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是友谊医院的护士，叫周翠云，刚从前线上下来。前线，就是抗非典的战场。
妻子从战场上归来，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连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和居委会，都送来了花篮。家人、同学、朋友，甚至平时从来没有交往的邻居，都以各种方式向她表达了敬意。
她是友谊医院第一批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之一。第一批去的是58个人，13个大夫，40个护士，5个技术员。
四月十九日晚上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晚上七点半，我们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起看电视，电视里全是关于非典的消息。妻子说：“医护人员感染的特别多，我们成了最危险的职业。听说有的家长因为害怕，把做护士的孩子领回去了，不让她们干了。”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是他们医院打来的，让她立刻收拾东西去医院报到，八点半，准时出发，上前线。电话里还说，这次上去，一个半月不能回家。
因为没有一点儿心里准备，她有片刻傻在了那儿，问我：“怎么办？”
我口气坚定地说：“去。”接着我又说：“敌人来了，士兵就要上战场，保家卫国。现在非典就是敌人，你们就是士兵。”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我知道，即使我不这样说，她也绝对不会退缩，不会当逃兵的。
她说：“那我得赶紧收拾东西。”这么说着，就跳起来，挑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洗漱用具、化妆品什么的，塞进一个背包里。后来她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那批几乎所有的人，都和她一样，接到电话时没有任何心里准备。有的当时正在家里哄孩子，接到电话，来不及等丈夫回来，只好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在邻居家，就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
医院也是突然接到市卫生局的命令，让他们迅速组织一支医疗队，当天晚上就要开赴前线。
临出门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去？”意思是坐车还是骑车。我看她的东西并不多，就说：“骑车吧，方便。再说，把自行车放在你们医院的车棚里，也安全。”
我们已经在小区里丢了两辆自行车，这次她的车要是放在小区，一个半月不骑，说不定还得丢。
她说：“那我走了。”说完，就急匆匆地下楼了。我站在门口说：“路上注意安全，到了那儿，就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她也不知道。
她出门的时候，急急忙忙，连回头看我一眼都忘了。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其它医院的医护人员上前线的时候，场面很是感人，家属对着摄像机说一些鼓励的话，出征的人也说一些振奋人心的话。
可是我们，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连去医院送送，都没有想到。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摄像机，家属也都没有在场，所以电视上也就没有他们的画面。
当天夜里，他们便投入了战斗。
两个星期后，五月二日，他们从前线被轮换下来，休整了十天，五月十二日，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中。虽然经过了十天的休整，可是等我看到分别了将近一个月的妻子的时候，她灰暗的气色还是让我有些吃惊，她说：“因为在病房里过度劳累，还有缺氧。”
自从我们结婚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我非常想念她，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我也很心疼，我想把她抱在怀里。可她却让我和她保持距离，她说：“我在非典病房里呆了那么长时间，我怕我的身上还有病毒，咱们至少还要在四天里保持距离，不要亲密接触。”
当天晚上，她一个人睡在了儿子的小床上，儿子和我睡在了大床上。回到家里她显得特别兴奋，非让我坐在她旁边，保持一定的距离，听她讲述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的经历。她越讲越激动，泪水常常溢出眼眶。
我劝她：“已经回到了家，我有的是时间听你讲，赶紧休息吧。”她说：“虽然身上很累，可我一点儿都不困。”
我听着听着，觉得应该把她的讲述记下来，就算是一次采访吧。作为记者，我都说不清曾经采访过多少人，采访的对象也是各种各样，可是采访自己的妻子，却是第一次，也是最特殊的一次。
谁都睡不着
四月十九日晚上，我从家里出来，八点赶到医院，开了一个会，会上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胸科医院。这个医院我倒是知道，以前是结核病医院，至于它在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
当然害怕了。非典传染性那么强，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搞传染病的，不知道这次上去还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心里慌慌的，脑袋是木的，还嗡嗡响。
