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使我对于家有点不安。街灯亮起来，进院，那些人跟在我们后面。门扇，窗子，和每日一样安然地关着。
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
失望了，开门的钥匙由郎华带着，于是大家只好坐在窗下的楼梯口。李买的香瓜，大家就吃香瓜。
汪林照样吸着烟。她揿起纱窗帘向我们这边笑了笑。陈成把一个香瓜高举起来。
“不要。”她摇头，隔着玻璃窗说。
我一点趣味也感不到，一直到他们把公演的事情议论完，我想的事情还没停下来。我愿意他们快快去，我好收拾箱子，好像箱子里面藏着什么使我和郎华犯罪的东西。
那些人走了，郎华从床底把箱子拉出来，洋烛立在地板上，我们开始收拾了。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也把它烧掉。大火炉烧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
当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当然是十分定心了，十分有把握了。一张吸墨纸我无意地玩弄着，我把腰挺得很直，很大方的样子，我的心像被拉满的弓放了下来一般的松适。我细看红铅笔在吸墨纸上写的字，那字正是犯法的字：
——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我连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就送到火炉里边。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郎华可惜得跺着脚。等他发觉那已开始烧起来了：“那样大一张吸墨纸你烧掉它，烧花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
他过于可惜那张吸墨纸。我看他那种样子也很生气。吸墨纸重要，还是拿生命去开玩笑重要？
“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郎华骂我。“那你就不会把字剪掉？”
我哪想起来这样做！真傻，为着一块疮疤丢掉一个苹果！
我们把“满洲国”建国纪念明信片摆到桌上，那是朋友送给的，很厚的一打。还有两本上面写着“满洲国”字样的不知是什么书，连看也没有看也摆起来。桌子上面很有意思：《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他当家庭教师用的小学算术教本。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也从桌子上抽下去，郎华说那上面载着日本怎样压迫朝鲜的历史，所以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说有这种重要性，马上就要去烧掉，我已经站起来了，郎华把我按下：“疯了吗？
你疯了吗？”
我就一声不响了，一直到灭了灯睡下，连呼吸也不能呼吸似的。在黑暗中我把眼睛张得很大。院中的狗叫声也多起来。大门扇响得也厉害了。总之，一切能发声的东西都比平常发的声音要高，平常不会响的东西也被我新发现着，棚顶发着响，洋瓦房盖被风吹着也响，响，响……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心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像给恶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有一天，到一家影戏院去试剧，散散杂杂的这一些人，从我们的小房出发。
全体都到齐，只少了徐志，他一次也没有不到过，要试演他就不到，大家以为他病了。
很大的舞台，很漂亮的垂幕。我扮演的是一个老太婆的角色，还要我哭，还要我生病。把四个椅子拼成一张床，试一试倒下去，我的腰部触得很疼。
先试给影戏院老板看的，是郎华饰的《小偷》中的杰姆和李饰的律师夫人对话的那一幕。我是另外一个剧本，还没挨到我，大家就退出影戏院了。
因为条件不合，没能公演。大家等待机会，同时每个人发着疑问：公演不成了吧？
三个剧排了三个月，若说演不出，总有点可惜。
“关于你们册子的风声怎么样？”
“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郎华是刚强的。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