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歙州绩溪任上才半年，苏轼到达常州的前一天，即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宋神宗驾崩，皇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当时仅10岁，由皇太后高氏执政，尊为太皇太后，监国处分军国事。高太后是反对变法派人物的，执政后马上召回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回京任参知政事，紧接着被变法派贬滴的官员陆续回京。五月，司马光荐举苏轼，于是浩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
经过乌台诗案百日牢狱生活及被贬黄州5年艰辛生涯洗礼的苏轼，此时的思想已成熟了。当接到任命时，没有多少激动和欣喜，自嘲地写诗道：“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逢人辄自晒，得鱼不忍烹。”（《次韵孙萃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他已在长江上往来7次了，对仕宦生涯已宠辱不惊且感漠然，这次复职他认为只不过去海边送老罢了。
苏轼怀着“却寻桃源去”（《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的心情赴登州经过密州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掣老幼相遮攀”（《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密州人对当年领导他们救灾救荒的清廉太守的感激之情，点燃了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为国为民的热情，在密州没有停留，急赴登州而去。他在登州任上才5天，就接到回京任礼部郎中的任命，于是又启程回京，在这一年腊月到达京师，迁起居舍人。他虽在登州只有5日，已对当地的海防民政了如指掌，回京后立即写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以期为登州军民做些事情。
在赴登州任及返京前后，苏轼写了许多诗篇，尤其登州治所—蓬莱诸多奇丽风光，更激发了他的诗兴，写了《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题登州蓬莱阁》。《海市》、《过莱州雪后望三山》等许多诗词，其中为惠祟的《春江晓景》画所题的诗《惠崇春江晓景二首》最为脍炙人口。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篙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惠崇是个僧人，着名画家，善画鹅雁鹭鸳。从诗中可以窥知这幅江南春景图的画面是：桃花初绽，芦芽才发的背景上，一群家鸭在江中快乐的游荡，呈现出一派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春江水暖鸭先知”很有哲理，说明只有深人事物之中才能体察到其细微变化，这句诗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苏辙这年已47岁了，在得知哥哥知登州的讯息时，他却因病卧床不起，直至秋季方愈。八月接到诏命赴京，为秘书省校书郎。十月，升为右司谏。
苏轼刚进京城为礼部郎中时，过去的朋友门下侍郎司马光和知枢密院章悖水火不相容章悴常嘲笑、侮辱司马光，司马光为此很痛苦，向苏轼求助。苏轼拜访章悴时说：“司马光声望很大。当年许靖因为有名无实被蜀主刘备看轻，法正对刘备说：许靖的声誉，传扬四海，假如你不加礼遇，肯定要被轻视贤才的名声所累。刘备接受了法正的意见，让许靖做司徒。许靖这种人尚且不可轻视，更何况司马光呢？”章悴认为他说得对，司马光这才安宁了。
因乌台诗案受连累遭贬的驸马都尉王诜也回京了。与苏轼相见于殿门外，两人感叹之余，作诗唱和。王洗为功臣王全彬之后，尚英宗女蜀国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利州防御使，与苏轼交往很深，曾冒着危险把朝廷要逮捕苏轼的信息告诉了苏辙，后来因为追究他留有苏轼“讥讽”文字及上书奏事（救苏轼的奏章）不实而被贬滴到武当山附近为官。苏轼写的和诗中说：“怅焉怀公子，旅食久不玉。欲书加餐字，远托西北鹊。”表达了“不相闻者七年”之中思念之情。
朝廷因为先帝神宗曾经想重用苏轼，很快又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他因历经坎坷心有余悸，极力推辞，求见宰相蔡确说明心意。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很久了，朝中没有人比你更优秀。”苏轼仍坚持己见。蔡确说：“现在谁应当居于你上头呢？”苏轼说：“过去林希与我同在史馆，他年辈也比我高。”蔡确说：“林希难道就应当在你之上吗？”终于没有允许。苏轼以七品官身份进入延和殿，被赐予银绯。时不久迁任中书舍人，这已是四品官了，可以算作朝廷重臣。
司马光逐渐当政了，他采取以母（高后）改子（神宗）的方法，开始全面废除新法，朝政进入了“元佑更化”时期。司马光主持讨论，改免役为差役，苏轼认为两者相比还是免役法好，不宜随意改动，他说：“免役之害，措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青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而免役法的长处是“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使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司马光很生气，与苏轼争论不休。苏轼说：“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做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虽然笑而止，但苏轼知道他不会听自己的话。苏轼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随人俯仰，使司马光集团的人对他有些不信任，处境十分孤立。苏轼见状，要求出外当地方官，但没有得到允许。司马光开始迁怒于苏轼，有驱逐他出朝的意思。不久司马光病死，这件事才作罢。
朝廷中阴险地相互排挤、倾轧的现象，使苏轼感到十分不安。已具有自主人格的苏轼很想脱离朝廷，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他在《送表弟程六知楚州》中说：“莫叫印缓系余年，去扫坟墓当有日。”在《子由人侍次韵》中说：“定似香山老居士（白居易），世缘终浅道根深。”在《次韵曾子开从驾二首》中说：“道旁倘有山中旧（旧友），问我收身早晚回。”
