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一日北京大学“文艺社”讲稿。之后同时发于北平《华北日报·文学》（第六·七期）与上海《人世间》（二卷四期）。
诸位太太，诸位小姐，诸位先生：
当我跨进贵校红楼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我在北平做学生时代颇为流行的一首歌谣：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燕京可通融。
以这寥寥数字来形容北平的四大学府，显然不是这首歌谣的用意。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这歌谣似乎是用来讽刺当年女学生求对象的某种潜意识心理。北大老，这“老”字应用在北大历史的悠久，以及当年一般学生中年龄较大而论，自不失为真实的观察；但如果我们从思想与学术，换言之，从精神上来看，北大不但不老，而是永远在前进与更新中。贵校当年在已故蔡孑民校长领导下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原则，这理想，几十年来维护着我国学术与思想界的一线生机。同样，在今日今人无措的环境下，贵校现在的校长在他各地的演讲中还不断鼓励青年多多做梦，这自然也就算极难得的了。因为“梦”大部分虽属于幻想，究竟却也有极可贵的“理想”的成分在内。我记得纪德说过这句话：我们怕被人嘲笑的心理养成了我们最可卑的怯懦。多少年青的豪气最初自以为充满着勇敢，但怕别人用“乌托邦”这一个字套在你头上，怕明达的人嘲笑你的信念不过是想入非非，这种顾虑每使自己的勇气一下变作“泄气”。
由于纪德认为理想是推动人类进步所必需的动力，由于他并不怕别人嘲笑他的理想只是乌托邦而已，所以他才用反问的语气说：倒像人类的一切大进步并不归功于实现了的乌托邦！倒像明日的现实并非是昨日与今日的乌托邦所造成的！
纪德的文艺观
纪德研究
各位大概在报上都看到了纪德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人，但我却并不因为这原因所以今天来讲纪德。当“文艺社”的负责人和我约定这题目时，全世界还没有人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金会落在哪一位作家头上。而纪德的伟大，却也还不是一个诺贝尔奖金可以包括的。我所以来对各位介绍这一位外国作家，毋宁说由于同意已故闻一多先生的看法。闻先生在他《文学的历史动向》一篇短文中，谈到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以及希腊——的文学如何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同时开出灿烂的花朵，而经过了多少年代，又如何一一凋落时，他的结论是：由于那些文化的主人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而在这四个伟大的文化中唯有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所以虽然难免没落的劫运，总算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而闻先生强调说：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仅仅不怯于“受”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更需要勇于“受”。
我国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三十年来也未始不在朝着这方向走。但在文学上，像在其他各种学术上一样，所谓“受”并不应是消极的模仿，而更应是借镜于别人，在其中去获得有助于自己创造的启示。由这概念作出发，今天我才“勇”于来对各位介绍一位当代外国作家对文艺的看法。
我的题目是《纪德的文艺观》。但纪德何尝说过他有什么文艺观？纪德方面很广：他对美学，伦理，哲学都可说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并不在这些上面去建立一个体系。他认为这些都是构成一件艺术品的元素，但把这些元素去整理出一个体系却并不是艺术家的对象。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应该代表他自己全部的美学观与伦理观，而他一己独有的文体也正由此产生。因此纪德对文艺的见解散见于他的日记，随笔，书简，演讲，以及他全部的作品：小说与戏剧中。而这些也都是我汲取材料的源泉。我今天所要讲的可说是离现实很远而同时也是很近的一个境界，纪德的全部作品也就在这一种境界中。十三年来，我像生活在大海边的一个孤独者，我乘面对海浪的神往之暇，有时在海滩上搜集海水所带来的一些光洁的卵石，美丽的贝壳，有时也有金粒和珠宝，这些东西已都成了我财产的一部分。我今天的工作是把日积月累所收藏的一部分，按大小轻重加以分类，找一根带子把它们连成一串，拿来奉献给各位。我今天不预备来告诉各位我如何把这些东西一一拣来，而实在说，有些我自己也已弄不清楚：这儿有完全是纪德的意思，也有是我解释纪德的意思，更有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纪德的，还是我以为是纪德而实际却是我自己的意思。
为明白起见，我选了纪德所说过的三句话先提出来：
一、 在艺术品中是：“神出主意，人做主意。”
二、 艺术品像一个菓子，它蕴藏着整个未来。
三、 文艺中的影响是沈睡因素的唤醒。
这三句话代表了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的三个方面：也即一：文艺的特性；二：文艺的组成；三：文艺中的影响。