我们出发的时候，大街上车特别少，也没见到几个行人。车上非常安静，所有的人可能都和我一样，心情沉重。我根本弄不清车是在往哪儿开，大半夜的，根本没有方向感。快十点的时候，到了市卫生局的干部培训中心。安排好房间，立刻出来集合。每人打了一针“日达仙”，增强肌体免疫力的。接着，我们又上车，从培训中心，被拉到胸科医院。
胸科医院离培训中心，开车也就十分钟。进入胸科医院，道路两旁全是树木，又是晚上，显得特别狭长、幽静、神秘，还有一点儿恐怖。我不知道这里离城里，离家，有多远。一问，才知道，离香山不远，附近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名叫个黑龙潭。
到了医院门口，有人正站在那里等着。是我们医院带队的队长，还有胸科医院的一个护士长。
为什么这次行动这么急呢？因为当天晚上就要上来44个非典病人，这里的医护人员根本不够，请求支援，所以卫生局就把命令下到了我们友谊医院。我们赶到的时候，病人还没送来。病人是在凌晨两点多送来的。他们一来，我们就投入了战斗。
我们到胸科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胸科医院的一个护士长给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岗前培训，再一次强调，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医护人员必须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治病人。当然保护好自己，也是对同事、家人，尤其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当时，我有点儿精神不能集中。一是紧张，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我怕我不能参加五月中旬的专升本的考试。我已经准备了好长时间，我怕我的辛苦白费了。那天是星期六，好多人都像我一样，下午刚参加完考试，第二天还要考试，就一个电话，被召集来了。还好，后来考试都被推迟了。
接着，那里的护士长开始教我们穿隔离衣。隔离衣一共是四层。不穿内衣，连胸罩都不能戴。里面只穿一个纸尿裤，意思是进入病房，四个多小时就不能出来了，拉尿也不行，实在憋不走，就只好尿在纸尿裤上了。
隔离衣把人捂得一身一身地出汗，像是要把我们身上的水分榨干了似的，哪儿还有尿！
第一层隔离衣是猴服。为什么叫猴服呢？是因为这层衣服有个帽子，穿上它，人就变得像个猴子似的，很滑稽，所以我们都叫它猴服。
猴服里还要戴一个一次性的帽子，一个一次性的猪嘴口罩。这层衣服是在清洁区穿的。然后进入第二个房间，开始穿脚套，带第一层手套，穿第二层隔离衣，第二层口罩，再带第二层手套。
三层隔离衣穿完，开始戴那种带披肩的头套，就像电影里见过的，日本防化兵穿的，731部队穿的那种，把头发都包了起来，连眉毛也看不见了。这个头套特别紧。三层隔离衣穿好，就有点呼吸困难，气不够用了。再穿第四层。最后戴防目镜。这时，整个身体和外界就没有接触的地方了。
穿着这些，进入相对清洁区，换上高腰的雨鞋，雨鞋外面套了五层的塑料鞋套。鞋套太薄，套了这么多层，一个班下来，还是都磨破了。鞋里都是水，身上流下的汗水。这样，才能进入病房。
这身穿戴，别说是干活儿，就是一动不动地呆四个小时，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这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了。病人马上就要送来了，我们被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马上投入战斗，上夜班，一个组先回去休息，早晨来替换他们，上白班。
我因为高度紧张，加上刚才试穿隔离衣，喘不上气来，感觉头晕脑胀，站立不稳，也被安排在了第二组里。
我们第二组又被拉回了住处，带队的嘱咐我们抓紧时间休息，早晨还要去换班。可是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像开了锅。知道身体正躺在床上，可总觉得是在半空飘着，想落也落不下来。
一想起早晨就要进入病区了，却连非典病人是个什么样还不知道。越是不了解，越觉得可怕。心想，这次从家里出来，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好说了。想到这里，就更害怕了。
后来，我问别人，他们和我一样。第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紧张，害怕。有的人吃了两片安定，还是睡不着，只好熬到天亮。
工作起来就不再害怕了
天刚一亮，我们就都从床上爬起来了，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既然躲不过去，那就快点儿往上冲吧。就像打仗一样，等待反而是最可怕的，倒盼着枪声早点打响。
吃早饭？哪儿还有食欲。
还不到七点，我们就已经从住处到了医院，去替换上夜班的人。他们什么都来不及想，就上去了，所以就更不容易了。都到了医院，我发现我的脑子里还是乱的，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赶紧把隔离衣一层一层地穿好，把手套一层一层地带好。带着这么多层手套，手指连弯曲都费劲，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不好使。加上紧张，我把最外层的口罩系成了死结，只好让别人帮着，用剪刀豁开，重系。相互必须认真检查，合格后，才能进入病房。
