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当政时，不仅使秦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军队在国外的战斗中也夺得了不断的胜利。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吕不韦重视人才。
当时，在吕不韦还没有来到秦国之前，各国的诸侯都已经开始在大力地招揽人才，供养食客，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吕不韦也认识到了名仕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始大规模招揽宾客，并打开国门大批地吸纳其他国家的知名文士和政客。
自从吕不韦任相国之初，就开始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聘请了众多名厨，并在咸阳的城墙上挂起了告示，欢迎各方士人来相府做客。再加上，吕不韦本人也并非秦国人，然而却在秦国做了丞相，这对那些希求功名的人士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并且，吕不韦的权势极大，养贤纳士不会遭到别人的反对和嫉恨。
还有，秦国在军事上也是节节胜利，统一六国已早成定局。因而，当吕不韦的告示刚一发出，便有很有识之士纷纷奔丞相府而来。很快，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了3000多人。
吕不韦不仅对人才问题十分重视，自己还发现引荐了不少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应属于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
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在战国末年来到了秦国，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发现，李斯极具才干，随之便被委任为郎官（宫廷侍卫）。从此，李斯便有了出入宫廷的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从而说出了问题的实质的。
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慎行论》，其中就说到了举贤人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他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得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这此都说明了得人才对得天下的重要。
而且，《吕氏春秋》士容篇中，还讲了一则“狗乃取鼠”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为了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执行猫的任务——捕鼠，就用夹子夹住这只狗后脚。这篇文章就嘲讽了一些当时君主压抑人才的社会现象。
吕不韦不拘一格，化众为一的思想主张，突破了当时各学派的狭隘界限，从而得以“借人之长，补己之短”。对此，他还在《吕氏春秋》用众篇中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天下本来是没有纯白的狐狸的，但是却有纯白的狐裘，这是从许多较白的狐狸皮里挑取来的。能够向众人吸取长处，这就是三皇五帝建大功成大名的原因。”其实，他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也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进行博采众长，旁征博采，使之形成了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
比如，在《吕氏春秋》中，它承继了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却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教；另外，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还有，它批判墨家“非攻”、“救守”之说，但所主张的“节葬”、“尊师”等却又源自于墨家。有人说《吕氏春秋》其实就是诸子学说的随意凑合，但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其实它有其取舍的，取舍的标准就是如何有利于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
在用人的不拘一格上，最有名的应当属于奇才小甘罗，在小甘罗十二岁就已经能负担出使他国的重任。小甘罗首先帮助吕不韦劝服了张唐接受出使燕国的命令，之后自己又单独出使了赵国，让赵国心甘情愿割五城给了秦国。接着，他又联合赵国攻打燕国，掠夺燕国属地做为赵国的奖偿，于是赵王再一次献出十一座城池于报答秦国。因此，甘罗也被封为上卿。
吕不韦登上秦国丞相之位虽晚，但他绝无一般暴发政客嫉贤妒能的通病，他对元老重臣甚为器重。最突出的就是老将蒙骜，这位老将在吕不韦执政的十多年中，从不居功，不傲上，而是继续带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然己经年迈但威风仍然不减当年。因此，吕不韦对旧巨从不存戒心，对元老更是毫无成见，也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吕不韦还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合理因素。
所以，在“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一切。”已成为管理者的共识的今天，企业要发展，要创新，就必须要选好人才，用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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