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结束于“我”即将回到北京，开启人生新篇章之际。完稿时（1952年），年过半百的“我”已经旅居英国多年。中间几十年的漫长岁月被轻轻跳过，巨大的虚空留白，在给读者带来无穷想象的同时，也留下了叙事未完的印象和感慨。研究者认可凌叔华的才华和潜力，也惋惜其创作数量之少。在一个甲子的写作时间里，凌叔华只有《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古韵》、《爱山庐梦影》五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个想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作家，为什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笔者自知这是一个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但仍然希望通过对作品和史料的分析，尝试着进行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压抑的自我表达
在北大读书期间，凌叔华给周作人写信，并寄去自己的习作，希望得到对方的指点。1924年1月13日，凌叔华的第一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经周作人介绍发表于《晨报副刊》。小说描写两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婉兰顺应父母之命嫁给花花公子，婚后受婆婆和丈夫虐待，抑郁成疾；“表小姐”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受到富家少爷的报复，在流言飞语和父母的埋怨中抑郁而死。在小说的结尾，婉兰哀叹：“女子已经叫男子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少学了本事，从少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的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女儿身世原如是，人为万物之灵，女子不是人吗？为什么自甘比落花飞絮呢？”从情节安排到人物设置乃至对话内容，无不显示出张扬而尖锐的女性意识。其高标的批判锋芒和战斗姿态，与“五四”时期的流行叙事如出一辙。
小说发表后，《晨报副刊》收到一份投稿信，信中极尽捕风捉影、恶意中伤之能事。编辑部通过周作人把信转给凌叔华。在给周作人的答谢信中，凌叔华写道：“日前偶尔高兴，乃作此篇小说，一来说说中国女子的不平而已，想不到倒引起人胡猜乱想……最可恶者即言唐已出嫁又离婚一节……那投稿者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小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意见，否则此三篇字纸，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小说中的“表小姐”想做新女性，却死于流言飞语。凌叔华初登文坛，即受到造谣生事者的中伤。在当时的环境下，新女性（尤其是出名的新女性）随时可能为流言所伤，电影明星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于1935年自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无法确认这桩读者投稿事件对凌叔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只知道时间由1924年进入1925年，其发表阵地由《晨报副刊》转向《现代评论》，凌叔华的创作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凌叔华开始自觉疏离“五四”时期女作家的主流叙事，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从浮露转为内敛，作家的自我表达也趋于隐蔽，逐渐形成了客观冷静的叙述风格。父权文化压抑女性的自我表达，使她们不敢像男性那样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如此，伍尔夫认为女性要进行真正个人化的写作，必须有一笔钱、一间自己的房子以及独立自由的精神空间。
凌叔华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每回写东西，母亲都以为她在给人写字或自己练字，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误解，它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人们对凌叔华的误读与盲视。周蕾在《贞洁的交易》中指出，评论家在盛赞凌叔华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古典文学素养时，“也解构了她小说在社会语境中的个性，从而也解构了她的女性视角”。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她的婚外恋情中。尽管凌叔华比朱利安年长八岁，但对方仍然把她当成“孩子”。面对凌叔华的不满，朱利安辩解：“你又何必认为那样就意味着我不把你看作是一个现代女性呢？”在有关这段跨国恋情的讲述中，凌叔华的声音少得可怜。朱利安对每个通信者说起凌叔华，完全没有顾及她的名誉和处境，他把这段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的浪漫传奇。在寄往英国的信中，他描述了凌叔华的嫉妒、绝望、大吵大闹乃至自杀的愤怒。和朱利安毫无顾忌的态度相反，凌叔华在这段恋情中的声音一直是模糊的。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依然想方设法加以掩饰，自己更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
随着布卢姆斯伯里信件的公开，这段恋情已经成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个案，被反复提及并讨论。其中，朱利安是恋情的主导者，也是讲述者，凌叔华是跟随者，也是被讲述者。他/她们之间的关系恰是西方/东方、男性/女性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复制。凌叔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使她在这段关系中处于更不利的位置。她的谨慎和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1999年，虹影的小说《K》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作者有意模糊小说和传记的界限，在自序里直言此书讲述的是凌叔华和朱利安的婚外情故事，但又凭空加入了种种情色想象，甚至把凌叔华写成不长阴毛的“白虎星”，精通中国古代房中术的荡妇。历史总是充满了反讽与吊诡，凌叔华因顾忌流言飞语而一直讳莫如深的恋情，最终成就了一个后辈女作家活色生香的想象，并再次成为一个被讲述者。
笔者无意窥探女作家的隐私，而是关注凌叔华在角色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和挣扎，鲁迅以“谨慎”、“适可而止”来描述凌叔华的创作，的确很有见地。就是这样的凌叔华，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开始了自传性写作。笔者相信，经常以角色自我压抑或掩饰真实自我的凌叔华，一开始就是要写自传性小说，而不是自传。尽管很多研究者把这本书当成史料，但魏淑凌在《家国梦影》中已考证出《古韵》的多处重要虚构。甚至因为把自己虚构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凌叔华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妹妹凌淑浩（她才是真正的小女儿）的怨恨。
