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年）
一、世界金融系统的大调整
1927~1949年的22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具有了与别的时期不一样的特征。
从世界来看，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突然面临经济紧缩、资金周转困难、商品销售困难、金本位制难以维持的局面。为应付这一危机，西方国家加强了金融管理，收缩了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同时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商品倾销。这一影响对中国而言，就出现了“借外债难”的局面。为了提高借债能力，国民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气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债务整理”；而这一时期仅有的几笔贷款，又都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美麦借款”和“美棉借款”，这不能不说与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有关。
日本军国主义的上台、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的压力和称霸亚洲的野心，促成了日本对华武装侵略的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渐次沦为日本沦陷区。为了大肆搜刮中国的资财，日本政府对其占领区实行了彻底的殖民统治，殖民地金融在中国压榨、吸食中国金融资源，破坏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特征显露无遗，而国统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以及外国在华金融与日本殖民金融之间的斗争又穿插其间，使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大大消耗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元气，英国的变化尤为突出。英国这个经济帝国和金融帝国实力衰退，后起的美国渐渐取代了它的地位，这种兴衰更替与英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开展有关吗？笔者认为，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与英国———这个经济、金融大国的兴衰有很大的关系。首先，16~17世纪，由美洲白银推动的英国对外金融关系和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为英国的金融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金融和工业的领先，又使其率先成为世界金融霸主和世界生产中心，其金融关系随着金融网络的扩大，可谓发展到了极致。但是维持这种地位是需要成本的，尤其是面对来自后起国家的争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方面要应付欧战区的开支，一方面要应付日益频繁的争夺殖民地的开支，在没有新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必然要消耗其本国的金融实力，资金原因是英国殖民地渐渐摆脱其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英国成了资本输出大国，英镑成了世界货币，英国金融霸主的地位在金本位制的后盾下得到了加强。但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大量流通在外的英镑涌入英国换取金币，因无力兑付，英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这不能不说是英国对外金融关系过度扩张带来的后果。紧接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动摇了英国外强中干的地位，不得不将金融霸主的地位让位于羽翼渐丰的美国。由此可见，对外金融关系的开展，既是一国兴盛的原因，又是一国衰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这一规律在英国得到印证的话，在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呢？公元8~16世纪中期，中国金融扩张引起国内金融资源稀缺，后又不得不收缩的事实，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金融侵略是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重要原因，但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又是其战后经济衰退的根源。美国同样因对外金融关系的扩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获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源，但是消耗大量金融资源维持其军事帝国、世界警察的地位，又是其失去金融霸主地位的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一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开展必须与其经济发展实力相适应，过分的保守和过度的开拓，对本国都是不利的。
