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犹太裔德国人，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逝世于英国伦敦。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他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弄潮儿。支持他理论的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认为这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掠夺与斗争。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
无悔的青春
特利尔城是德国莱茵省的一座美丽城市，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就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这里。
马克思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没进过小学校。不过，那时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很喜欢户外游戏，在孩子中间是个“领袖”。
马克思读中学时仍然十分淘气，还是常常爱在同学之间讲些离奇的故事。不过，他一年比一年稳重了。特别是他在中学里学过5年之后，竟成为一个十分稳重的学生。
马克思不追求分数和奖励，但十分酷爱知识，喜欢自学，又肯思考问题，谈话也喜欢追根问底。但是，马克思从小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性格，他特别喜爱文学。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歌德、席勒和伏尔泰、莱辛、至西门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17岁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中学毕业，这对一个青年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几乎天天在谈论以后的出路，他们的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
他们中有的打算去当牧师；有的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插足官场；有的想继承家业，成为百万富翁；有的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树军功，晋爵加衔；也有的想进大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学者名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考虑职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面对人生的一个大的选择，马克思是怎样做的呢？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体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1835年10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学，许多的新知识吸引着他。他什么都想学，除了那些与法学有关的课程外，还选了文学艺术的课程，并打算选修物理和化学。
第二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注册入学。柏林大学是德国的高等学府，是思想斗争的核心。这里集中了全国许多的著名学者。这里的学生都勤奋好学，学术空气浓厚。
马克思在这良好的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在书林学海中探索，他研读了大量哲学、法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获得了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广博知识。
在柏林大学的前两年，他写了大量诗作，有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他的诗大多抒发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爱慕，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但也有不少诗表达了他对邪恶和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望。但他后来对自己的诗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而把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方面。
渐渐地，随着学习的深入，马克思迷上了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来往了。并加入了他们主办的“博士俱乐部”。
马克思对哲学的的兴趣日益增长，1839年开始研究希腊哲学。重点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理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古希腊哲学呢？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大多数都喜欢古希腊哲学，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另外，马克思决心弄清哲学中的一切问题，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他了解哲学中的全部问题。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到政府的排挤和迫害。马克思不愿让那些惟命是从的人捉弄自己，就放弃了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
为了不放弃取得学位的机会，同时发表自己的论文向反动派挑战，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
由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4月15日马克思取得了博士证书。
当时马克思还只有23岁，但已经是受人崇敬的哲学博士了。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生活却出现了困难，马克思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对马克思提出一个要求，要马克思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可马克思获得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而是哲学博士学位，这大大地限制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
对此，母亲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合适为理由，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母亲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醉心于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
但母亲不公正和冷酷的对待，没有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他于是去了波恩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
到了波恩，他一边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一边参加了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此时，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深深地吸引了马克思。他每天向报纸投稿，并推荐他的朋友担任了主编。
《莱茵报》开始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出版自由问题、实行代议制问题等等。报纸的声望提高了。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政治倾向很不满，并以查禁相威胁，同时加强了对报纸的检查。
马克思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担任了报纸的主编，从此《莱茵报》就变成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报刊，它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但是，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迫害，马克思只有辞去主编的职务，深入到贫苦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843年的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举行了婚礼。燕妮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与马克思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是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燕妮除了长得异常美丽外，还特别聪明。她从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完全靠父亲的指导和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马克思十分爱慕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政府依然十分担心他会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于是便指使马克思的朋友埃塞尔去说服马克思并给出高官和金钱做为条件，但马克思誓死捍卫自己在中学毕业时立下的誓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从此，他埋头于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发现黑格尔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
为了出版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到巴黎后，马克思和燕妮一直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工人住宅区，亲眼见到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许多人对马克思的文章很感兴趣。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但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不允许它在德国发行，而且主编卢格也反对有革命锋芒的文章。第二年初，马克思被法国大臣驱逐出境。
马克思一家只好从巴黎迁居到了布鲁塞尔。燕妮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种种事情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陪同马克思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1848年初，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响应巴黎的二月革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决定买一些武器装备自己。燕妮支持马克思把一笔数千塔勒的巨款贡献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燕妮一同被捕，马克思说：“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在被囚禁了18个小时后，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很快又回到巴黎继续参加战斗。
