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以解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为主的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在理论界占主流地位时，一些学者独辟蹊径，开始注意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因素。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因素所作的研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特别重视。一篇是伯格斯滕（C。F。Bergsten）、豪斯特（T。Horst）和莫朗（T。H。Moran）三人合作的《美国多国公司与美国利益》。这篇论文证明了美国作为母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一直是中立的，认为跨国公司的政策应该系统化，不赞成对跨国公司制定特别的政策。另一篇是索旺—施赖伯（J。J。Servan-Schreiber）的《美国的挑战》。该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应限制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增加本国政府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投入。但这些观点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未能进入跨国公司主流经济学中，但是无疑为跨国公司行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无独有偶，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不满意单纯从经济关系角度讨论和研究国际问题，力图把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结合起来，探寻当代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基本特点，逐步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新流派和新的研究方法，其理论结晶便是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琼·斯佩罗（JoanE。Spero）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是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其核心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明确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研究跨国公司行为及其影响所必需的。
2.1.1 国家实力与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考察了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史后，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同霸权的兴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学家们重视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国际分工、产业升级、市场结构等因素只是提供了推动跨国公司发展的充分条件。美国的霸权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这种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谈到美国国家实力和跨国公司的关系时，吉尔平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最后，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总之“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霸权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罗伯特·吉尔平从国家、主权、霸权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背景中的跨国公司。他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唱主角。无论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还是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关系，“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争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吉尔平还指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而构成这一政治基础有三个条件：一是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导；二是稳定的国际经济必须建立在主要经济大国合作的基础上；三是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相信自由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商务对他们有利。这一思想的基础是“霸权稳定”和霸权之后的国际制度主义。所谓的“开放且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国的霸权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制度。
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当然是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与自由主义和依附论的理论模式将国家、权力只是作为跨国公司活动的背景不同，吉尔平把国家、权力和安全因素引入跨国公司的行为范畴，指出国家和市场、权力和财富、政治和经济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经济活动决定了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并且影响到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政治又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框架和趋向，并确定了经济体系的性质。这种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无疑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2.1.2 权力结构论——苏珊·斯特兰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
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是其中的代表。权力结构论中涉及跨国公司的论述要点为：（1）跨国经济的联系和国际安全问题。斯特兰奇认为，在发达国家越来越依靠该国的银行和公司在国外投资效益的情况下，越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这种安全共同体的基础是跨国投资和跨国生产，而不是军事依赖。（2）各国生产结构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跨国公司主宰和改造了全球的生产结构。她指出：近200年来，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其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成功，并左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是“主要适应于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被主要适应于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跨国公司的兴起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在国际关系四大结构性权力，即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中，“生产几乎是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创造财富上”。因此，跨国公司的崛起代表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性变革。（3）认为全球生产结构的性质是国家政策和市场趋势联合造成的，也是管理战略和技术变革造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一体化中最重要的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使大企业与小企业、经理和工人、初级产品生产者和制造业生产者、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更不平等地位。（4）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对民族国家权力的影响。一是国家考虑宏观经济政策时，必然涉及跨国公司的控制程度和控制方式；二是跨国公司活动有可能侵犯国家的征税权；三是跨国公司造成并运营的全球生产结构会大大增加国际社会所遭受的风险，国家权力不能不对各种风险后果负责。（5）在论及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现象时，斯特兰奇认为产品生命周期论、依附论都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叉投资和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邓宁的折衷方法增加了合理的成分，但忽视了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联系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斯特兰奇的这些观点对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行为是富有启发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