基于凌叔华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她在当时的自传写作始终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来伤害，很多个人的信息无法透露。她只能谨慎地寻找一些较为“安全”的方式，比如采用儿童视角；把记述的时间设定在相对安全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站在旁观者的位置描述其他人的故事；较少表达真实自我的内心世界，更多地讲述外部事件，等等。整部《古韵》包含了太多的省略和隐藏，作家的自我表达始终是压抑的。
二、湮没的写作理想
在对凌叔华的描述中，偶尔可见“自负”甚至“自吹自擂”这类词语。如果搁置这些词语的贬义色彩，我们不难发现凌叔华是颇有野心和追求的作家。初学写作之时，凌叔华便有志于当一个为女性代言的作家。1923年9月1日，时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凌叔华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虽然愚鲁，但是新旧学问也能懂其大概，在燕京的中英日文皆不曾列众人以下，但凡有工夫还肯滥读各种书籍，这是女学生缺少的特性，也是我能自夸的一点长处。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于这类的事业吗？”从这封信中，我们不仅能看出凌叔华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能窥见她对写作的信心与抱负。
1947年赴英之后，为了尽快得到认可，凌叔华在最初几年一直专注于绘画。毕竟绘画是她最有信心的领域，而且不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认识韦斯特并找到寄给伍尔夫的文稿后，凌叔华的写作热情重新被点燃。在写给伦纳德·伍尔夫的信中，凌叔华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早在《古韵》出版之前，凌叔华就说：“我打算下次写出本更好的书来。这就是上次我告诉你我想去中国，或者去中国附近的某个地方，重新梳理我的记忆的原因。写一本书——一本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盘桓了多年……我觉得我拥有充分的体验和充足素材，能让这本书趣味盎然，但我需要时间和新鲜的心情来写作。我在英国待得太久了——整整五年了。”为了写这本书，她甚至想去朝鲜为中国伤兵做翻译：“我会说中国几乎所有的方言，这对他们可能会很有用，因为士兵们大多来自农村，不会讲普通话。”她还努力解决钱的问题：“也许我会在纽约或旧金山举办一次画展，弄些钱，为我去远东旅行做准备……然后，我会回英国，完成夙愿，写一本书”。然而，存钱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
1956年，因为苏雪林的推荐，凌叔华到新加坡南洋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和“新文学导读”。在这个“半中国的国家”过着“隐士的生活”，使她获得“一些新鲜思想，我可以把它们用到我的第二本书中”。1956年年底，她把一些小说的片段寄给伦纳德·伍尔夫，并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困扰：“如今每天的生活让人厌烦。我可能是江郎才尽了。”在新加坡任教的四年，凌叔华利用假期到日本和香港旅行，写了一些游记，于1960年编成题为“爱山庐梦影”的文集。1961年，凌叔华将小说的第一章寄给了伦纳德·伍尔夫，并在信中说：“这个故事是关于那场战争的，战争打破了几个有前途的年轻人的梦想，也打碎了一些幸福家庭的未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悲剧性的，双方都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打仗，但又不得不打，装出为高尚的目标而战的样子。”伦纳德在回信中说，这一章太短，让人无法对她的构想有一个总体认识。最终，凌叔华还是没能写出理想中的那本像《战争与和平》的书，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举办画展上。1969年伦纳德·伍尔夫去世后，她再写一本书的梦想彻底破灭。虽然心有不甘，凌叔华远大的写作理想就此湮没。
当然，我们可以说凌叔华兼有作家和画家双重身份，在西方世界，她的画家身份更容易得到认可。她选择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上，文学作品自然就少了。但凌叔华在成为作家之前，早已是一个画家，两个身份并不冲突，“以画为文”还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色。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写书计划的难产呢？在给萧乾的信中，凌叔华提到经济的压力和家庭的负担，她必须到新加坡、多伦多的大学任教，以贴补家用，必须照料丈夫和孙女的生活。在说到自己的中国画三十年来未有长进时，凌叔华感慨：“在西方居住，把时间都打发在生活里，再过一二十年，也如此罢了，思之悔愧交集。但是逝水已长逝了，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语言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凌叔华而言，这个问题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障碍。
除去以上种种因素，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凌叔华一直未能正视并处理好写作中的自我形象定位问题。对于凌叔华而言，短篇小说的确是最适合的文体，作者仿佛一个纪录片导演，把自己藏在镜头后面，客观冷静地记录某个或某些人的生活片段。如果稍作分析，我们会发现，凌叔华笔下的那些新女性、旧式太太、新旧夹缝中的闺阁女子、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仆和帮佣、儿童，以及《千代子》、《异国》、《中国儿女》中的日本人，都在她的生活和经验范围内，都是她曾经接触过、观察过或了解过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她基本上是一个体验型的作家。凌叔华在《我的创作经验》中表示，年少时独自躲在小房间里写的哭姊文，是她最好的创作，因为感情最真挚。
从已有的创作来看，凌叔华对虚构和想象并不擅长，这无疑增加了她处理长篇题材的难度。如果她还要时时隐藏自己，就必然会使她对生活的阐释暧昧不明、模棱两可。而且，无论是早年在《现代评论》和《新月》杂志发表小说，还是后来把自传体小说逐章寄给伍尔夫，她的创作一直得到持续的反馈和鼓励，这使她有信心坚持下去。在英国，对英语语言的不安全感、缺乏回应和支持的环境、家庭生活的压力、长时间搁笔后的生疏感、对西方文化的隔膜感，以及她自身在创作上的困扰和局限，各种原因的共同消耗，使得凌叔华没能够抓住最佳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写成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书，给自己也给读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爱之深，责之切。正因为非常欣赏凌叔华的才华，才会对她未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感到惋惜。通过凌叔华的个案，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女作家写作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