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北京的一处伤口。一百多年了，伤口仍隐隐作痛。这份疼痛今天又传达到我的笔尖，我透过岁月的烟云看见那张忍受剧痛的脸、被火光照亮的脸——多灾多难的十九世纪之中国哟！泪流干了，血流尽了，只剩下饱经烟熏火燎的残垣断壁，作为往事的遗物——像记忆里的累累白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因为天灾人祸留下过许多废墟——圆明园无疑是最著名也最惨烈的一座了。这是一座值得整个人类反思的废墟：无法重建，也不可能修复，就让它永久地保留着吧。它那空洞无物的瞳孔，固执地凝视着失血的天空以及失望的游客，以悲愤的表情无言地诉说——如果你要了解北京，了解中国近代史，又怎么能回避这处伤口呢？
北京诗人黑大春曾专门为圆明园写过一首《东方美妇人》，重温它那被战乱压榨的丰腴与繁华。诗人的感觉是逼真的，他想象出燃烧的庄园里的汉白玉石柱像披着开衩的火红旗袍的玉腿——有着令人心痛、心碎的美丽。读诗时我不禁感叹：这简直是一阕东方式的《天鹅之死》。我不再把它比喻为劫难中浴火的凤凰了——圆明园所承载的苦难要沉重得多、残酷得多。这是玉碎宫倾呀。黑大春拟人化地把圆明园形容为东方美妇人，以强调它是有生命的，有知觉的——因而也会有痛苦的。这也给了我启发：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天生就具有一种贵妇的美，而非少女的美、村姑的美。圆明园是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宫（又称复宫），不仅集中国各地园林艺术之大成，而且吸纳了欧洲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被称为世界之最的“万园之园”。诸园之内还收藏有大量的文物、珠宝和典籍（其中文源阁实乃皇家藏书楼），使其拥有无价之美——因而这种美最后遭受的损失也是难以衡量的。圆明园被焚，是在人间上演的最惨痛的悲剧：美被丑毁灭了，文明被野蛮征服了，人类最富丽辉煌的建筑却被人类自己付之一炬了——这就是战争的罪恶。战争使人性被兽性统治了。天堂不会发生火灾，圆明园的火灾简直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自焚——纵火者一点也没有对历史、对人类共同财富负责的态度，因而是世界的罪人。这场灾难也令人加倍地悲哀。圆明园，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个阿房宫——它比阿房宫更多了一种耻辱，而且离我们更近，离文明时代更近。
纵火者是谁呢？他的良心何在呢？额尔金这个名字，已被仇恨的铁钉钉在了圆明园的断垣残壁上，钉在了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1860年撞破国门进入北京，在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仍不愿善罢甘休。英军首领额尔金下令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共出动三千五百多人，把园内的各种宝物席卷一空后，还意犹未尽地点起了一把野蛮之火——这简直属于强盗的品行。圆明园在被洗劫之后，还要面对火焰与灰烬——美反而使强盗的心肠更加残酷，竟敢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大火之中，玉石俱焚，举世瞩目的圆明园留给未来的只是一片焦土。那场该被永世诅咒的大火并非照亮人类愚昧的夜空，反而使黑暗更加黑暗。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也会为人类痛心不已。
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付出沉重代价为人类盗取天火。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火曾经帮助人类建立了辉煌的功勋。当人类历史进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文明社会，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却暴露了人性的弱点，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历史车轮的倒退。或许，火本身是无辜的，纵火者才是有罪的。最初的盗火者是光荣的，后来的纵火者却是可耻的。神话是轻松的，人类的历史却是沉重的。我徘徊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回顾着那场早已熄灭的大火，觉得周围的空气仍然是发热的，脚下残破的基石，余温尚存。这块悲伤的焦土时刻灼痛着中国人的记忆哟。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将面对废墟接受残酷的教育：美是需要建造的，又是需要保卫的，有时候保护美比建造美更难；但是，保护自己民族美丽的事物就等于捍卫尊严。圆明园，是对民族尊严的一次拷问。这里的断垣残柱，是那过去的时代里祖国破碎版图的象征，是永远在疼痛着的伤口、永远在提醒着的记忆。圆明园不仅是北京的一处伤口，中国的一处伤口，更是人类文明永远的伤口。它以伤口流泪，它以伤口呐喊：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所以，我们在日新月异地建设自己的城市和国家同时，还永久性地保留了这一块废墟——作为痛苦记忆的世袭领地。我们在享受幸福与和平同时，还需要不断地敲打伤口，在疼痛中保持警醒——这，就是对伤口最大的安慰了。
自从1860年以后，中国人就再也看不见那神话般完美的圆明园了，能够从焦土与灰烬里找到的，不过是几排倾圯的梁柱，和一对被熏黑的石狮（这对原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的守护神，后移置北海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随着神话的破灭，中国人的自尊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再也找不着圆明园那曾经的国色天香了，它已憔悴如一个时代的弃妇。找不着了，那倾国倾城的东方美妇人！
然而这一百多年来，还是不断地有人去这座著名的废墟上找啊找，找了一遍又一遍。正如梁小斌一首诗所说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与其说他们在寻找一座失踪的园林，莫如说他们在寻找着丢失了的尊严，寻找着重振山河的药方。就像一群孤儿一样，在寻找着回家的钥匙。是的，他们再也找不回那象征着北京的一个黄金时代的圆明园了，可他们找到了抗争的勇气，和图腾的力量。至少，他们没有遗失惨痛的记忆——假如耻辱可以疏忘的话，无异于圆明园的第二次死亡、第二次灾难。
