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点头说：“是的。他生于1773年，1838年去世。他在10岁之前几乎是以自学的方式完成学业的，如拉丁文等。因此他能阅读牛顿的《数学原理》。到21岁时，他已经算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数学家了。他自小就喜爱航海，又学习了航海术，据说他还在航海时教导全体船员如何用观察月亮与星座的关系来计算船舶的位置呢。后来，他写了一本有关航海术的经典之作。这对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爱德华说的对，鲍德齐的确是个极富勇敢钻研精神的人。也许没有人告诉过他：“大学教育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训练。”因此，他能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用自学的方式得到各种必要的知识。在纳达尼·鲍德齐或爱德华·道希这类人眼中，世界上没有“困难”
二字。
对不思进取的人来说，困难是最好的挡箭牌。许多人把自己没有获得成功归咎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其实，即使他们真的上了大学，他们仍能为自己找出其他许多没有成功的理由。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则不会为困难寻找借口，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而不是退缩、回避困难。
有一次，亚历山大·贝尔在工作不顺利时，向他的朋友约瑟·亨利抱怨说，都怪自己缺乏有关电机方面的知识，致使现在工作起来十分困难。约瑟·亨利是华盛顿区一家工学院的校长。他虽然同意贝尔的说法，但却没有说出来，只是简短地告诉他：“现在去学并不晚。”
亚历山大·贝尔果然去攻读有关电机的课程，最后终于成为历史上对机电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那么，贫困是失败的理由吗？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父亲是一个铁匠，后来父母离世，他又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IBM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年轻时曾担任过簿记员，每星期只赚美元。这些着名的成功人士，都没有认为贫穷是他们的障碍。相反，贫穷成为他们成功的动力，他们把别人用在自怜上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工作上。
终生忍受疾病痛苦的罗伯·路易·史帝文森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与他交往的人，都认为他十分开朗、有活力；他所写的每一行文字也充分流露出这种精神。正是由于他不愿向身体的缺陷屈服，他的文学作品才更显风彩，极具生命力。
回顾历史，许多着名人物、成功人士都有身体上的缺点，如：拜伦爵士长有畸形足，朱利亚斯·凯撒患有癫痫症，贝多芬后来因病成了聋子，莫扎特患有肝病，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而海伦·凯勒更是盲聋哑俱全。
就是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也有很多坎坷遭遇。被誉为“女神莎拉”的莎拉是个私生女。她的童年充满困苦与磨难，生活毫无希望。但她却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不朽的辉煌人生。
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患有口吃的毛病。他外表英俊高大，成绩优秀，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为了治好他的病，从小学开始，他的父母就为他请过许多心理专家和口吃治疗专家，但成效甚微。
一天，他回家告诉我的朋友，他将代表全体毕业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并开始兴致勃勃地准备讲稿。我的朋友除帮他积极察找资料和提供见意外，根本没有提到该如何在演讲时避免口吃这个老毛病。
毕典业礼终于开始了。这个男孩昂首阔步走上讲台，开始发表演讲。会场观众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他，因为许多人都知道他患有口吃的毛病。他一开始讲得很慢，但很有信心，接着便很顺利地把15分钟的演讲说完，丝毫没有口吃的痕迹。等他讲完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是竭尽全力克服了自己的缺陷和困难，理应获得他们的嘉奖。
卡尔顿·葛立夫是个小业主。一日，他开车经过莫里镇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好见到一名眼盲的少妇，牵着一条狗要穿过街道，卡尔顿急忙将车停了下来。
这时，一名男士走到卡尔顿的车旁，说明他是那名少妇的训练师。他要求卡尔顿以后遇见这种情况，不用紧急刹车，他说：“训练这狗就是用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假如每部车子都像刚才一样停下来，狗会以为这是应有的状况，而不会特别警觉。这么一来，一旦有车子不这么停下来，便会发生交通事故。”
这件事真正使我感动的倒不是那位训练师的话，而是那名少妇能采用这样的训练来克服自己的生活，令人可敬可佩。
这些人的心灵都是高尚的，成熟的他们不会陷于自己的困难当中，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它、接受它，然后想办法加以克服、解决。他们不需要怜悯，更不会萎靡不振，甚至去逃避。
我看过一本极富鼓舞性的传记《一个完整的生命——在死神的门口》，作者是洛埃·史密斯。传记的主人公名叫艾莫·赫姆，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亨特维，当时他的医师在他婴儿期就判处了他的死刑，认为活下去的希望渺茫。
