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的三种时间意识来看，都是把焦点集中在时间的某一个维度，而没有从整体上去考察时间以及时间与文化的关系。这种顾头不顾尾、顾此不顾彼的聚焦式时间思维严重扭曲了时间的整体性和贯通性，从而影响了文化自我演化创新的自然进程，其迷惑性和破坏力很大，切不可小觑。笔者提倡一种散点式的时间透视思维，亦即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从所有的点去透视时间，时间的其他维度也因此获得了呈现并参与的机会。在焦点透视中，非焦点区域只是作为虚幻的背景而存在的，它给了我们一个肉感的真实，但不是唯一的真实，更不是全部的真实。散点透视解放并恢复了所有的空间，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加入进来，使得意义更加丰富充盈，深邃而隽永。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应该秉持这种散点透视的时间思维，而不是互不沟通彼此隔绝的焦点透视的时间思维。换言之，文化要创新，必须放弃对时间的执念，把以邻为壑的时间陷阱完全打通，变成彼此相连的大通道。放下包袱，敞开襟怀，与时间一起跃入天地创生化育的绵延之流中。
三随时而中：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
过去、现在、未来之所以成为时间性陷阱，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过于执著，总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去考虑问题。考察中国当下所面临的诸种文化情境，无论是倾向于复古的过去式思维，还是西方线性时间观的未来式思维，或是以现在为中心的当下式思维，都不适合文化创新发展的要求。要破除人们对某一时间维度的执念，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有很多，比如道家的顺时安命思想、佛家的顿悟空观思想。但文化的创新建设是一种积极的入世行为，破除对时间的执念不能采取道家或佛禅的方式，而应该借重儒家的时间思维。当然，儒家的时间意识也很复杂，既有崇古复古的过去式思维，也有居安思危、求新求变的未来视野，还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循环式思维。由于历史时代条件的变化，这些时间观念已经不适合当下文化的实际了。但是，儒家有一种更为高妙精微的时间思维始终留存在文化的命脉中，一直到现在仍然适用，这就是“时中”思想。明儒薛瑄曾说：“时中是活法而不死”（《读书录》卷一），可见“时中”这一思想的生命力之强。“时中”是中庸的核心，没有“时中”，就达不到中庸的境界。不幸的是，现代以来，中庸被扣上了“骑墙派”、“折中主义”、“乡愿”等帽子，成了历史文化的残滓，中庸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被历史的灰尘遮蔽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对“时中”这一思想的盲视或遗忘。因为在线性时间逻辑下，时时保持中行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时中”思想被急功近利的现代人所漠视就是无法避免的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抖落“时中”思想上的历史灰尘，使之重放异彩；同时结合当下的文化实际，对这一思想进行合理有度的现代阐释，使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与价值风标。
在孔子那里，“时中”主要在圣人君子的人伦道德实践环节表现出来，孔子有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二章）中庸的境界之所以难以达到，不仅是因为要把握好事情的度，而且要时时都要把握这个度，所谓“时中”，就是要“随时而中”。孟子将“时中”与“权变”关联起来，进一步完善了时中思想的方法论。宋代理学时期，理学家们多从“已发”、“未发”的道德情感方面来讨论“时中”，使得“时中”成了一种控制自我情感的个体心性功夫。由此不难发现，“时中”思想变得越来越精微和个人化。依笔者愚见，要在“时中”的意义上讨论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儒家易学的大传统之中，只有这样，“时中”才能获得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思想语境。
“时中”思想在易学传统中非常突出，正如清代著名易学家惠栋所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易汉学·易尚时中说》）。用“时中”来概括整个易学传统的思想精髓，可谓中的之论。《周易》的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时”。这六十四卦，通过阴阳二爻所组成的卦象，表征了存在于感性鲜活的大宇宙和现实人生脉动中的时义。《易传》和《彖传》中特别提到了六十四卦中的豫、随、颐、大过、坎、遁、睽、蹇、解、姤、革、旅这十二卦的时义及其大用。六十四卦中，不仅每卦各自独立成时，而且，各卦时之间也并非彼此析离，而是和其他“时”环环相连，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大时”。在这种整体性的时义彰显中，既留存着过去之时的消息痕迹，又涵摄着现在之时的生机活泼，而且还显露着将来之时的几微变幻。或者说，这里的“时”就是沟通着过去、现在、未来的绵延之流，这是“时中”之所以可能发生的时间性基础。
《周易》中的“时”是和“位”相举称的，“时”是指整个卦象而言，“位”是指每个卦的爻而言，从初爻到上爻的六个爻就是六个位。爻代表变易，即就是时之变。王弼有言：“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爻所展现的就是卦时各个阶段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各个小的时段。以乾卦为例，从初九到上九，六爻依次出现“潜”、“见”、“惕”、“跃”、“飞”、“亢”六个位。初九“潜龙，勿用”表示事物尚处于萌芽状态，所以要潜藏不露；九二“见龙在田”，象征事情开始显露出头角，应该适当进取；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表示事情发展到一定规模，应当时刻警惕着；九四“或跃在渊”象征事情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君子进德修业，及时作为。九五“飞龙在天”象征事情圆满成功，应处慎防盈。上九“亢龙，有悔”表示处于极高之位，动则必悔。事情发展到极端，开始向反面转化。这六个爻位既是事情发展的不同空间，也是六个不同的时间段，因此，爻是时位合一的统一体。但是中国古代的时位观更重视时性这一维，表现为“时位一体，以时统位”的模式。从乾卦六爻的事情发展变化情形来看，每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都有新的消息出现，所以君子就应该随着实际情况把握好分寸，时时调整自己的方式与策略，以有效的应对事情的变化。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周易·艮卦·彖传》），就是人的行动实践与最佳时机相契合，这便是“时中”。这样一来，这里的“时中”就包含三个向度：时（时间）、位（空间）、中（限度）。