由于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影响，英国在中国的金融势力出现了停滞增长的现象；德国在华金融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中国政府取缔；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在华金融势力也和英国一样出现了衰退；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在华金融势力得到了强化，日本凭借武力展开了对中国的殖民金融侵略，而美国则在“友好”、“平等”的幌子下通过对华债务、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干预谋求对中国金融的控制。英国的在华金融地位虽不如以前，但它始终不甘心，总是在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在对华金融关系上，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局面，而南京政府也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求得对外金融关系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金融进入了“管理通货”的时代，美国的对外金融出现了国家垄断的现象，所以与中国的金融关系，就出现了从民间到政府官方金融关系的演变；而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信用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对国内金融的垄断，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管理，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外国金融在华势力的发展。另外，从1938年3月12日起，开始由中央银行办理外汇审核，这是近代中国自主管理外汇的开始；作为专营国际汇兑的中国银行，1929年在伦敦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国外通汇处63个，特约代理店96家，为其外汇业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通过扩大外汇业务和代理国民政府的外债收付等活动，中国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外国在华金融在这一领域的势力。另外，国民政府还通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1935年的法币改革，实现了对货币发行领域的垄断，削弱了外国在华金融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势力。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集中表现为与日本、美国间或夹杂着与英国的金融关系；与日本的金融关系集中体现在殖民地金融关系，与美国的金融关系集中于官方的金融关系；经济危机、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内战争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又使得本期的对外金融关系具有了在危机和战争时期的特殊性。本章将以中国与日本、美国的金融关系为主轴，来描述上面所提到的对外金融关系。
二、日本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吞食”
日本在明朝中期时，还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的一个藩属国。16世纪中期，西欧殖民者东渐之时，日本和中国一样采取了“闭关锁国”和“攘夷”的策略。和中国一样，日本同样被迫与美国、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在列强的压力下迅速改变自己的命运，受鸦片战争的启发很深。鸦片战争使日本意识到，单靠闭关锁国是不行的，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岛国———英国轻易击破。中国的教训、英国的经验，使日本很快进入了“西学”的高潮。随后，西方民主思想开始传播，直接引发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从这一刻起，日本便与中国拉开了距离。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在“西学”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这种领悟和不彻底的明治维新遗留下来的“封建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便促成了日本走上奴役和侵略别国道路的结果。1895年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获得了对我国台湾的占领权。对台湾实行殖民控制的经验和无偿占有的巨大“诱惑”，引发了1910年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1932年又扩展到在中国东北扶持以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则是这一侵略野心向整个东亚扩张的表现。
（一）系统吞食关系的含义
根据一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对另一系统所起的作用不同，系统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四种基本类型，即互依关系、竞争关系、吞食关系和破坏关系。
其中系统间的吞食关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甲系统的输入是乙系统本身，而且乙系统进入甲系统后，经甲系统的变换作为原系统的基本属性完全消失，那么甲乙两系统间的关系就叫吞食关系。甲系统叫吞食系统，乙系统叫被吞食系统。