元佑元年（1086）七月，苏轼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奉宋哲宗的命令去祭西太一（传说中的天神），见太一宫墙上有王安石生前的题诗，不禁感慨万千，步其韵写诗二首：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萎迷。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六日病死在金陵的半山园中。起先，他每闻朝廷变其法，都不怎么在意，及听到罢免役为差役，愕然失声说：“亦罢至此乎！”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创立此法时他与神宗商讨了两年，施行时已设想得很完善了，此时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绝望，忧愤而死。朝廷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奉命起草了浩命。这两首诗中第一首先是写景，后写归隐之意：从此回到家乡去耕田，因曾与王安石约定在金陵结邻而住，现在还有什么人把我送去蜀必经之地—
池南（河南南阳一带）呢？第二首诗的意思是只要酒杯中有若下（吴兴若下村产的名酒）酒，不要追求死后之名，听说东晋贵族世家王、谢两家居住的地方，目下已破败不堪，意喻王安石死后家庭境况凄凉。这两首诗表达了苏轼对王安石的怀念和伤悼，也显示了自己向往归隐的心情。
九月，苏轼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谙”。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秘书人才，是学者的最高职位及荣誉。知制浩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如再升就是宰相了。看来，皇上要重用苏轼了。据宋史载：“轼尝锁宿禁中，召人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旧：臣为黄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逮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至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出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赐茶，彻御前金莲灯送归院。”苏轼是重感情的人，对太皇太后及哲宗十分感激，在《谢宣召人院二首》中表示准备“忠义之报，死生不移”、要“砒砺初心”、“激昂晚节”、“志常在民”，以报效朝廷。
这时社会上“关学”（张载）、“洛学”（二程）、“新学”（王安石）、“蜀学”（二苏）四个学派并立，以“洛学”为盛。“洛学”与董仲舒、韩愈、李翱的思想一脉相承，主要是恢复和维护纲常礼教，“蜀学”却表现出“三教合一”的特点，注重满足情欲，热衷求索内心，张扬感性生命。而此时朝中的大臣无形中成为三个派别，爱发议论的人把程颐、朱光庭称为洛党，把苏轼、吕陶称为蜀党，把刘挚、梁焘称为朔党。正因为如此，苏轼、程颐学术见解不同，又各有自己交结的朋友圈子，两人在朝中产生一些矛盾就在所难免了。程颐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任崇政殿说书，主要职责为皇帝讲书。苏轼为翰林侍读学士，是皇帝侍从官，也为皇帝讲书，位置却比程颐高。程颐要求一切遵从古学，如他给皇帝讲书，摆出老师的架子非坐在殿上讲不可。苏轼对其迂腐看不惯，不时讥讽几句，司马光的发丧，是他们之间正面剧烈冲突的导火索。那天，皇家祖祠的典礼结束后，苏轼带百官要去司马光家中吊丧，程颐阻止说：“论语里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大家刚在典礼上听了音乐，怎么又能去哭呢？”苏轼笑着说：“论语又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为什么不能去呢？”坚持带众人去了司马光家，轮流向尸棺吊唁。苏轼见司马光长子没出来见客，问后才知道程颐认为父亲死后儿子必然很痛苦，以不在棺材边见客为宜，所以不准其出来见客。苏轼当众羞辱道：“伊川（程颐）可谓懊糠鄙侄叔孙通。”是说程颐只会像秦汉时的腐儒那样用古礼约束人。众人皆大笑，程颐满面通红。从此，他们结下怨恨，常在朝中为一些事争吵不休。
十月，试馆考试，苏轼负责出试题，黄庭坚、张来、晃补之都在试馆中任职。洛党人物抓住这道试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用乌台诗案时李定等人用过的穿凿附会、凭空诬陷手法，向苏轼发难。首先发难的是左司谏朱光庭，他弹幼苏轼云：“苏轼试馆职发策云：今朝廷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臣谓仁宗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而不当以偷刻为议论。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严臾也相继上奏章支持朱光庭。苏轼忽然遭到如此非议，加之乌台诗案的情景记忆犹新，一面乞求皇上让他离京做地方官，一面上奏章为自己申辩。被划人“蜀党”中的殿中侍御史吕陶反击和辩护说：“台谏当彻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以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党朋之争，自此起矣。”亲近苏轼的人和亲近程颐的人争论不休，开始有了洛党、蜀党之说。右正言王觌说：“轼之词，不过失轻重之体尔，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歧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措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最后还是太皇太后表态：“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讽祖宗也。”于是，关于苏轼所出试题的争吵就止住了。
