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的女演员中，张曼玉是最适宜穿旗袍的。风行一时的电影《花样年华》，实现了女人与旗袍最经典最完美的结合：张曼玉穿一袭镶金丝的大红旗袍，把一位旧上海的幽怨少妇给演活了。旗袍套在张曼玉这样的女人身上，顿时显得有生命有灵魂了。这部弥漫着怀旧情绪的电影，无形中在为旗袍做广告。以致许多女观众产生了旗袍情结，恨不得赶紧找个上了年岁的裁缝替自己做一套。还有什么服装款式，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装缀中国女性的花样年华？
后来，张曼玉又穿着这件旗袍去法国参加电影节，使洋佬们大为惊艳。巴黎虽然是世界时装之都，在来自东方的旗袍面前也不敢表现丝毫的傲慢。张曼玉穿上旗袍，如鱼得水，既端庄典雅，又风情万端。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华梦之中，回到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估计在西方人眼中，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线美的服饰。张曼玉穿着长及足踝的旗袍（玉腿却又在两侧的开叉处若隐若现），虽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比纽约地铁站口被风掀起超短裙的梦露还要性感。
然而，旗袍的源头并不在香港，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清兵入关之后，驻防北京地区的八旗军就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况且将士们都是带家属的，因而形成庞大的“京旗”集团。他们的后代被称为旗人（或八旗子弟）。旗下妇女所穿的民族服装，也就被叫作旗袍。
旗袍最初是一种很宽松的长袍（没有后来那么紧的腰身），既防寒保暖，又便于骑马或劳动。当时满洲妇女与汉族妇女最大的区别，一是不缠足，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她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看慈禧太后的老照片，可以对清代的旗袍有较直观的印象。我手边就有一幅，估计是她六十大寿时在颐和园拍摄的。穿旗袍的叶赫那拉氏，花样年华时迷倒过一国之君咸丰。再美的人也会老的，慈禧晚年的形象，却依然雍容华贵。她的旗袍不同凡响，刺绣着繁复的花鸟图案，而且镶嵌金边。袖口和下摆都呈喇叭状。慈禧虽未像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但掌握政权达48年，实际上已相当于女皇（或女太上皇）。她垂帘听政时所穿的这一身礼服，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贵的一件，多多少少带有“龙袍”的性质。在那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里，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袭旗袍所控制的。旗袍啊旗袍，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咸丰的心（一如杨贵妃之于唐明皇），一方面因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颇具心计，另一方面，还在于她很会打扮，常有新意，是宫中难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无颜色。她甚至对发型与头饰加以变革，从而领导时尚新潮流：“孝钦皇后时制成新式，较往时之髻尤高；满洲妇女咸效之。”荣登皇太后之宝座后，对服饰的要求更加苛刻，“常御之服为黄缎袍，上绣粉红色大牡丹花”，而且“外边罩着用三千五百颗珍珠串成网状的大披肩，头上常是并排几朵大花，再加各种珠宝流苏，风流之极，为宫中一大奇谈”（苑洪琪语）。估计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俄国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日常也不敢如此铺张浪费。慈禧每年享有绸缎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额，但几乎总要“超标”。要这么多的绫罗绸缎做什么？做旗袍呗！慈禧拥有帝国最好的时装设计师与缝纫师。
慈禧终生都穿旗袍。唯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汉族服装，是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十万火急，慈禧只好化装成农妇（怕被追兵发现），去西安逃荒要饭去了。那一路上凄风苦雨，慈禧不仅披着老棉袄，而且吃了窝窝头。吃腻了山珍海味的“老佛爷”，居然还觉得窝窝头是天下顶好吃的东西；事后还宫时曾令御膳房仿制。她是否还觉得旅途上的老棉袄，要比宫廷的黄缎袍更实用更温暖呢？
而旗袍本身的价值并未因之贬低。恐怕因为慈禧太后穿过，它所隐藏的皇家之风、王者之气——或者说贵族格调，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灭。毕竟，它曾经倾国倾城，装扮过整整一个王朝的妇女——除了慈禧之外，还有珍妃，还有紫禁城内寂寞无名的三千宫女，还有大大小小的福晋（王爷的妻子）、命妇（有封号的官员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儿的称号）……估计连赛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风雅。
清亡以后，旗袍并未立即烟消云散。肖伯青回忆1924年元宵节去鼓楼前大街看花灯，看见不少的旗人妇女：“穿长旗袍，梳大板头，面部擦了胭脂粉，长身玉立，端庄大方，杂在人群中看灯看花。这时辛亥革命虽已十余年，但旗人妇女着旗袍的风气，仍存在于民间。”而旗人妇女很容易分辨，“她们穿着旗袍，下边是天足，上边是常梳着大板头，就像《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梳的那种发式。或只脑后梳上两块黑缎子糊的板，好像蝉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妇家的妇女外出，总是涂脂抹粉，穿上盛装的。”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将退位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从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头的妇女了……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到这时根本绝迹了。说来也奇怪，北京街头梳大板头的不见了，穿木头底鞋的没有了，而旗人妇女穿的旗袍却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来了。很快地从北京流传出去。20年代中叶起，妇女穿旗袍已风靡全国，不仅各大城市妇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连乡村妇女也穿上旗袍了。”看来旗袍的生命力真够强的。恰如白居易笔下的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越演越烈。