以下结合时间、空间、限度的内在关联具体谈谈“时中”对于文化创新的意义。要实现“时中”，必须同时关注到事情的时间、空间和限度三个方面，没有这三者的共同参与，所谓“开物成务”，成就人文大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传统与现代
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经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亦即从自己的“过去”走向“现在”与“未来”，这是文化的“古今”问题，属于时间性层面。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却在古今之外遭遇了“中西”这一空间维度的问题，而且表现为以“中西”替代或遮蔽“古今”这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正是由于对中西文化之间地域差异的强调，使得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时间连续性产生了怀疑，并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现代线性时间观，继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创新进程变成了对西方文明“夸父逐日”式的追赶。或许，西方现代文明不断呈现的困境以及百年中国文化“拿来”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赤字，会使得国人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从而能够跳出这个时空怪圈。然而，当我们理清“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这一时间性问题上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思之再三，以避免跌入自己或他人设置的时间陷阱。换言之，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我们要保持一种“中行”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传统不是过去的某种实体，它也不等同于“过去”，传统恰恰是朝向未来不断开放出其可能性的一种“过程”。因此，继承传统就不是因循固守过去的一切，而是和过去相抗争，尽力展现与过去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抛弃了对传统的过去式思维，那么所谓对文化命脉（属于“过去”）的忧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不管变迁多么剧烈深刻，都是中国文化自己在变，是中国文化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流转绵延，而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①此处对传统的时间性解释能够避免那种“过去式思维”所带来的弊端，但是如若认为所谓的忧患没有必要，任何变化都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化，那就显得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儒家所忧患的不完全是“过去”，更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②或者说，儒家所忧患的是文化的身份能否在现在和未来继续得到确证。在这个多元文化冲突对抗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身份显得极为重要。它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模糊了它就模糊了自己。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身份是什么？传统文化的哪一部分代表这个身份？关于这个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论争产生了很多观点，有人认为是儒家，有人认为是儒道合一，也有人认为以儒家为主，儒、道、释相互渗透补充等等。③但不管是哪一种，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某些具体的中国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恰恰是由传统在“过去”的时间里慢慢积淀而成的，而且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真实的情形是，文化不管怎么变化，它都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它始终离不开“过去”这个文化土壤中的养分供给。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间性悖论，一方面，“过去式思维”会变成文化革故鼎新、不断前进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变化恰恰需要借助自身原有的东西展开，须臾也离不开“过去”。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审视当下文化所面临的实际情形，把握好“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度”，处理好变与不变之间的“度”。《周易》中的“易”有三义：一是简易；二是变易；三是不易。易学传统中的“时中”就是要通过“变易”与“不易”，究天人，通古今，以臻达最高的道（“简易”之“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行“时中”，就是要因“时”因“地”因“事”而制宜，在开拓与坚守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度”。使得中国文化既呈现出自己的现代形态，又内含自己的文化基因，秉有自身的文化品格和身份特征，既而能够挺立于世界文化的舞台。