日本占领了我国台湾、东北及后来的“沦陷区”后，利用金融、经济、军事的相互配合，对这些殖民地实行了疯狂的“开发性”掠夺，其计划之严密、掠夺之残酷、配合之默契，远胜于它的老师———西方殖民者。日本通过改造占领区的金融系统，为其殖民掠夺提供配套服务，经过改造后的金融系统基本上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因此我们称日本与中国金融系统的关系是“吞食关系”。那么日本是怎样吞食中国金融系统的呢？首先，它是撒下一张以一家“中央银行”性质的银行为核心的，以其他各种性质银行为扶助的，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地，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掠夺”大网，凡是这张网所及之处，所有的本地金融都要被扼杀，所有的农村、工矿都要被渗透，所有的城乡金融资源都要被吸取，这是一张吸食殖民地金融“血液”，同时释放自己“毒液”的大网；其次，为了打通日本向殖民地进行经济、军事、金融掠夺的通道，它都要把阻碍其步伐的当地货币制度加以改革，先是实现当地货币的统一，然后就是与日本货币的“一元化”；再次，这种掠夺是封闭式、独占式的开发性掠夺。也就是说，日本会把持这一地区的对外汇兑、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权力，不允许其他人的“染指”，在确保封闭和独占的情况下，日本会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开发，这种不仅食其“血肉”，而且敲其“脊髓”的“开发性”掠夺，是日本殖民金融掠夺的典型方式，比起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的掠夺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本进行殖民金融掠夺的“狼”一样的本性。
（二）系统吞食关系的表现
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金融侵略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其极尽贪婪、控制、搜刮之能的金融侵略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不同的地区，却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采取了相似而又相异的殖民金融侵略政策，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金融侵略的不同版本，可以说，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另一特点。
具体来说，在台湾，日本通过设立类似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治方法一样的“总督府”的形式，对台湾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在金融统治上使台湾纳入日本“大藏省”的直接控制之下，将台湾货币直接与日元相统一。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特征，对台湾金融产业的压制，对台湾金融资源的疯狂掠夺，把台湾当作其向东南亚扩张的堡垒等事实，都展现出其对我国台湾实行殖民金融统治的深深烙印；在东北，日本通过扶持傀儡政权来实现其金融侵略和统治的目的。通过对东三省外汇、外贸权的掌握，对东北货币的清理、统一，直至纳入日元体系，对东北民族金融的消灭，建立实业银行对东北实行“开发性”掠夺，以金融支持其军事、政治、经济行动等的种种手段，使我们已很难分清金融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区别，在运用这把无形的“金融之刀”上，日本军国主义又是那么的娴熟和不留余地，东三省被其剥得“肌骨无存”，东北人民在这把刀下“战栗”并拼死反抗。在华北，由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使日本无法实现像控制东三省一样的企图，只能实行“分割统制”、“分区殖民”、“分区进行殖民金融侵略”，但是在每个区内的统治与东三省的做法几乎相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在伪币的推广发行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要利用并打击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彻底驱逐法币。同时，根据地、沦陷区、国统区之间针锋相对的货币战，成为战争时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又一个特点。在上海和华中的沦陷区，由于英美金融势力和南京政府金融势力的强大，日本无法像在其他地区一样以伪币来取代法币。但它却别出心裁地从日军内部的“军票”“货币化”入手，通过扶持“军票”的一般通货职能来同法币争夺货币领域中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与英美联手使其阴谋难以得逞的情况下，又谋求用“华兴券”从外部进攻。同样因为缺乏英美的合作而流产后，又策划“中储券”与“军票”的相互支撑，来破坏法币在通货中的稳定地位。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部分地实现了伪币排挤法币的企图，但伪币流通领域仅限于其占领区的事实，也使日本不得不承认其在这场“货币战”中的“失败”。
从这些不同“版本”的殖民金融侵略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结论是，中国主权丧失得越彻底，殖民金融侵略的程度就越深，遏制日本帝国主义贪婪野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外部的压力，绝对不可能期望它自觉地“良心发现”。
日本的金融侵略，在短期内壮大了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也正是这种“掠夺”和“封锁”，以及无所顾忌的“通货膨胀”政策，使其“以战养战”、“就地自活”、“开发性掠夺”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政策难以持续，最终难逃“败亡”命运。日本对中国的殖民金融侵略，不仅最终没有给其本国带来任何利益，反而造成了日本战后经济的急剧衰退，更为严重的是把日本从此钉上了罪恶的“十字架”，对其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关系的开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利益失衡的中美金融关系
南京政府与英美的关系都比较接近，但美国是南京政府的主要后台支柱，而日本又极力阻挠英美与南京政府改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便以南京政府与美国的金融关系为主，并兼论及英国和日本围绕这些事件表现出来的中英、中日金融关系。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中美金融关系体现在四件大事上，一是美国在华债务的整理；二是中美小麦、棉麦借款；三是中美白银问题；四是抗战前后美国对中国的贷款和援助问题。在这些事件上，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中国金融的利用和控制，小麦、棉麦借款和白银政策对中国的破坏作用，以及中国对英美金融系统的依赖。
