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从来不是由我自己而是由历史进程决定的。”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这样评论自己的命运，他把一个人弄到自己身边，这个人不应该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历史的创造者。
所有参与克虏伯公司及康采恩命运的人，总是羡慕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这一对搭挡。1961年，《探索》杂志认为：“克虏伯——拜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他们两个人实在太不同了。克虏伯几乎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是一个懦弱的继承人，他继承了一个已历五代的沉重的传统。他生性腼腆，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过于严格，有点类似一个王储所受的教育，两次婚姻都失败了，他因在纳粹时期的恶劣行为(他主要是象征性地应对此负责)，蹲过6年监狱，他知道，他的几百万同胞都带着仇恨的目光看他，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的羞怯，他深居简出，很敏感，他已经习惯了被伤害，但他太骄傲了，以至于他不会还击，他喜欢独自坐在他的唱机旁，听巴赫的音乐。拜茨是人民的一个坚强的孩子，他白手起家，有一种几乎不可阻挡的自信，他外向，感情奔放，他喜欢开玩笑，喜欢斗争，热衷于与人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这些对他的上司(阿尔弗里德)都是最讨厌的事。他很直截了当、粗鲁，有时候举止失礼，令人震惊，有时候又心肠好得令人感动，落落大方，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点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拜茨有幸福的婚姻，阿尔弗里德则没有。拜茨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阿尔弗里德认为那是沉重的义务。拜茨追求社会的承认，阿尔弗里德自然地拥有了社会的承认，这对他什么意思都没有。
在评价他们自己的成果时，他们也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拜茨衡量的标准是看得见的成功，是在公众中的荣誉。
这给他自信和社会地位，把他从压力中解放出来。这对阿尔弗里德没有任何意义。他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尺是满足公司和传统向他提出的要求，只有这个算数，其它所有的东西与这相比，都毫无意义。
阿尔弗里德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贝托尔特·拜茨则从不害怕表示感情。为庆祝他70岁寿辰，拍摄了一部电视片。他让人拍摄了一个场景：他把从卡姆盆亲手采摘的杜鹃花放到阿尔弗里德坟前，这不仅表达了他对阿尔弗里德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北海济耳特岛的热爱，济耳特岛是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但这个举动在阿尔弗里德那里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人把这种不同点看作矛盾。我认为这更是一种补充，一枚金牌的正反面，一只双头鹰，双面肖像。这两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另一个人不是的人，每个人都有另一个人所没有的性格。这种格局可以使他们成为敌人或者成为朋友。因为阿尔弗里德想要友谊，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两个一起是一个整体，他们共同使天平保持平衡。
“我知道，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对贝托尔特·拜茨怀有极大的信任，这从许多角度看都是重要的，有道理的。”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是这样确定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基础。“阿尔弗里德的本性使他在所有谈判中都非常拘谨，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能够代替他的父亲完成他应完成的任务，即在战后发生巨大的政治困难的情况下，在经历过财产的没收和充公之后，保护他得到的遗产。与此相反，贝托尔特·拜茨有一种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经常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大胆地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把他们俩的性格对比了一下，然后加在一起，除以二。这两位先生有多方面的性格……正好100，并且永远都很多。”后来，阿尔弗里德不愿再全部承担他对公司的那部分重担，这时，他破坏了这种平衡。阿恩特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喜欢寂寞，不喜欢周围有任何人。”不久，贝托尔特·拜茨就几乎成了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拜茨没有阻止这种发展势态，他坚决否认，曾经推动它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展迅速扩大了他的权力基础。
阿尔弗里德从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拜茨把缰绳紧紧地抓在了自己手里。阿尔弗里德自愿地往后台退得越深，拜茨获得的地盘越多。两个人的统治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裁。
现在，拜茨独自统治克虏伯已经20多年了。他仍然没有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停当，这个公司情况并不特别好，应该进行改革，进行彻底更新。因为，克虏伯早就存在的弱点仍然困扰着它：它供应的产品品种过于繁多，它的效率和组织仍有问题，亏损企业比例过高，特别是，康采恩的效益不令人满意，自有资本太少，这一问题福格桑早在1967年就指出来了，但他又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谁应该改变这一切呢？难道不应该由一个新人来做吗？经常有人向贝托尔特·拜茨提出这个问题，公开地或私下里，直接地或间接地。他反击了，讽刺说：“每个人都问我，我身体好吗？他们希望我回答：不好。但我总是回答，我重76公斤，我很健康，我还能去打猎。我觉得我处于最佳状态”。然后，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感觉，他想了想，“我原来是这样想的，他都75岁了，他应该走了。但我觉得我有责任，执行阿尔弗里德的愿望。”在我们上一次谈话中，我也向他提出了这个必问的问题，他是否愿意从克虏伯公司的领导职位上退下来。是的，他说，他原则上是想退下来，他谨慎地说，因为，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些退休以后的打算。但在这之前还得把一些事情处理好。
他说：“特别是董事会、总公司监事会和基金会理事会的人员要适应未来的要求。”他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是他的责任，在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可能推卸。
“第二个更重要的工作是寻找一个机会，使克虏伯能够有必要的资金活动余地，这对未来的事业是必要的。”紧跟着问：“您是指要转变成股份公司？”他微笑，“这是您说的。”’
但他也不反驳。这个谜的谜底只能留待读者去想象。
另外，他还想确定克虏伯的正确发展方向，使克虏伯为1992年、为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做好准备。他已经开始对康采恩进行必要的组织更新。他参阅克虏伯1987年与麦克·
金塞共同制定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应该对康采恩进行改组。
这是继他与阿尔弗里德共同制定的组织结构计划之后的第二次尝试，这意味着，要废除旧的中央集权的结构，建立分权组织。他如何评价自己最近20年在康采恩中的作用？
“我努力坚持并发扬克虏伯公司以社会福利为特色的企业管理传统。”他解释，“我试图把对阿尔弗里德的怀念具体化。如果我不在的话，没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多。”我问他，现在克虏伯在联邦德国大公司排行榜中仅占第23位，他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他反对这种说法。克虏伯难道已经开始微不足道了吗？不，他不这样看。克虏伯是第一大公司的时代，也是整个重工业位列前茅的时代。
目前，一些行业如化学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已经占据了领导地位，克虏伯目前正在解决一个混合康采恩的一些典型问题。
1988年9月26日，贝托尔特·拜茨75岁了。他老了，但他在权力面前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样就无法对他在克虏伯的作用做定论。让我们看这个画面：阿尔弗里德和拜茨一起，是整整100分。而拜茨一个人则是：100分，除以二。
这到底是多少，历史将会证明，最后的裁决仍需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