先进的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认识了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就是弗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终身的合作。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更多的时间是与马克思在一起交换意见，探讨理论问题。他们从黄昏谈到深夜，又从深夜谈到黎明。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彼此发现在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商定合写一部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
恩格斯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那几天就完成了他分工撰写的部分。马克思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其它部分。这部著作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1845年4月上旬，恩格斯也迁到比利时来居住了，两个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合作。几个月后，两位伟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
两个人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了9个月才完成这部著作。但是，这部内容丰富的巨著却找不到出版商。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所以，不管能不能出版，他们都坚持把它写完。
这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形成。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恩和燕妮离开了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进行迫害，在1845年12月正式声明退出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而马克思的家则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
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但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
1846年2月，经过周密的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组成。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通讯联系。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参加了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并改了口号。口号由原来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中央的纲领。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
大会顺利地举行了，通过了新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比过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进，这些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大会顺利地举行，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一项新工作。这项新工作就是完成大会对他们的委托，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时刻关系革命
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1852年，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
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谊使他们在困难时期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停地奋斗。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经受不了困难而叛变脱离革命。有的悲观，有的显得十分急于成功。当时，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后的形势作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既不气馁退却，也不盲动冒进，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又把理论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暂时回到书房，继续从事他早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为完成经济学中的伟大变革，为锻炼未来斗争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顽强学习，刻苦钻研。
他厌恶那些高喊革命、热衷空谈的人，嘲笑说：“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当时马克思的处境异常困难，贫困的阴影紧紧相随，各种攻击诽谤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来自敌人营垒还是来自昔日同路人的那些造谣诬蔑。他都毫不介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把他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不仅自己埋头研究理论，而且还引导李卜克内西、沃尔弗、施拉姆等人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广泛吸取革命所必需的各种知识，掌握斗争所不可少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不仅关心自己身边的那些革命流亡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各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经常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他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德国工人一直心连着心。德国工人公然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领袖。
他们在准备采取重大革命行动时，常派代表向自己的领袖求教。1853年和1856年，莱茵省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两次派代表到伦敦听取马克思的教导。
马克思热情接待使者，耐心地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告诫莱茵工人，整个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莱茵省工人单独行动必遭失败，要他们不能鲁莽行动，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马克思还利用当时在德国尚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之一《新奥得报》，同普鲁士当局作“隐蔽的斗争”，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运动也关怀备至。他帮助宪章派人士创办《人民报》。为了支持这个报纸，身无分文的马克思为它写稿不取报酬。在他的帮助下《人民报》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报纸。它在提高英国工人觉悟、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还亲自参加了1855年夏天宪章派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在第二次示威中险些遭到警察的逮捕。他还积极帮助琼斯克服思想上的妥协动摇。
马克思还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约瑟夫·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和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在美国撒播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
他支持魏德迈在美国创建美国工人同盟，为创建未来的美国工人政党作准备。他还积极支持魏德还和克路斯把当时在纽约出版的《改革报》变成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阵地，组织自己的一些战友为该报写稿。
经马克思及其在美国的战友的努力，《改革报》成了一家优秀的工人报纸。同时，《改革报》做为一种新的战斗武器，指导着人类无产阶级继续战斗。
正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对外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开始萌牙。
马克思十分关怀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资本论》的诞生
马克思经过25年辛勤的劳动，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了伟大著作《资本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马克思劳动的结晶。
马克思还在40年代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这一时期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著作，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当局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后来列凯斯取消了合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
由于积极投入1848年～1849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学习特别勤奋刻苦，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到英国博物馆去，整天在那里看书学习。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个笔记本。
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会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个月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继他的第一个发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的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但事与愿违。由于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