（一）美国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利用和控制
与日本赤裸裸的殖民金融侵略明显不同的是，美国处处打着“援助”的旗号，高唱“平等”的高歌，却从来没有放弃利用金融控制中国，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的野心，这从中美金融关系发展呈现较强的阶段性这一特征上，就可以看出一二。中美金融关系呈现较强的阶段性，是由于美国在不同阶段上均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中美金融关系中，美国起主导作用。抗战之前，日本和中国都是美国的出口市场，美国一方面不愿意因援助中国而影响自己在日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野心不满，同时还受国内各派的影响。所以在给中国的贷款上，它表现得较为犹豫和谨慎，仅有的几笔贷款也是结合推销美国的滞销产品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到欧洲大战前夕，美国一方面以大量的战略物资向日本输出，一方面与英国一起暗中策划促使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议和，因而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债是很不容易的。惟一的一笔借款就是向美国借的“桐油借款”；欧洲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日本成了同盟军的敌人，为保证对日战争的胜利，美国增加了对中国的贷款支持，但这些贷款都是金属贷款，通过贷款美国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还获得了大量廉价的金属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的一段时间，由于中国的战争对手日本也是美国的交战敌人，为了不把战场继续扩大，美国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华贷款和租借物资的输出，但这些都是出于军事目的的“有限援助”；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担心自己扶持的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进而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丧失，因此在这个阶段美国倾其全力，不仅大量的贷款支持，还有很多的军事、民用物资的援助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但不管对南京政府提供多大的支持，都没有挽救其命运，这之后一直到1973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美国与中国的金融关系出现了敌对、僵化的局面。
（二）小麦、棉麦借款和白银政策的破坏作用
1.小麦、棉麦借款对中国农业的冲击
1927~1937年间，中国共向外国借款14笔。其中属于政治借款的有6笔，其他8笔为路工借款。在这6笔政治借款中，中美小麦借款、中美面麦借款采用了特别的形式，而且这两笔贷款更综合、集中地反映了中美经济、金融、政治关系，国际国内影响很大，成为中国外债史上既特别又有争议的借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农产品过剩问题很严重，美国作为产粮大国更是面临着如何解决过剩的小麦和棉花的问题。1931年中国长江流域发生水灾，千百万人无家可归，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亿元左右。南京政府正经历着蒋、冯、阎大内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对外贸易入超。为救济水灾，南京政府决定向美国交涉借贷小麦，作为中国赈灾之用。
南京政府与美国农业部就中国向美借贷小麦问题进行商谈，最后商定借贷的8项条件，主要涉及购买数量、装运安排、麦和麦粉价格、每次运麦的数量、长年利息、利息偿还时间、借款票据、借款用途等内容。从这些细节安排可以看出，这次借款并非美国政府公开申明的那样，是一次帮助中国处理善后的救急行动，而是一笔能赚取相当利润的商业买卖。
从借贷的条件上看，中国也明显处于劣势。第一，这种借贷方式的结果是，中国借的是小麦，还的是美金。为了获得现款，中方不得不将麦和麦粉的一部分变为现金，这中间从麦和麦粉的装运到保管、储藏、转运、寻找买主、给中间人回扣等费用自然增加，实际得到的现款会大打折扣，而且借款手续复杂、繁琐，办起来非常费事。即使变成了现款，还要把银元换成美元，当时白银价格正不断下跌，汇兑损失又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第二，《借款合同》的第二条规定，“卖主有贷以麦粉之权，但麦粉数量至多不得逾总数之半，麦粉价格以比价定之”。但麦粉在中国没有销路，这一条完全是为美国倾销过剩的麦粉而定的。第三，美麦每次的价格以起运口岸签发提单之市价为准，这无异于将美麦的价格风险全部转嫁到中国身上，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第四，借款条件中规定欠款在1934~1936年内分三次付清，给中方留下的销售及筹款的时间非常紧迫，对中方不利。另外，在装船、运费、保险费上都订有倾向于美方的条款，中国处于劣势。
从美麦借款的效用来看，仅仅相当于921万美元的借款，对仅发行赈灾公债就达8 000万元的南京政府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美麦借款实施后不久，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大豆、小麦、工业品等来源断绝，关税收入大减，国际收支日益困难。同时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政府又希望通过向美国借款，密切中美的经济关系，而美国因美麦借款收益不小，为进一步解决美国棉粮过剩问题，美国财政部所属的“金融复兴公司”主动电询南京政府，商洽续贷办法。南京政府财政拮据，仅1932年应偿付的内外债本息3亿元，就占当年财政收入5.53亿元的一半以上，实际上，南京政府真正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而不是麦子和棉花。因为在当时各国输入中国的麦、棉已使中国市场基本饱和，再加1932年中国农业丰收，根本不需要再进口粮棉。就纺织业来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纺织品销路停滞，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纺织业已濒临破产境地。上海中华棉业联合会反对向美国借款，认为：“美棉进入我国后，会使中国存棉加剧积压，占全国农村十分之一的棉农将难以生存。”河南郑县在致财政部电文中把借贷美棉比作“饮鸩止渴，摧残国棉”，认为借款势必使中南三省产棉地区百万棉农直接间接以棉业为生活者濒于绝境，人民社会秩序诚有不堪设想者。