此时朝中守旧派人物占据要职，“洛党”、“蜀党”之争也只是同一阵营内部的勾心斗角，目的只是为了让对方受点挫折以争回面子，并不想置其于死地，这一点与乌台诗案不同。如朱光庭只是弹劫苏轼用词不当而有意讥讽先帝，而乌台诗案却对苏轼罗列的罪名是“谋反”、“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汕谤谩骂、无人臣之节”等可判成死罪的“罪状”。争吵归争吵，清除朝中变法派的目标是一致的，随着守旧派的得势加快了步伐。王安石死时苏轼正任中书舍人，江宁府司理周撞上疏请求把王安石以功臣的身份附祭于皇家祖庙，这本来很正常，而苏轼“窃料撞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杭州召还乞郡状》）。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与王安石私交虽好，但他是守旧派阵营中的人，与变法派怨恨很深。“洛党”人物朱光庭弹幼蔡确为山陵使时走在灵驾的前面，为臣不恭；又说章悴欺阁肆辩，韩填挟邪冒宠。苏辙在上疏请求罢免上述3人的同时，并弹幼吕惠卿，使其以散官安置建州。“朔党”人物刘挚也上疏言蔡确过恶大略有十，论章谆凶悍而无大臣体。于是，变法派主要干将一个个被排挤出京师。这些官员的被贬，诏书大都是苏轼起草的，虽然是朝廷授意，但也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感，如《吕惠卿不得签书公事》，行文如疾风暴雨，宣泄一腔怒气，笔锋所及，无半点留情。文章开篇先说了“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后，毫不留情地把吕惠卿反目成仇想置恩人王安石于死地。“首建青苗，次其助役”、“手实之祸，不及鸡豚”、“反覆教戒，恶心不俊”、“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灭下”等种种恶行剥露无遗，将其小人嘴脸刻画得人骨三分。
苏轼自元佑元年正月到京任职，至元佑四年三月离京去杭州这3年多时间里，因繁忙的政务及激烈的党争占用了他主要精力及时间，其创作的诗词明显数量偏少，而且多为平常的送别唱和之作。但苏轼这时期鉴赏了许多名家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写了许多题画诗，这些诗一方面阐明了画面的内容，又表现了自己的观感，其中有些是名篇。《书李世南所画秋景》就是一例：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敬倒出霜根。扁舟一掉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这首诗抓住画面上河岸的落潮痕迹，“疏林”“霜根”“黄叶”这些晚秋特有的景物，想象那扁舟一叶一定是驶向江对岸隐在黄叶林的家中去，把“秋景平远”画中所体现的萧瑟气氛表现了出来。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把各种景物描绘得真切生动，就好像这幅名画展开来呈现在人们眼前：
江山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力！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
诗人笔下出现了一个幽静出尘的世外桃源，从字句里可感受到其想过隐居生活的心情。苏轼的题画诗不仅点明了画的意境，而且把画家的思想、意图阐发得更加明朗而深刻。
苏轼有几首题画诗阐述艺术创作理论。《书晃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题》说文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丧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他认为艺术家要十分熟悉艺术对象，把握其精神实质，使自己的思想与艺术对象融为一体，才能创作出艺术精品。在《书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出清新。”他的意思是说不论写诗作画，不要只求形似，而求神似更为重要，要表现出艺术对象所体现出的精神实质。苏轼这些创作理论，今天也没有过时。
苏轼在京城期间写了一首格调清婉绝俗的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被誉为“压倒今古”的咏杨花之作：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诗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杨花比做思念远方情人的女子，处处写杨花，又像是写思妇，用杨花飞舞表现她伤感的情思，用落花抒发她伤别的幽怨，把花的情态、思妇的心理描写得细致人微。这首词是苏轼婉约词的代表作。
元佑三年苏轼为他的叔丈人（又称王丈）王庆源写了一首诗，以赞扬王庆源当官时“遇吏民如家人”，归家后“放怀自得”的超然人生态度。王庆源为洪雅县主管文书、印信的主簿，后致仕回家，来信向苏轼索取红带（成都风俗士人家子弟都要有狭如一指宽窄的红勒帛，不这样会被嘲笑为不是士流）。苏轼寄去红带后，“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苏轼写的诗是这样的：
青山半做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归来瑞草（地名）桥边路，独游还佩半生壶。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畔人争扶。今年蚕市数州集，中有遗民怀裤糯。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红带老不瘤。我欲西归卜邻舍，隔墙扮掌容歌呼。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
这首诗在颂扬王庆源为官时把自己只当作一般百姓看待，不为官时放怀自得的生活态度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对回乡种田不受约束生活的向往。
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这时苏轼身边聚集着一大批精英艺术家。黄庭坚、张耒、晃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又称苏门六君子。他们都得到苏轼的指导或推荐。这也是苏轼少怀经世济时之志，壮以文章见长，可仕途坎坷使其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于是把培育文坛精英作为他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苏轼明白地告诉门生，“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元佑三年苏轼知贡举，于数千考生参加的试卷密封考试中把李廌漏掉了，心里为没有把真正的人才选举出来很惭愧，就在《与李方叔诗》序中说：“仆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仆领贡举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诗谢之。”他与画家王晋卿、李公麟等人为莫逆之交，与大书法家米带有着深厚的友谊。