贫困的生活也给马克思的写作带来了巨大困难。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经常花费很多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写稿，以取得微薄的稿酬。这就使他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作经济学著作。
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手稿，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这第一本小册子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书名叫《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这是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第二年，马克思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为副标题来发表著作。这样《资本论》就产生了。
《资本论》做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向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信中说：“这本书无疑论正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历害的炮弹。”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而分析了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接着他深刻阐述了价值形式，直至货币的产生。然后分析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
《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真正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根据对剩余价值实质的分析，第一次对资本下了科学的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物，是生产资料，认为它是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表明，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成为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手段，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历史范畴，是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研究了劳动过程不同因素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而资本家把另一部分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他把这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不变和可变资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划分，他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了不是全部资本，而只是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还阐述了增加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延长工作日。在一个工作日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工人用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这部分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时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这部分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一时间内耗费的劳动是剩余劳动。
资本家总是力图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靠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靠延长工作日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另一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创造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要缩短这部分时间，就得降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要提高生产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用这种办法增加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以后，详细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问题，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
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折，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上，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在另一极上，劳动者遭受的压迫，剥削以及失业和贫困不断加深。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彻底驳倒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家勤劳起家的谎言。这些人把原始积累描绘成田园诗式的东西，说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人勤劳聪明又十分节俭，另一种人是懒惰而又挥霍无度的无赖汉。第一种人逐渐积累财富成为资本家，第二种人穷得一贫如洗，只得出卖劳动力，去当雇佣工人。
马克思尖刻地讽刺了这类神话，提示出原始积累的实质，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个分离过程，一方面形成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用大量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农民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赶出了家园，沦为乞丐和流浪者。
资本原始积累还与进行殖民掠夺、贩卖黑人等暴力手段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原始积累“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的实质，有的打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准备很快完成第二、三卷。但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身体很不好。尽管工作繁忙，马克思仍继续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有关经济问题。例如为了写作地租理论，他甚至在1869年，年过半百的时候，开始学习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70年代末期，马克思有意拖延第二卷的写作。这其中的原因有：一是英国目前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他还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再形成理论；二是还需要搜集俄国和美国等地的材料，以便继续研究。三是医生警告他，要他把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否则就会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他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个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但是，病魔过早地夺去马克思的生命，他生前没能够实现《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他在逝世前不久，嘱咐小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的亲密战友能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恩格斯把完成战友的托付和满足朋友们的愿望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恩格斯同爱琳娜一起，勇敢地挑起整理遗稿这副重担。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工作室里，他们整天埋头于整理一张张零散的手稿、图表和笔记本，并细心地加以分类。
经过3个半月的紧张工作，他们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把所有手稿按时期归了类，其中主要的自然是《资本论》手稿。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劳动，恩格斯在爱琳娜和秘书的帮助下，把原稿系统化，空白的地方作了补充，加了许多注释，在修改和增补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说明，终于在1885年完成了一部连贯紧凑犹如马克思自己写的《资本论》第二卷。
又过了将近10年，1892年《资本论》第三卷也整理完毕并出版了，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资本论》的出版给资产阶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资产阶级想把它毁灭掉。
《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而且也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巨大理论宝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也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精辟的思想。他指出：“劳动时间长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只耗费劳动和生产资料，而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劳动时间短的企业，不仅在1年内不断地或者多次地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处理不好这两类生产部门的关系，过分注重前者的发展，而忽视后者，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影响整个生产的发展。
《资本论》是马克思心血的结晶，为之他付出了40多年的心血，虽然在全卷中只占1/4的篇幅，但无产阶级战士从此有了学习的课本。
苦苦奋斗的岁月
1864年9月26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里，悬挂着各个国家的旗帜，挤满了来自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推荐的德国人代表埃卡留斯在会上发言很出色。