就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仍然在1933年6月4日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了价值5 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其中约4 000万美元的棉花，约1 000万美元的小麦）。对于这笔借款美国自然很欢迎，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借款的目的在美国市场上看，是以倾销过剩产品来帮助美国的经济复兴计划”，财政部长摩根韬甚至宣称：“即使这笔借款永远不能偿还，然而出售这些棉花将会提高国内棉花价格，美国国内库存棉花的价值几可增加1亿美元”。他们惟一不满的是中国政府拖延偿还美国旧债，美国国务院担心的则是借款是否会引起与日本的争端，因为“日本是美国棉花最重要的主顾”。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中美棉麦借款甚至还不如中美小麦借款，因为当时中国长江流域受灾地区至少还需要美国的小麦来救济，中美棉麦借款除了要承受中美小麦借款类似的装运到销售间的损失、汇兑损失、较高的运费和保险费等，更重要的是输入了中国本身也过剩的产品，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次，美国卖给中国的麦子是劣质小麦（软质小麦）“这些小麦已在太平洋沿岸存储了大约两年，这种小麦在世界上是卖不出去的”，而且麦子、麦粉、棉花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就连美国国务院也怀疑借款会真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但也许从杨格的观点看，对中国政府而言，这笔信贷的积极作用多于消极作用：“在国内公债只能在极苛极难的条件下，并且付出的代价可能高达15%时，用年息8.6%借到的钱，无论如何是对于财政大有帮助的”。
由于美棉在中国市场销路不畅，再加上日本纱厂的抵制，及国内各方的强烈呼吁，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情况，在1934年2月23日与复兴金融公司达成新的协定，将棉花借款由美金4 000万元减至美金1 000万元。1944年底，南京政府对美国两项借款，即1931年的美麦借款和1933年的棉麦借款本息全部偿清，“尽管它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棉麦借款的真正价值还在于通过借款增强美国对华政府贷款的信心，棉麦借款成立后，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由于日本极力反对借款，美日矛盾不断加深，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几次采用类似棉麦借款形式向中国提供贷款，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起了积极作用。
2.《白银协定》及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与贸易水平严重下降，而且破坏了国际间原有的信用制度，出现了信用危机。在信用危机的冲击下，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度，原先维系国际金融领域的链条断裂，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战、货币战不断，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谋求货币稳定，世界各国于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了世界经济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货币问题。金本位制的崩溃，促使各国想到以白银来弥补黄金之不足，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准备，来增发货币，提高国内物价水平，使世界经济走出萧条的泥沼。为此，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解决白银问题的六条建议，被各国所接受：（1）为谋求白银的安定与复振，当协定一确定价格，由伦敦会议讨论；（2）安定银价必须与安定国际汇兑通盘调整；（3）放弃减少货币成色与销毁银币之举；（4）立即恢复货币内原有白银成色；（5）广用白银为通货基本；（6）撤除白银关税及其他足以阻碍国际间白银自由流动制障碍物。这六点建议被加拿大、秘鲁、墨西哥、澳大利亚、中国、西班牙、印度7个产银、用银国赞同，最终形成8国《白银协定》———《伦敦白银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国政府自1934年1月1日起4年中，不得出售因销毁银币所得之银两。因白银是中国的本位货币，完全赞同《白银协定》将使中国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所以中国后来带保留地批准了《白银协定》：“中国政府批准此约时，声明因银币为中国本位币，当于金银比价或物价发生变动之中国政府认为足以伤害中国国民经济而与本协定安定银价之精神不合时，得自由采取适当之行动。”