苏轼团结交往的艺术家都是第一流人才，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鼓励门生们独立思考，扬其所长，有所建树，从不以老师自居而颐指气使，不以自己的好恶为取舍，而是褒贬中肯，尊重他人的艺术风格，既为良师又为益友。苏轼、黄庭坚都是诗坛巨匠，但风格各异。苏轼对黄诗褒贬兼有，且有时效“山谷”（黄庭坚又号山谷道人）体作诗。黄庭坚极受感动，作诗《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表示：“我诗如曹邻，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有人说苏黄声名相当，黄庭坚诚惶诚恐地表示：“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他们忠诚地相互尊重，表明了苏轼的谦虚好学。苏轼与秦观词风格不同，一个为豪放派代表，一个为婉约派代表，但苏轼给秦观以极高评价。秦观此时也到京城来见苏轼。他不久前作的《满庭红》已引起词坛轰动，苏轼也对此词的和婉平易、余韵袅袅风格很是赞赏，尤其认为“山抹微云”这一句为最好。两人一见面，苏轼就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唤朝云给这位山抹微云君泡了一碗密云笼茶后，苏轼严肃地说：“没想到我们分手以后，你写词竟模仿柳三变的作品。”秦观强辩说：“某虽无才，也不至此，先生之言过分了。”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销魂当此际难道不是柳三变的词风吗？”秦观听后既惭愧又佩服。柳三变是北宋前期着名词人，曾写过大量艳情之词以排遣情怀。苏轼之所以反对秦观模仿柳三变的作品，并不是出于门派的偏见，只是教导他写健康向上的作品。冯煦在《篙庵论词》中说：“晃无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所为诗句，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这说明晃无咎虽然被一般人认为其词风与苏轼接近，其实差别很大。陈师道颇以词自负，认为自己“余他文未能及人，独与词不减秦七、黄九”，公开批评苏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由此可以看出，苏门弟子与苏轼虽然往来密切，但他们的词风和创作主张差异很大，未能形成一个词派。正因为如此，他们各自发挥其所长，创作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在北宋文坛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苏轼按照高太后宣谕的“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旨意办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得罪了朝中当政的大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凯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公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寝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苏轼不但向皇上进言，而且在殿上与当政官员据理力争，使朝中“当轴者”“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乞郡札子》），御史赵挺之跳了出来，弹劫苏轼所撰贬吕惠卿的救文是“诽谤先帝”，其阴谋未得逞后，“近日王规、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鹭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乞郡札子》）。苏轼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后，感到在朝中再呆不下去了，就一再向高太后和皇帝说，自己“受性刚蝙，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
在苏轼的多次乞求下，元佑四年（1089）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还未起行，就听到谏官说：“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蔡确字持正，元丰中拜尚书右仆射，谏官弹勃的事是指车盖亭诗案：时蔡确游车盖亭，赋诗十章，诗中内容涉及唐人郝处俊的故事（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郝处俊谏止。武后忌之，以操履无站，无法加害），时人以为蔡诗盖以讽元佑太皇太后听政事，就以怨谤罪弹幼蔡确。苏轼得知消息后，上密疏说：“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救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亡兄子晗端明墓志铭》）。后来蔡确被滴居新州。皇帝送的马苏轼用不上，就送给一位穷学士卖钱补贴家用了。
应该说，苏轼这次被排挤出京城，是他以独立自主人格处事的必然结果。他不论行“兼济”还是行“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在独立自主思想的支配下，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张扬自我的两种手段。明朝时的曹臣在《舌华录》中写道：“苏东坡一日退朝，食罢，们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此中是何物？一脾遂日：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婶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遂捧腹大笑。”他看不惯朝中大臣“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与杨元素》）这种现象，只管畅所欲言，才满肚皮不合时宜，左支右细，以致“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杭州召还乞郡状》），只好在“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人，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乞郡札子》）的处境中离京去杭州避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