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秦腔》，情况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或情节的发展。或者说，在贾平凹看来，以往的乡村生活虽然有变化甚至震荡，但还可以整合出相对完整的故事，那里还有能够完整叙事的历史存在，历史的整体性还没有完全破解。这样的叙事或理解，潜含了贾平凹对乡村中国生活变化的乐观态度，甚至是对未来的允诺性的期许。但是，到了《秦腔》这里，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疯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承传者的一往情深。对于引生或贾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乡村中国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秦腔》并没有写什么悲痛的故事，但读过之后却让人很感伤。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现代”这个神话产生质疑。事实上我们在按照西方的“现代”改变或塑造我们的“现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我们传统的堤坝，民族国家的特性和边界正在消失。一方面它打破了许多界限，比如城乡、工农以及传统的身份界限；一方面我们赖以认同的文化身份也越来越模糊。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进化论的理论。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面对“现代”的叩问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同时也是如何面对那个强大的历史主义的问题。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去历史化”的小说，但它发现了普通人的心灵史。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亚里士多德发现，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动和言语，人们是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一生的。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在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能力，而是被剥夺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城邦公民最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现代之后，交谈是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但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经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说话”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不可穷尽。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入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普通人的心灵史就这样被严酷又生动地呈现出来。
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告知我们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支配文学的时代终结了。如果说在这些文学中也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某些政治因素的话，那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我们更多看到的，则是广袤的乡村中国绵延不绝的本土文化的脉流。
充满时代感与丰富性的新的文学板块
张燕玲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可耕土地越来越少，涌入城市的过剩劳动力越来越多，城与乡、城市与城市间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2008上海双年展”就把这种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命名为“快城快客”，并以之为主题，探讨当下这种外乡人／城里人的空间迁移，移民／市民的身份转移，过客／主人的家园融入三大现状，这三者的同时实现难度很大，甚至会遭遇屏蔽，但其中城市里的积极移民对当地文化的融入有相当的渴望，于是，这种空间迁移、身份转移以及家园融入过程的欢欣与苦痛、奋斗与挣扎、卑微与自尊等等千滋万味，变成了他们心灵的倾诉，文学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学群体，即新移民文学，这是一个新的被忽略了的文学板块，全国各地都有，而以广东为甚。
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它与我们惯常的通指移居国外的作家作品的“移民文学”有所不同，故称之为“新移民文学”。拉什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许多方面，鉴于都市文化的国际本质和越来越同源的本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从美国农村到纽约市，是一种远比从孟买迁往纽约更极端的移民行为。”（布罗茨基等著：《见证与愉悦》，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在拉什迪看来，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移民”，关键要看“根、语言和社会规范”这三个核心元素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我们通指的“移民文学”身上是明显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文学”，大多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因各种目的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以华文创作的反映移居国外生活的作品。这些移民从正处于改革开放初始的国内出去，面对全新的异质文化和社会规范，难以融合及浮萍般的无根状态显而易见。而今天，我们也发现从美国农村移居纽约市，这种被拉什迪称为更极端的移民行为正在许多国家尤其我国上演，我们还发现这种典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在北京上海并不明显，虽然这些中心城市的移民人口也众多，但正因为它们是政治文化中心，是国人的语言和社会规范的风范之地，异乡人的感觉远没有在广东、海南强烈，在中心城市融合是趋势。此外，“新移民文学”崛起于广东，还源于近30年深圳、珠海、东莞等现代城市的崛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数以千万计。而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从语言到社会的习俗规范，都迥异于内地。如评论家洪治纲从杭州刚到广州时就很不习惯，尤其被粤语包围的他说，广州“到处都是鸟语”。广东的内地移民大多都有这种难以认同、难以融合的感觉，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移民身份”，“乡愁”也成了其中主要的写作主题。即使积极移民者，如移居于海南的东北诗人王小妮，也深深感到异乡人的孤独，尽管她喜欢海南，比如她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在海南，就是一种清净的感觉，在海南写诗，有一种想一吐为快的感觉，是一种个人的幸福。在海南茂密的丛林里，谁都是一棵桉树，充实而独自地活着；海南，必然会让每一位诗人都把诗歌视为是灵魂上升时，对世界那一瞬间的简单尊敬。海岛的孤独对文学是一种幸事”。这是一种身体与灵魂深处的矛盾，一如诗人里尔克所说诗人都是些没有故乡的人。诗人黄礼孩为此编了《出生地》《异乡人》两本诗集，以此表明移民群体的双重身份，即远方的故乡出生地，身在此地的异乡人。