迈进病房这一步，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从相对清洁区进入病房，这道门，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道鬼门关。进去了，是不是还能出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想的就是这个。谁要说他当时不害怕，肯定是鬼话。因为心理的作用，一打开那道门，感觉仰面扑来的全是非典病毒，感觉自己这才是真的走进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放倒。心情极度恐惧。
有一个词叫“出生入死”。我算是深切地感受了一次这个词的含义。
白班是八个护士，楼上四个，楼下四个。夜班是四个，楼上两个，楼下两个。我们第一次上的是白班，所以是八个护士。楼上是二十八个病人，楼下是二十二个。楼下的病人相对重一些，所以人数少点。
刚一进去，不知道该干什么。病房里，楼道里，一片狼藉，地上是各种纸箱子，大大小小，东倒西歪。桌上桌下，全是医嘱的单子，抽血的注射器，还有消毒水。治疗车的车上车下，全是配好的点滴。上夜班的人，忙得顾不上收拾。我们进去，和夜班的进行交接，熟悉情况，核对医嘱，完了，赶紧收拾一下，就去给病人扎点滴了。
一工作起来，就不再紧张，也不再害怕了。
一进入工作状态，就把紧张、害怕、非典病毒了什么的，全都忘掉了。活儿太多了，根本就顾不上害怕。
我们是两个人一组，一块儿进病房，相互鼓励。太热了，防目镜上很快就蒙了一层雾气，看什么都模糊了。镜片上只有一小块儿地方是亮的，透明的，就通过这一小块儿，去观察，然后操作。这块儿地方太小了，我们干活儿的时候，眼睛就像瞄准一样。
给病人扎点滴和扎血气，除了要从这一小块儿亮处瞄准，还要隔着四层手套去感觉。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也为了减少和他们接触感染的机会，必须要做到一针见血。所谓一针见血，就是要一次成功，不能来第二次。
开始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给他们扎点滴的时候，不是很配合。你一针见血他都不配合，要是总扎不好，他就更急了，更不配合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友谊医院毕竟是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护士手上的功夫都是过硬的。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全都做到了一针见血，没有一个人是扎两次的。后来连病人都直夸，说：“你们友谊的，就是不一样！”
扎点滴是输液，扎血气是检测病人缺氧的程度。
病人情绪不稳定，我们一边操作，还要一边安慰他们。好好配合。好好配合才能好得快，才能早出院。我们穿了这么多层隔离衣，带了这么多层口罩，除了像蒸桑拿似的那么热，就是缺氧，呼吸都困难，一说话就上气不接下气，就像刚长跑下来似的。我们通过对讲机和病房外面联系的时候，外面听我们说话，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说：“别着急，慢慢说。”我们说：“不是着急。我们气不够用，说话就这样。”我们不敢也不能多说话，可为了安慰病人，又不能不说话。
病人比我们更害怕。他们把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在他们面前，就一点儿都不能表现出害怕来。
一个班上下来，连个喘息的工夫都没有，简直就是马不停蹄。
到了中午，除了盯着病人的输液，做基础护理，还要给病人送水、送饭、送汤，还要给病重的喂饭，甚至倒屎、倒尿。送水喂饭、还有倒屎倒尿这些本来都是护工干的，可他们医院的护工，好多因为怕感染，全都跑了。只有我们替他们干了。
一个班是四个小时。可我们五个小时还没下来。就是因为活儿太多，下不来。别处有体力不支，虚脱倒下的。好在我们都还年轻，身体好，全都挺过来了，没有一个倒下的。流了多少汗，根本就说不清。太忙了，除了忘了害怕，也忘了热和累。更感觉不到饿了。
我大哭一场的心思都有了
中午一点，我们才从病房里出来。
出病房之前，脱掉第一层隔离衣。进入半清洁区，脱得只剩下最后一层猴服。进入清洁区，把一次性帽子和口罩摘下来，进入洗澡区，第一个房间，脱净，进入第二个房间，洗澡。洗完澡，换一套干净衣服，戴好帽子、口罩，坐车回到住处。
到了住处，再把路上戴的一次性口罩和帽子摘下，扔掉，进入自己的房间，刷牙、洗澡，用棉签掏耳朵、挖鼻孔，咳痰，没痰也往出咳。
把自己收拾干净，从卫生间出来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弯不下腰了，一弯腰，就像要断了似的疼。胳膊也举不起来了，手也不能弯曲和伸展了。心跳特别快，脑袋也木木的，这是长时间缺氧造成的。我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似的。赶紧把自己放在床上，觉得特别委屈，欲哭无泪的感觉。
盒饭送来了，我又是一口都没吃。看着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就想躺着不动，睡也睡不着。扎挣着喝了一袋奶。我们在胸科医院的时候，吃的一直都是盒饭。不好吃。我平时就是一次喝一袋牛奶，吃点零食，还有水果。友谊医院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非常关心，送来很多奶啦水果啦什么的，我吃这些就行了。
医院还给我们送来两次饺子。在那边包好了，院领导看我们时，一块儿带来，煮好一吃，真是个香。
我看电视上说，有星级饭店，把厨师送到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服务，让他们吃到最可口的饭菜。说的不是我们。我们可没这个口福。我们吃的都是盒饭，一点儿都不好吃，谁都不爱吃。也许不是人家做的不好吃，是我们太累了，没有食欲。
到了晚上，我开始觉得手脚发烫，心跳更快了，两侧的肺也像进了空气似的，而且清晰地感觉到气儿在里面来回串。我想，我八成是染上非典了。这么一想，就一下子毛骨悚然了。想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我就特别害怕。赶紧找来一个表，试试体温，正常，一点儿都不烧。可还是不放心。没准儿还没来得及烧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该烧了。