由美国代表建议的《白银协定》不仅可以在美国国内以通货膨胀来对抗经济萧条，对外还可以通过美元汇率的贬值倾销大量过剩的商品。另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国会中代表美国白银矿主利益的白银集团的鼓动。白银集团以支持罗斯福“新政”为交换条件，先是促使政府通过了《白银购买法》，法案要求美国国库从市场购入白银直到其价值相当于现存黄金1/3为止；随后又促成了罗斯福颁布《白银国有令》，即必须将存在美国大陆的白银，一律在10日内，提交政府，只有银制品和外币除外，是卖价格规定为每盎司50.01美分，该价格略高于当时市价，但新产白银仍以每盎司64.64美分的价格继续购买。这两项法律的出台，为美国大肆收购白银提供了法律保障，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也迅速上涨，1934年4月伦敦市场白银价格就上涨为74.45美分，1935年4月27日，美国国内新产银矿价格超过了81美分，成为自1921年以来的最高价格。
美国引起的世界白银市场价格的上涨，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中国汇率上升、白银外流、国际贸易状况恶化。
中国外汇市场上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随银价腾升而上涨，以上海外汇市场为例，1932年每百元国币合21.487美元，1935年4月就涨至38.505美元，如以1932年的汇价为100来算，1934年实涨为57.22%，1935年4月已涨至1932年的147%，对英国和日本等国的汇率也在上涨，。
世界银价的高涨促进了中国白银的外流，据中国海关统计，1933年中国白银净输出2.27亿元，1934年中国白银累计流出2.67亿元，其中出口美国的达70%以上。
汇价的上涨和白银外流，又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恶化，入超扩大。
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购买力下降，表现为自193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下降，同时汇率的变动又使中国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形成巨额入超。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和脆弱，在汇率下跌，白银内流的期间仍出现入超，何况本国汇率上升，白银外流。
（2）国内物价下降，百业凋敝，金融业更加脆弱。
白银外流，导致中国国内货币量减少，货币量减少又引起物价下降。以上海为例，1930年物价指数为 104.8；1931年为126.7；1932年为 112.4；1933年为 103.8；1934年 11月为98.3，②1934年以后下跌更严重。物价下降引起全国工商业凋敝，农业破产。到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停工的有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达40%以上。仅上海一地，1934年倒闭工商业户达510家，1935年增加到1 065家，上海银行倒闭12家，钱庄11家。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纷纷急电外埠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以支援和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垮，分行当然不能存在。因此，各地分行只要有点余力即尽量将款汇往上海支援总行。
（三）中国对英美金融系统的依赖
南京政府对英美金融系统的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外债”，以满足英美等国对中国借款的前提条件；二是中国的币制改革需要借助英美等国的支撑。
1.南京政府整理债务改善信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中，西方国家也紧缩了对外贷款。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英美的承认，但在满足其贷款需求上，他们则非常谨慎，要求先偿还旧债才能再借新债。1928年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在会见中国领导人孙科、胡汉民时表示：“中国人要为自己国家的信誉着想而还清旧债，这样才能商谈借款”。美国则在对华政策宣言中（1927年1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宣言），一面要求南京政府保护美国商侨在华利益，继续维护其一贯倡导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均沾在华利益，享受最惠国待遇；一面要求中国根据条约、条款规定偿还拖欠美国的债务。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商联大会上，各国以中国如“不能赶紧整理旧债恢复国际信用，无论何时绝不贷款”相威胁。在国际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承认旧债，而且成立由各院院长、各部长参加并聘请中外经济专家为专门委员的“整理内外债委员会”，以“集思广益，根本清理，于全国财政前途及国债信用，裨益实多”。南京政府在力争还债树立信用时，还能根据自身情况争取一定的权益保护。虽然中国财政比较拮据，但到1935年中国还是偿还了绝大多数外债，其中包括欠美债款，同时也包括欠日债款，偿还美债期望从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援助，经济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偿还日债则在于缓和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1927~1935年中国偿还外债及赔款数。
南京政府虽然对外声称，整理美、日、英三国债务一样重要，但分析当时中国对外政策，整理美债无疑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目的是想获得更多的美国贷款和其他经济援助，战略上也有牵制日本的企图。但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始终与中国和日本保持不偏不倚的关系，倒是南京政府推行的亲美、亲西方的政策加深了中日矛盾，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借口。但南京政府的亲美政策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美英等国的大量援助打下了基础。
2.效果不大的白银出口征税政策