在我的讲解中，正像在纪德的作品中一样，文艺作品与艺术品，文学家与艺术家这类各称有时是通用的，因为文艺作品原是艺术品的一部分，文学家也是艺术家的一种。
Ⅰ
讲到文艺的特性，最好莫过于把文艺与非文艺的境界来作一个区别。
纪德曾说艺术品是一种理性的产品，因为它必须在它自身中有它的充足性，完整性，与存在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它应造成超于时间与空间而同时适于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最完美的和谐。
文艺与科学的不同在于科学是愈新愈好，而文艺却没有新旧的区别。一个科学家可以利用已有的法则或发现去作更进一步的探究，从而产生更新的法则或发现，由此，科学是天天在进步的，而愈新的必然是愈完美的。在文学或艺术中，“进步”这一个名词是不存在的，或可说应用在文学与艺术上，这个名词是没有意义的。在科学中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科学可以“进步”到什么境地？但在文学中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最多我们只可以问：文学或是与它同属于艺术范围下的音乐，绘画等等，它们还往什么“方向”走？而即就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也无从回答。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成功决不藉已有的作品作出发，也不能利用别人的作品去充实自己的创造。这并不是说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可以不藉学习而成功；相反，一个艺术家必须先知道了别人所已有的成就，他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成就是什么。他自己的成就建筑在藉他一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新的“方向”。由此，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它自身的价值几乎是绝对的，换言之，在任何时代拿出来念（假定是文学作品），拿出来看（假定是绘画），拿出来听（假定是音乐），它永远是和当时制作的时候一样新的。因此，在每一个时代，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必需把一切从头做起，必然得把“什么是艺术”这一个基本问题重新予以估价，必须经过无限的彷徨最终才找到他自己的新的方向。最初当巴哈（Bach）出现的时候，人们想：这是音乐！但继巴哈出现的却是莫札尔（Mozart），而继莫札尔出现的却有一个裴多汶（Beethoven）。你不能说莫札尔的音乐比巴哈进步，或是说裴多汶的比莫札尔的更进步。因为每一所走的都是另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只能说：这都是音乐。而音乐要能使它自身存在下去，必然还得产生更多新的方向。应用于文学，这道理是一样的。一件成功的文艺作品，它自身必然有一种“不可追替”的特质，也就是说，它自身已成一个完美的境界。一个有一己思想或情感要表达的艺术家，或时代，必须另行探找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我国所以有新文学运动产生，就是这个原因。所应说明的是：在艺术上，新的出现并不等于旧的已失去价值。让我来举一个应用艺术上的例子：红木家俱是我国前一代特有的产品，今日已为更舒服的沙发所替代；但它的坚固，它的美观，却并不因沙发的出现而消失。如其买一张现在所谓“拍立斯”（Polish）漆的书桌——各位都知道当一个热茶杯放上去时，它就在桌面上留下一个难堪的印迹，我们要有钱的话，宁肯买一张红木的书桌。中国古文学中像红木家俱一样经得起时代的作品是很多的。但它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今日让我们再去定做红木家俱自然大可不必，而且也一定做不好的；但说因为已经有沙发的出现，红木家俱就都应该劈成柴拿去当火烧，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当年的文艺运动是所谓“文学革命”，既是革命，它和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一样，在初期的措施总不免做得过火的，事后回想，必然有值得遗憾的地方。
但这在文学与艺术上新旧价值不相冲突的理论应用在科学上就大不一样：假定我们把最初所发明的第一架飞机或第一架照相机和现代最新的一架飞机或照相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前者的笨拙，滑稽或竟荒谬；我们再把几千年前的文学作品和今日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看时，这对比是不一样的，或宁说这不是一个对比的问题。两者都有它们自己的妙处，都有它们自己永恒的真理与鲜美，决不因新的出现，旧的就再无“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容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二千多年前管子已写过这样的文句：
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
