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虽已离开人世，但，某些苏州人对这位风流才子生平的议论、嫉妒，以及那份幸灾乐祸的敌意，并未因而消失。或许，连年的荒歉与饥馑，使人心胸变得格外狭窄和冷漠，伯虎葬礼的清冷与简陋，也就可想而知。
他的坟墓，在胥门西南方的横塘王家村；离他所荡舟的石湖，经常登眺的灵岩山不远，对雅嗜游山玩水的他，也算是得其所哉了。
“桂伐漆割，害儁戕特”；对于那些妒忌伯虎才华，落井下石的市井小人，祝枝山认为不过是“尘土物态”，不足为怪，也无伤于伯虎。令他感伤的是，天地钟灵之气，总要数百年才抒发一次，凝注在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之上；唐伯虎得到了，却由于世人的浅薄和狭窄，使其未得展露，就抑郁凋萎；这种哀痛，教人如何去怀！有过人之杰、世人不欣赏赞叹，而随意毀弃，有高世之才，非但不用，反横加摈斥，这种冤屈，何时能已！他在“哭子畏”诗中呼天抢地地写：
“万妄安能灭一真，六如今日已无身；周山既不容神凤，鲁野何须哭死麟！颜氏道存非谓夭，子云玄在岂称贫；高才剩买红尘妒，身后犹闻乐祸人。”——二首之二（注一）
远自青年时代，素有才子之称的祝枝山，就把小他十岁的唐伯虎，视为感情上的知己、事业上的同志、才华和智慧上的敌手。
每当他面对这位才高、志远、学力雄厚的吴趋后进时，自己总会有种辞不尽意的感觉；心下以为，伯虎未来发展，必定远远地超越在他前面。无论思想和学术的层次上，势将形成无可弥补的差距，导致两人精神上的疏离。在他给伯虎的信中，坦白承认其心中的疑虑：
“……至其后，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捷；仆之所深畏而终不迁者，计特足下一人耳；然幸到于今不遗。……”——《与唐寅》（注二）
祝枝山这番自我谦抑的话，一方面勉励伯虎上进，另一方面也期勉共同为理想的实践而奋斗。既不要被柴米油盐等现实环境所屈服，也不要空怀壮志，徒具理想；一匹千里马，除不凡的骨相外，唯有长驱直进，日驰千里，始能令人慕服誉赞，不容为异辞。
了解、期许，平地春雷般的破灭与消逝，使祝枝山的感情无法自已。他在《再挽子畏》中写：
“少日同怀天下奇，中来出世也曾期；朱弦并绝桐薪韵，黄土生埋玉树枝。……”（同注一）
“唐生白虹宝，荆砥夙磨磷，江河鲲不徙，鲁野遂戕麟。”——《梦唐寅徐祯卿亦有张灵》（注三）
寒夜漫漫，连怀星堂四周庙宇的梵诵也沉寂下来，祝枝山和二三亡友的梦中相会，引起心中的悲怆，然而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年已六十四岁的他，自知和几位至友相会泉下，不过是早晚间的事。几个人的言谈笑貌，友情依依，恍惚无异生时。他在《再挽子畏》和《梦》诗中，一再提及未来岁月中，幽冥世界的复聚情境：
“……生老病余吾尚在，去来今际子先知；当时欲印搥机事，可解中宵入梦思。”
“……相逢靡幽明，隔域岂不亲？兹途无尔我，相泯等一真。……”
然而，他所痛惜的是，三人中尤以伯虎才高，不但不能见容于社会，其得祸也最为冤抑、凄惨，因此追悼诗中，屡次以“鲁野戕麟”，譬喻他的生不逢辰。
和知友们相聚泉下前，祝枝山另有一点不能释怀的是，现为临江府同知的独子祝续，连生三个女儿，却使满头飞霜的怀星堂主人，独缺含饴弄孙的乐趣。祝氏三世单传，枝叶异常单薄。当他受伯虎弟弟唐申之托，为亡友撰墓志铭时，心中的阴影，突然由笔下的“配徐继沈，生一女，许王氏国士履吉之子。……”扩散开来，弥漫在他的眼前，凝聚成为若敖鬼馁，愧对先祖的恐惧。
他曾经以沉重的心情，写信晓喻祝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仿佛西下的落日，胸中怅惘不已的，无过于宗祧的延续。同一曾祖之族，有两个孺子，因其生父不肖，致使漂流在外，将来当设法寻回，以壮宗脉。
