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伯伦家族，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拿起笔，就克虏伯这个题目发表见解的人。在我之前，我的叔祖梯劳·冯·威尔莫夫斯基男爵即克虏伯妹妹巴巴拉的丈夫，已经为自己惹过同样的麻烦。梯劳叔祖和我一样也不需要参与利益纷争，因为我们俩尽管都是冯·伯伦家族成员，但我们是家族的一支，与康采恩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都不姓克虏伯，但我们都热爱这个大家族。尽管有许多的不愉快，我们两个人都努力争取客观，而这一点大约两个人都没有完全做到。
无论如何，叔祖梯劳召来了公众的巨大震动。1950年(！！！)，在纽伦堡审判书宣布两年后，当阿尔弗里德尚在狱中时，他这位法学家，经过长期毫无结果的寻找后，终于找到一个勇敢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为什么要审判克虏伯？传说和法律错误》这本书引起了一场评论潮。有的认为：“终于有一本诚实的书”。有的认为：“想法是好的，但很愚蠢”。有的则认为：“没有资格，典型的德国式的无可救药。”但梯劳叔祖并没有被这些评论所吓倒。他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的经历，特别是涉及到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在随后的时间，他享有很高的声誉。1961年，他应这个家族的要求又写了一本书：《回想过去，我想说》在这本书中，他描写了他的一生。这本书直到今天尚值得一读。
就在这个时候，更确切地说1961年，阿尔弗里德有了关于建立基金会的初步设想。我们知道，他与他信任的梯劳叔叔经常谈论这个话题。梯劳叔叔在他的书中指出，最早打算建立基金会的人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从他立遗嘱之前的大量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保证他的事业的光辉前程，他做了多么大的努力。他一生致力于这个目标：
“满怀信心地要使我们的事业服务于我们的协会、地区和祖国。”他在1882年1月1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简单的法律上的继承人“根本不足于保证整个大企业的继续存在。”他认为，应该“有法律规定，来对那些我们今天想不到的一些目的进行调整，使之有益于国家。否则他们有可能任意妄为或堕落。”这都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写的，因为他的这一想法，当时的人不断地指责他神经错乱。在重工业企业中建立一个工业基金会的思想在当时还没有社会效应。实际上，这样的计划是企业国有化的雏形，非常肯定的是，这是对自由企业管理的决定性削弱。直到90年以后(三代克虏伯过去了)，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才于1967年11月24日成立。它不是广告式基金会，并非是康采恩将一部分利润投资到基金会，以便其为企业树立美好形象做广告。克虏伯基金会是康采恩的主要股东，它获得企业利润的74·99％，另外的25.01％由第二股东伊朗获得。
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遗嘱于1966年9月23日公证，遗嘱中规定，基金会是他所有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关于基金会的目标，他是这样描述的：“它应该根据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先辈的意愿，保持公司未来的统一。它应该根据其章程中的详细规定，将从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得到的利润用于慈善目的，特别是促进研究、学说、科学、教育与卫生事业及美丽的艺术。”在90年前，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不会比现在描述得更清楚、更好一些。
尽管3位遗嘱执行人(贝托尔特·拜茨、阿恩特’冯。伯伦和德道·冯·申克博士)在基金会章程的前言中引用了这些原话。但章程本身却没有那句可能是决定性的话：“它应该保持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未来的统一。”相反，第二句话得到了详细地描述并增添了一些内容。即克虏伯基金会还要支持科学技术后辈力量并要扩大到国外。
出售克虏伯康采恩四分之一的股份，这是否违背阿尔弗里德遗嘱中的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问题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统一”可能但不必一定意味着“财产的统一”。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即公司的兴旺发达高于其他章程中规定的一切任务。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成员会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但没有一个家族成员知道，目前基金会理事会是如何想的，因为，在理事会中没有一位代表是来自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家族的人。
现在克虏伯基金会成立已经有20年了。在这期间，它已经花出去3亿马克了，这些钱并不是总是康采恩挣的，部分是动用了储备金。贝托尔特·拜茨拒绝告诉我有关数字，拒绝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我只有一些公开的材料可以查阅。
根据《经济周刊》、《资本周刊》及《法兰克福邮报》刊登的大体上正确的估测数据，克虏伯康采恩在1974至1978的4年中，没有赢利。尽管如此，每年都向基金会支付2千万马克。这些钱显然不是挣的钱，而是动用了储备资金。
