工中的“边缘化”倾向的不断发展才是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新的不平等的实质。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使得民族国家的市场障碍不断被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所冲破，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投资规模大小，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投资既是美国、欧盟等经济强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瓜分市场，扩张资本力量的过程，也是造成世界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衡的过程。当然，我们不应抹煞跨国公司在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从而在客观增加了社会财富。从长期看，世界财富的增加将有助于普遍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已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利益，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每10个家庭中就有6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10个家庭中只有2个生活在贫困之中（世界银行，1997a）。现在的问题是，跨国公司运用市场竞争创造了效率和财富，但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战后50年，人们看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有所上升，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得迅速发展，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能以5%~6%的年增长率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据联合国的资料，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1971年为25个，1981年为39个，1990年为42个，现在已增至为49个。它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可收入却不到世界总收入的1%①。全球约占人口的20%的人的手中拥有约占全球80%的财富。199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是292321亿美元、人口8.9亿的高收入国家占世界总人口59.7亿的14.9%，却占有229213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8.4%。相比之下，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5.82亿人口全部收入仅有1460亿美元。而且全球贫困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南亚、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造成这种贫富差距的原因是综合性的，那些陷入贫困的国家，固然要从内部找原因，但是也不可忽视三方面因素：其一，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匀。虽然我们已经说明了几乎所有参加全球化过程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这绝不意味着利益均沾。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拥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性决定了它不会创造一种对公众来说是公平的分配机制。垄断的定义严格来说应是：大企业凭借控制各种经济手段达到获取垄断利润的经济力量。而这一经济力量正是跨国公司向全球扩张的力量。垄断的存在就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分配向垄断组织的倾斜。其三，经济全球化奉行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跨国公司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其行为以利润为导向。所以，跨国公司的投资只能对投资环境好的地区和国家锦上添花，而不会对投资环境差的地区雪中送炭，在这一点上没有理由对其苛求。对于某个受资国来说，认清跨国公司追求利润和促进发展的两重性，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合作中，制定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跨国公司政策是趋利避害的关键，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佐证。至于那些已落伍的、陷入贫困的国家，在短期内要赶上先进的国家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一方面，其国内资源多数已被外国资本控制，本国产业资本几乎是零；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在短期内改变也不现实，加之极其落后的科技水平与国民素质，得不到相应的资金及产业支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类国家恐怕只有更多的依靠国际援助才能逐步摆脱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