他指示祝续，能做好官，建勋名，固然是家门幸事，但维持宗祠香烟于不坠，才是至要至重。祝枝山以自身为例：壮年时，家境贫苦，一事无成，而又一味追逐空廓无用之事；如果那时不幸而死，既无事业，又无子嗣，不过是一个“荒逸无成之鬼”，将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做父亲的，也许风闻到祝续随正德皇帝南巡，处理王阳明与边将的纠葛时，不无偏颇，遭致王氏弟子们的非议；因此，他力劝儿子，凡求昌后，必以阴德为冠：
“……尔盛年，幸猎华，伟业谹声，皆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来，传家仁厚，本子及方冊行墨间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及此。……”（注四）
惆怅、岑寂中，他和伯虎平日间的点点滴滴，乃至早年的一些趣事和荒逸行径，也一一浮现在祝枝山的心头。
嘉靖二年隆冬岁暮的一场大雪，开启了来年丰收之兆，含苞待放的梅花蕾，使祝枝山忆起唐伯虎惯常夸耀的梅蕾酒。有时诗思不畅，他会半夜披裘，前往桃花坞叩门，畅饮而返；或于庵中醉卧，翌日再共同策杖，前往郭西寻梅；今后夜半叩门，不知有谁来应？
“足下佳醪新熟，香闻十里矣。……”
更多时候，枝山新酿已熟，未待启瓮，却先已接到伯虎索饮的手札：
“但舍刘阮辈，又谁与共醉耶？……仆等肠腑中，位置麹生，最为得宜，幸整酒兵，共一角逐，毋使麹生守瓮，屠沽笑人也。如蒙见招，当趁此良时，愿与诸人共之。”——《与祝希哲（索酒）》（注五）
佳醪可酿，良时可再，唯不知知友，何处可寻；枝山眼中，不知不觉地笼罩起一片模糊。
某次，祝枝山正纵笔疾书，一阵啄声起，未几，伯虎家童抱鹅而入。原来并非索酒，而是仿山阴道人故事，以一只红掌白鹅，换取黄庭经卷。信中特别注明：
“……此山阴道士平时珍惜者，敬献庖厨，以供匕箸。……”——《与祝希哲（赠鹅）》（注六）
看来，这鹅远不如王羲之从道观中提回来那笼鹅那样幸运；留着守门、驱蛇、谛听叫声，或从鹅颈扭转、鹅蹼划水之势，寻求用笔落墨的灵思。枝山道士，大可以借它佐白酒，解饥馋而无愧。好友之体贴，使这位才子书家，有种说不出的温暖。札尾，伯虎以一种亦庄亦谐的口吻写：
“……但黄庭几卷，不识肯为缮写否？仆恐所与者薄，而所求者奢；得勿对之频蹙耶？”
另一封信，祝枝山至今仍压置案头。
伯虎叙述其行经吴县署前所见的景象：
一个被枷示众的和尚，据地而坐。光禿的头顶，在方形木板的衬托下，显得奇特，令人发噱。伯虎近前一看，乃是虎丘山的和尚。邑令欲采虎丘山的茶叶，只因督工的差役需索无应，恼羞成怒，竟向县令进谗。不但打了和尚三十大板，更要枷号示众。
在伯虎感觉中，这实在是小题大作，而且是残民以逞的行径。乃提笔在枷板上题了首七绝：
“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注七）
不仅这封手札，见者大噱，据说这首诗，更使当时的县令，又尴尬，又恼恨。
类此，伯虎路见不平，或以金钱，或以胆识和机智，解人之危，恐怕也是他招忌，得祸之由吧？
唐伯虎仅存的几篇墓志铭和圹志中，以其亡侄唐长民圹志，最为沉痛，读之令人酸鼻。
长民殇时，年止十二岁；他是伯虎、唐申兄弟二人希望之所寄，唐氏宗祧之所赖。伯虎一字一泪地写：
“自曾大父迄先府君，无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有此子也，兄弟骈肩倚之。”（注八）
在这种深沉绝望之中，他不能不怀疑所谓天道的公正性：
“昊天不聪，剪我唐宗，冤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将何从，维命之穷！”伯虎这篇途穷之哭，和祝枝山的“示续”家书一样，充满了痛苦与无奈。
由祝枝山撰稿，王宠所书的《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有关唐氏后代问题，只有“配徐继沈，生一女”，寥寥数字而已。
“子畏死，余为歌诗往哭之恸。将葬，其弟子重请为铭；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铭之！”
“子重名申，亦佳士，称难弟兄也。”