美国批准伦敦白银协定、颁布购银法后，中国白银外流速度加快，仅1934年头3个月白银流出就达18 434 406元（不包括走私）。随着中国白银外流的不断加大，南京政府不得不对美国白银政策有所表示，1934年商业部在其报告中指出：“我国为用银国家，银之对于我国不啻为人生命脉。兹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施行货币政策使美元价格低落，银价提高，此种政策对于我国白银颇有逐渐流出之危机。我国频年以来，农村破产，物价低落，外货充斥市场，入超年增一年，白银流出，不知凡几……”但中国的呼声并没有打动美国，甚至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告诉罗斯福，购银政策已使中国的银行纷纷破产，民间商业陷入一片混乱时，罗斯福表现得十分坦然，他对财政部长摩根韬说：“白银既不是中国过去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现在的问题。那里存在着某些你我所理解的势力，不过我到知道这些势力几乎不是我们西方人所能理解的”，他强调说，“不要根据一些所谓的数字或事实，就认为西方文明的行动会对中国人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但当美国社会及舆论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白银问题，并有不少人反对美国的白银政策时，美国也不得不故作姿态地派遣美国政府货币政策顾问、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 ）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可是罗杰斯根据调查指出白银价格的提高将会极大地恶化已经处于危机状况下的中国农业，中外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华侨汇款继续减少，黄金储备已经枯竭，政治、货币不稳定导致外国资本输入进入最低点，缺少大量外国信贷，上海银行白银流出，导致国内信贷紧缩等。罗杰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否则银价继续抬高将会使中国进一步受损。但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和白银集团的压力，不但对罗杰斯的报告无动于衷，反而在他考察中国期间连续出台了白银输出特许制、白银收归国有等法令。
南京政府也曾尝试以实行金本位制为名，向美国提出白银交换黄金的想法，但同样遭到美国的反对。无奈之下，为了解救危机中的中国，财政部不得不选择对出口白银征税的办法。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在给行政院关于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的提案中指出，美国购银法案使中国对外输出遭受极大困难，由于中外银价悬殊，白银巨量流出，影响金融，破坏经济。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意见虽表示容纳，但不打算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中国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1934年10月15日，中国财政部以“美政府无磋商诚意，为防止白银外流，自10月15日起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征收白银出口税后，白银的外运不仅不会赚钱，反而会赔钱，所以效果明显。但由于有以下原因的存在，白银出口税的办法也大打折扣。
（1）出口白银征税政策的出台错过了最佳时机。从上海中外银行白银库存来看，1934年4、5月份达到了最高峰，为5.49亿元，如果此时就开征白银出口税，将会有效制止白银外流，而10月15日宣布征税时，白银存量已经降到最低点，外商银行白银几乎搬运一空。所以，从时机上来看，错过了最佳时机，征税效果下降。
（2）由于外国银行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所以征税不能阻止白银流入在中国的外国银行。而从本质上讲，白银流入外国银行与白银运出国外没有大的区别。此外，东三省已被日本侵占，相当数量的白银偷运出关，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则毫无办法。
（3）猖獗的白银走私活动难以制止。公开渠道的白银出口下降，刺激了白银走私的愈发猖獗。孔祥熙在给美国政府的秘密照会中指出：“即使中国实施白银出口限制，中国现在仍感进退维谷。如果现在差价持续下去，则白银亦将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出口，继续外流或储藏起来，这样必将产生恐慌，而导致资金逃避”。
正因为白银出口征税的效果有限，所以南京政府仍然在通过其他渠道寻求美国的帮助。一是希望美国将白银价格稳定在每盎司45美分，以帮助中国保持通货平稳和建立起制止白银外流的信心。但美国并没有停止购银，银价曾因此一度上升至每盎司81美分，后经中国政府的再三请求和各界人士的呼吁，才犹豫再三地出台了一个折中办法，即“在中国国内，美国将不买白银，并将其他售银之建议告知（中国）中央银行，帮助中国政府防止走私。在中国以外，价格将稳定在55美分”。但美国又通知南京政府，这个折中计划可以在一个星期内被通知加以终止，要求中国政府尽可能早地派遣代表协商有关事项。二是希望得到美国的信贷援助，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考虑到当时美日关系，不愿意因经济上援助中国而开罪于日本；在确知美国并不准备放弃白银政策的前提下，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中国实施币制改革的必要，可是币制改革也需要大量的信贷援助以充足货币发行准备，为此南京政府曾不惜许诺将拟订中的新货币与美元挂钩来换取美元贷款，但得到的答复是，中国应该同有关对中国币制感兴趣的国家接触，共同解决，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南京政府的借款请求。
3.币制改革与中美货币协定
美国的白银政策是中国白银问题的始作俑者，而且美国经济实力、对白银市场的控制力强大，所以南京政府始终在不懈地寻求来自美国的帮助，但美国的冷淡不能不使南京政府另谋他途，寻找其他能帮助中国政府完成币制改革任务的力量。