蔡元培来这里找过，陈独秀来这里找过，鲁迅来这里找过，毛泽东来这里找过……甚至连郁达夫这样的文弱书生，自上海来北京，在清华园找到梁实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陪同去凭吊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遗址。梁实秋特意记录了参拜后的感受：“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而郁达夫没有失望——他肯定找到了别的一些什么。在抗战期间，这个文豪也能像烈士一样勇敢地牺牲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我也喜欢寻找圆明园。记不清已多少次徘徊在斜阳衰草的废墟里了，每次都有同样的感受：不管寻找是否有结果，寻找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寻找远远不止是为了考古……譬如今天，我从乱石的缝隙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灵感。我还找到了在日常的世俗生活里所缺乏的神圣与庄严。面对着圆明园的尸体——中国人啊，你怎么可能不愤怒？你怎么可能不觉醒？
也许你无法唤醒圆明园，可圆明园却能唤醒你，唤醒你内心沉睡的良知与自尊……
有一个人，说世界上有一个奇迹——堪以和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惊人杰作。然而这个奇迹已荡然无存。”这个人叫雨果。他所赞美的这个奇迹即圆明园。
他是以描写巴黎圣母院而出名的。可是他又认定：“我们使用（欧洲）教堂的宝库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辉煌奇异的东方博物馆。”
他以童话般的笔法（如同《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关于奇迹消失的悲剧：“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我们欧洲人一向自认为是文明人，把中国人当成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可惜这并非天方夜谭式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即使用上阿里巴巴念叨“芝麻开门”的秘诀，也无法开启那曾经金碧辉煌的宝库。黄金变成了泥土，美玉变成了瓦砾，霓裳变成了灰烬……圆明园那最后的美、最后的形象，居然是投射在强盗眼中的。
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站在人类的角度主持并伸张正义，而丝毫不偏袒自己的祖国、他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我希望法国有朝一日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或许，在归还的同时，法兰西的良知才可能真正地得到恢复——这是在打劫的行动中所失去的。
雨果是在给英国上尉巴特勒的复信中这么说的。而巴特勒写信的目的，是请他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胜利谈谈感受。雨果谈论的却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有的战利品将构成沉重的债务。圆明园的大火，也点燃了一个愤怒的雨果。他是对的。我觉得，凡是真正热爱巴黎圣母院的人，也会同样地热爱中国的圆明园。
我估计雨果并不曾访问过中国。假如雨果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青春以及衰竭，他的悲痛只会加重而不会减弱。不管怎么说，雨果是圆明园的一个著名的知音。我建议把雨果的言论镌刻成纪念碑，竖立在圆明园遗址！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建议。至少，我会把它引用进自己的书里。
中国有多少宝贝，就这样失落了。中国又有多少宝贝——经得起如此折腾？
圆明园文物的归还，至今仍遥遥无期——它们依旧陈列在英法两国的诸多博物馆里。不觉得烫手吗？
我只知道，北京的保利集团，几年前在一次国际拍卖会上，不惜重金购回了若干件圆明园遗物（好像有兽首铜雕之类）。这属于义举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了让这些离散的文物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圆明园原本还有图书馆，即大名鼎鼎的文源阁。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庋，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文源阁是其中之一。英法联军同样毫不留情地向这一流的图书馆投下一只火把。文源阁里的古籍、经卷、书画、金石文具，荡然无存。令天下书生无限神往的文源阁，变成了一小块文化沙漠。
圆明园曾有四十景。乾隆皇帝依照承德避署山庄三十六景之例，将这四十景各题四字为额——他给这风格迥异的风景命名时，恐怕也煞费苦心。星罗棋布的四十景，名存实亡。或者说只剩下了一景：残垣断柱。
这已是它最后的风景。
除了废墟，还是废墟。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鼎盛时还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合称圆明“五春”——又据传是因咸丰宠幸的五位美女而起：在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武陵春四位汉族佳丽之外，还有一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使在雍正王朝扩建成御园时，范围也仅限于西部三千亩。是乾隆使之向东邻、东南邻大幅度扩展。