想到自己可能要死了，才发现生活原来是那么美好，才更加理解了生命的可贵。
由我自己，我想到了病人。他们更可怜，更无助，也更无辜，我如果不死，我会对他们更尽心，更好，使他们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恢复健康，享受美好的生活。
各种各样的想法，在脑子里转，害得我又是一夜没有睡好。
更可气的是，我睡不着，穿上白大衣坐起来，手无意中伸进口袋，摸出三张小纸条儿来。纸条儿是医院后勤洗衣服时编的号，不知是怎么搞的，他们把号放进了口袋儿里，而且是三张。三张上全是一个阿拉伯数字“4”。现在人迷信，都不喜欢这个“4”，因为它和“死”是谐音。这次我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三个“4”，感觉真是晦气极了。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我想这次是在劫难逃，死定了。我大哭一场的心思都有了。不过我对谁都没说。我把三张纸条儿揉巴揉巴，扔纸篓里去了。
三大家族
非典的传染性极强，一个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感染了，发现得不及时，就有可能把全家人都给染上。
我们那个病区，就有这样三个大家子。我们叫他们三大家族。他们分别是方家、贾家和杨家。
方家的女婿，是海淀的一个交警，在外面染上了非典，回家传染给了媳妇。媳妇又传染给了他的岳父、岳母，传染给了他的小姨子和她的丈夫。他的丈母娘住在别的病区。这个交警和他媳妇住在我们病区，而且是在一个病房，他的岳父住在他们的对门。开始他的岳父情绪不稳定，害怕，燥动，后来看我们太辛苦了，不容易，对待患者态度又好，受了感动，理解了，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还写了感谢信。
贾家也是一个警察，染上了，把他父亲，他叔叔，他婶子，还有他爷爷，全都传染了。一大家子，差不多全到我们这儿集合了。
杨家是哥俩，俩媳妇，还有他们的妹妹，他们的父亲，一共六口，住在我们那儿。
这种病，病情发展得特别快，有的人就挺过来了，有的人就挺不过来。挺不过来的大部分都有其它的合并症，像糖尿病、心血管病、肾病、哮喘等，导致多脏器衰竭。
死在我的班上的，有两个。都是在大夜班，也就是后半夜的班，子夜以后的凌晨了。一个是32床，就是杨家的父亲，七十多岁。因为他一进来，病情就比较重，后来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单间。快到早晨了，我去给他抽血，进病房一看，他躺在床上，没戴口罩。按规定，我们进病房，患者必须戴上口罩，而且还得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交叉感染。
这个老人每次都挺配合的，我一进去，他赶紧就把口罩戴上了。可这次他没戴，为什么不戴呢？我叫他的名字，他没答应。还以为他睡着了。可他又睁着眼。睁着眼睡觉的也有，我就又叫他。还是不答应。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到了跟前，用手去摸他的颈动脉，没有感觉。我怕隔着四五层手套感觉不到，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肚子，看有没有起伏。因为戴着防目镜，还是拿不准。这时我想他八成是死了，心里有点害怕，叫来一个同事，一块儿去看，觉得确实是死了。又叫来大夫，看看，确定了。
另一个是贾家的父亲，六十多岁了。那天早晨他叫：“大夫，救救我！”我赶紧跑过去，见他正蜷缩在床上，问他：“怎么了？”他说：“疼。难受。喘不上气来。”我问：“哪儿疼？”他说：“浑身哪儿都疼。还憋气。”我把大夫叫来，大夫给他开了一支喘定，我给他打了。
打了这一针，他安静了下来。自己把呼吸机的氧罩带好了，平躺在床上。看他安静了，好受多了，我就忙别的去了。接着我回来试表，他还告诉我体温，不烧。看着挺好。这时是六点半。我又去下一个病房。到了七点，大夫来查房，发现他已经死了。
处理尸体，都是大夫和护士一块儿弄。先往死者的全身喷过氧乙酸，消毒的，再把一张专用的大床单，在一个配好AB消毒液的大桶浸湿。在地上铺好装尸体的袋子，带拉锁的，把浸泡过的大床单铺在里面，四个人抬着，把尸体放在大床单上，裹好，拉上拉锁。如果是在楼上的病房，四个人再把尸体抬到楼下，然后叫医院太平间的人来运走。
多替别人想想
得了这种病，病人都很恐惧，有时情绪燥动，不配合，我们都能理解，千方百计地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最后他们都能平静下来，配合治疗。看着有的病人咳得喘不上气来，特别重的病人喊“疼”的时候，我们就很着急，很心疼。
一个医护人员要是对病人没有同情心，没有怜爱之心，那工作就没法儿干，更没法儿干好。
医院给我们买了很多水果。有的水果，我们自己舍不得吃，上班时，带给了病人。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关心。这种病，传染性那么强，根本不允许家属来看望。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更需要关爱。
病房里装修得都挺好，干净。每个病房都有一台彩电，还有一部电话。外面的家属可以把电话打到病房，病人也可以随便往外打。大部分患者都有手机，和外面的联系就更方便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卫生间，就像宾馆里那样。病房里有的是两个人，有的是三个人，也和宾馆一样。
按规定，我们进病房，患者必须戴口罩，可有的患者就是不戴。还有，规定我们给患者扎点滴或者扎血气的时候，患者的脸应该侧向一边，避免面对面的接触，有的也不配合。遇到这种患者，只好耐心地做他的工作。
