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许多多对阿尔弗里德的陈述，但很少是他自己做的。大部分陈述是在军事法庭上被迫做的，关于军事法庭我以后会描述。所有的陈述现在都极为缜密地收藏在威拉山庄的档案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阿尔弗里德是个“内向”的人，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安静，有教养，拘谨”的人。但是，他后来才变成这样的，还是他本来就一直这样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全家人眼里，他就已经是个安静的，拘谨的人，他很少微笑，严肃过多，活泼不够。这一点他的父母看得也很清楚。他的拘谨这一点跟他的父亲一样，使得他的父亲不得不深思，他考虑了许多年，是否应该将二儿子克劳斯而不是阿尔弗里德确定为公司继承人。克劳斯与阿尔弗里德正相反，既诚心诚意，喜欢交际，又魅力十足，并且他还能够将这些性格与对父亲的恭顺和服从相结合，这一点他父亲肯定是很嫉妒的。但母亲贝塔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她的看法更正确些。
母亲贝塔一直支持阿尔弗里德，并且努力缓和他与他父亲之间的矛盾。最后还是母亲赢了：阿尔弗里德被他的父母共同确定为公司的继承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舅舅，1967年他去世时，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在各种各样的家庭聚会上，在与我的母亲一起，在他的埃森的房子里用早餐的时候认识他的。但我最喜欢记起他的事情是与阿根廷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阿根廷北部买了一个大农庄，他委托我母亲替他管理。他一有空就来。在那里，远离埃森和他的一大堆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家里的本来面目，而这种面目大概只有在他驾驶他的帆船日尔曼尼亚V号或VI号做远洋航行的时候才会出现。即使是在阿木帕思喀什(他在阿根廷的农庄就叫这个名字)，他也很少说话。但可以看得出，他觉得很好。在我童年的幻想中，他与海明威小说中那些孤独的男主角很相像。与他们一样，阿尔弗里德与女人们交往，相爱，但始终没有得到幸福，与他们一样，他沉默寡言，骄傲，并且特别酷爱运动。与他们一样，阿尔弗里德热爱大自然，当他坐在老房子的走廊里，观察夕阳西下的时候，或者当他拿着照相机不动声色地捕捉那些嗡嗡作响的蜂鸟时，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一瓶威士忌。
阿尔弗里德作为克虏伯帝国的继承人，他在1943年之前的经历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他于1907年8月13日出生于威拉山庄，在受洗礼时，他得到一位有名望的教父，威廉二世。1924年，他17岁，在埃森读完文理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在父母的公司里实习了半年。随后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亚琛上大学，学工程，最终于1934年11月毕业，成为硕士工程师。上大学的时候，他比较清闲，尽情享受了大学生活的自由。在读书之余，他发展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飞行和帆船运动。从1934年起，他开始在克虏伯工作，尽管他有经理头衔，但没有多大的权力。大学时代以及其后直到1939年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与第一任妻子安娜里泽·巴尔的婚姻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尽管他这个时期的朋友们仍然把他描述成一个羞涩拘谨的人，但也都认为他很高兴，很轻松。
但后来生活变得很严酷。1943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对他以后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些年里他遭遇了命运的变化，这些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以及他将来的行为。
1943年，他的父亲已身患重病，处于时昏时醒状态，所以他将阿尔弗里德任命为公司的继承人和公司唯一所有者。之后两年，他在公司里担任领导工作，有决定权，而这两年却使他被卷进战争的阴影，他被别人为他所做的决定或者提前为他所做的决定所牵连。1945年，美国占领军逮捕了他。他在不同的战俘营和监狱里呆了两年，直到1947年纽伦堡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控犯有战争罪。在所列的四个罪状中，有两点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被判处长年监禁，而且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在所有纽伦堡法庭上的被告中，他是唯一一个被剥夺全部财产的人。1951年他获释，之后他开始为自己的遗产而奔走。不久以后，1953年，他认识了贝托尔特·拜茨，并任命他是自己的全权总代理。
这些年不仅对阿尔弗里德，而且对阿尔弗里德决定任命贝托尔特·拜茨为自己的全权总代理，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仔细观察这几年的发展。
对这几年及所发生的事来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克虏伯一家——父亲和儿子与第三帝国的当权者及帝国体系之问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请一个知情人来回答。下面的一章摘自高勒·曼未发表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