谈到这个问题，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部长象个鳗鱼似的，千方百计要摆脱窘迫之境。他说是的，这不是那么好，但这些钱对基金会的生存是必要的。看来，基金会需要许多钱才能生存下去。1967年，它每年还靠200万马克生存。在福格桑之后，任何一位董事长不能再给基金会这么点钱。直到将25.01％的股份卖给伊朗，基金会每年要从康采恩得到2，000万马克才能满意。销售股份成功后，分给基金会的钱升至2，500万马克。这样，即使基金会只拥有不到75％的公司股份，它仍然还需要2，000万马克才能生存。
自70年代以来，克虏伯康采恩的经济效益没有获得过根本性好转。弗里得里希·克虏伯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和基金会理事会是在贝托尔特·拜茨领导下，由一群年老的、英明的、高薪的男人组成的，目前其中唯一的年轻人是德意志银行发言人海尔浩森。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基金会与康采恩的经营状况脱钩了，但却每年获得固定的一笔钱。克虏伯家族，包括我，却不知道。
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分给基金会的利润应该用于促进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用于促进科学与艺术发展。
阿尔弗里德在他的遗嘱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基金会不是一个时装公司，不必每周都更换橱窗里的陈列品。”拜茨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他努力在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中有明显的侧重点。他还认为，基金会的资助政策要有灵活性，并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思想。他特别重视的是，除支持那些历史上形成的任务外，基金会还要支持新的领域，例如在国外和在体育方面。
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属于克虏伯的传统任务。1872年，埃森发生了可怕的伤寒流行病。这种流行病的汹涌流行之势促使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成立了克虏伯医院。在整顿康采恩时，这家医院脱离了康采恩，基金会就将主办单位的任务接了过来。新的“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医院”共有16个诊所，基金会共投资5千万马克。
基金会卫生事业基金的其余资金给了透析病人、肾移植中心和埃森体育医疗研究所。这个体育医疗研究所于1985年建立，奥林匹克人贝托尔特·拜茨特别重视。基金会大力资助的波兰儿童健康中心也是如此。
1974年基金会创立能源研究奖，这时，贝托尔特·拜茨可以肯定，这符合阿尔弗里德的意愿。克虏伯基金会每两年将50万马克奖金颁给在能源经济中获得特别成就的人。
1975年，联邦总统瓦尔特·谢尔颁发这个奖金，1979年的奖-
金则是由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颁发的。
对教育和培训的资助在克虏伯也已经有很长的传统。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建立并开办了私人夜校。鲁尔地区第一个现代风格的公共图书馆克虏伯图书馆，和克虏伯教育协会是由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成立的。克虏伯也资助了埃森音乐厅的建设。基金会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主要资助年轻人的培训，促进年轻人融人社会。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中有一个预算达500百万马克的项目，该项目要使外国的年轻人易于适应鲁尔地区；另一个项目是，在哈瓦德大学开设克虏伯“欧洲研究”讲座。基金会拿出350万马克用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体育运动。
在公众中最著名的是基金会主办的文化活动。埃森和文化界现在已经离不开威拉山庄的展览。基金会向展览提供财政支持，但对展览的成功更重要的，也许还有贝托尔特·茨的亲自参与。在威拉山庄举办的展览本来就是高档次展览。而1986年举办的“德累斯顿的巴洛克”则达到展览活动的高峰，来自全联邦德国的参观人数达33万人之众。之所以能够举办这次展览，是因为贝托尔特·拜茨亲自请求艾利希·昂纳克的帮助。于是，许多宝贵的展品首次被允许离开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展出。与此相似的还有1988年夏季举办的“布拉格1600”展览和计划于1990年举办的“1800年的彼得堡”。
贝托尔特·拜茨对威拉山庄展览的参与不仅局限在私人联系和创意，他还从自己钱袋里掏钱。因为一个基金会不允许再建立其他的基金会，他就用10万马克建立私人“鲁尔文化基金会”，克虏伯基金会现在资助了它l千万马克。它主要资助威拉山庄的文化活动。
福克王博物馆和著名的福克王音乐戏剧和舞蹈学校也从克虏伯基金会分别获得了8万和17万马克，以进行新的建筑和扩建。埃森可以与克虏伯基金会很好地共同生活，就象原来的几代克虏伯一样。
但除了规定的基金会目的，基金会还有其他花费。原客房要维持，要付给管理人员钱包括饭食，作为支持年轻的帆船运动员的船和国际理解的工具，“日尔曼尼亚”也必须要保留，一项为不可预见事情设立的基金会也不可以缺少。
许多随时出现的活动，基金会也不可以置之不理，这些活动总有。如为伊朗的麻疯医院捐赠10万马克，为《明星》发起的“埃塞俄比亚反饥饿”活动赠10万马克。总有募捐人来敲克虏伯基金会的门，代表基金会出现的又总是贝托尔特·
拜茨，这位“联邦德国最帅的经理”，一些街头报纸这样称呼他。原来，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天生就是一个要破除官僚主义，剪掉旧辫子的人”，今天，他仍是这样的人。他以他的修养、魅力和巨大的活动给克虏伯朝代的座右铭以具体的形象。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孤独地生活在昏暗的房子里的时候，对克虏伯的座右铭是这样描述的：“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