5号病房的21床，是一个35岁左右的男性患者，身体特别壮，病情也不是太重。那天是夜班，半夜，我去给他抽静脉血，又给他扎动脉血气。做完，就去给下一个病人抽血。
这时，他叫我，说：“护士，你过来一下。”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动不了，你能不能帮我把尿盆倒了？”我知道他自己能动，可是我没说他，还是帮他把尿盆给倒了。倒完，我又去忙别的。他又喊我：“护士，你能不能再过来一下？”我又过去，问：“你又怎么了？”他说：“我要大便。我去不了卫生间，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知道他自己能去卫生间，可他说他去不了，你就没办法。我说：“好吧。我帮你。”我把他的便盆套了一个塑料袋，放在了他的身下，他自己脱的裤子。拉完，我又给他倒了。这时，他说：“我自己不能擦屁股，你能不能帮我擦擦？”我看他是得寸进尺了，就说：“你刚才自己脱的裤子。擦屁股比脱裤子要容易。你能自己脱裤子，就能自己擦屁股。你自己能擦，还要让别人给你擦，你觉得合适吗？”
要是换一个厉害的护士，叱他几句，他肯定就老实了。可我自从参加工作，快二十年了，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从来都没有叱过他们。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的要求实在过分，就给他讲道理。你一身正气，态度又好，最后什么样的病人都会配合你，尊重你。你叱他，他可能怕你，可他不会尊重你。
我又说：“虽然你是患者，我是护士，可你也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女人。你如果真的干不了，我可以给你擦。可是，如果你自己能干，还要让我给你擦，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和他同病房的患者也说他：“人家护士的态度多好，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不像话！”
我说：“这里还有那么多病人。不要因为你耽误别的病人。你是病人，别人也是病人。还有16个病人要抽血，8个要扎血气。要是因为你，影响了别的患者的救治，你说你的良心受得了吗？得了这种病，心里害怕，我们理解，难道我们就不害怕吗？我们要是因为害怕，全都跑回家去了，你的病谁给治？所以，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好不好？”
毕竟都是人，懂道理的人，他说：“好吧。那我就自己擦了。”
我赶紧去忙别的。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他又叫我：“护士。我这会儿身上没有力气，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你能喂喂我吗？”
我有点儿哭笑不得了。我说：“你要是真的自己吃不了，我可以喂你。不过我现在正在给别人抽血。等我干完，再来喂你好不好？”这么说着，我找来一个干净的手绢，倒点酒精，给他把手擦干净，说：“你先自己把包子吃了。汤呢，等我忙完了，再喂你好不好？”他说：“好吧。”
我继续忙自己的，忙完了，过去看他，他不但把包子吃了，汤也自己喝了。以后，不论我去给他扎点滴，还是抽血，他都很配合，完了还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刁难我，而且能看出来，他一见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为他的过分要求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女孩儿，22岁，是个在校的大学生，24床。她特别爱干净，老用酒精擦手。可是谁也没有她那儿乱。她的床边全是大盆小盆、大包小包，还有书、纸，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每次去给她治疗，都得先给她收拾，要不你就没法儿下脚。
她的事儿也特别多，我去给她扎点滴，她说你等着，我得先擦擦手。擦完一遍，说：“我觉得还不干净，你等着，我再擦一遍。”后面还有那么多活儿等着我去干，我不能站在那儿等着她没完没了地擦手。我说：“是我给你扎点滴，用不着你这么一遍一遍地擦手。要不你先擦着，我给别人扎点滴去了，等你擦完了再叫我。”她说：“别别别。我这就擦完了。”你要是不催她，她就没有擦完的时候。
她还一惊一乍的，说：“护士，你可要看准了。一针就要扎对地方，我怕疼。”
我刚用棉签沾酒精，擦试她的皮肤，她就喊起来了，说：“慢点，你能不能慢点。我怕疼。”
每次给她试表的时候，她报完：“我，24床，三十六度五。”然后一遍一遍地追问：“护士，你记对了吗？记的是我吗？是24床吗？你可别记错了，别把我的记在别人身上，也别把别人的记在我身上。我是多少度，护士？”
她还老是叫你，就像出了什么事儿似的，叫：“护士，快来！快来呀！”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赶紧过去，一看，她好好的，问她：“怎么了？”她说：“我憋气。”我说：“那就吸吸氧吧。”她说：“好吧。”我刚从她那儿出来，她又叫：“护士，快来呀！”我进去，问她：“又怎么了？”她说：“断气了。氧气断气了。”我检查了一下，没有毛病，说：“没有毛病，你安静一会儿，就不憋气了。”她说：“我害怕。你别走，站在我的旁边，陪陪我。”
我说：“屋里不是还有两个人嘛，你害怕什么。再说，我也没有时间陪你。这么多病人，要是都像你，都让我陪，谁给你治疗？”
她说：“别人不是没有让你陪吗？你就陪陪我一个人还不行吗？”
我说：“实话跟你说吧。我就这么马不停蹄地干，都不能按时下班。都是病人，得的是一样的病，还有比你更重的。你也要多替别人想想。你是一个大学生，应该比别人更懂道理。你说是不是？”
和她同屋的人，简直都烦死她了，跟我说：“你们快把她调到别的病房去吧，我们早就受不了了。”