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选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委员会。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确实说明了工人运动已经重新兴起，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新的提高，然而在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组织诞生之日，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为各国无产者在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的真正联合，展开了繁忙而艰辛的工作。
当时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协会起草纲领性的章程。要使这份重要的文件既表达出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又能为当时工人运动中各种繁杂的思想流派所接受，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而马克思却完成得非常出色。
10月20日，在马克思家举行的小委员会上，马克思建议对章程逐条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点，40条的章程才通过了第一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代表克里默建议，为了在11月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能拿出一份《章程草案》，小委员会必须在10月27日的会上有一个肯定的结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把文件全部留给马克思，由他加工修改。
马克思顺利地争取到了第一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权利——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纲领性文件，为它今后的全部活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一星期后，马克思彻底改写了章程，用10条代替了原来的40条，为国际工人协会草拟了《成立宣言》。
11月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1866年的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也得到一致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了具大贡献，因此，他成为欧美各国先进工人公认的领袖。但马克思不喜欢别人宣扬他个人，他一直都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
当时，拉萨尔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后，利用各种手段宣扬他个人。他声称：“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正确的。”拉萨尔的党徒们声称，不管是谁，只要企图推翻或者修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中的哪怕一个字，他就是“人民”的叛徒。
联合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拉萨尔个人。他也自吹“几百家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传到德国的穷乡僻壤”，要工人把他当作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
宣扬个人崇拜是为了实行个人独裁。在拉萨尔制订的联合的章程中，规定主席有权发布一切指令，有权决定全体大会和理事会的召开，有权任命副主席，有权任命地方全权代表，有权裁决谁能入会，谁不能入会。他说：“主席的权力必须尽可能独裁，否则会一事无成。”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拉萨尔独揽大权，不择手段地安排亲信，排斥异己。联合会理事会书记瓦尔泰希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不满，拉萨尔下令把他开除出联合会。
1864年8月底，他为争夺一个贵族小姐在与情敌决斗前留下的遗嘱中，袭用封建皇帝指定继位人的做法，指定伯·贝克尔为他的继承人。拉萨尔在决斗时中弹而死，但是他的个人崇拜仍然有增无减。施韦泽主编的《国会民主党人报》上甚至用“圣经、教会和主”之类赤裸裸的宗教语言来宣扬拉萨尔，狂呼“拿撒勒的耶酥死了，斐迪南·拉萨尔万岁！”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他制造的个人崇拜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对拉萨尔的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和装腔作势，深恶痛绝。马克思针对拉萨尔的在工人中冒充理论权威、炫耀自己、骗取信任的行为指出，把革命和科学作为追名逐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十分卑鄙的举动。
马克思说，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工人协会所追求的真正的工人运动组织相敌对的。
他们一再要求德国工人报刊清除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揭露他企图充当工人“独裁者”的野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为代表的德国先进战士教育工人群众摆脱拉萨尔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869年8月，他们与拉萨尔派控制的全德工人的声明中鲜明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教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在行为上背叛我们原则的阴谋家！8年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抛弃了个人独裁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由5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专权，还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如果中央委员会有越轨行为，监察委员会有权停止个别中央委员会以至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裁决。
此外，还建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发生冲突时由它来裁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的一个重大胜利。
马克思和思格斯强烈反对个人崇拜，恩格斯在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让无产阶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有关拉萨尔的神话当成党的信念的象征。要和一些宗派组织有一个明确的区名。
马克思虽然一直流亡国外，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怀有增无减，并且关心着德国的民主革命。
在马克思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后，他曾经对在德国工人中有较大影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工作，希望改变它的领导，争取它加入国际。
拉萨尔的信徒施丰泽1864年底在柏林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李卜克内西在其中任编辑工作，报纸的办报纲领中也没有典型的拉萨尔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意为它写稿。
报纸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上发表了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文章客观地指出蒲鲁东的功劳，同时也评述了他的错误。
不久马克思发现施韦泽仍然推行拉萨尔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就毅然断绝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不再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提出让德国工人在德国当时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单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支部，它们人数虽不多，但在合作社、互助会和教育团体等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展开了工作。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国际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1867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后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们利用这个全国性的讲台，揭露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和俾斯麦立宪的伪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德国工人中作了大量工作，逐渐摆脱了拉萨尔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1869年8月，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并宣布该党的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国际工人运动也逐步壮大，马克思也因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停地操劳。
马克思通过国际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着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享有极高的威望。
马克思对国际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而他在国际活动中采取的斗争策略却是灵活多样的。他瞩目于运动的未来，又着眼于当前的实际，他珍惜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又不忽视各种思潮的歧异。他谦逊、朴直，从不提及个人的威望和作用。他悔人不倦，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培植出一大批优秀的战士。
马克思最厌恶那些脱离现实斗争的空谈家，认为他们的空谈和遐想只能消磨工人的斗志，损耗他们的精力。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推动工人去进行严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和炼就本领。但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绝不能脱离工人运动所处的现实情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在工作中，马克思极度蔑视抬高个人声望，也十分憎恶沽名钓誉。当时，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开展活动默默无闻地日夜操劳而不要任何荣誉。