近十年，我们真的难以在国内其他地方看到有广东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他们悄然地改写着中国的文学版图。尤其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涌到广东的新移民，在“经济至上”的生活氛围里，居然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人生作文、以心性写作的人们，而且以青年人居多，以新移民居多。写作队伍的庞大、写作激情的高扬、写作形态的多样，构成广东文学的突出景观，也令中国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毕竟文学的未来在于青年。当下的广东青年文学有几个令人瞩目的移民文学群体，一是“青年女作家群”，包括魏微、盛可以、黄咏梅、盛琼、郑小琼、塞壬、宋唯唯等，她们全是广东新移民，而且大多有两副笔，或写小说诗歌或诗歌散文，显示了富于才情与个性的文学天赋，在国内文坛负有盛名。二是活跃异常的“青年诗人群”，尤其以卢卫平、黄礼孩、老刀、世宾、方舟、郑小琼、东荡子、王十月、莱耳等等为代表的难以计数的青年诗群的诗作。它们既受到传统文学名刊的青睐，也散见于各类诗歌民刊和网站，凸显了中国诗歌现场的多元化艺术风貌。三是以曹征路、李兰妮、杨黎光、彭名燕、南翔、慕容雪村、戴斌、央歌儿、吴君、丁力、缪永、谢宏、孙向学、毕亮等人为代表的“深圳作家群”，他们富有个性的都市文学、青春文学、打工文学与网络文学都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质和可能性。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会长蒋述卓教授有过一个统计，即以广东作协编辑的《2005—2006广东小说精选》（花城出版社2008版）和《2007—2008广东小说精选》（花城出版社2009版），两书共收录了七十多篇中短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均为外地迁入广东的中青年作家。像曹征路、南翔、曾维浩、魏微、盛可以、黄咏梅、熊育群、于怀岸、王十月、鲍十、盛琼、央歌儿、王棵、盛慧、吴君、黄金明、谢宏……这些活跃于当前全国文坛的作家，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移民”的印痕。
以移民诗人为例。诗人叶延滨在广东的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说“广东的移民诗人，令广东的诗歌版图发生了变化”。这是广东文学中最庞大的群体，移民诗人们的诗作，最早面世得益于广东有最坚固的民间写作堡垒——难以数计的民刊、内刊、行业刊群体及其网站，写出来后又受到传统文学名刊的青睐，并受益于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黄礼孩的《诗歌与人》、莱耳主持的有海量点击率的“诗生活”诗歌网站。这种数百余种民刊和文学网站的精彩，构成了最典型的广东诗歌的文学景观，充分地呈现出广东乃至中国多元共生的文学现场，就是开放、自由、飞扬和包容。
这个板块，主要是新移民（广东称之为“异乡人”）写作。广东和海南都是如此。从地理上，中国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巴蜀、齐鲁、江浙和岭南等板块，1990年代后，广东、海南以及广西合成的诗歌岭南板块在崛起。而这种崛起是以广东海南的移民诗人为标志的，两地的诗歌形态惊人相似，首先他们大多出生于无数的民刊与诗歌网站，小有影响后，成长于主流报刊。其次，对异乡人身份的敏感，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其它文体的创作。再次，赴琼赴粤的移民诗人实际上代表中国大部分漂泊诗人的生存现状：在明处活着，在暗处写诗。他们是一棵棵向下生长的诗歌之树。一如卢卫平《向下生长的枝条》，这种卢卫平式的成长，代表了大多数漂泊的异乡人的诗歌追求和生活态度，满纸的沧桑与疼痛，却欲哭无泪。他们的写作无一例外地显示一种根性写作与赤子之心，即在异乡漂泊成长，但没有失去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血脉之根，他们的根扎在远方的故乡，即使不断漂泊着，精神的原乡始终是他的根，犹如《树叶曾经在高处》（东荡子），当然要回到地上。远在珠海的湖北红安人卢卫平，写着一首首怀想逝去的母亲的诗；刘大程从凤凰出发一路《南方行吟》，在东莞写的《秋风辞》，一句“饮尽这一杯。转眼，人千里”发出了多少新移民的怀乡之痛；而移居海南不久的山东诗人江非，无论漂泊何处，始终扎根在他的故乡“平墩湖”。无论身在何方，诗人们是通过诗歌写作来寻找回家的路。尽管，异乡人的诗歌个性各异，但他们大多数诗歌都着上了异乡人写作的共性：呈现出一种向下的生活姿态，而在文学品质上却是自我超越、积极向上、蓬蓬勃勃、充满生机。这是今天岭南诗人对诗歌经验贡献的新的价值。这种被称为底层写作的诗歌，表面看来是社会问题，但实质是诗歌从农业题材范畴转化为城市题材写作。在诗歌经验转型的过程中，广东海南诗歌走在前面，其格局和作用特别的大。
而深圳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生长壮大的新兴城市与革新前沿，这个以新移民“异乡人”为中坚建设者的城市，其文学的兴起也颇有个性。无论如何定位，深圳异乡人对新都市人的情感、人在现代都市对乡土的回望，以及青春写作甚至富有想像力的网络玄幻小说写作，都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经验贡献了新的价值。如其中的安徽人曹征路教授血性而富于精神担当的写作，被许多人誉为“底层写作”的杰出代表，从他的《那儿》到《问苍茫》一路书写着与他血肉相连的被时代忽略了的芸芸众生的生命挣扎，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讨论。这种与“打工文学”一起被称为“底层写作”的文学，表面看来是社会问题，但实质是文学从农业题材范畴转化为城市题材的写作。他与“打工文学”的青年人写作同样也是一种根性写作，无论他们笔触是伸向城市历史深处，还是一座座火柴盒般的加工厂；无论是病理的生命与精神挣扎，还是以直面现实的精神，展开并隐喻充满浪漫幻想与现实反叛的现代爱情传奇，或回望故乡伤怀大地，他们的生活姿态也是始终向下，紧贴地面，在异乡以心一直向下探索与生长，呼吸大地之气。也惟此，身体远游的他们，才可能进行精神上的现实追问与灵魂书写；也惟此，他们作品呈示的精神姿态，才可能散发出人性光辉和向上品质。无论是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的城市变革，还是曹征路上下求索《问苍茫》的仰天长叹，还是李兰妮《旷野无人》犀利尖锐的自我剖析，还是诗人谢宏简洁叙述的离我们很近的《深圳往事》里的凡人生活，还是王十月那被李敬泽称之为“当代的《林家铺子》”的《国家订单》，以及《成都，今夜将我遗忘》之后，慕容雪村《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坦诚与敏感等等，他们在“异乡”挥洒和演绎着“出生地”赋予他们的精神记忆，并呈现出多元共长、杂花生树的喜人景象，也解构了深圳无文学的论断。这新的文学板块呈现的时代感与丰富性，便是深圳移民作家群的文学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