我说：“这个病区里，有比你年龄大的，也有比你小的。有一个小男孩儿才九岁，特别听话，知道关心别人。你真的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我这么一说，她才安静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和我一个班上的同事，偏头疼，连着几个晚上失眠，这个24床没完没了地折腾，把她的头都快折腾炸了，还没到下班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老要栽倒。我怕出事，赶紧让她出去。剩下的活儿，只好我一个人干了。
大多数患者对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的，理解我们，每次给他们治疗，完了都说“谢谢”。有的还说：“你们年龄也都不大，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救治我们，真了不起！”
听了这样的话，我会感到很欣慰，也很受鼓舞。
司机的一番话让我们感动
开始接送我们上下班的，是胸科医院的司机。后来“银建”公司，无偿地为每个收治非典的医院提供两辆小公共，司机也都是他们公司的志愿者。
我们是四个小时一倒班，两个司机很辛苦。他们的服务特别好，帮着我们搬这个搬那个的，每次都是一身一身的汗。我们就说：“谢谢你们，辛苦啦。”
他们说：“和你们比起来，我们受的这点儿累，吃的这点儿苦，算得了什么！差的太远了。我们也就会开个车，能给你们服务，除了荣幸，没有别的。”
又说：“原来和你们接触的少，不了解你们。这次通过和你们相处，发现你们个个都了不起，说伟大，一点儿都不过分。特别是你们护士，年龄都那么小，有的才二十出头儿，就这么勇敢，真让人感动。现在一谈起非典，都是谈虎色变。躲还怕来不及呢。你们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冲上去了。看着你们，有时我都忍不住要落泪。这年头儿，能让人落泪的事情真是不多，能让我们当司机的落泪的就更少了。可这几天，我看着你们，老是忍不住要落泪。”
又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战场是个什么样，可是每次送你们去上班，我都觉得是在送你们上战场。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又说：“一听说单位要报名，挑选志愿者，我们公司呼拉一下子就报了好几十。别看我们没多少文化，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都懂。我姐姐一听说我报了名，要来这里，就骂我，说我是抽风，活得不耐烦了。不让我来。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别的事儿我可以听她的，这次坚决不能听。我妈妈是个老党员，有觉悟。听说我报了名，说，你做得对，我支持你。去了，好好干，向大夫护士学习，还要代我向他们致敬。我这次来，也是代表我母亲，一个老党员，向你们表示敬意来了。”
又说：“来之前，我也害怕。可是一看到你们，我现在是一点儿都不怕了。”
北京的司机个个都是侃爷，可他们侃得好，侃得有水平。这次我们都能听出来，这个司机不是在耍贫嘴，他说得非常真诚，每句话都发自肺腑。
我们被他说得都很感动。
日记四则
2003.4.23……星期三
上午十点，党委副书记郑瑞芬带队，医院的党、政、工、青、妇的领导都来了，看望我们。他们带来了鲜花和慰问品，感谢我们为医院争了光，嘱咐我们注意保护好自己，好好休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还带来了科（预防保健科）主任高青写给我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小周：
你好！又想念你，又心疼你！
知道你们的工作环境差，病人情绪坏，而且因为任务紧急，走得匆忙，未做技术与思想上的培训，准备不足，尤其是心理上准备不足，包括我也没想到这么急，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你们，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的护士，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了，你们是好样的，为全院职工树立了好的榜样。我敬佩你们，你们是替我们冲在了前头。我想全院职工，全体人民都会感谢你们的。
这次的疫情不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性的了，对谁都是第一次。就像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时的上山下乡、地震、打枪一样，都是第一次。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变迁、天灾人祸，都挺过来了，所以我们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你们生活在条件这么优越、科技这么先进的时代，这么一帆风顺，心理准备不足，承受不了，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我们只能坚强起来，面对现实，调整心态，没有退路，所以不如挺起来，别趴下，坚持就是胜利。
另外还要注意你的情绪，也会影响周围的同志，在这种非常时期，精神上一定不能倒下来，而且要给其他的同志做个榜样。说实在的，这几天我天天都惦记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真心疼你们，尤其是梁媛媛、王娟，和我儿子一样大，什么都没经受过，希望你多鼓励她们，坚持到底。说真的，我心情也一直不好，你们的精神状态也影响着我们。可想想那些病人，他们就更冤了，要同情和原谅他们的无礼，因为他们太痛苦了。什么都要换位想。你说呢？