但是赫姆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是70高寿。虽然这几十年来，他常因右半身严重受伤而常痛楚不已，但他始终没有向死神屈服。由于身体不便，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便转而努力阅读。28岁那年，他成了卫理公会的传道士，郝姆的一生，后来又历经两次致命的事故，他都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念。后来，他的病引起了有名的巧克力制造商约翰·惠勒的注意，几个月之后，在约翰的资助下，这位倒在死神门口的传道士，终于顺利地恢复了健康。
艾莫·赫姆病好后开始募集传道基金，兴建教堂，并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当地的学校和医院。
这名“单肺传教士”募集了将近300多万美元，资助了许多被困苦缠身的人。到了69岁的时候，他“告老退休”，但还是没有间断工作。他又举办了上千次的讲道，写了两本书，为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募集了50万美元，并且担任20余所专业学校的董事。除此之外，他还捐助5万美元以兴建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附近的一所教会。
艾莫·赫姆身上到处都是缺陷，但他却无视缺陷的存在，他只知道自己有生命，而且这生命要活得有意义。他已把自己有生的90多岁充分使用，并用“勇气”谱写了人生。
现代社会处处强调年轻与活力，致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不免要感叹自己的“缺陷”。有时，他们会感到自己过时了，就要被社会陶汰了。几年前，我在纽约的训练班里来了一位已74岁高龄的女学员，她坦然承认不知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位老太太退休前是位教员，一直到强制退休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她的积蓄不多，因此必须时时保持忙碌，这对经济和精神上都十分重要。由于她有很多教学经验，无事时便到各个幼稚园去讲故事。她的故事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典之作，她还制作了很多幻灯片来加强效果。
我认为她的工作很有意义，并鼓励她把这当做事业来做。
于是这位女学员开始投入到了她的事业中。她知道，年纪并不是一种障碍或缺陷。正是有了这许多年的教学经验，她现在才更有能力把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
她不仅用口讲，而且拿东西让大家看，因此很容易被接受。她充满温馨和富有戏剧性的讲述方式，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现在，这位老太太已把自己的热忱和信心带到美国各地，并把智慧和欢乐带给成千上万个儿童。她不愿让自己的年纪成为障碍或偷懒的借口，她没有借口年纪大而不出去工作，相反的，她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然后把构想付诸行动，因此做得非常成功。对于这位74岁的老人来说，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她变老，反而让她变得更成熟。年纪对她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成为一种新生的动力。
萧伯纳很是看不惯那些爱抱怨环境不顺的人。他说：“人们常常抱怨自己的环境不顺利，因此使他们没有什么成就。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假如你得不到所要的环境，可以制造出一个来啊！”
事实上，假如每个人每天都认为自己的环境不好，很可能就会把自己的过失推给“缺陷”或种种其他原因。在我年轻的时候，常因自己长得比别人矮而气馁不已。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身高跟其他许多与生俱来的条件一样，不仅有坏处，还有很多好处，完全在于自己的态度。
如果别人有双手，而我只有一只手；如果别人富有，而我比较贫穷；如果我长得高、矮、胖、瘦、脸黑或脸白——无论哪一点使我与众不同，都很可能成为我的缺陷——这种认识是你自己确定的。
把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看成是缺陷和障碍的人，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他总是期望自己能受到特别的待遇。成熟的人则不然，他会先认清自己的不同之处，然后心平气和地承认它，并以此为动力，创造自己的辉煌。
记住你们是怎样当着我的面，彼此宣誓：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
破釜沉舟——恺撒
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更可怕的敌人，现在我们所要对抗的不是饥饿和贫乏，而是人。一切决定于今日。记住你们在提累基阿姆时所给我的诺言。记住你们是怎样当着我的面，彼此宣誓：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同伴士兵们啊，这些人就是我们过去在赫丘的石柱所遇着的那些人，就是在意大利从我们面前溜跑了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十分艰苦奋斗之后，在我们完成那些伟大战争之后，在我们取得无数胜利之后，在我们为祖国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增加了400个属国之后，不给我们以荣誉、不给我们以凯旋、不给我们以报偿，而要解散我们的那些人。我向他们提出公平的条件，不能说服人们；我给他们以利益，也不能争取他们。你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我释放的，不加伤害，希望我们可以使他们有一点正义感。今天你们要回忆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你们对于我有所体会的话，你们也要回忆我对你们的照顾，我的忠实和我所慷慨地给予你们的馈赠。