对唐伯虎仅有的弟弟唐申，祝枝山也止于文首和文末；以数语带过，并未言及香烟之承继。
伯虎逝世后二十年，暮春，桃花坞中，又是落英缤纷时候。
有位自称为“唐绍宗”的二十三岁青年，写了一篇《遗命记》（注九）。
记中，略叙伯虎兄弟的家世、生平；和《唐长民圹志》、《唐子畏墓志并铭》所记，颇多符合。
唯据他表示，天道难测，盛衰相袭，循环快速，一如波澜之起伏：唐伯虎恸哭长民夭折，大叹命之穷后的第十三四年，唐申竟连生两儿：“兆民”和“阜民”。
伯虎辞世时，兆民仅三岁，其父唐申，当即命他承祧伯父，命名“绍宗”，改以“兆民”为字。
这两个对伯父崇敬、怀念，对父亲承欢孝敬的男孩，逐渐长大成人。到了嘉靖二十一年九月，病入膏肓的唐申，忽然把两个儿子招至榻畔，表示他要把伯虎《唐长民圹志》中的几句铭语，加以更正：
“昊天是聪，不剪唐宗，今有二子，以送我终；兄有兆儿，予有阜童，泉台含笑，尔我何穷！”
高龄六十七岁的唐申，据说言毕竟大笑而逝；脸上想必留下一抹感恩和满足，无愧于地下无祖和长兄的神情。
青年唐绍宗的这篇告白，对宗祧乏人难以释怀的唐伯虎，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其中似乎也颇多疑窦：
伯虎生命末季，倘然已经添了两个胞侄，应属家族盛事。揆之情理，唐申既不会于伯虎逝后，始命其绍宗，任伯虎含恨以殁，枝山于墓志中，似亦不会只字未提。
长民圹志中，谓葬之于“城西五里晋昌旧阡场之穴”。
枝山撰墓志中，明指伯虎之墓“在横塘王家村”。
《遗命记》则一方面谓葬其父唐申“于城西晋昌祖陇之次”，一方面独指其伯唐伯虎“葬于北城桃花庵次”。晋昌旧阡，或许就在横塘王家村，枝山葬伯虎于横塘的说法，似应毋庸置疑。
但，康熙年间，阊门内居民，又在桃花坞故址，掘到嘉靖三年赴任的，苏州知府胡缵宗所书的唐寅墓碑，就益发使人迷惑了。胡太守与祝枝山，杖履相接，唱酬频繁，祝氏集中，有诗可考（注十），伯虎佳城，太守岂能不知？
《遗命记》和太守所题墓碑的出现，非但无法解答这位风流才子寂寞身后事的谜底，反而造成更多的猜测。所以，到了清嘉庆四年，湖南善化唐仲冕调为吴令时，欲修唐寅墓，只好横塘、桃花坞两处皆修，以免遗漏。欲刻六如居士诗文集、整理唐氏谱系时，明知《遗命记》疑窦颇多，却仍然附录集中；他的看法是：
“……然过而废之，宁过而存之。”——《重刊六如居士集叙》（注十一）
“言为心声”、“诗丛言志”：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徵明《甫田集》中嘉靖三年的诗作：“元旦朝贺”、“进春朝贺”、“恭候大驾还自南郊”、“庆成宴”……（注十二）字里行间，云淡风清，波平如镜，仿佛他已经成了老京官、闲翰林那样，习惯于五更入朝、金殿值夜、丹墀谢恩、礼部赐燕……
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另有一股心灵中的暗流，激荡成深藏笥中，“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怀归”心曲。
“仙音缥缈协和鸾，天上春回白玉阑，日出鸡人齐唱卯，雪消风伯为驱寒。万方玉帛看王会，一岁仪丈（？）重履端，满目升平题不得，白头惭愧直金銮。”——《元旦朝贺》（注十三）
“潦倒江湖岁月更，晚将白首入承明，五更几蹙长安马，百啭初闻上苑莺。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不须礼乐论兴废，毕竟输他鲁两生。”——《潦倒》（怀归三十二首之一）（注十四）
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的心灵脉动，加以比并吟哦，倒也颇堪玩味。
事实上是，从嘉靖三年春天起，“议礼”，这个沉寂将近两年的火山，即发出一阵阵慑人心弦的震撼，随时有岩浆爆发，上冲霄汉的趋势。
第一声春雷，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正德中叶，桂萼以进士起用为丹徒县令。其人性情刚烈，好使气，无论上官下吏，都难以与之相处。一再改调的结果，于嘉靖初年，迁为南京刑部主事，和被调离帝都的主事张璁，同署共事，相得甚欢。