我们的情绪都是互相影响的，但我们都要坚强，互相鼓励，共同携手，抗击“非典”！
我们今天完成了所有的体检，制定了卫生防病预案。刘桂云（非典患者）家我又去了，她爱人及孩子都好，她儿子要手机，我让大娟去买了，我就是便衣去送的。本周日，我还去了一次，给他们送去了《在家医学观察证明》。我们也害怕，但工作还是要做，大家都有风险，让我们都注意，尽量做好防护。尤其是你，希望看到一个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你凯旋而归！
给你买了点水果，是大家的一片心意，需要什么，尽管来电话。我们祝你及全体一线人员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另，大家工作都很忙，这两周没有一个人休息，昨天小贾还加班打报告，就不一一写了！
高青及全科同志
2003.4.23
这封信是科主任得知医院领导要来看我们，早晨匆匆忙忙写的。看完以后，心里热辣辣的，精神为之一振。
2003.4.25……星期五
中午，韩院长和护理部的郑一宁主任带队来看望大家。郑主任还专门去病房看望我们，看到我们那么辛苦，是真心疼，眼睛都哭红了。她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医院，谢谢你们了！”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全都哭了。
2003.4.28……星期一
看到儿子发来的手机短信：“妈妈，我和爸爸向你致敬！”又看到爱人发来的短信：“家里都挺好，请放心。我们想你，希望你们早日打赢这场战争，咱们早日团聚。”
看到“想你”和“团聚”这四个字，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上午还接到小区物业和居委会打来的电话，很是感动。
下午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爱人说，一楼的邻居，一个下岗女工，听说你在抗非典的一线，给家里送来了二百块钱，说是买手机的话费用。不要，她不干，非要表示一点心思，都快哭出来了。只好收下。我一听，在电话里赶紧对爱人说，咱们怎么能要人家的钱，快去给她送回去。爱人答应了，说回头就去还给她。如果她一定不干，以后再找机会还她，反正日子还长着呢。也别凉了人家这片心意。
一楼的这个邻居我知道，她的父母也住在那个小区，而且多病，平时经常找我帮着打针、输液。每次我都是有求必应，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助人为乐，帮助别人确实是一种快乐。能够体会出这种快乐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幸福。
2003.4.30……星期三
给家里打电话，爱人每次都问我，危险吗？苦吗？累吗？一定要保重。
每次我回答他的语气都很平静，我说：“没有危险，也不很苦、很累。”
我是不敢告诉他实情，怕他担心、着急。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带着个孩子，吃不好，睡不好，惦记着我，要是再让他着急，急出个好歹来，更麻烦了。
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老婆这几天掉了好多肉，腰变得特别细，像和你谈恋爱时那么细了。这次不知又给你省了多少买减肥药的钱。”
他在电话那头儿被逗笑了。听到他的笑声，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就想立刻躺在地上
病房就像战场，像战场那样残酷。
第三天，我是白班，上午的班。我们这一组是四个护士，我、韩建莉、冯晶晶和刘蕾。穿着那么多层隔离衣，戴着防目镜，太热了，很快防目镜上就全是雾。要扎的点滴太多，韩建莉一着急，把自己的手给扎破了。左手的中指。扎得太深了，流了好多血。
她用手掐着，可血还是从五层手套里流出来，滴滴哒哒的，流了一地。因为不知道非典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染，我们就很为她担心，让她赶快出去。她不，她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她怕少一个人，那么多活儿我们干不完。我就给病房外面打电话，外面的护士长也让她赶紧出去，她还是不出去，我们硬是把她推了出去。
一出去，她就被隔离了。给她开了七天的药。到了第三天，她没发烧，就又要求上班了。人手不够，她怕增加别人的工作强度。
也是在那个班上。韩建莉刚被推出病房，冯晶晶突然发现自己没戴防目镜。她平时戴着眼镜，这次不知怎么，穿隔离衣的时候就忘了戴防目镜。都在病房里面干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没戴防目镜。这可把人吓坏了。她的眼睛、还有眼睛周围的皮肤都和病房里的空气接触了，她还近距离地给病人打针、抽血、扎点滴。
可能是心理作用，她感到头疼，身上发热。加上害怕，心跳得特别快。让她赶紧出去，一出去就和韩建莉一起，被隔离了。三天后，她和韩建莉又一起来上班了。虚惊一场。
那个班上，本来是四个人，现在剩下我和刘蕾了。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四个人的工作，要由两个人来完成了。我和刘蕾互相鼓励，在病房里击了一下掌，又伸出手指，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便立刻投入了战斗。
用“战斗”这个词是很恰当的，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投入了战斗那样悲壮。
这个病房还没忙完，那个病房又叫上了。楼上楼下、这里那里地跑着，累，憋气，热，胸口那儿就要炸开了似的，就想躺在地上。要不是病人都在后面等着，叫着，我们早就躺在地上了。当时真是觉得，还不如一下子就死了的好。