从科学的观点，你可以指出这话中的荒谬；但从文学的观点说，这文句的美与它所含的真理不都是超于时间与空间而同时适于时间与空间的吗？
假定我不怕诸位笑话，我还打算举出一个曾为提倡文学革命的学者们所痛骂的例子，这是林琴南先生小说中的一句话：
其女珠，其母下之。
这一句文章当日曾被胡适之，钱玄同与刘半农诸先生骂成“狗屁不通”。以愚见来看，倒觉得在这样的文章中才真正显示出林琴南先生的艺术天才，而不是胡钱刘诸先生笔下所能写得出的。他们所以反对这句文章的理由是认为一般人必然看不懂的。我不明白何以胡钱刘诸位所能看懂的，别人就一定不能看懂。难道必须说：“她的女儿怀孕了，她母亲使她堕了胎”人们才能看懂吗？从文学或艺术的观点看，难道还有比这更含蓄更简洁的表达方法吗？我敢断言把这句话翻译成任何国的文字，对于爱好文艺的人一样还能看懂，而依然不失为一种最精炼的艺术表达。
我在以上所讲的无非要说明文艺与非文艺境界的区别，而并没有要把文学或艺术说成“高于一切”的意思。现在让我们再进一层来看纪德解释何以文学或一般艺术能产生这一奇特的现象？纪德曾用了西洋很常用的一句成语来作说明。这句成语各位也许都知道：
法文是Lhomme propose et Dieu dispose；英文是Man proposes and God disposes；我们姑且把它译成：“人出主意，神做主意。”
纪德说这句话应用在自然界是对的，因为在自然界中一切总逃不了自然律的范畴。人尽管可以出各种主意，但最后做主意，也就是最后决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则依然是“神”，也即“自然”。
从表面看，今日的科学正在想种种方法去克服自然，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能承认：自然是不能克服的，我们只能顺从自然。试看今日科学中的任何发现或发明，无一不在顺从着自然的道路。换言之，一个科学家想有所发明，必须先去摸熟了自然的脾胃，也即认识自然的法则，然后他才能凭他一己的智慧去模仿自然早已安排在那儿的秘密。德国是一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德国也最先企图藉科学去征服自然。在那儿最先盛行所谓Ersatz（替代品）。吃不到牛油，他们有Margarine，穿不到真丝，他们有人造丝……再看今日美国Nylon之类的广泛应用：我这顶皮帽上的毛是Nylon做的，有些太太们身上穿的大衣是Nylon做的，有些先生们用的表带或背带是Nylon做的，再推广开去，雨衣是Nylon做的，丝袜是Nylon做的，玻璃杯是Nylon做的，鞋子是Nylon做的，中国有人把Nylon译成玻璃，结果一切都成了玻璃世界。骤看，今日的世界真是一个了不得的科学世界。浅见的人们认识了“科学”两字早已忘去了“神”，也即在那儿主宰着一切的“自然”。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然更谦逊，因为他知道他一切发明不过由于摸着了自然的脾胃，因此他就顺着它的脾胃去做。你我都知道水是H2O，我们摸到了这自然的性格，谁都可以用两份H一份O去制造出水来。应用化学上的种种发明都可以此类推。由此，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在自然世界中，也即在物质世界中，可以有“发现”，可以有“发明”，但决不能有“创造”，因为一切到最后总有那个“神”，也即“自然”在那儿做主意。
但整个自然界中却有一件东西，它是不服从自然的，那就是文学；或广义说：艺术。因此纪德说在自然界中我们随处可以应用这句成语：“人出主意，神做主意”；但在艺术品中，这公式却正好应该倒掉过来：也即在文学或艺术品中是“神出主意，人做主意。”（God proposes and man disposes.）如果一个艺术创造者（因为创造这两个字这儿是可以用的）没有这一点基本的认识，他是决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的。在数学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但假定有一个诗人做了这样一句诗：说一颗露珠遇到一颗露珠依然是一颗露珠。你可以批评这句诗做得不好，但你却不能说他的一加一等于一不是一个真理。因此，在一件艺术品中，艺术家的职责并不在一丝不苟地描摹自然——这儿所谓“自然”自然是广义的，不仅指一草一木，即整个社会现象，人性现象都包括在内——而相反，是要使自然就范。各位知道英国十九世纪末的作家王尔德说过更耸听的话：他说你们以为艺术是在模仿自然，那才笑话；在我看，倒是自然在模仿艺术。而他竟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说：你们看，近来自然不是愈来愈像哥罗（Corot——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的风景画了吗？
王尔德的意思，说明了也无非如此：平时我们对自然都是由习惯的看法，我们所看到的自然往往只是艺术品中所教我们去看的那一部分。譬如说，你到郊外去散步，你说：唉！这风景真美丽！其实风景本身并无所谓美丽不美丽，你认为它美丽，这美丽的观念你是从某一幅画或某一首诗或其他的艺术经验中得来的。如今一旦出现了一个新的画家或诗人，他在他作品中表达了他“个人的视觉”（Personal vision），最初你对出现在他作品中的自然的新的面目不但显得生疏，而且一定会觉得怪异（像很多人在一张现代西洋画前所经验的一样），但久而久之，你也就习惯了用这新的艺术品中对自然的看法去看自然，到那时你的确就会感到像是自然在那儿模仿艺术。这对绘画如此，对小说或对一切心理上内在的景致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