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昭示四面八方的历史
雷达
徐贵祥的新作《四面八方》是一部内蕴较为丰厚的小说，作品自始至终都闪现着一隐一显两条主线。明线是被称为“四条蚂蚱”的四位主人公：肖卓然、程先学、汪亦适、郑霍山在大时代中的命运遭际；暗线是作品中所有人物对美好生活苦苦追求的理想和心愿。加之作品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于是构成了一段皖西人追求健康文明生活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承载着亘古以来的许多主题：梦想、追求、命运、爱情、悲伤、快乐，等等。
小说一开始就把我们拉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皖西城。兵临城下，人心惶乱，但国民党陆军江淮医科学校的预干一队学员队长肖卓然却成竹在胸、从容镇静，令人觉其不可思议。读至此，再看《四面八方》的书名，以为又是一部军事题材作品。此前，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特务连》等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然而，意外的是，《四面八方》中虽写到了两次大的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笔墨却不多，他只是把战争作为一种对人物来说不可或缺的背景，接下来，作者没有写战争情形，而是着力展示四位主人公在战争中的转蓬般的命运。
在徐贵祥笔下，人物命运总是带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几乎是徐贵祥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四位人物被皖西医药大亨舒南城称作一条绳子上的“四条蚂蚱”，维系着他们的绳索，就是舒南城所渴望的民族医药事业。此四个人本质上的差别也不大，都是勤奋苦读之人。而且巧合的是，他们心仪的女性也是同一个人，即舒南城之女舒云舒。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肖卓然似乎比较幸运，他没有为解放皖西城作出多大贡献，但早早就是解放军中人了，新政权成立他便成了党支部委员兼文化教员。
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汪亦适。他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学业一直优秀，他之所以投奔解放军，一是因为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更是因为他收到了他心仪的女子舒云舒的信。他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想让“四条蚂蚱”一起去拜会舒云舒，“那简直就是给舒云舒献上一份天大的厚礼，那比程先觉的八百封情书分量都要重哦”。他果然行动起来，首先劝说程先觉，认为劝说肖卓然不是他力所能及，又去劝说郑霍山，可就在这一过程中，阴差阳错地，他被解放军当俘虏给抓了起来。一个劝说他人投奔解放军的人却成了“反动”的俘虏，岂不冤哉。汪亦适不服气，他的大半生都在为自己澄清，由于郑霍山不承认汪亦适没有及时赶到风雨桥头是因为劝说自己所致，他总是澄清不了。在肖卓然和舒云舒的帮助下，他总算从俘虏行列中走了出来，成了一位投诚者。这在汪亦适，仍然是不能接受的。更具悲剧性的还是，汪亦适对于自己不幸命运的无休止的反抗及其毫无结果。程先觉也带着一种戏剧性，他在迷迷糊糊中间加入到了起义的行列，所以，他在起义后还张口结舌地问：“我这就……就算……起义啦？”作者正是在个人命运的差异上，展现出时代变迁的不可阻挡性和人物的命运的不可意料性。
事实上，《四面八方》的暗线才是作品真正命意所在。它表现为所有主要人物对美好、健康、文明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老革命丁范生最能体现这个层面的意义。他参加过无数次革命战争，为了革命不惜随时献出生命。他身上也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只要有革命热情，就能干成任何事，而不考虑客观条件限制。他对肖卓然忽而支持，忽而反对。革命胜利后，他抹上了雪花膏，在医院办起了军官俱乐部，以便晚上跳舞。小说中有一个关于皮鞋的细节令人难忘：丁范生的脚前部过大，穿上多大号的皮鞋都不合适，为了让自己能够穿皮鞋，他竟然要汪亦适为他的脚做手术，但遭到拒绝。后来因为穿皮鞋弄破了脚而感染了，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只是让程先觉治疗，表面上治好了，实际上导致了内风湿。他原本要完成一个宏愿——为皖西人民修建一座康民大厦，终于没有完成。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肖卓然代为实现了他的夙愿，他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等了这么久？我都快坚持不下去了。”并慨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不能再走弯路了。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满天的星星都在看着我们啊！”所有的细节都有隐喻，那双丁范生怎么也不合适的皮鞋，不仅仅是皮鞋，还有对新秩序的不适应。康民大厦也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大楼，它凝聚着几代人心血，象征着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句顶一万句》与“刘震云现象”
郭宝亮
一
近一段时间以来，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已成为各大媒体热议的焦点，新浪网还专门为其开设了官方网站。文坛各路英豪纷纷撰文，齐声喝彩，认为该书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深刻表现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云云。与此同时，另一类声音也尖锐刺耳，朱白直言不讳地认为：“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再加上语录式的语言，教唆犯般地对人生指手画脚，仅凭这些就容易让人想起台湾作家刘墉。刘震云代表的那一代小说家，现在看来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轻时的嚣张形式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不停尝试，不断经历，以求年富力强显示出一副在路上劲头的中年作家，在我们的华语世界里，有吗？”（《东方早报》电子版）甚至还有人把韩寒与刘震云等知名中年作家在网上销售中出现2000：0的巨大反差进行比对，反讽性地证明刘震云等人被韩寒打败了，刘震云等知名的中年作家“过时了”。
当然，一部作品面世之后，众说纷纭，观点各异，实属正常现象，但观点如此反差，甚至到了南辕北辙的地步则令人惊诧。想起去年余华的《兄弟》出版，引发的也是这样的观点反差，其中蕴涵的深度文化矛盾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吗？实际上，对于刘震云而言，争议并非始自《一句顶一万句》。几年前小说《手机》与同名电影引发的争议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再往前的《一腔废话》，还有他的200万字耗时八年著就的四卷本长篇《故乡面和花朵》，评论界反应普遍谨慎，读者更是褒贬不一。《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处在争议的涡流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震云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这种争议，已经超溢出作家作品本身的涵义，而是涵载了我们这个奇特时代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我把它叫做“刘震云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深思呢？
二
刘震云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道以来，始终处在一种对艺术永不停歇的执著的探索之中。迄今为止，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已经经历了四次转向：
