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制是现代所有文明民族理想的象征。这种制度反映出一种观念，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比一小群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虽然这种观念在心理学上是错的，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
议会中有一个关于异质有名群体的例证。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议员的选举方式各异，但是他们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这里，种族因素不是弱化就是强化群体特征，但不会妨碍其表现。在差异巨大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美国，他们的议会在辩论和选举过程中会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致使他们各自的政府面临同样的难题。
此外，议会制是现代所有文明民族理想的象征。这种制度反映出一种观念，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比一小群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虽然这种观念在心理学上是错的，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在议会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易怒、易受暗示、情感夸张以及少数领袖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议会的特殊人员构成，它会表现出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们就此简要说明。
议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意见的简单化。所有党派，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无一例外的表现出群体用最简单的万能抽象原则和普遍法则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当然每个党派的原则都不相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会夸大各自原则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最大化。议会正是这种极端意见的代表。
议会意见的简单化特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例子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他们善于推理和用教条，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模糊的空理念；他们不等把状况弄清楚便忙于实行各种死板的原则。谈到他们，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目睹革命的发生过程。
他们自以为凭借一些十分简单的指导性教条，就能够将社会从头到尾的改造一番，使高度发达的文明倒退到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实现梦想的手段都标有“绝对简单化”的统一印记，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扫清前行的障碍。不论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他们都受到同一种精神的鼓舞。
领袖操控群体的机器
如所有群体一样，议会群体易受暗示，而且这种暗示是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议会群体的被暗示性具有明显的界限。
在关于当地或本地区利益的一切问题上，议会成员都持有各自坚定且难以改变的意见，再多的论证也无法撼动。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特权这类触及权势选民利益的问题上，即使凭借古代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才能也无法改变任何一位议员的投票。投票前选民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其他任何要求取消的建议，从而维持了意见的绝对稳定性。在对待一般性问题上，如推翻一届内阁、征收一项新税，意见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这时领袖意见开始发挥作用，虽然与在一般群体中的作用方式不太相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有时他们实力相当，也正因此某个议员常常处于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迟迟做不了决定。这解释了我们为何经常看见他在短短的15分钟内做出相反的表决，或是为某项法规添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在取消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后，接着又在修正案中宣布这项措施无效。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都会出现稳定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从大体上看，议会中迟疑不决的现象多出现在许多一般性问题上。之所以迟疑不决是出于对选民的担心，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暗示往往不易察觉，而且可能会抵消领袖的作用。尽管如此，在许多辩论中，如果议会成员在主题上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意见，辩论依然受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以团体领袖的名义存在于每个国家的议会之中。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人。群体成员离不开这个主人，因此议会的表决结果通常只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很少是通过他们的论证获得的，而是源于他们的声望。最好的证明就是，一旦他们因为某种状况失去了声望，他们的影响力便荡然无存。
决定政治领袖声望的因素往往不在于头衔或名声，而取决于个人。朱尔斯·西蒙（JulesSimo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他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里的一些政要，那时他是议员之一。
“2个月前，拿破仑无所不能，现在他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家伙。”“维克托·雨果（VictorHugo）登上讲坛，但他没有成功。虽然人们就像听菲利克斯·皮阿（FelixPyat）说话一样听着他的发言，但他却没有赢得同样的掌声。沃拉贝勒（Vaulabelle）和我谈到菲利克斯·皮阿时说：‘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尽管埃德加·基内（EdgarQuinet）智力非凡，但却丝毫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议会召开前他还算是有些声望，但在议会里他却变得默默无闻。”
“没有什么事情比政治集会更会无视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只听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表的有利于政党的滔滔大论，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让他们对1848年的拉马丁（Lamartine）和1871的梯也尔（Thiers）表示敬仰，这需要紧迫且不可阻挡的利益刺激。一旦风险消失，议会立刻会将他们的感激和害怕抛到脑后。”
我引用上述几段话，不是因为它提供的解释，而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即他们的心理学知识是多么贫乏。一旦群体效忠于某个政党或国家领袖，便立即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受其声望影响，而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往往具备掌握绝对权力的能力。一名众议员因名声显赫而多年享有权势，但是却最终因财政问题被推下台，此事广为人知。他只需做一个暗示，内阁便可以倒台。有位作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得指出了他的影响力：
因为X先生，我们付出了3倍于我们本应对东京做出的努力，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据点仍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在南尼日尔建立的帝国被骗走了一个，我们在埃及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因X先生的理论，我们丢失的领土有甚于拿破仑一世造成的灾难。
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必心存怨恨。的确，他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巨大的影响力多来自于顺应民意，因而在殖民事务上远远不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能超越民意，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迎合民意，这样一来其中所有的错误也一起被得到了重视。
除领袖声望外，我们这里谈到的领袖说服手段还包括之前多次强调的因素。领袖想要娴熟的利用这些手段，必须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要无意识的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与群体交流。领袖尤其应该了解各种话语、套话以及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该掌握一套特别的演说方式，包括没有论证的有力断言和伴以含糊推理的深刻形象。这是所有议会中常见的演说方式，即使是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
英国哲学家梅因（Maine）说：“从下议院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整个争论过程充满了空洞无力的大话和激烈的人身攻击。这种公式化语言对纯粹民主的幻想有着巨大的作用。一般，群体很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断言，即使断言从未被证实，也许根本不会得到证实。”
这种“耸人听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曾多次强调话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它们必须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唤起人们脑海中生动的形象。下面这段来自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这只船将驶离这片热疾肆虐的土地，这里的监狱关押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反政府的杀人犯，他们可以互诉心事，视彼此为同一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唤起的形象十分生动，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能感受到它的威胁。他们幻想出两幅画面，一片遭受热疾肆虐的国土和一艘可以将他们载离的船只。难道他们不会被当作是可疑的危险政客中的一员吗？他们感到一种潜在的恐惧，就像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进行威胁的含糊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造成的感觉一样，在这种恐惧之下，他们一定会做出让步。
最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总是对领袖很有帮助。我刚引用的那位演说者可以不激起强烈的反对做出如下断言：银行家和神父资助投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董事应该受到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断言对群体总是很奏效。断言无所谓太过激烈，声明无所谓过于骇人。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演说方式更能恐吓听众的了。在场的人担心，如果自己提出抗议会被当作叛徒或帮凶。
正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演说方式在所有议会中一直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危机关头，它的作用更加突出。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著名的议会演说家的讲话显得十分有趣。他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应该对罪恶严加谴责，对美德高声歌颂，接着再大声诅咒专制者，信誓旦旦的声称不自由毋宁死。在场所有的人站起来猛烈鼓掌，平静之后各自坐回原位。
即使偶尔有些领袖智力非凡并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些品质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弊大于利。一个人通过说明事情的复杂性，进行解释进而加深理解，他的智力往往使他变得包容，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信徒信仰所必须的强烈和粗暴。古往今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有伟大群体领袖的智力都狭隘的令人感到悲哀，但正是他们有限的智商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最杰出领袖的演说，如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常常有着令人咋舌的自相矛盾。仅凭这些演说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解释这位权倾朝野的独裁者何以能够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充满陈词滥调和一堆废话的教导式演说，培养幼稚而非普通思想的拉丁文化，仅有些抨击和对付小学生挑衅的辩护之词，没有思想、没有令人愉悦的措辞变化或是一语中的的流行词语，只有让人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你可能会和蔼的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s）一起大呼一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