我认识一位搞美术的法国留学生，他来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画夹去圆明园了。从日出转悠到日落，没找到什么可供写生的景物，感到有点失望。他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大水法、方外观之类颇感兴趣，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欧洲触目即是；况且，圆明园内造的这些西洋景，并不正宗，显然是非专业人士草率设计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出现在东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没错。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等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历时十四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黄花阵（别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唯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
圆明园好玩的西洋景还有很多，远瀛观、谐奇趣、蓄水楼、线法山呀什么的，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况且，例举了也没用。因为大多数都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局。连皇帝都不在了，谁还有耐心，陪你下这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正是在这凌乱的棋盘上，大清帝国，输了。把自己的家底子，全赔光了。隔着起伏的山峦、浩瀚的海洋，它输给了彼岸的对手。圆明园，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百年后的耻辱，他老人家，还有心思跟宫女们打打闹闹吗？当他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发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时，大清帝国就输定了。或者说，注定会死得很惨的。康熙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学及近代天文学原理，曾忧心忡忡，意识到东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可乾隆一点也没继承其祖父的忧患意识，对“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唯一引进的只是西洋的建筑艺术，在圆明园内盖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只不过是为了开开洋荤、闹着玩而已。他花高价进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鸣钟，作为宫廷的摆设，却对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之类不屑一顾。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固执地认定大清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拱卫于周围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驭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此时恰逢乾隆八十二岁大寿，宴会上的满汉全席自然使英国人大开眼界，而他们远渡重洋携带来的各类“土特产”，无形中成了给老寿星的生日礼物：除了工业机械、天文仪器之外，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英国使团甚至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卫队，想表演一番现代炮兵的装备与队列，供中国皇帝检阅。乾隆却不稀罕听西洋的礼炮声，觉得不会比鞭炮爆竹之类更能烘托喜庆的气氛。挥挥手，让太监们将这些怪模怪样的枪炮原封不动地运进圆明园的仓库并且傲慢地评价：“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他只是浏览了一遍英国使团递交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及冗长的礼品单，告诉手下：“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英国使团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靠耍一些洋把戏，来嘘弄看客。而且乾隆并不以为这些异域的杂技与魔术有什么新鲜，有多么神奇。
大清帝国的轻敌思想，正是乾隆开始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连看都懒得看的洋枪洋炮，在六十七年之后，将撞开闭锁的国门，直逼北京城下。而圆明园将在轰隆一声中成为炮灰。他呀，真是太迷信八旗军的强弓硬弩了——因为其祖上，正是靠这冷兵器打下江山的。可在下一个时代，要靠长矛与弓箭守江山，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偏偏乾隆栽下的是一棵骄傲自满的歪脖子树。他的龙子龙孙，从道光，到咸丰，直至光绪，都将深受被烈日曝晒之苦。而他留下的最昂贵的遗产圆明园，将毫无招架之力地遭受一次打劫。打劫者，恰恰是他蔑视的那些洋人的后裔。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讶异地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的礼物（枪炮），一直“藏在深宫人不识”，闲置在库房里，蒙满尘土。大半个世纪以来，仿佛被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遗忘了。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将其装船运回老家。或许还不无侥幸心理：幸亏中国人没把这些武器当回事，若是他们以此为模型仿制并装备军队，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要想打进北京城，就不太容易了。
