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少年戴高乐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的高个子和异乎寻常的大鼻子。
戴高乐非常爱他的父母，他生性好斗，因此常常受到父亲的责打。和别家男孩一样，他也喜欢玩打仗游戏，只是戴高乐玩得似乎比谁都认真。
一天，小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了家。妈妈追问原委，原来是几个孩子一起玩打仗，皮埃尔装特务，送情报的时候被抓住了，他没有执行司令官戴高乐把情报吞进肚里的指示，却把情报交给了敌人，满腔怒火的戴高乐就给了弟弟狠狠的一顿“爆栗”，这就是戴高乐对“叛变投敌”的最初反映。
了解了这一点，人们对几十年以后戴高乐对维希政府及法奸的态度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真正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的，是戴高乐家族“祖传”的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为了使住在拥挤喧闹的巴黎的一家人能够散心，亨利·戴高乐在多尔多涅河畔买下了一处朴素但不失大方的房产，取名为“卢瓦尔河别墅”。全家人常到那里去度假，孩子们可以各选一本书带去，戴高乐第一次带去的就是一本《法国史》。
在戴高乐的整个少年时期，没有任何作品。任何友情对他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历史小说相提并论。戴高乐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他很喜欢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不过他最喜欢读的莫过于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诗作。过了一段时间，戴高乐崇拜的对象则是文学家和爱国诗人夏尔·佩居伊，这种崇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佩居伊的诗文笔优美细腻，技法精巧娴熟，内容多以圣女贞德为主，充满追求和活力。在这位爱国诗人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她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尽忠、效劳。对出身传统天主教徒家庭的夏尔·戴高乐来说，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影响了他，引起了他的共鸣，还不如说是被他奉为经典，并成为他一生中的做事原则。
佩居伊深受20世纪初实验主义哲学家帕格森的影响，戴高乐也因此常常翻阅帕格森的著作。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毫无疑问，这一信念同佩居伊的观点一样，成为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人生信条。
一战被俘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欢，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形容他奇高的身材）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在第33步兵团，贝当很赏识戴高乐的才干。相传，戴高乐曾经受过贝当的处分。一次，贝当视察部队，戴高乐带领的队伍在穿过阿拉斯城返回营地时乱了套，一时间造成了交通堵塞，贝当以为这是戴高乐指挥失当，便罚他坐禁闭，旋即发现并不是戴高乐的过错便收回了处分的命令。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贝当写下的评语是：“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极堪嘉许。”
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法国于5月占领摩洛哥首都菲斯，7月德国“豹号”炮舰开进摩洛哥的阿格的尔港，“柏林号”巡洋舰也出现在摩洛哥海面。德法冲突一触即发。英国支持法国，德国被迫与法国谈判，最后，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
摩洛哥危机尚未结束，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于1911年又发生战争。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危机，诱发了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各帝国主义摩拳擦掌加紧备战。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为假想敌，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亲自指挥演习的奥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炸死。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天之内，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协约国集团都卷入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等同盟国集团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萨尔煤矿区权益，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第33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阿拉斯城启程，开赴比利时。
第33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莫斯河上，第33步兵团奉命守住莫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阿拉斯、里昂和巴黎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他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33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顶牛。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表现出色。1915年1月20日，戴高乐受到表彰。后来在另一位新团长布多尔上校任期内，他被提升为上尉。
1915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开始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33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1916年2月，戴高乐所在部队向凡尔登集结，3月5日与德军在都奥蒙堡一带遭遇。
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德军猛烈炮击法军阵地，第33步兵团的大部分阵地破坏严重。当时传说戴高乐已经阵亡，贝当为此还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戴高乐上尉，连指挥员，以其德智殊勋闻于世；于其所属营以遭敌猛烈炮击而伤亡惨重，且敌人以强兵近逼之际，率部迅猛出击，拼力与敌肉搏——实为完遂其军人荣誉感之惟一抉择。上尉殉难沙场，诚我无双之军士也。”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死，而是受了重伤，在昏迷中被德军俘虏了。他曾经设法越狱，没有成功，被送到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
戴高乐怀着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够在战场上充分施展他的才干，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俘虏生活，可算是“壮志未酬”。然而，他并没有虚度在俘虏营的时间，他作了大量的笔记，把对战略方面的心得体会记了下来，为他的第一部政治、军事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积累了基础材料。这些笔记，连同他在狱中写回的家信，成为后人研究戴高乐青年时期的思想、性格和抱负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俘虏营里，戴高乐每天阅读德文报纸，从中了解战争的进程，他在和难友们讨论有关战争问题时候总是表现出胜利的信心，难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王室大元帅”，意思是历代王朝统率陆军的总司令。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对德战争，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五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兹因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贝当并没有忘记给戴高乐许下的诺言。1925年10月，在美因兹窝窝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书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他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十九轻步兵营的营长。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但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贴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惟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