我们这些吃苦耐劳的老练士兵战胜他们新兵是不难的，因为新兵没有战斗经难，并且他们像儿童一样，不守纪律，不服从他们的指挥官。我听说，庞培很害怕，不愿作战。他的时运已经过去了；他在一切行动中，变为迟钝而犹疑；他已经不是自己发号施令，而是服从别人的命令了。我说这些事情，只是对他的意大利军队而言。至于他们的同盟军，用不着去考虑他们，用不着去注意他们，根本用不着去和他们作战，他们是叙利亚、福里基亚和吕底亚的奴隶，总是准备逃亡或作苦役。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马上就会看见的。庞培自己也不会在战斗行列中给他们以地位。就是这些同盟军像狗一样向你们包抄过来威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只要注意意大利人的士兵。当你们已经击溃敌人的时候，让我们饶恕意大利士兵，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族人，只要屠杀同盟军，使其他的人感到恐怖。为了使我知道你们没有忘记你们不胜即死的诺言起见，当你们跑去作战的时候，首先摧毁你们军营的壁垒，填起壕沟，这样，如果我们不战胜的话，就没有逃避的地方，使敌人看见我们没有军营，知道我们不得不在他们的军营驻扎。
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地球在转动——伽利略
昨天我们决定在今天碰头，把那些自然规律的性质和功用谈清楚并且尽量地谈得详细一点。
关于自然规律，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有拥护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立场的人提出的那些，另一方面还有哥白尼体系的信徒提出的那些。由于哥白尼把地球放在运动的天体中间，说地球是像行星一样的一个球体，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妨从考察逍遥学派攻击哥白尼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的理由开始，看看他们提出些什么论证，论证的效力究竟多大。
在我们的时代，的确有些新的事情和新观察的现象，如果亚里士多德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敢说他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哲学论述方式上，也会很容易地推论出来，因为他在书上说天不变等等，是由于没有人看见天上产生过新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旧东西消失。言下之意，他好像在告诉我们，如果他看见了这些事情，他就会作出相反的结论；他这样把感觉经验放在自然理性之上是很对的。如果他不重视感觉经验，他就不会根据没有人看过天有变化而推断天不变了。
如果我们是在讨论法律上或者古典文学上的一个论点，其中不存在什么正确和错误的问题，那么也许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寄托在作者的信心、辩才和丰富的经验上，并且指望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能使他把他的立论讲得娓娓动听，而且人们不妨认为这是最好的陈述。但是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讨论时就得小心，不要使自己为错误辩护；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他碰巧找到了真理，那么一千个狄摩西尼和一千个亚里士多德都要陷于困境，所以，辛普利邱，如果你还存在着一种想法或者希望，以为会有什么比我们有学问得多、渊博得多、博览得多的人，能够不理会自然界的实况，把错误说成真理，那你还是断了念头吧。
亚里士多德承认，由于距离太远很难看见天体上的情形，而且承认，哪一个人的眼睛能更清楚地描绘它们，就能更有把握地从哲学上论述它们。现在多谢有了望远镜，我已经能够使天体离我们比离亚里士多德近三四十倍，因此能够辨别出天体上的许多事情，都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看见的；别的不谈，单是这些太阳黑子就是他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比亚里士多德更有把握地对待天体和太阳。
某些还健在的先生们，有一次去听某博士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演讲，这位博士听见有人把望远镜形容一番，可是自己还没有见过，就说这个发明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他叫人把一本课本拿来，在书中某一处找到关于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白天可以在一口深井里看得见的理由。这时候那位博士就说：“你们看，这里的井就代表管子；这里的浓厚气体就是发明玻璃镜片的根据。”最后他还谈到光线穿过比较浓厚和黑暗的透明液体使视力加强的道理。
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如此。你说说，如果亚里士多德当时在场，听见那位博士把他说成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他是不是就会比那些嘲笑那位博士和他那些解释的人，感到更加气愤呢？难道会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看到天上的那些新发现，他将改变自己的意见，并修正自己的着作，使之能包括那些最合理的学说吗？那些浅薄到非要坚持他曾经说过的一切话的鄙陋的人，难道他不会抛弃他们吗？怎么说呢？如果亚里士多德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他将是顽固不化、头脑固执、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专横的人，把一切别的人都当作笨牛，把他自己的意志当作命令，而凌驾于感觉、经验和自然界本身之上。给亚里士多德戴上权威和王冠的，是他的那些信徒，他自己并没有窃取这种权威地位，或者据为己有。由于披着别人的外藏衣起来比公开出头露面方便得多，他们变得非常怯懦，不敢越出亚里士多德一步；他们宁可随便地否定他们亲眼看见的天上那些变化而不肯动亚里士多德的一根毫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