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林学院
父亲在1963年从江浦来南京后，住中央路117号。刚安居三年多，就遭到文化大革命和母亲病亡的沉重打击，被迫到处流浪。一直到1980年才重新回到中央路117号旧居，住定下来。满以为这一次可以在此安居，终其天年了。1987年，父亲九十岁时，意料不到的事件又使父亲陡增烦恼。
父亲住宅左侧有一排民居平房，某单位想把这排平房拆掉，盖一幢五层的宿舍楼，父亲和钱松嵒老人的住宅也须拆掉。钱老在世时，他和父亲都不同意。于是，“拆房”的打算未能实现。及至1985年钱老去世后，某单位和当地房管局商量好，打报告向市里申请，居然得到了批准。1986年，有关手续具备了，他们就开始动员拆迁。平房居民在拆房后可以搬入新房居住，当然求之不得，很快搬走。某单位以最快速度把平房全部拆除，然后再三要求父亲搬家。父亲对此很为伤感，对他们说：“我解放后数十年来一直蒙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三宿桑下，还有依恋之情。我在此住了这么多年，现已九十，风烛残年，希望在此终老，不愿迁居。”父亲还曾分别写信给省市领导，提出了暂时保留这所住宅的请求。
但由于少数有关干部推说拆房问题已经上级批准，下了红头文件，并说除了林家外，民房已全都拆除，不好再改变了。父亲终于不得已于1987年2月23日去南京林学院昌庚处居住。
夕阳红满楼
为使父亲的心情稍得安宁，昌庚尽一切可能对父亲的生活环境作了适当的安排：让出自己的卧室给父亲住，自己住进教学大楼实验室；为父亲安装了空调；向南京书画院为父亲要了一张新的大画桌；城惠已退休，由城惠和保姆两个人照料父亲生活；请名医张继绎先生经常来家中为父亲治病，基本上治好了父亲多年不愈的咳嗽多痰症；由陈乐村夫妇帮忙，请皮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季和、章青夫妇来家中治好了父亲过去常年患的严重脚湿气病。身体状况有明显好转。
林学院坐落在紫金山麓、玄武湖滨。这里有大片树林，环境幽静。当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儿女用三轮座椅推着父亲到院内林木深处去兜圈子，父亲乐得直笑。回望我们住的村宿舍大楼，给夕阳抹上一层金黄色的光辉，在万绿丛中，分外好看。我用手指着告诉父亲，我们就住在那里。
林学院地区偏僻，离市中心较远，交通不大方便，加上昌庚控制较严，索字的“无聊客”和“恶客”常难以得逞，因此干扰大大减少，使父亲得到了安静。
自来林院后，父亲的外出应酬活动一般都停止参加，只是在春秋风和日暖的时候，偶然乘小汽车、带着轮椅去玄武湖、中山陵、夫子庙等地逛逛。他喜欢吃夫子庙的小吃，我陪他品尝，还要买些带回家。
一次在夫子庙东西市场，一个小青年认出了父亲，惊喜地喊了一声：“这是林散之！”立即有许多人围住了父亲。“金陵印社”门市部一位营业员头脑转得快，火速拿来一本册页和笔、墨、砚，要求父亲签个名留念。父亲坐在轮椅上，把册页放在膝头上，拿笔濡墨，别人都以为他要签名，哪知他一时兴起，竟然画了一张小画。这位营业员无意中得到了这个大收获，高兴得直向父亲作揖。这一下可热闹了，顷刻围上来好几十人，都要求父亲题字留念。这个场面哪能应付得了！昌庚只好一边请大家谅解，一边请大家让开一条路，推着父亲走了。父亲坐在推动着的轮椅上，还不断接过请求者的纸笔题字。
父亲来林学院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比未来前有显著好转，也创作了不少书法精品。除了写成参加第三、第四届全国书法展览等普通大小的书法精品外，还写成了一些巨幅书法精品。例如，1987年写成了丈二整张宣纸巨幅草书《颂长江大桥》，参加了“十竹斋”举办的“金陵风物诗书画展览”，在南京、北京展出，影响颇大。还为林姓总发源地——福建莆田湄洲岛书写了“和平海峡女神之岛”八个特大的字，每个字都是用整张四尺宣纸写成。这样大的字，父亲在解放后四十年来从未写过。这八个大字后来被放大成每个字三米见方，刻于湄洲岛临海一面的岩石上。