第一次为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转向，这次转向的代表作品是《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一批“办公室”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彻底刷新了《塔铺》及此前小说的“温情叙事”的痕迹，把都市“小人物”的琐碎的生存现实以及沉沦无奈的存在状态深刻而又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这些作品为刘震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大家都普遍认可了他，把他看作是“新写实”的扛旗手。
然而，刘震云却没有在掌声与鲜花中陶醉，他一猛子扎入“故乡”，写起了“故乡系列”小说，连续出版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头人》《温故一九四二》等中篇小说，从而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转向：“新历史”转向。这次转向正处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都市小说似乎已成为文坛新宠，但刘震云仿佛没有顾及这些，他义无反顾地进入故乡，楔进历史，开始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从而奠定了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少有的思想型作家的地位。不过，刘震云的探索也付出了代价，这些具有深奥思想的小说，加上张扬繁复的寓言化、狂欢化的文体形态，不仅失去了许多大众读者，甚至也拉开了他与许多资深评论家的距离，正如雷达所说的：“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震云，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震云。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震云，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天津日报》2009年6月10日）新世纪之初，刘震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一腔废话》，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转向：新媒体批判转向。这次转向是刘震云由历史反思向现实批判的又一次迁徙，正像刘震云所说的：“我觉得《一地鸡毛》并不是‘新写实主义’，而是‘新理想主义’，《一腔废话》才是真正的写实。”（李瑛：《刘震云：年过四十玩〈手机〉》http：//www.csonline.com.cn）这里的“真正的写实”说明刘震云对新媒体时代现实文化堕落的敏锐批判精神的增强，但由于小说仍沿袭了《故乡面和花朵》时期的文体探索风格，从而使《一腔废话》依然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历险之途上。这是思想与叙事的双重历险。一方面，思想的历险，使他的小说由于承担过分深邃的哲理与思辨性而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另一方面，叙事的历险，又使他的文体创新因不合“常规”而同大众的阅读习惯形成悖论。因此，当《一腔废话》出版伊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争议的风口浪尖，有人激愤地认为《一腔废话》就是“一腔废话”，“从此不再读刘震云”云云。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刘震云《一腔废话》的写作，仍然是一次失败的努力。透过‘废话’的空隙，我们看不到‘想像的美妙’，看不到独特的‘经验’，看不到有深度的主题。在沉闷的阅读之旅结束后，我们得到的，除了疲劳，便是失望：这是一次没有收获的阅读。”（《一次没有收获的阅读》，《文汇报》2003年3月16日）2003年底出版的小说《手机》，仍然是《一腔废话》新媒体批判主题的继续，但由于同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摽在了一起，它显得通俗了许多。与《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相比，《手机》的确好读多了，有趣得多了。这也许是刘震云的一次有意识的调整。调整意味着刘震云在寻求读者的支持，他有条件地放弃了先前作品的寓言化的形式探求，而追求一种更本色化的叙述，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电影改编的需要。但同时，刘震云的一贯的对深度的追求、对形而上的思考却丝毫没有减少。可以说，《手机》是刘震云把有趣的形式与有深度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的一次新的实验。然而，遗憾的是，大众所接受的只是男欢女爱的肤表层面，而深层次的有关“新媒体时代”对“说话”进行深度哲思的主题却被遮蔽了。另一方面，由于它与影视的亲密关系，也使天生清高的圈内人士忽视了它的思想深度，而把它等同于影视的“跟班”（李建军语）。也许是电影这种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手机》的销路也一路攀升，但刘震云对电影《手机》的不满足也是明显的，他在与笔者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几次强调了电影《手机》与小说《手机》的不同。2007年刘震云终于在电影《我叫刘跃进》中既做了编剧又做制片人，媒体称之为“作者电影”，但由于电影与小说的极大吻合，这部小说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也许电影只是一个副产品。刘震云潜心三年之后，带给我们的是沉甸甸的《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庶几可以看作是刘震云的第四次转向。这次转向我姑且称之为“日常叙事”的转向。它标志着刘震云基本完成了对此前叙事的由繁到简、由张扬到内敛、由奢侈到朴实的转变。实际上，刘震云一直在寻找着对思想的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早在《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四卷本的洋洋大作中，刘震云在最后一章即“第十章插页，四部总附录”中就以“日常生活的魅力”为题，模仿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这说明，即便在如此飞扬繁复的叙事时期，刘震云对“水浒”、“三国”这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叙事作品也情有独钟。终于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本土的叙事方式。
在该作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水浒传》等传统叙事的影子，甚至也有赵树理的口吻：“沁源县有个牛家庄。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有个种地的叫老韩。”如此返璞归真的叙述语言，洗尽铅华，饱经沧桑，筋道耐嚼，它是知天命的刘震云长期摸索的结晶。这部小说我曾仔细地读过两遍，读完之后，心中百感交集，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它就像这土地本身，你抓一把它是土，扔下去还是土，泥土般的叙述，泥土般的人物，没有时代风云际会，也没有百年历史传奇，波澜不惊、从容淡定、老老实实、细细道来，把最底层、最本色、最民间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叙写得有声有色、魅力无穷。如果说，《水浒传》主要叙写的是江湖的英雄传奇，赵树理叙写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翻身道情，那么，刘震云则主要叙写的是底层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庸常状态。把这种日常琐碎庸常的状态如实地、细致地叙写出来，语言的功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语言是刘震云继赵树理、孙犁、汪曾祺之后，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又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