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难忘里面的一个镜头：僧格林沁王爷的蒙古骑兵，在开阔地上作集团式冲锋，遭遇英法联军的排枪排炮，纷纷滚鞍落马，血流成河；最后只剩下一杆快要被炮火撕碎的战旗，斜插在尸骨堆上，孤独地飘呀飘……马受惊了。人也受惊了。一向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八旗军，总算领教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可已经太迟了！毕竟，人家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想挡也挡不住。
早干嘛了呢？
乾隆时代获得的那批西洋火器样品，在圆明园的宫殿里睡大觉。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却要以血肉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虽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许多人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过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00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纯属点缀性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然而在火灾中，以石料砌筑的西洋楼，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筑稍占点“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后，至少还能多剩下点“骨头”呀什么，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是应该及时纠正的。
拿那二十幅西洋楼铜版画（同样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十四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一百五十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除“御批”的四十景外，圆明三园可圈可点的中式古典建筑还有许多。
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精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正是从乾隆晚期，中国这只曾经遥遥领先的兔子，见没人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龟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人将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破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人快成为亡国奴了，才如梦方醒。
跟西洋楼景群相比，圆明园的中式建筑，无论规模还是气势，原本都是占上风的。偏偏它们是以木结构为主体，最怕火的，因而更彻底地化作了灰烬，甚至无法像西洋楼遗墟那样表现出某种残缺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浓缩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圆明园四十景，挥手之间，就被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无法填充。后人纵然有再强大的想象力，亦如缘木求鱼，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据。唉，真正是空中楼阁呀！我只听老人说起：建于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壶胜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顶、汉白玉基座的楼阁组成，供奉着2200多尊佛像，数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只找到一片没心没肺的荒林。至于“正大光明”殿（雍正的办公室）遗址，盖起了几间破破烂烂的农民房——幸好最近有关部门已将这些“违章建筑”全给拆了。据说当年英法联军的司令部，就设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后一个被点燃的建筑群”。九泉之下的雍正，若知道自己的“总统套房”后来被敌酋占领，肯定会愤怒的。
圆明园是多灾多难的。张萍、柴火两位，撰文加以细数：“经过1860年那次闪电式的掠夺珍宝与焚毁全国建筑的‘火劫’，之后又有1900年砍伐全国大小树木的‘木伐’，1911年盗运园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后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的‘土蚀’，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产大队的鸡、鸭、猪场，区政府的机械修造厂甚至部队的打靶场，都在这块‘无政府’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壮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1年，就有216处土山和106处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坏，24000余株树木被砍伐，一二百亩绿化地带被侵占。”抚摸圆明园，我的手掌触及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圆明园的残缺，是发生在人间的最严重、最漫长的“月蚀”。我只能靠依稀的记忆，重温那圆满而皎洁的时光。圆明园，东方的月亮，古典的月亮，离我无比的近，又无限的远……它真的能够重现吗？它有必要重现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悬念。或许破镜可以重圆，但圆明园的伤口，即使愈合了，也难以完好如初。
旧中国，曾经在圆明园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一跛一拐地走着。心有余悸。