在我想象中，“五四”前后北平的女大学生，通常穿着丹士林布料的单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线围巾、轻便的黑布鞋。譬如鲁迅所悼念的刘和珍君以及他的学生许广平，譬如死后葬于陶然亭的才女石评梅，譬如杨沫小说《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都是如此打扮。她们有时在长安街上撒传单，有时又夹着书本坐在人力车上，去上课或去自由恋爱。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岁末的梆声中幻觉着这一系列新女性清纯的背影。她们使旗袍变得朴素了，也变得更有思想了。
后来，新月派女诗人林徽因，以及会演话剧的贵妇人陆小曼，都穿过这种经过“改良”的旗袍，使风流才子徐志摩（当代的唐伯虎）大为倾倒。穿旗袍系围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志摩与前来北京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进人中国的新诗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却大出风头。上海的时髦女郎，极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风格，既保留了国粹，又显得洋味十足。旗袍，似乎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后，又风靡了十里洋场。
读张爱玲的小说，即使涂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断出：那绝对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写下的。意境的华丽自不用说了，甚至连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针脚一样缜密而又周详。我没找到张爱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这沪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应该不比张曼玉逊色。至少，她会使旗袍显得更有文化了。
京派的旗袍，与海派的旗袍，还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旗袍，和改良主义的旗袍，还是有区别的。
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涨潮落：“从20年代中叶，直到1949年，近30年中，服装设计家，要使时装常变花样，去追求新式样，万变不离其宗也无非把旗袍的领子做高做低（高时硬领箍脖，高可顶住下颚骨，还钉上三个纽拌，头部转动都受限制。低时领子只有一扁指高，总算有个领子罢了）。把袖子截长截短（袖口长时盖住手背，短时袖口仅及肘部，再短时只遮两腋，乍一看像穿着个大坎肩儿）。把身长裁长裁短（袍身长时下摆扫着脚面，短时下摆仅至膝部）。把下根开高开低（下根开高时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后襟很像舞台上大将军的甲片飘在下身前后。低时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时迈不开步）。他们的新装设计只是在旗袍的领、根高低，袖、身长短，变换花样，争奇斗胜，反正就是离不开旗袍。这个风气一直继续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始渐衰歇。”他尤其提及十年动乱期间，旗袍与裙子都被视为“四旧”，列入要打倒的事物之中，“街头行人中一个穿旗袍的也不见了”。
然而，旗袍最终还是像凤凰一样复活了。旗袍回光返照，猎猎飘扬于我们的生活中。它代表着一种美，一种典雅庄重的传统女性美。穿上旗袍独步花丛，就会有种画中人的味道，回眸一笑百媚生，仿佛历史的烟云都镶嵌在锦锈的花边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旗袍摇曳生姿，令人重温那逝去的朝代，“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蒹葭苍苍中依旧是秋水伊人。
近年来时装表演、选美竞赛风起云涌，旗袍作为国粹，不容忽视其温故知新的审美作用；因而在花团锦簇的服装款式中，旗帜鲜明，独尊一席之地。况且在烘托女性体形方面，旗袍较泳装（哪怕是比基尼）有出神入化之处，半遮半掩，影影绰绰，反倒增添几分朦胧的诗意、含蓄的美感。旗袍是高贵的，超凡脱俗。我在天坛附近观摹过一场旗袍的专题汇演，具体展示了这种服装的诞生、发展和变革，可当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诗来阅读。当一位京城名模高挽云髻、轻摇团扇，穿一件刺绣牡丹图案的大红旗袍徐徐登台，笙歌四起，曹植笔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洛神顿时在我脑海中横空出世了。画山绣水之间，韵味悠远。旗袍风韵犹存，称得上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古典的文化。时代不同了。然而在我的想象与祝福中，大风不止，旗袍飘扬……
我有个朋友，叫姜丰，是电视台主持人。她去日本拍摄节目，对和服发过一番议论：“和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极素雅极清淡的，和极明艳极浓郁的，但是穿起来却是一样的温良、一样的妩媚。和服就是有这等魅力，任凭什么性格的女子，穿上它会不由自主地温柔贤惠起来，不用等谁来教，自然而然就双脚并拢，双手合握，目光谦恭，笑容含蓄。总之，温良恭俭让全想起来了。”其实，旗袍不也是如此吗？旗袍不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却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日本有和服，而中国有旗袍，作为女人的传统。
中国女人的内心深处，恐怕都陈列着一袭影子般的旗袍。哪怕压在箱底几乎找不到的位置，可毕竟，它还是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