2.差异性与普世性
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能够显示本民族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就越能够被世界上其他的文化所接受，从而成为带有普世性的人类共同的文化。这里涉及的是文化的空间性问题。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绥靖策略，希望将全世界都变成基督教文化的试验场，将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化都变成它的“并集”，从而实现文化的同质化和普世化。显然，这种推行文化“并集”的做法不可能真正得逞，任何一种文化要想生存发展，都必须和其他的文化保持“交集”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文化封闭自守，画地为牢，不愿与其他的文化沟通互动，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类，要么被彻底边缘化，要么被其他的文化吞并，成为别人的“并集”。但是，如果这种文化始终想着要扩大地盘，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要“合并”别人，那就会引起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所以，文化要获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生存环境，一定要学会做“交集”。那就是，一方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且这部分占主要；另一方面又要同异质文化进行对话和互动，寻求一种国际性的文化共识（道德、审美等层面的价值准则或尺度）。这部分在文化整体所占份额中不算太多，但极为重要，它是该文化能否真正参与国际事务并永葆精神魅力的重要保证。由此，所谓文化的“交集”，就是差异性和普世性的统一，是本土化和全球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但是，这个空间性的文化“交集”仍然要在“时中”的思想语境中展开，这仍然是一个“时间”、“空间”、“限度”都不能缺席的文化事件。毫无疑问，中国近百年来所形成的就是一个文化大“交集”，只不过这个“交集”是被动形成的，而且几度存在变成其他文化的“并集”的危险。事实上是，一百多年来的文化入超使得这个文化“交集”变得名不副实，异质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却苟延残喘。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坚持文化输出①，在言说自己的文化差异的同时，与他者展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以实现良性互动的世界文化生态。中国文化既不能被“并”，也不能“并”他，而只能是寻求与文化他者的相交性与相融性。笔者以为，这里的相交和相融也有一个“时”与“度”的问题，当其“时”，则不得不交，不得不融，而且要主动去交去融，错失了良机，文化形象就会被歪曲甚至被妖魔化。但同时，相交与相融也是有限度的，各种文化元素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过多的交融会导致自身文化身份的模糊。在新的国际语境中，中国的“文—化”之“化”已经不能被理解为“教化”，过去那种“天朝”和“蛮夷”的文化地理学思维已经失效了，所以，那种希图靠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的念头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但是反过来，是不是只有西方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呢？显然也不是。所以，文化“交集”必定存在一个“度”，没有这个“度”，“交集”要么难以产生，要么最终变成某一种文化的“并集”。
3.过程性与目的性
任何形态的文化创新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它最后也会导向某一个结果。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思维模式下，对过程与结果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焦点式时间思维（西方线性时间和目的论思维是其代表）注重的是时间的始与终两个“点”，而不太关注这两点之间的过程本身。在这里，时间的终点就是“目的”实现的时刻，过程则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论事先假定“一切都是给定的”，②时间在这里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它依据现在与过去的现成，最后导向另一个现成，世界就是在这种透明的确定性框架中展开。但在散点式时间思维（比如中国古代循环时间观）看来，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点都是值得关注的，时间首尾相连，所谓“终”只不过是又一个“开始”，但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大始”（王船山语）。《周易》六十四卦中“既济”表示事情已告一个段落，但接下来的却是“未济”，也即是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拒绝了生硬的现成的目的论思维，使得事情永远处于敞开的可能性世界中。在儒家文化中，时间不是一个外在的框架，不是某种固定的程式，而是充满生机与可能性的变化本身。《易经·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在这里，“易”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化、创生，生生不息，日新其德。因此，所谓“时中”同时也是“时新”，在宇宙绵延的创生化育中不断开启出新的可能性。而那种静止的、抽象的、给定的现成性则是绵延所要超越的对象，时间的不重复、不间断和非矢量性，构成了绵延的真正性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