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
我有两种爱好，一是看足球，一是读武侠小说。我用这两种快意人生的爱好补偿自己人生的缺憾。特别是对足球的爱好，更是走火入魔，我的名片上只有一行“球迷协会会员”的头衔。
不但如此，我还为球迷协会承担许多义务。最难忘最壮观的一次，就是在前年甲A联赛期间，我上蹿下跳策划实施过一次“球迷专列”，为四川球迷来西安为江东子弟助威尽了点心。凭心而论，那次行动实在成功。为工薪阶层的球迷们开一趟专列，这个有点天方夜谭式的童话，成为甲A联赛的场外新闻和轰动川陕的新鲜事。全国30多家报刊都转发了新华社的通讯稿，峨眉电影制片厂还派出编导人员拍摄了新闻专题片。
但是，这个盛况空前的大手笔，却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球迷的母亲出现，令我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
球迷专列抵达西安时，晚点到了夜里23点30分。我同新华社陕西分社刘记者、陕西电视台记者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朋友在一字排开的28辆大轿车中间马不停蹄地采访、拍照。那一夜的西安车站，华灯如昼，人潮汹涌。陕西球迷协会组织的球迷，敲锣打鼓，高举横幅，亢奋异常，连同空气里也流动着狂欢的浓厚气味。几千名平凡的人聚拢在这里，没有物欲，没有利害，没有等级，只有普天同庆，只有一视同仁的期待。我沉浸在这狂欢的人群中，不单在看，而且在听，在领悟。我似乎感受到了这如醉如痴的人群之外更加辽阔的世界，更加悠久的历史，似乎听见了自己心里那梦的呼喊与舞蹈之声。可是，当两省的球迷们汇合之际，当四川的球迷们在高喊“雄起”（四川话：拼拼之意）之时，我看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流着泪，坐在轮椅上。痴迷地望着眼前这火爆的场面。闪光灯亮过时，她奋力地挥舞着胳膊，无声地落着泪。我被自己偶然的扫视震惊了——这不是格子的母亲吗？
我不管不顾地挤向她。她显然已经认不出我了。我忙问：“江姨，你不认识我了？”她止住自己痴迷的神态，小心地望着我这粗莽的身躯，半天才反应过来。“你是小三？”我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心潮，用点头回答她不敢相认的询问。我当时告诫自己，不要惹她伤心。便把她的轮椅往前推了一点，以期让她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知道，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只有格子生前也曾热爱的足球能唤醒她心中对儿子的回忆。我和格子是玩尿泥长大的。中学时代，我们俩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格子是队长，我是守门员。格子带领我们一帮弟兄，左冲右杀，很在这个城市风光一阵。格子对于足球的热爱，如同小鸟对蓝天的热爱一样，发自内心而且极具技巧。他是一个天才指挥员，经常在场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调整好大家的情绪。我们在周围的中学所向无敌。当然，那个时候，足球运动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我们的对手并不多。我和格子最兴奋的便是常常溜到西工大的操场上看大学生们踢球，偶尔下场染指当替补。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人生并不是一场盛宴。1981年的高考很快到来了。我和格子都落选了。那个暑假，我被父亲骂得狗血喷头，终日闭门不出。有一天，我去找格子。那是我第一次到格子家。我看见，格子正在帮江阿姨收拾捡来的破烂。格子的身上全是汗，脸沉得能下雨。我这时才知道，格子的父亲在“文革”中武斗而死。格子是靠母亲白天捡破烂、夜晚扫大街拉扯着长大的。我无法描述格子家给我的第一印象，但我知道，那个家是个贫民窟。
我和格子后来坐在西工大静悄悄的操场上，默默无语。我们长时间地静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格子问我怎么办，我说家里让我复读。我听见格子说：“今后不要再踢球了，一定要考上。”我点了点头，没出声。格子后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分手时和我说：“我准备去参军。”我不知怎么心里一酸，就那么和格子分手了，回到家里去啃那些历史地理，去背那些时事政治。我少不更事的心中，第一次泛出了人生的苦酸。
格子当兵走的那一天，我去送行。车站上的新兵们，被一团一团的亲人围着，说不完的亲热。送格子的只有我和格子的母亲江阿姨。江阿姨那一天显得很高兴。她只是一个劲地叮嘱格子到部队上要好好干，要听话。不知怎么回事，我那时竟觉得格子一定能在部队上得到发展。就这样，我们一对儿时的伙伴分了手。
格子到部队以后，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要考上大学。我也鼓励他好好干。果不其然，我第二年如愿以偿。不久，格子被提升为班长。格子寄给我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照片中的格子精干气爽。对于我和格子这样的贫民子弟而言，我们当时不同的生活道路原本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原可以都有一个自己光明的生活前程。然而，人生的命运，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在我上大三的那一年，格子的部队上了前线。一个星期天，我去格子家看望江阿姨。我推门进去时，江阿姨正望着格子留下的那个足球发呆。那是我们队获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冠军的奖品。江阿姨变得已失去了人形，一头乌发已全部灰白了。我没法说什么，坐了一会儿，便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江阿姨，直到这个晚上，在这球迷的狂欢中。
江阿姨在人潮退走之后，还痴痴地望着刚才球迷们狂欢的地方。我几次想问她怎么坐上轮椅了，但我实在无法猜度她此刻的心境。江阿姨始终紧紧地抿着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我把她推到大街上时，她边和我道别边说：“三儿，你明天推我去看比赛吧。”我噙住泪水，默默地点了点头，目送她吃力地摇着轮椅在城市的深处渐渐消失。
格子牺牲的消息我是从报纸上公布的烈士名单中看到的。他的事迹，我从学校礼堂的英雄事迹报告团员——他的战友们的口中听了一遍，又从一位文友后来出版的《中国魂》中读了无数遍。我用泪水浸着自己的手，一遍又一遍读那几章。我的血在涌，泪在流，心在颤。我是在读格子的故事啊！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的脑海中一会儿是江阿姨摇着轮椅的背景，一会儿是我和格子在学校的操场上踢球的情景，一会儿又是格子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场面。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走进时隔十几年后的格子家。家里的情况一点没有变化。只是在格子原来的床前，多了一张哥伦比亚2号后卫埃斯科巴的大幅照片。埃斯科巴这个惨死在世界杯上的英雄，强烈地震撼了我。为什么不贴马拉多纳的照片呢？这是她对儿子的礼赞，还是对生命的彻悟？
我推着江阿姨走进了陕西体育馆。守门的武警战士，如同当年格子一般大小的一个小伙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轮椅上的江阿姨，突然一个立正敬礼，然后亲自为我们开道。几个球迷过来帮我把轮椅抬上台阶，还有一群球迷冲我们鼓掌。我的心一下子苍凉起来。原来那令我激动兴奋的角逐，这时候竟模糊得引不起一点波澜。我在想格子。
密密麻麻黑压压的球迷们，摇动着缤纷的旗帜，兴奋地呐喊着，在他们的心里，仿佛人生就只有这一个球场，只有这一场角逐，这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卡拉OK聚会。没有人注意，在这激情汹涌的看台上还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也没有关注这位神情专注的母亲到底是为何来到这球场的……
从那天以后，我失去了对足球的激情。我只能迁恨于足球，都怪它，要不是我们当时热爱足球，格子的故事一定会重写。那将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从前总以为收信很快乐，因为那表明远方有朋友；现在才知道，收信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朋友在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