事实上，除了美国外，日本、英国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白银问题和币制改革问题。日本愿意出巨款援助中国，但其代价是控制整个中国经济，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华利益日益被日本、美国削弱，它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实现货币改革将中国的新货币与英镑建立稳定的联系，以增强英国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促进中英贸易和投资，扩大英国在华利益。但英国同样顾忌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不愿单独出面援助中国，所以英国建议美、日、英三国联合援助中国，但美国和日本反应冷淡。6月间英国决定单独行动，派遣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考察，参与中国的币制改革。李兹·罗斯对中国进行了近4个月的考察，并听取中国政府拟定的币制改革方案。李兹·罗斯认为中国的币制方案与英国最初设想的大致相同，所以立即表示赞同。为了获得英国的巨额贷款作为稳定货币的准备金，孔祥熙曾暗示李兹·罗斯，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给中国提供贷款，货币挂钩问题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李兹·罗斯顾虑用巨额资金使中国新货币与英镑挂钩，会在政治上遭到日本的攻击。因此商定的解决办法，是把汇率拉低到一个适宜的标准，然后宣布将汇率稳定在已经拉低了的现有水平上。即根据1930~1934年中国货币对英镑的平均汇率，规定法币为1元等于1先令2便士半。1935年11月4日，中国发表了法币政策宣言，从此中国走上了不兑现纸币制度，同时，由于法币与英镑的紧密联系，使英国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控制。
中国新币制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有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足够，法币汇价就稳定；反之，新币制就会垮台。而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只有向国外借款，对英美来说，谁能够控制中国的外汇基金，谁就能左右中国币制的发行。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英美两国一方面希望法币与本国货币挂钩，一方面争取中国将外汇基金存放在本国。而中国也利用英美两国企图通过币制改革控制中国的野心，为了获得足够的外国贷款，以法币与英镑或美元挂钩为诱饵希望能顺利借到款项。在法币改革前南京政府就向英美提出了借款要求，但两国都不积极。法币政策宣布后，美国认为中国的法币已经与英镑挂钩，这样将会使美国失去掌控中国货币市场的机会。为此，法币政策一宣布，美国就停止从伦敦市场上收购白银，白银价格因此迅速下跌，中国币制改革受到影响，南京政府只好转向美国求援。而美国这时也愿意收购中国白银，但要求出售白银的收入全部放在中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同时要求法币与美元挂钩。南京政府一方面对外宣布不单独与任何外币联系，一方面通知美国，不同意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认为如果将法币与美元挂钩，将使币制改革的功绩化为乌有，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美国也将脱不了干系；同时孔祥熙还以若美国不收购中国白银，中国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白银，这样对美国的白银政策十分不利，美国如果不让步，很可能将中国推向英国或日本一边。中国的坚持和对英国趁机占了上风的担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放弃法币与美元挂钩的条件下，同意收购中国5 000万盎司白银。另外，美国对中国在伦敦市场上大量出售白银的行为不满，认为这将加强英国对中国货币的控制，于是便在12月初停止在伦敦市场购银，以此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白银买主，它一停止购银，银价就立即惨跌，三个星期中下跌了约1/3，南京政府在售银过程中因而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如果无人购银，法币外汇基金的来源断绝，新币制将有夭折之虞。孔祥熙不得不向美国再次呼吁，要求美国收购中国的白银。1935年3月，国民政府派陈光甫赴美，就美国收购中国白银和向美国借款的事宜进行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解释、回答了美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后议定，中央银行将采取钉住英美套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这实际上是使法币同英镑、美元都有了联系。在此基础上，双方于5月15日正式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美国同意购买中国7 500万盎司白银，国民党政府可以用另外5 000万盎白银作抵押取得美国的一笔约2 00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售银所得，都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他美国银行，美国遂取得了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英、美争夺中国货币权的斗争，无论谁胜谁负，日本认为对它都不利。它最初企图用“中日经济提携”、“信用放款”等方式引诱国民党政府，以夺取中国的货币权。法币政策宣布后，上海的日商银行拒绝中央银行兑换白银的要求。在日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则完全拒绝白银南运，并由傀儡政府天津市当局出面把天津的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1家外商银行拟运上海调换法币的库存白银加以扣留，强迫在天津调换。同时，日本为了对抗法币流通，甚至竟然扩大在中国发行日金纸币，制造日元行使区。不久，它更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