我想，比恐惧、悲哀、愤怒更重要的，是应该弄懂自己——究竟被什么绊了一下？这样，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项远比恢复圆明园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的工作。
在圆明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中国人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与自信心。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圆明园的良辰美景、画栋雕梁或许会从空气中浮现，作惊鸿一瞥。哪怕仅仅是一瞥，足以迷倒想入非非的我。可惜，我只能在满目苍凉的废墟上刨根问底。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愈合的伤痕又将被重新撕开，流淌出殷红的鲜血。圆明园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承受住第二次打击？别说让昔日重来了，即使是痛定思痛的回忆，都显得过于残忍。一根无法剔除的肉刺，使一个民族时常会下意识地呻吟。
时光不会对我的妄想持合作态度。我无法领略美的再生，却可以延长对它的死亡的哀悼。我无数次地缅怀圆明园的受难日。缅怀那火中的葬礼。我相信那也正是民族的受难日。
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先派出小股部队在德胜门外架炮佯攻，以牵制守城者。大队人马则直扑西北郊的圆明园。虽然咸丰皇帝已于十几天前由此逃往热河，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圆明园成了牺牲品。
公元1860年10月6日傍晚七点钟，法军敲响御园的大宫门。总管内务府大臣文沣出面阻挡。敌兵暂退，找“领导”商量去了。文沣四处找不到帮手，自知势单力薄，只好投福海殉节。约过了一个小时，敌兵卷土重来，击杀两名门卫，强行冲进去了。在贤良门附近，与守园护军交火，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拼命抵抗，直至战死（今“园史陈列馆”内展览着任亮的墓碑：“遇难不恐，念食厚禄，必要作忠。奋力直前，寡弗敌众，殉难身故，忠勇可风。”系从近春园西南正蓝旗护军营房旧址发掘出来的）。
“鬼子进村”，到处搜寻“花姑娘”（宫女）加以奸淫，又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太监。“鬼子”自己也承认：只是在另外四十位掌管花园的男人中，有二十人有武器（估计是护军）。
英法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入侵者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起来，蜂拥而上，全变成了衣冠禽兽。
由于抢劫是在没有其他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能通过抢劫者自己的描述，来想象那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悲剧。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一书中，收录了《纽约时报》1860年10月9日的报道，系英军随营记者撰写的：“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图案，另外还有统靴、头饰、扇子等等。事实上，房间里面几乎都是这些东西。储藏室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地摆放着。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厚厚地铺满了一层。”光是抢运这些丝绸就使用了庞大的马车队，不是用绳子，而是直接用丝绸来捆绑车辆。甚至对皇家器皿（银钵、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瓶、罐壶、象牙等），也一律用柔滑的丝绸包裹，塞入私囊。士兵们以昂贵的丝绸做被单、床铺、营帐乃至擦鼻涕的手帕。
圆明园的丝绸被席卷一空，海运到欧洲。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血泪斑斑。它已非中国的荣誉，而是耻辱。丝绸啊丝绸，耻辱的旗帜。
英军居然在喇嘛寺举行了一次“强盗的拍卖会”。下令把抢来的物品公开拍卖。“所有人都允许按他们自己估计的价钱占有他们已经拿走的物品，并且人们对这次拍卖的拍卖品拥有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权。很多精美古董的纪念品就这样以一种纯象征性的价格归个人所有了。全场拍卖额有22000美元，而这笔财富的（实际）价值不可计量。拍卖得到的钱作为奖金当场分发了。”为表示公正，总司令及其他将军们未参与奖金分配。但部队把一只金盂（无价之宝）作为送给总司令的礼物。总司令没有拒绝。
因此我可以说：在这支部队里，没有谁是清白的！
英军随营记者在拍卖会现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当初大清国的皇帝陛下能把圆明园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地移交过来的话，那么它将会卖出一个天价，可惜有3/4以上的东西被法国人毁坏或掠走了。”两个强盗，在互相推卸责任。然而，谁也未对受害者有丝毫同情。这位记者在另一篇报道中也拼命洗刷己方：“法国人已经在圆明园舒适地扎下了营帐，并且大量最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拿走，留给英国人的尽是一些笨重的不那么值钱的东西，或至少是那些他们无法搬走的东西。”难道强盗也有冤屈可言？他甚至还无意间透露了（说漏了嘴）：“所有抢掠来的物品数量之多让人们几乎不知道到底该把哪些东西带走。”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第一天，就纵火焚烧。十二天后，英军总司令下令再次纵火烧园，大火整整持续五昼夜，连毗邻的万寿、玉泉、香山三山皇室建筑也未能幸免。借助于火，对圆明园进行彻底的破坏，同时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罪证（带有“毁尸灭迹”的性质）。抢劫者希望曾拥有无数珍宝的圆明园，只留下一把模糊的骨灰。
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四十景，就这样灰飞烟灭。唯一能为后人的想象提供依据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现存巴黎图书馆内。同时被窃的还有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
