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浩森冶炼厂今天是克虏伯波鸿钢铁股份公司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那个战后由同盟国分离走的公司，没有受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支配。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厂比留给阿尔弗里德的非钢铁企业的混合体经营要好得多，赢利也多。这些利润莱茵浩森可以保留，因为阿尔弗里德把它们留给了企业。从这时起，就有了一种规定，直到今天仍有效，即，在克虏伯钢铁股份公司与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即总公司)之间不存在利润上交合同，莱茵浩森冶炼厂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它不必向其康采恩母公司上交利润。而现在情况正相反。因为现在，在它经营不好的时候，康采恩母公司也不必填充它的亏损。康采恩也不会这样做的。
在80年代，不仅克虏伯不停地裁减工人，蒂森、曼纳斯曼、赫施和其他康采恩也这样做。自70年代以来，在莱茵河与鲁尔河之间已经缩减了15万工作岗位，其中只有1％的工作岗位是克虏伯缩减的。由于多年以来全世界的钢铁生产过剩，不仅仅克虏伯被迫裁员，对工业区如莱茵浩森出现的问题也不仅仅克虏伯应负责任，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它，关闭莱茵浩森冶炼厂这个消息的宣布成了导火索，使火药桶爆炸了呢？为什么恰恰在这里，怀疑和无望的大堤会决口，并演变成一场人们的愤怒，并引起人们非常矛盾的感情和回忆呢？
人们往冶炼厂董事长克莱默身上扔鸡蛋和西红柿。这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不顾公众舆论的力量要实施钢铁工业的合作模式，这个模式他一·直以为是面向未来的，但他并没有向自己的董事会和媒体做足够的宣传。他知道矿区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1987年8月，虽然他刚宣布要辞掉两个人，他同时又向工会委员保证，所有的工厂(包括莱茵浩森)都保持不动。但他无法遵守这个诺言。仅3个月后，就有人泄露出来消息，莱茵浩森必须“紧缩”起来。这个消息却让董事会证实了。职工代表们对他越来越不信任，他们随时都可能攻击他，对此他不必感到惊奇。
尽管如此，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绝不仅仅因为董事会这种有争议的战略战术。刚刚几周以前，蒂森公司也解雇了大批工人，对于那些被解雇人员来讲，与莱茵浩森的克虏伯人一样，他们感到极其残酷，尽管如此，并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那么到底为什么现在却这样呢？
恰恰在克虏伯，又是一切都与众不同。克虏伯这个名字至今仍然不只是一个工作地点的名称。对五代克虏伯人来说，这个名字是与安全、保险、企业与职工休戚相关完全等同的概念，而这却已经成了历史。确实，原来克虏伯人也曾经示威游行过，但他们主要是与公司领导一起示威游行的，他们为抗议拆卸工厂和占领鲁尔区而游行。二战结束后，克虏伯人更加无言地，但同样明确地帮助企业的重建。
170多年里，在公司的最高层，一直有一个人，他努力在做出一些必要的残酷的经济决定时，总争取他的克虏伯人的同意，在此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润。最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末代克虏伯不能再继续统治他的公司了。
在克虏伯，几代以来，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照顾其工人的义务，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雇主利益协会和职工利益协会(工会)和国家。或者并没有完全代替？这年12月，愤怒的克虏伯人在威拉山庄里面及前面游行示威，他们扛着写有愤怒标语的横幅，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更不用提工作岗位了”。这些克虏伯人认为，在他们那里，在克虏伯，竟然会发生类似在莱茵浩森所发生的事，这太严重了。无疑，这是感情冲动的反应，一次过激反应，一场由工会操纵和利用、但也非常诚实的反应。我认为这反应应该能够唤醒克虏伯这个名字的总督，这是他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反应才有意义。
在克虏伯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已经有许多水流进了鲁尔河和莱茵河。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则没有变。老阿尔弗雷德已经这样说过，“德国繁荣，则克虏伯繁荣”。至少鲁尔区现在并不繁荣。因此，所有的抗议，所有工会组织的有宣传影响的示威游行都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威拉山庄前的示威性的火堆，占领威拉山庄的楼下大厅，毁掉克虏伯管理大楼中的冷餐桌，向董事长扔鸡蛋和西红柿，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孩子列队来到克莱默总经理房门前进行威吓，以及中断高速路及公路的交通，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它们只是对新闻记者和编辑有用的起新闻效应的材料，但对莱茵浩森的克虏伯人来说，它们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关闭莱茵浩森这个决定并不是由克虏伯的错误管理导致的，也不是董事会不尊重人导致的。
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持续地、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的钢铁工业的结构危机到最近十几年的重大疏忽，特别是政策性失误。即使是一个赢利很多的康采恩，也无法再象克虏伯钢铁股份公司那样继续亏损下去，而今天的克虏伯并不是赢利康采恩。根据其董事长的陈述，自70年代以来，其亏损额已达20亿马克。
有这样的亏损额和如此经济强迫性，职工工会委员所指望的少数股股东伊朗，也无计可施。尽管伊朗监事会与职工工会代表进行了讨论，并详细问明了情况，但最后他还是与其他股东代表一起，同意停产。他别无选择。
这样，在这次斗争的最后也达成了妥协。莱茵浩森冶炼厂比原计划要晚一年才关上它的大门，一个高炉将继续工作到1990年底。克虏伯和曼纳斯曼将努力争取保证1，500个工作岗位，将来也是这样。此外，克虏伯将努力，向莱茵浩森的原材料、优质钢加工和电子技术领域投资，建立一个进修中心，这个中心要伴随该地区的结构变化。这场声势浩大而苦涩的斗争的结尾是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上签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著名的名字如：约翰尼斯·莱奥，卡琳·奔特一奥韦尔哈哥，曼弗里德·布鲁克绅和格哈德·克莱默。
克虏伯人一些严重的社会福利后果可以得到避免。计划要成立的合营企业“克虏伯一曼纳斯曼冶炼厂”，位于杜伊斯堡一胡科营根，它将接受2，150名因关闭厂子而失业的克虏伯人。1，030个克虏伯人将提前退休，700位将留在冶炼厂厂区负责清理工作。有730名工人在其它企业获得了工作岗位。415名工人在克虏伯内部调动工作，只有255个人(共5，260人)获得一定的补偿后被解雇。
留下的是对一场斗争的痛苦回忆，一位政治家评论道：
“莱茵浩森事件是典型事例，它说明，社会矛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留下的还有已经十几年的认识，终于有一次必须为鲁尔区的结构变化多做了一些努力。留下的还有一个希望，希望克虏伯能够再次站在发展的前列，并度过危机。康采恩和康采恩的首脑贝托尔特·拜茨，已经经历了风风雨雨，并且战胜了一些危机。现在，又一次要呼吁他们，拿出他们的勇气和想象力，创造一个对得起其历史的未来。他们不应该甘愿充当矿区的替罪羊。因为，在电视中就莱茵浩森事件进行的长达数小时的谈论中，在那些痛苦的、无法再理解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关于他们的坏话，他们都姓克虏伯，他们建立了克虏伯，即克虏伯们。他们中的最后一位阿尔弗里德曾经说过：
“既使将来出现了全自动化的工厂，有思维和行动的人仍然更重要，合作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条道路和一个目标，它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承认的精神基础上。”克虏伯应该走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