燕妮最了解马克思，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谈到过这一点：“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方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负担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
的确，除了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虽然有几次他曾准备在会上发言，但当他发现别人发言对斗争更有利时，他总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准备。
马克思始终认为，促使国际工人协会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而决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
马克思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高尚情操感染了许多的人，但马克思只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这正如他那句喜欢的格言：我是人，人所应有的我都有。
指导各国革命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普法战争爆发了。战争爆发的当天，国际总委员会开会作了讨论，决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宣言，表明总委员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花了4天时间写成了宣言，宣言首先在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接着以传单形式印行了1000份。由于宣言发表及时，谈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马克思指出，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是为了本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
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草拟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复信，由马克思寄往德国。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吞并法国领土的反动谬论，重申无产阶级对此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侵略阴谋。
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马克思所料，不久，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很快转入进攻，打进了法国领土。9月1日，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惨败。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和不满，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
与此同时，普军在色当战役后长驱直入法国境内，很快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且直接向巴黎进逼。
巴黎成立共和国的当天，龙格就打电报告诉了马克思。龙格的电报马克思在第二天凌晨4点钟收到。过了一天，即9月6日，马克思又收到由巴赫鲁赫签署的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就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发表一份给德国人的宣言。
当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写信给恩格斯，要他把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以便写新的宣言时应用。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发表。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为了不让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得逞，迫使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让世界各国都来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同时，1871年3月18日清晨，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细心搜集和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马克思亲笔从20多种报刊中摘录了几十万字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个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犹太商人，秘密传递信件和口讯，与公社领导人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保持联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种工人支援公社的活动。马克思对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成立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十分关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请教。
5月10日，俾斯麦和法夫尔在代表双方签订正式和约时。曾秘密达成了共同采取行动镇压巴黎公社的建议，这项秘密协议对公社自然十分不利。马克思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知公社领导人，但公社没有认真考虑这些事情，最后革命失败。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判刑、流放和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在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诬蔑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就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而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引渡，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并想方设法使在国内还受到生命威胁的公社社员离开法国，逃往安全地带。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和有关人士去做英国政府的工作，要求英国政府给公社流亡者以政治避难权。但是英国政府十分狡猾，生怕得罪法国政府，因而对这一正义呼声不置可否。
1871年7月，为了统一安排救济工作，统一分配救济物资，总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参加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女儿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使流亡者深受感动。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家看作是避难所，是生活希望之所在。而马克思一家对一切来客也总是热情接待，慷慨解囊。不少流亡者为之感动，他们在马克思的家里得到兄弟般的款诗。但因此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又限入了困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国际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同各国的反动势力相呼应，也想利用国际的困难处境来夺取领导权。
公社时期和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趁机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国际的正确主张。巴枯宁本人一方面诬蔑支持公社是犯罪、愚蠢的，另一方面又胡说他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必须回答巴枯宁分子的挑战，揭穿他们的分裂阴谋，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确定无产阶级今后的行动路线和斗争方针。为此，恩格斯主张召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这就为会议按正确方向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讨论筹备工作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建议。
1871年9月17日，代表会议在伦敦落幕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伦敦代表会议提高了总委员会的威望，加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性和纪律性，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阴谋企图。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次较量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枯宁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不顾会议的各项决议，依然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同时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
为了还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马克思写了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内部通告。用种种具体事例揭穿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来面目。
通过这一次的较量，无政府主义者的可惜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们越来越孤立，但仍然十分猖狂，一场决定性的斗争迫在眉捷。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海牙举行。
马克思深知这次大会任务繁重，它关系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存亡，因此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写信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瑞士和美国有关人士，收集巴枯宁分子搞分裂活动的材料，动员他们做好一切与巴枯宁分子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9月1日，马克思在夫人燕妮和女儿爱琳娜陪同下，与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引起了到会者的注目，也说明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在同一天举行的预备会上，他高兴地会见了来自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地的许多老战友。