我曾拿大水法昔日的画像与其遗墟加以对照，方知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处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的喷泉群，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椭圆形菊花式喷水池内，有“猎狗逐鹿”喷泉，四面各有一座十三级喷水塔，流金泻玉，辉映彩虹，简直称得上是天堂的景观。而今呢，只剩下了几根镌刻有西洋花纹的石柱，孤零零地守望着野草残阳。据我所知，这是当代游客摄影留念最多的地点。或许，大水法最传神地象征着圆明园的遗容。我也在这块空地上照过相，是面无表情的那种。我挺反感某些人在大水法合影时流露的笑容。只要是中国人，在这特殊的场景，都应该拒绝微笑的——哪怕摄影师在习惯地招呼你：“笑一个！”
在圆明园，你能笑得出来吗？
除非你患有失忆症。
你健忘的微笑，是对悲哀的圆明园的污辱。
我从不允许那白痴般的笑容，出现在自己的脸上。走在圆明园内的每一寸土地上，我都会保持沉默、保持严肃，我都希望对未来承诺点什么。有什么办法呢，看见圆明园，我就想起我们民族的受难日。于是，这座空旷的公园，在我眼中如同露天的殡仪馆。一座伤心的公园！
长春园内，和大水法一样，方外观也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几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摇摇欲坠，点缀着废荒的台基。如果无人提示的话，你简直猜测不出这些破石头作什么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细刻的纹路，使你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残余的王气。
查阅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观的芳容：三间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左右各有环形石梯，而楼上的落地窗户和带栏杆的阳台，都显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楼不是出现在圆明园里，我可能怀疑这是某位欧洲贵族的豪宅。庭院构筑得很整齐，用成行的绿树划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间。西南桥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观建于1759年（与大水法同时）。看来中国皇帝从那时起，喜欢住洋房了。
方外观是乾隆金屋藏娇的地方。他见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香妃，一高兴，就将此楼赐予其作为礼拜堂。传说室内供奉着两块神圣的石碑，碑文可意译为：奥斯曼爱真主，真主爱奥斯曼阿里爱真主，真主爱阿里。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我还见过一幅记录方外观残迹的老照片，拍摄于1879年：小楼虽经烟熏火燎，主体建筑依然保留着，透过树丛，能清晰地观察到精致的屋顶、镂花的窗棂与阳台……此照足以证明，方外观是1860年那场大火的幸存者。它侥幸躲过了浩劫，最终却未能战胜时间，如今在其遗址，只有几根残柱为昔日的繁华作证。对于它来说，还有比烈火更为可怕的敌人。
圆明园福缘门前，有北洋军阀王怀庆修建的达园，当地人称之为“王怀庆花园”。此人利用职权，于民国八年圈占了这块风水宝地，营造私家园林。他把工程承包给海淀镇衙门协台鲍卫汉，由这位地方官出面，私下买通圆明园十三处守园太监，里应外合，偷拆圆明三园内残存的砖瓦木石，用车马运往达园工地。当时清室已垮台，树倒猢狲散，太监们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赚点零花钱。王怀庆就这样大大地占了圆明园的便宜，白捡回诸多名贵的建筑材料。甚至把圆明园九洲清晏前湖东西两端的“金鳌”“玉蝀”桥，都拆卸后搬运到达园，然后重新砌筑在自家的溪流上。
王怀庆建达园，花了四年时间，几乎每天都雇用民夫去圆明园“拾荒”，拆东墙补西墙。北京的权贵们见了，都很眼红，争相仿效：“假借王怀庆的名义，纷纷进园盗运材料，抢拆之风势如潮水，弄得守护太监们无法阻拦，结果在几年内，把园内残存建筑全部抢光，圆明三园又遭到第二次抢劫。”（焦雄语）这一班丫挺的，就知道发国难财。甚至不惜往圆明园的伤口上撒盐、捅刀子。
真让人不敢相信啊：1860年的大火之后，圆明园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反而在新世纪里愈演愈烈。被外寇的铁蹄蹂躏了一遍之后，又更为彻底地毁于我的同胞们之手！用俗话说，这叫做雪上加霜。
我欲替圆明园一哭。我欲替圆明园再哭。圆明园的泪水，简直流不尽的。是谁，在一次又一次地伤它的心呢？
我怀疑残存的方外观就是这样垮掉的。它的青砖碧瓦、玉柱石碑，被拿去盖了谁家的花园？
圆明园蒙受了双重耻辱。圆明园，成了不毛之地。
我为外敌的残暴感到愤怒。我又为国人的麻木感到脸红。我相信，那些给圆明园制造了额外的灾难的——绝对是一些“丑陋的中国人”，一些泯灭了良知的中国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过并不见得能轻到哪儿去。我们的民族，出过太多的“败家子”。
1982年10月，北京举行纪念圆明园被毁一百二十三周年的活动。各行业人士自发地聚集到圆明园遗址，控诉那场罪恶的大火。在场的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言论：“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中国人自己负责了……”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或许能促使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
在控诉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检讨检讨自己呢？
难道我们跟圆明园一样的无辜？难道我们自己的手，就真的那么清白？
仇恨肯定是无法遗忘的。伤害过我们的敌人，肯定是不可原谅的。难道我们就有权力原谅自己吗？我们自己，也曾伤害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