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翻译提醒我们说，作家之间的交流，怎么不多多谈谈文学？我是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
北良说，文学也不用谈，平时多读作品就是了，应该比较比较生活，然后才能更好地比较文学。
我说，生活还用比较吗，肯定是日本比中国好，看日本在中国投资办的企业，就说明问题了。
东村说，不见得，看你们几位中国朋友，个个都比我们胖，这不说明生活好吗？
北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的胖，两种情况，一是搞腐败的一伙人，肥吃脏喝不干活，呆胖的，二是就知道馋肉，别的高档食品吃不起。
东村说，那你是一？还是二？
北良说，我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天生就是伟大人物，不胖点怎么伟大呀！
我说，东村君，北良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狡辩家，你不要跟他认真！
东村说，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语录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不就最讲认真吗？
北良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改革了，何况您又不是共产党，那么认真干啥！
东村说，噢，你们已不讲认真了？！
我说，北良是混进共产党里来的，他从来就不认真，所以现在你也不用跟他认真。
东村问我，跟你用不用认真呢？
我说，我属牛哇，这你还没体会吗，牛都认真！
北良说，那你们俩比比，日本牛和中国牛哪个更认真吧。
东村说，还是中国牛认真，你们中国的伟人鲁迅都俯首甘为孺子牛呢。
北良说，鲁迅也是凑热闹，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当什么牛，认什么真呢！
东村说，不，不，鲁迅先生可是伟大人物，他的当牛精神在日本很受尊敬。
我说，东村先生你别上北良的当，他在开咱俩的心呢。东村说，二开咱俩的心？是吗，北良先生？
北良说，不开了，不开了，不打扰中日两头牛比认真了。你俩认真比比谁更认真。
东村说，你的两个上司，铁树先生，盛委先生，二位比较，一定是盛委认真？！
没想到盛委和铁树竟会成为国际问题让我回答。我说，盛委是很认真，因为他是作协的法人代表，他必须认真。
东村说，铁树先生不认真吗？
我说，铁树也很认真，因为他是作协主席，不认真也不行！东村说，那么是法人代表大，还是主席大？
我正琢磨找一句准确点的话回答，北良替我说了，在儿女眼里，爹和妈都大，至于到底谁最大，那要凭自己的感情啦！
东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中国有意思，深奥！
我很怕他们再问单位的事，好不容易摆脱两天单位烦心的矛盾是非，又当国际问题战战兢兢来谈，何苦呢，便说，东村先生，咱别说别人的爹娘了，咱比比自家人岁数吧。
东村说，你几个孩子？
我说，当然一个，中国兴独生子女。东村说，男的女的？
我说，当然男的，中国都愿意要男孩。北良插科打诨说，几个老婆？
东村大笑。
我说，一个呗，中国兴一个老婆。北良说，男的女的？
东村更加大笑。
我说，女的呗，中国不兴同性恋。北良反问东村，你几个孩子？东村说，当然也一个。
北良说，日本不讲一对夫妻一个孩，你为什么也一个？东村说，向中国人民学习呗。
北良说，学出个男的女的？
东村说，女的呗，女的出嫁不用父母操心。北良说，几个老婆？
东村笑过，说，当然一个！
北良说，日本不是自由吗，为啥才要一个？
东村笑说，自由才要一个呢，一个包袱背着就够累了，不能背好几个包袱。不背包袱才是自由。
北良也笑过，说，好，太好了！
我插科说，一个老婆是男的女的？东村说，当然女的！
北良说，男的也可以，发达国家都兴同性恋。
东村说，发达国家的同性恋不科学，还是中国的异姓恋科学。什么都要讲科学！
北良说，喜新厌旧符合科学，中国却不兴喜新厌旧。
东村说，那就来点改革，你们中国不是搞改革嘛，搞喜新不厌旧。
北良笑说，东村君给传授点经验，怎么搞好喜新不厌？
东村大笑说，你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摸着石头过河，很管用，你们还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好！
我们都大笑起来。