湄洲岛上有闻名中外的“湄洲妈祖庙”，是纪念“妈祖”的，有许多关于她生前的神话故事。传说她经常显灵护佑船只，拯救海难，因此被我国南方沿海一带以及台湾、东南亚等地渔民奉为“海神”。妈祖原名林默娘，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是林族先祖之一。所以父亲特别重视，写了这几个巨大的字。
1988年，四川峨眉山重修金顶，派专人来请父亲题写“金顶”和“日出”，刻于峨眉山顶金顶庙旁。父亲对峨眉山有特殊感情，高兴地写了。“金顶”二字是用丈二宣纸对裁写成的，每个字大小约二尺见方。写成后，父亲十分满意。
写字时，峨眉山管理处是打算作金顶房屋上的横匾用，所以父亲按照要求把“金顶”二字横写。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峨眉山管理处把这两个字刻成石碑立于金顶房屋之旁，并且把“金顶”二字的位置换成了竖排，落款的字也重新作了排列。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书法不是印刷铅字，写成后不能随意调动、更换位置的。
父亲原来横写的“金顶”二字，配合后面的落款，气势贯通，浑然一体，整体美感强。而竖起来刻成的石碑，加上落款字是硬塞上去的，“气”就不连贯了，看起来令人感到不那么和谐、自然。
父亲来林学院之前，南京林学院已改名南京林业大学，但父亲还是习惯叫林学院。林学院职工宿舍分一村、二村，昌庚住二村，所以父亲这一时期所作书法落款常写“书于林学院”或“书于林学院二村”，有时也简写成“书于二村。”父亲九十岁以后的字，基本上都是作于林学院，并在此形成了九十岁以后书法的新风格。
父亲来林学院后的良好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到1988年3月。以后身体逐渐变坏，每年都要住好几次医院。即使不住医院，也是医生不离门，办了“家庭病床”。鼓楼医院周亚夫医生经常来家中为父亲检查身体和治病，直至父亲去世。
父亲在林学院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即昌庚家住在三楼，父亲上下楼梯不便，平时总是坐在书桌旁看书、写字，很少活动。昌庚用一根尺余长的圆木棒放在父亲脚下，让他两脚踏在棒上前后滚转，帮助运动。又买了一对圆球，放掌中搓动，据说有利血压正常。但父亲都不感兴趣，稍作尝试即停，不肯坚持。夕阳的金晖，照满三楼，虽说是“无限好”，但毕竟已逼近黄昏了。
书法界的争鸣
自1987年初开始，《书法报》连续发表争鸣文章，对我国书法界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评论意见。这是一种好现象。正常的讨论和争鸣对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和必要的。
在这些争鸣中，现代大书法家唯一未受到批评的只有父亲一人，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987年3月5日《南京日报》发表季伏昆的文章《书法批评显示主体意识，当代名书家作品引起争论》，对各方面意见作了综合性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书法报》连续发表争鸣文章，引起了书法界人士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关注。
洪丕谟在《书法报》第一期发表的《从技法、审美、个性三方面来批评书法》尖锐地指出：书法批评难以展开，特别是权威，几乎成了偶像，是万万碰不得的。他提出“从技法、审美、个性等三方面着眼批评书法作品的高下”，并以近代名书家沈尹默、郭沫若为例分析说：“沈尹默技法纯熟，审美亦高，缺在个性不足。郭沫若审美高而个性强，但缺在技法不精。”
对当代名家舒同、启功、沙孟海，洪文一一作了批评：“舒同名满天下，其实技法、审美、个性三者都比较平凡。”“出版社为他一再出帖，浪费财力物力事小，误人子弟却是饶恕不得的。”
