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市开计程车，有28年3个月零12天之久了。你现在如果问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么，我可能说不出。但是有一个乘客我却记得非常清楚，终生也不会忘记。
那是1966年春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普照。我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走来走去找顾客。但是天气太好，要乘计程车的人不多。在68街纽约医院对面，我碰上红灯，停车等候，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急步下来，举手叫车。
正在那时，绿灯亮了，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我开走，但是我不打算放弃这个客人。终于那人来到了，跳进汽车。他说：“请去拉瓜迪亚机场。谢谢你等我。”
我心里想：真是好消息。星期一早上，拉瓜迪亚机场很热闹，如果运气好，我可能有回程乘客。那就够满意了。
我照例猜想乘客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喜欢说话吗？会一声不发吗？抑或只是埋头看报？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跟我攀谈，问的再平常不过：“你喜欢开计程车吗？”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也给他一个很普通的回答。“也不错，”我说，“糊口不成问题，有时还会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每星期多赚100元，我就会改行。你也会吧？”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要我每星期减薪100元，我也不会改行。”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这样的话。“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在纽约医院的神经科做事。”
我对我的乘客总感到很好奇，并且尽量向人讨教。在行车的时候，我都跟乘客谈得很投契，也时常得到做会计师、律师、水管匠的乘客的指点。也许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工作，又也许只是因为在这春日早晨他的心情很好。不过我决定了请他帮忙。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飞机场了，我于是不顾一切对他说了出来。
“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大忙吗？”他没有开口。“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个很乖的孩子。他在学校里成绩好。今年夏天我们想叫他参加夏令营，他却想做暑期工。可是15岁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认识一些老板，就不会有人雇用他。而我就一个老板也不认识。”我停了一下。“你有可能帮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吗？没有酬劳也行。”
他仍然没有开口。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傻，实在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最后，车子开到机场大厦的斜路时，他说：“医科学生暑期有一项研究计划要做，也许他可以去帮忙。叫他把学校成绩单寄给我吧。”
他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但是找不到。他问我：“你有纸没有？”
我把装午餐的牛皮纸袋撕下一块来。他写了几个字，然后付车资走了。我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和家人围坐在晚餐桌旁，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小块纸来，洋洋得意地说：“罗比，这可能会帮你找到暑期工作。”他高声读出来：“弗雷德·普鲁梅，纽约医院。”
我太太说：“他是医生吗？”
我儿子说：“这是开玩笑吗？”
经我不断唠叨、哄骗、大声叫嚷，最后还威胁不给他零用钱，罗比才在第二天早上把成绩单寄出。
两个星期后，我下班回家，见到儿子满面笑容。他递给我一封用很讲究的凹凸信纸写给他的信，信纸上端印着“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鲁梅医学博士”一行字。信上叫他打电话给普鲁梅医生的秘书，约个时间晤谈。
罗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两个星期义工之后，他每星期获得40元工资，一直到暑期结束为止。他跟着普鲁梅医生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做些小差事，这虽然微不足道，但他穿着白色实验工作服，自觉也很重要。
第二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这一次责任稍微重些了。中学快毕业时，普鲁梅医生很周到，替他写了一些推荐信给几所大学。罗比最后获得布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高兴极了。
第三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作，渐渐对行医产生了热爱。大学快毕业时，他申请进医学院。普鲁梅医生又替他写推荐信，推许他的才能和人品。
罗比获得纽约医院的录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做了四年妇产科实习医生。计程车司机的儿子罗伯特·斯特恩医生后来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科住院主任医生。现在，他自己开业行医。
有人会说这是命运，我想这确是命运。可是这证明了寻常的偶遇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甚至寻常到像驾驶计程车载客人走一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