大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大会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
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的建议，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上做了说服和解释工作，也获得了通过。
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稍加修改后把它正式列入协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于反对权威、鼓吹自由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代表大会对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作了组织处理，将其头子巴枯宁和吉纳姆开除出国际。
大会闭幕后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详细介绍了代表大会所完成的三项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家人一道返回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后，他和恩格斯一起忙于向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宣传大会的精神，解释大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马克思毕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首先是继续写作《资本论》，以便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马克思就这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勤奋地工作着。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除了吃饭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埋头阅读、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这时恩格斯已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两人经常见面，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商讨工作。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巴斯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海·朗姆的来信，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议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前者成立于1863年，是拉萨尔派领导下的一个组织，由于执行机会主义策略，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衰落，后者是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所以叫做爱森纳赫派。它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虽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基本上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爱森纳赫派曾几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遭到拒绝。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对两派的迫害与日俱增，拉萨尔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又日益孤立，而爱森纳赫派却得到人们的拥护，影响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内外压力下，拉萨尔为了摆脱困境，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爱森纳赫派答应了拉萨尔派的要求，并一起制定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和庸俗民主主义的纲领草案，作为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纲领。
纲领发表后，马克思看后非常吃惊，对草案中反映出来的原则性的退步，感到特别气愤。
对于两派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认为合并必须做到对工人运动有利，关键是应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原则和纲领路线为基础，合并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爱森纳赫派不要拿原则当儿戏。他们也充分估计到拉萨尔派的本性难移，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立场，因而认为与其匆忙合并，不如先签订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
在对爱森纳赫派提出这些善意忠告的同时，马克思对两派起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严肃而透彻的批判，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文件。它结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策略思想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论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空谈什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从社会取回的。则是作了各种扣除后自己所给予社会的那些，这也就决定了这种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将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那时分配的原则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里，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将必然地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也作了全面透彻地批判。指出《草案》宣扬的自由国家，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同时，马克思还对未来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经历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876年7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地指导革命。
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尤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故乡的一切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更主要的是那里形势的变化，局面的创新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
德国自普法战争期间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不断扩大，实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经过了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获得巩固，党内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得到了澄清，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慌，所以帝国政府想方设法置社会民主党于非法地位，党的组织被取消，报刊被查禁，几百名社会党人被驱逐出境，不少党员被企业解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德国大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考验。
对于敌人的疯狂迫害，党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惊恐、动摇情绪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出现了。
就在这时，流亡伦敦的莫斯特一伙人借机鼓吹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党在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同当局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为了澄清思想，帮助党的领导掌握住革命航向。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发了一封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通告信》。
《通告信》批判了赫希柏格等人企图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不纯粹的党。指出，如果让这种人在党内占居显要职位就是自己出卖自己。在驳斥关于党应当走改良道路时，指出所谓改良，就是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抹杀、冲淡和削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很快克服了《非常法》初期的动摇，采取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党的各级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也于1879年9月28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
1880年8月20日～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古堡城市维登举行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的动摇和混乱局面。大会把无政府主义头子莫斯特和哈塞尔曼开除出党。1880年12月9日，倍倍尔等人到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讨报纸编辑人选和加强联系的问题，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接待。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种渠道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帮助，使它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也十分关心。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