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
董学文
新时期文学理论获得的显著进步，如果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之路。
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前期文学理论发展道路的合理的延伸。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学理论从“五四”算起，大体经历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它对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阶段，它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三十年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构建阶段，它对应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三十年”，在理论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上，有着内在连续性。但由于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和面貌。
那么，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究竟形成了哪些特点，这一阶段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的。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为了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学观念，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学理论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构建有利于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学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就尤其有必要把总结经验的工作提上日程。
总结三十年文学理论活动的经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总结经验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在总结经验过程中，不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因之，总结经验需要把住观念这个总阀，这样，才能科学地分析出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才能既看到成绩又找出问题。
为了获得科学回顾、梳理、总结、反思的能力，为了不被一堆论述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毫无疑问，在处理和考查问题和矛盾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能忽视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语境和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无视各种问题在我国语境中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质，就容易认识不到该语境对于文学理论的内在规约，就容易丧失理论前进的方向感。文学理论的历史同其他精神生产的历史一样，只有放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环节的深刻联系中，才能找到其正确路径与方位。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表面上看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追求一个“变”字，不停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深入地看，又不难发现，在这个“变”的背后，在炫目的五光十色、纷纭杂乱之下，仍可以看到许多因袭的、凝固的、不变的东西。有些研究，追求的不是学理的进步，而是“轰动”的新闻效应；有些观点，貌似新颖，实际离真正的文学理论相去甚远。因此，对于“变”，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平心静气、拉开距离地加以俯瞰和审视，那么就能看出新时期文学理论之“变”的真实意义。同时也会看到，有些变化，其轨迹往往还是在一种旧的理念上重复和轮回。
拨开现象看本质，从全局上讲，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是多方努力推动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是中国化文学理论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前行的历史。由此推论，那种认为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是一部在实践基础上推进学理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的历史的意见，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这是我们进行回顾、反思和总结的认识基础。如果我们脱离这个基础，否认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迁史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以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导的文学理论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那么，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活动矛盾性质的把握，以及对它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经历曲折的判断，就会出现偏差。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步是显著的，这种进步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文学观念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文学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张扬了适应中国历史新阶段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念；二是随着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及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资源的不断增强，新时期文学理论突破了单一、独语的模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呈现出多元发展、日臻成熟的态势；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达到了相当宽阔的程度，外国文论的引入和译介达到了十分丰富的程度，本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和对话达到了准同步的程度；四是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著述成果，在数量、质量和话语方式上，都超过了原先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取得这些成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割断历史，没有割断与先前文学理论的血脉联系。在承前启后上，它的建设同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段，同近百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清晰地把握住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而“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只有经过比较，才会发现，新时期的主流文学理论同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理论，在其基本属性上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变化是丰富了方法，扩大了视野，革新了观念。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只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虽有很大差异，但二者之间既不是相互撕裂，也不是彼此对立的。正因如此，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主航道才没有发生大的偏斜。
其二，新时期文学理论在指导思想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我国文学实践的结合。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什么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就能得到创新和进步；什么时候轻视、疏忽或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排斥它与我国具体文艺实践的结合，什么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就会出现扭曲、波折或失误。要想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文艺学说，否则，就会远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大目标。那些貌似新锐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上述经验，在新时期文学理论“人性论”、“主体论”、“向内转”、“本体论”、“审美论”等问题的讨论上，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来。
其三，在文学理论创新的路径上，一定要把“问题意识”作为变革的条件，一定要树立创新的主轴和支点。没有“问题意识”，就容易固步自封，守旧因循；没有创新的主轴和支点，就容易分散混乱，遮掩主线。这个创新的主轴和支点是什么，就是要实现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科学属性”和“人文属性”的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这是文学理论走向未来的康庄之路。经验表明，文学理论要创新，就要结束在“内”“外”两极中像钟摆一样，左一下右一下、往返回荡、不断易位的摇摆状态，努力实现“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之所以走过“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两个阶段，其研究重心不断“位移”，研究方法不断“转向”，而且每次都以所谓“深刻的片面”告终，其根本原因就是离开了创新的科学性，自觉不自觉地步了某些西方文论的后尘。