笑过，我问东村，你女儿多大了？十八，东村也问我，你儿子多大了？十七，我说，我是你哥哥，我儿子却是你女儿的弟弟！
北良说，十七十八，该娶该嫁，让翻译先生做个媒，你们两家结亲得了，也算为中日作家友好作贡献。
我说，不敢高攀啊，东村女儿十八，我儿子十七，这不高攀吗？北良说，你老婆不也比你大一岁吗，你不也高攀了？
我说，那不是咱中国吗，中国有句谚语，女大一，抱金鸡，日本行吗？
东村说，大一不大一我们日本不讲究，你们的伟大祖师马克思，他的夫人燕妮，不是比他大四岁吗？我是想，我家高攀柳先生家啦，你们中国不是讲门当户对嘛！
我说，我俩同岁都是作家，不正门当户对？
东村说，不，你们中国作家比日本作家地位高，你看你们作家协会，有办公大楼，有车，还有官职级别，你是副主席，厅局级，政府给配车，配工作人员，我们哪有？我们都是你们中国所说的个体户，这还不是高攀？
北良说，柳先生有的比这些还多，就是没钱，东村虽然没这些，但又有钱又有自由，你们权钱结合就是门当户对！
老乡翻译、老范、日本作家代表团五人，我们大笑了好一阵子。我们就在这样友好和谐坦诚无隔的气氛中，游览了滨海路、滨海市最大的商场、自由市场和整个市容。滨海市和北海道都滨海，所以日本作家感觉十分亲切，加上这个城市的确很美，我们拍了不少合影，而且我和东村合得较多。我们俩合影时北良便说，这是门当户对呢！有没有和我门当户对的呀！东村就挨上北良，说，我再和你门当户对。北良说，我家是女儿啊，得找有儿子的门当户对！团长大和·田便站过去说，我和滨海市作协主席门当户对！
日光、气温、景色和大家情绪都相当好，所以每拍一处都有单人的双人的和集体的，转了不到一天，用去七八个胶卷。这七、八个胶卷，每拍掉一张，就如拍掉在单位时的一分七上八下的心情，好轻松啊。
晚上我以省作协名义为日本朋友举行欢迎宴会，地点选在一个画家朋友办的画廊。画廊和一家酒店连体，在画廊举行酒会真是再高雅不过了。餐桌按画家朋友的构思摆成一幅美术作品，请来作陪的多是年轻貌好的女作家和女画家，所以日本朋友连连赞叹说，好！美！妙！漂亮！景、人、餐俱佳！
其实我图的是省钱。若在下榻的五星级中丽华酒店宴请，这样的规模，要六千多元人民币，而画廊酒家只需一千五百元。而且大家都置身画丛中，仿佛什么都秀色可餐了。
坐定后正式致欢迎辞前我发现一个现象，上午我们中国作家全是西装革履，晚宴却全变成了便装，而日本朋友则全变成西装革履了。这现象我刚一发现，就被北良出口点破了。北良说，早晨是日本作家迎接中国作家，晚上才是中国作家欢迎日本作家！
大和·田团长还没听懂北良的幽默，问，为什么？北良说，衣服，你看看衣服，中日作家换衣服啦！翻译把北良的话翻译后，大和团长和大家一起一阵大笑。笑过高潮，我开始致辞说，我代表盛委书记和铁树主席，对日本作家朋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为了弄出更好的气氛，我乘机把铁树签名的《东瀛散记》送给各位。范主任跟我耳语说，你不该把铁树的书当一项仪式送，和盛委没法交代。他的提醒让我很扫兴，但还是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补救办法。我顺手摘下衣兜上的笔送给大和团长说，我们盛委书记委托我送团长先生一支中国金笔，意在祝愿Et本作家朋友写出更多传世大作。
弄完这个插曲，我心情又恢复了轻松，赶紧挽回疏忽说：刚才滨海市作协主席兼省作协副主席北良先生说，今晚才是中国作家欢迎日本作家。正因为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作家才特意穿了中式便服，为的是喧宾夺主，突出日本朋友。这是我临时想到的文过饰非之辞，我忽视了日本人讲究宴会和各种隆重场合穿西服这一细节。
老乡翻译十分配合地将我的话翻译后，日本作家都虔诚地连连点头致谢。我又说了中国作家怀着对日本文学的敬意而表示对以大和·田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的光临，希望通过这次交往建立我省作家和北海道作家的友好关系等等。翻译后我又拿出准备好的礼品——每人一枚刻了日本作家名字的玉石章。日本作家接过石章，我又说，中国有句表达感情的话，海枯石烂心不变。现在，各位日本作家朋友的名字刻在中国的玉石上了，只要玉石不烂，我们友情就不会变！
玉石名章由五位女士热烈而庄重地送到五位日本作家手里，日本作家都很激动，大和·田团长带头向我们敬酒，东村也异常活跃，主动代团长喝酒。东村和我碰了几次门当户对杯后，就开始向北良进攻。他说北良，你不是伟大的酒囊饭袋吗？让我见识见识！北良一见东村说得极认真，就又开始像在青苹果聚友屋那回，在耍嘴上功夫了。他说，滨海市的人还能没海量吗？我是考虑别破坏中国作家形象，也别把北海道作家喝躺下明天影响活动！东村说，北海道人也是有海量的，躺不下，北良先生能喝酒是给中国作家争光彩，中国大诗人李白，他的诗和他的酒名，在日本最受赞美！