现任全国书协主席启功，“技法娴熟，审美和个性则属平平，且千字一同，每况愈下”，“为新馆阁体”。“沙孟海个性突出，而作品质量不大稳定，有的审美不高，笔趣亦差。”《书法报》第二期发表的季笙的文章为舒同、启功辩护。“舒同的部分作品法度森严，识者自知，不能说他不懂技法。然不必讳言的是，近年来舒氏书法的确有不如昔者。其中奥妙，舒氏自知，旁人也许略窥一二。”“启功书作虽无俗气，在同代人中也非上乘。”“我以为启功书作一无市井习气，二具法度，在当今恶扎成风的书坛上，不失为纯正淡雅之作。”
最近，石开以《横尺与直尺》一文参加争鸣。石开认为洪与季“俩人对当代书家舒同和启功的看法虽意见不一，但都还公允。分歧的焦点在于俩人所持尺度不同。洪氏持的是直尺，季氏持的是横尺。”“直尺指的是直向比较，就是今人与古人相比；而横尺则是横向比较，是同代人之间的比较”。“横向比较经常会出现山中无虎、猴狲称霸的情况。而直向比较则完全靠实力。你同古人扳手腕总不好用什么主席或理事的头衔来造声势吧！”“中国书协会员数百人，个个都以书家自许，其中有真才实学的，而名不副实的却也不少。”“依我个人偏见，能与前贤争衡者，书法似有三四人，篆刻似有二三人：林散之、沙孟海、刘海粟、马世晓、韩天衡……”
书法界有关人士认为，这场论争正在向纵深发展，它对当代的书法批评朝着健康的道路前进将起推动作用。
有关争鸣文章，父亲都仔细认真地看了，但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至于他本人，他从来不与现代某一个人比高低，他总是拿中国几千年来书法的最高水平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因而他从不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总是在不断地“为学日求益”、“一寸光阴，一寸学业”地“补读未完书”。认为“自家面目自家见，还向山阴乞谷神”。父亲毕生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父亲常对我们说，艺术上的成就高低不能用时名大小来衡量，三百年后才能定论。因此他“自甘淡泊乐风尘”，“笑把浮名让世人。”
1987年6月17日《书法报》发表洪丕谟的文章《林散之草书管窥》，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他认为七十多岁是父亲书法艺术的顶峰期，八十岁以后就差些了。
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父亲“晚年书法更清灵润率，入矩出规”。1987年1月20日《书法报》发表的董欣宾的文章《由林散之老人的书法谈起》可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
父亲九十岁时，在和别人交谈中，认为自己八十岁以后的字“静下来了”。认为自己的书法“老来风格更天真”。
任何书家，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次写的字都有好中差之别。总的说来，某一时期写的字，多数可反映其当时的一般水平，少数可反映其当时的最高水平。父亲七十余岁时，精力充沛。这一时期写的字变动幅度较小，比较稳定，好坏差别不很大。八十岁以后，尤其九十岁以后，精力不够了，写的字好坏差距渐大，变动幅度大，稳定性较差。从平均水平而言，应该说，七十多岁好于八十多岁，八十多岁好于九十多岁。但就各个时期的最高水平而言，却又反过来，八十岁以后，尤其九十岁以后，在精神好、情绪好的时候写的精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极高境界。有人说，这种字看起来真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味”了。只是这种少量的精品，除参加重要展览外，一般都珍藏家中，外人很少见到罢了。其中有些是出版过的，但印刷出来的字和真迹之间往往是有相当差距的。真迹笔墨精妙处，在印刷品上往往是看不出的。