其四，在文学理论布局上，进一步认识到重视和加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单凭观察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事物的必然性的，必须进行理论概括和合理抽象，必须使文学理论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入到“整理材料的科学”，进而进入到“创造观念的科学”，这样，才能发挥其文学理论的效能和威力。基础理论研究是理论进步的先导，自主创新的源泉，是学科的立命之本。只有以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作后盾，才能不断提高理论的原创力，增强理论发展后劲。胡锦涛指出：“第一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第二要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三要重视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第四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更多优秀成果。”（《人民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版）这是总书记对自然科学家讲的意见，但其精神对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同样也很贴切。
其五，在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要坚持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来带动理论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来带动理论的更新，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模式；与传统文论的深层结合，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以唯物史观为显微镜和望远镜，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灵魂。文学理论只有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了中国的文学问题，它才能拥有世界的意义，才能作为话语的主体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
无疑，经过三十年的变化，我国文学理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正在来临。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指引文学理论继续前进，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文学理论上的重要课题。
面对文学理论的巨大变化和转型，我们要正视和承认其中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尽管没有人预期过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仅仅是成绩而没有负面的效果，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果，却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由于理论多元和急剧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人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焦虑和迷惑。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一方面要珍视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变革的巨大成果，一方面也要继续探索更加科学的发展途径，继续向前看。但这个“前”到底是什么，必须弄清楚。这个“前”就是“目标”，就是“方向”，而这个“目标”和“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如果这个“前”弄模糊了，那么曾经是文学理论变革的力量，也会逐渐演化成阻碍理论发展的力量。
譬如，倘若像有种意见那样，主张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要接续到“20世纪头20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早期鲁迅学说那里去，才能接续文学理论的“现代化”，那么，这个所谓的“前”就成了向“后”看了。这样的经验总结，是容易成为文学理论发展观上的“断裂论”和“空白论”的，是容易抹杀我国文学理论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说“五四”以前的文学理论比“五四”以后的文学理论好，说30、40年代进步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没有“现代性”，说50、6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一无是处，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就是要转换到旧民主主义或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范式那里去，显然，这样的判断是不实事求是、难以成立的。
再如，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似乎出现一种“多元化”、“普泛化”与“普世化”的倾向。什么学说都不加分析地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要同另外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嫁接”，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发展”；明明是国外批判、攻击、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见解”。凡此种种，很可能从根本上消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诸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分明界线。这种倾向，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坚持文学理论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取向，也是十分不利的。
此外，文学理论上的“取消主义”、“告别主义”以及对文学理论本身存在合法性不断质疑的声音，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虚无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思潮在反思历史时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学理论上自我否定、自我打倒的所谓“内部暴动”。这种掏空文学内涵、以“大文化”现象替代文学理论的知识转移，势必使文学理论研究走向混沌，迈入死胡同。
应该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不是一种依靠自身就可以探究的对象，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看作是我们用来观察时代、社会和历史变迁的一种特殊的观点。如果这个意见大体可以成立，那么，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从整体与实质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能够站得住的。
金融危机给文化发展的机遇
刘勇
杨志
汹涌而至的金融风暴正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摇撼全世界。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紧急商议救市对策。去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2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是自1998年以来我国再一次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为之瞩目。如何使用这4万亿元，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
虽然这些讨论见仁见智，各有所见，但我们不能不忧虑地注意到：人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IT行业等“硬”经济行业，较少关注游戏业、影视业等“软”文化创意产业。而历史经验恰恰告诉我们：文化创意产业是任何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绝对不容忽略的支柱产业，而经济危机又正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绝对不容错过的机遇！以1929年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例。美国既是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又是经济危机的重灾区，然而在一片萧条之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业却一支独秀，观众蜂拥前往观看新生的有声电影，电影业一片繁盛。首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恰恰在这一萧条时期隆重举办。好莱坞从此崛起美国，进而风靡全球。再以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韩国经济在这一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但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却逆流而上，激起了一股不算小的文化“韩流”，余波至今不息。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前10个月我国外贸出口回落了约5个百分点，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和出口则逆势而上，也是一个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