北良推不掉，只好向我求救说，柳先生可以作证，我是说笑话给日本朋友助兴的，问他我有海量吗？
我一本正经说，北良先生确实没有海量，但他有湖（壶）量，喝一壶没问题，千万别叫他多喝，叫他喝一壶就行。我指了指桌上的醋壶说，就那么大一壶！
东村举举酒杯说，一壶，也就三杯吧，太没海量啦，那么就来湖量吧！他非要和北良干三杯不可。
东村站着把空杯举给北良，任北良再怎么耍嘴，东村就是一句话，湖量也没有，绝对不可能的干活！
老乡翻译说再不喝失#LT，我也说怎么也得喝三杯，北良骂着我汉奸不得不喝了三杯。东村还不饶他，我才不当汉奸讲情说，北良就是三杯的量，我再替他喝三杯吧！我真就替他喝TZ杯。北良说，喝十三杯也是汉奸，定性了！
那晚酒喝得快活极了，大和团长带头为大家唱歌，后来就变成敬谁酒谁就表演一个节目。不会唱歌的女士就约日本朋友跳个舞，不会唱歌的男士就讲个笑话，轮到范主任时，他说，我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跳舞，我给大家学个鸡叫吧，我出这个节目是因为，滨海市有个作家写过一篇名著《深夜鸡叫声》！
东村欢呼着说，我们日本也都知道，是一个狠地主学鸡叫，范先生要当狠地主了！
范主任学过鸡叫引起好长一阵笑声，平静下来后很难再有谁表演出高潮了，日本朋友就议论起《深夜鸡叫声》和作者来，而且提出请他来见见面。我和北良都和作者极熟，就当即派车把他请来了。《深夜鸡叫声》的作者亲自学了一遍鸡叫，学得确比范主任高妙，席问便再次掀起高潮。掌声停下来后，满头白发和满脸老人斑的作者几句注解：深夜学鸡叫是狠地主干的，当年我在日本鬼子开的工厂当过童工，日本人不用深夜起来亲自学鸡叫，他们一拉汽笛就行了，是机叫，比鸡叫还厉害。那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和．田团长见作者提到了日本侵略者，便特意表示了谴责，并提议明天加个参观日军侵华罪证展览项目。然后又和作者互赠书互签名互合影留念，把个欢迎宴会搞得意外的成功。
第二天参观日军侵华罪证展览时，日本朋友异常严肃，最能说笑话的东村也紧闭了嘴，表示耻辱和歉意。出来后北良特意和东村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咱们之间的友谊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
日本朋友专门在下榻的中丽华酒店日本厅答谢我们，吃的是日餐，喝的是清酒，服务人员着和服行日本礼，就连厅内的一应设施全是日本民族风格的。我们喝着日本清酒，谈日本文学。谈到川端康成，谈到介川龙之介，谈到夏目漱石，谈到二叶亭四迷，谈到村上春树，谈到大江健三郎。
酒意蒙咙间，大和团长忽然掏出一叠日本纸币来，查数了半天挑出三张递给我。我一时不解其意，没有伸手。大和说，您先接了仔细看看再听我说明。
我接了钱反复看了又看，只认识上面表明一千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物半身像。大和团长说，这张钱面值不大，一千171元，相当中国的五十元人民币，但上面的人像却意义非常，那是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送你们这张钱，不在经济价值，而在文学意义！这三张日币，是送给您，范先生，和铁树主席的！作家身像能上钱币，而且面值如此之大，这很让我意外。不由想到中国的鲁迅，先生画像若也能印上哪怕是拾元的人民币，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怕不会是目前这个水平了！
我感叹一番后，忽然又说，不知能不能再找一张，送我们的盛委书记！
和我同岁的北村马上掏出一张，又掏出一把日本硬币，分别选了一角的、一元的、十元的和一百元的，说一定送给最讲认真的盛委书记！
我极为珍重地收下了，并表示将同中日两国作家的友情一起永久珍藏。
和他们在机场分手时，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东村指指我的领带说，柳先生今天好漂亮好潇洒吆，尤其领带扎得有功夫，比我们几个都厉害！
我大笑着捏了领带结，往下一拉，嘶的一声便开了，原来是我在部队时发的那种制式拉链领带，傻瓜和聪明人会扎得一样好。他们也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日本朋友被检票员叫过了安检门。我们隔门挥挥手，不见了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