对于始自正德末岁的大礼之议，两人抱持着同样的看法，认为嘉靖皇帝继统不继嗣；他并非孝宗的养子，和宋英宗赵宗实，自幼便被仁宗过继宫中的立场不相一致。不能因继承明朝的君位，便断绝了与兴献王间的父子伦常，使孝宗后——慈寿皇太后的地位，压于兴国太后之上。在张璁的诱导和鼓励下，桂萼于嘉靖二年十一月上疏，想改变廷臣的前议，请皇帝速发明诏：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于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为“圣母”。这封奏疏，于三年正月上达阙下，使嘉靖皇帝母子两年来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振。一面下诏廷臣会文武百官集议，随又以特旨，召能够顺承旨意，辅助他达成尊崇父母心愿的桂萼、张璁火速进京。以他们对大礼的立论，敏捷的辩才，面质廷臣，展开一场决定性的论战。
在这场即将发动大论战的阴霾下，最具政治实力的大学士杨廷和，在十八岁青年皇帝的眼中，势必成为达成心愿的主要障碍；因此，杨廷和的去留，也就成了这场政争的胜负关键。
杨廷和去职的导火线，为皇帝听中官献议，遣官督导江南织造的事：
由于一次又一次的风灾和雨灾，江南已经连年不登，哀鸿遍野。太监们却以设立在苏州和杭州的江南织造厂，生产不力，品质不佳，主张派遣专使，前往督催。宪宗成化年间所遣采药使，以及督导织造的中贵们，在江南巧取豪夺，为患民间和官府的景象，立刻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正德末叶的兵祸未复，嘉靖改元后的天灾正深；所以无论工部、各部给事和监察御史，都认为江南人民，实在难以再承受这番蹂躏。但青年统治者却以此系前朝旧例，执意派遣专使；仅仅传旨告诫所遣官吏，不得纵肆扰民而已。
此际的皇帝，对杨廷和的功勋亟思酬报，对其个人，依旧恩礼有加：封伯爵、加岁禄，荫世袭四品京职……但，杨廷和已经感觉得到，他的政治理想，终将无法实现。恳辞一切封赏之外，他不得不像林俊尚书那样，以悲壮沉痛的心情，向青年君主摊牌：
“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织造为累朝旧例，不知洪武以来何尝有之？创自成化、弘治耳。宪宗、孝宗，爱民节财，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独取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诏，中官之幸路，绌塞殆尽，天下方传诵圣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注十五）
在老臣绝望，年轻君主急于达成追尊大典的情形下，杨廷和于嘉靖三年正月，桂萼、张璁相继上疏未久，黯然出京而去。
给事、御史，奏请慰留廷和的章疏，皇帝一概留中不报。文徵明、黄佐、薛蕙等翰林苑好友，对此更是怅然若失。
在元老重臣纷纷求去，桂萼、张璁指日进京，朝政远景一片混乱茫然之中，文武众官，忽然谈起先朝奸党马顺的故事：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秋八月，太监王振，导帝北狩，遂有土木堡之变，英宗为额森所掳。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议战守之策。一日郕王摄朝，群臣义愤难平，请诛王振九族，王振余党指挥马顺，依旧气焰万丈地呵斥群臣退下。给事中王竑，则一把揪住马顺头发大骂：
“汝倚振作威，今尚敢尔邪！”（注十六）
于是众官群起，捶击践踏，立毙马顺。郕王也以众怒难犯，在于谦的劝说下，降令旨奖谕百官，指马顺罪有应得，击杀者勿论。
嘉靖三年自春至夏，在极度不安的等待中，都众汹汹，多欲于桂、张入都之时，重演一次马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