九十岁以前的书法作品，在《林散之书法选集》中已选印很多。发表于《人民中国》的书法作品“东方欲晓”是父亲的“成名之作”，是1972年父亲七十五岁时所作，可作为父亲七十多岁时的代表作。八十岁的代表作我们选用父亲八十三岁时所写参加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的作品。我们重点选印几幅九十岁以后所作的几种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从这些不同年代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中，大家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同时选印几幅父亲七十岁以后的山水画。父亲的画和他的书法一样，也是不断进步、老来益精的。
从所介绍的父亲一生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父亲的“大器晚成”实际上是由各个方面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而最主要的是他毕生始终如一地、顽强地“为学日求益”。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生天成佛”——绝笔
1989年7月底，父亲因脑动脉硬化、肺气肿住鼓楼医院治疗。出院后，身体已极度衰弱，有时神志不清，连简单的字也写不出。每天基本上都是睡在床上，喊着浑身酸痛。即使坐着也是闭着眼或半睡状态垂着头。听母亲说过，老年人如果坐着也是整天打瞌睡垂着头，说明寿命不会很长，一般不超过半年。我们的祖母、二舅父以及父亲的朋友邵子退去世前都是这种现象。昌庚担心父亲可能会随时出现意外，写信给荪若、荇若、采若，建议她们在父亲尚能说话时来看看父亲。她们接信后，都先后来宁。
荇若、秋水来时，父亲对他们说：“我就要走了！”
荇若带来两小张百年的上品旧宣纸，父亲见了特别喜欢，主动勉力为之画了简笔小山水画，继而又为城惠画了一小张，这是父亲一生所画的最后一张画。
每年父亲生辰，我们子女和他的学生都分别设宴为他祝寿。目的是使老人欢快。
1989年10月，昌庚见父亲身体日衰，吃饭已要人喂，乃提前在10月15日设家宴为父亲祝贺九十二岁生日，儿孙和亲朋二十余人应邀参加。这一天父亲精神比平时好多了，还喝了点酒。祝寿过程摄了录像带（1987年父亲九十岁生日时也摄了录像）。
祝寿以后没有几天，一次中午起床，父亲突然叫昌庚拿纸笔，说要写字。父亲这时哪还能写字。昌庚劝父亲休息，不要写字了。他圆睁双目，怒视着昌庚，并急得用拳头捶桌子。昌庚不敢违拗，只好裁了两小张约15×40厘米的窄宣纸条铺在父亲面前，赶忙磨墨。昌庚知道这是反常现象，急忙打电话给摄影技术较好的昌庚三女儿贝青前来，为父亲拍照片。
父亲喝了一点人参汁，闭目养神约半个多小时，用无力的手拿起笔在宣纸上写了“生天成佛”四个字，写好后，叫昌庚按他指定的位置盖了章，他闭目端坐，清癯的面容，显得那样安详、超脱。他写“生天成佛”四个字像在告诉我们，他即将走完这个世界的终点，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
父亲毕生在任何艰险困难环境中都不忘他的书画艺术。青少年时不顾家庭极端贫困，顽强日夜苦读；壮年时不顾家庭重担毅然去上海求师；不顾生命危险万里远游；抗日战争时期，到处逃难也从未放弃艺术创作；解放后江浦从政12年，白天无暇，利用夜晚从事艺术创作，“留得寒窗夜夜灯”。文化大革命时期，冒着被红卫兵批斗的危险，由外孙在门外站岗，自己躲在家中“闭门偷写皖南山”。房屋年久失修，下雨漏个不停，由外孙女打着伞挡雨，自己伏在兼作桌子用的衣箱上写字画画。九十岁以后还要求自己“为学日求益”。七十三岁时在乌江浴室开水锅内全身严重烫伤，住在医院，性命难保，不能写字、作画，还用伤残的手在自己的肚皮上练字，“腹上空留指爪痕。”1988年春九十一岁，大病初愈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了“复活”二字，庆幸自己还能重新执笔。临终前还写了“生天成佛”四字。回忆父亲令人难以置信的“为学日求益”刻苦奋发求学一生，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常言：“有学而不成，未有不学而成者也”，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