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设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投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高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町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人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夫察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同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地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束一样。郭凤莲的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受到人民的重新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小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网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像，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壹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临将跨人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本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探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恬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俩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刭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历史使李四光成为科技界一面红旗。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面鲜红的战旗，像王进喜那样打钻的钻工也当上了拥有几十万人队伍的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样的诚实态度去对练。犬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色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H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于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受到惨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速位地质矿床学家叫盂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淫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坠跳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打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下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想过像谢家荣、盂宪民两位好友一样r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瘾！
黄汲清被关进了～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一次叉一次的提审，一次x-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过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馒头或两个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扳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这样的事而每天到教堂并站在耶喜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奠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回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1有的黄投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这样一次对于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事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数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灏的厚爱，网周不久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女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数闻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富贵达家的闺房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依，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花淑女。1922年，吴镜依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依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怜没有白发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影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吴夫妇俩人的性格都属内向，而黄、陈俩人到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浪漫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子女们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情：黄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骏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唧唧喳喳”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跳了下去，回头一看，情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影。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体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恩意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好你个黄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胸脯起伏地一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了：“不是舶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很浪漫吧？”黄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这下把沉下的脸浮了上来，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清的胳膊弯，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贾汲清就来劲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淮霞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清，接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得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碍。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俩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清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林雪仗躅》。“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很得意了：“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酸的地质调查所的小子们给拐跑了！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交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率全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骏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也跟若过上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划挂念外，就是携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的搬家。在结婚的头十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重庆一北京来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骏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高贵的脸皮，像乞丐似地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书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跟着也心宽体胖。只要丈夫日日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