刘蕾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就躺在地上。”就要躺下的时候，一个病人在病房里叫：“护士，快来！”她一下子就把弯下去的腰直了起来，跑了过去。
等到从这个班上下来，一出病房，我们就都瘫在地上了。
护士刘红波，四十多岁了，高血压，身体不好，可还是报名上了前线。坚持了四天，虚弱的身体便再也承受不住了，只好被送了回去。
护士刘更，一个二十出头儿的小姑娘，还没结婚，特别能干。第五天，开始发烧，送回去一检查，感染了。和她同屋的两个同事，也被送了回去，隔离了。防护措施这么严格，本来以为万无一失，还是有人感染了，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后来刘更终于挺了过来，战胜了疾病，她同屋的两个同事万幸地没有染上。
第七天，一个叫刘振东的大夫，特别瘦，身体单薄，穿隔离衣时特别在意，不敢出一点闪失，可还是发烧了。送回去一检查，不是非典，是陈旧性肺结核。把他自己吓了一跳，我们也都被吓了一跳。
护士周克薇，二十二岁，上夜班的时候，突然感到胃里难受，吐了出来。戴着那么多层口罩，不敢摘，就吐在了口罩上，把嘴和鼻子全都糊住了。班上的人让她出去，她不。里面的人就给外面打电话。
护士长了解她，这孩子不容易，父亲去世，母亲在美国，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一听说要上前线，她就报了名。平时身边就没有亲人，现在又受这么大的苦，心里还不知道有多委屈呢。护士长觉得这孩子太可怜，心疼呀，让她出去，她也不出去，非要把活儿干完了，到下班的时候再出去。
护士长急了，对别的人喊：“你们一定要把她给我弄出来！”她的同事这才把她推了出去。
虽然是夫妻却要保持距离
我们住的地方还不错，因为是市卫生局的培训中心，外面的环境挺好。宿舍的后面有一座小山，休息时，我就到山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补充氧气，恢复体力，增强免疫力。我想跑跑，慢跑，可是两条腿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跑不动。即使咬着牙，我也要坚持锻炼。我想，我一定不能倒在这里，不能被传染上，一定要健康、安全、准时地回家。
我还想看看书。专升本的考试虽然推迟了，可还是得考。我想休息的时候复习复习功课。可是，因为在病房里大脑缺氧，回来那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恢复，所以脑袋是木的，一点儿也看不进去，更记不住了。只好把课本放下。下了班，除了睡觉，就是到外面的小山上坐着，不但脑袋是木的，哪儿哪儿都是麻木的，反应迟钝。
我们那批有一对夫妻，丈夫是大夫，妻子是护士，都还不到三十岁。丈夫叫李浩，妻子叫安兢，两个人一起报的名，一起上了前线，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虽然天天见面，但两个人也不敢亲密接触。
后来从前线退了下来，去地铁度假村休整的时候，有人建议他们住在一起，领导也同意，但两个人执意保持距离。安兢说：“我是护士，在病房呆的时间长，接触的病人多，身上肯定带的病毒也多。我可不想把病毒传给他。”
两个人即使出去散步，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做，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爱。对自己负责，对爱人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亲人的爱，更是对所有人的爱。从这样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他们夫妻的精神境界。
五月三日，是大夫牛应林的三十六岁生日。那是我们从前线下来的第二天，我们已经到了地铁度假村进行休整，地铁总公司的领导知道了，专门为牛大夫送来了生日蛋糕，表示祝贺。那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蛋糕，唱歌，后来又跳舞，玩得很开心。
牛大夫也很激动，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我会一辈子记住这天，记住大家。休整后，只要一声召唤，我会毫不犹豫地再上前线。”
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通过这次考验和洗礼，我也想了一些东西。我觉得，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个人也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我对我们的党，也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党的先进性通过我身边的党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还说那天把手扎了的韩建莉。她是眼科的护士，刚做了一个手术，正在家里休息，一个电话，她就和我们一起上了前线。她二十八岁，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在胸科医院，上完第一个班，洗澡的时候，她告诉我：“这是我术后10天，洗的第一个澡。没想到这个澡是在这儿洗的。”
医院护理部发现了这个情况后，第二天就打来电话，让她回去。她说：“我既然来了，就不会中途下去。我已经好了。我是一个党员，应该留下。”
接着就把手扎了，扎了手也没回去。
泌尿科的护士长付凤齐，也是党员，四十多岁了，自己身体不太好，爱人腰间盘突出，疼得动不了，正准备动手术。她为了带头儿，科里第一个报名上了前线，只好把丈夫的手术推迟了，靠理疗维持。她的手也被扎了一次，隔离了两天，又上去了。
医院让她回去，她说这里人手紧，孩子们太辛苦，我怎么能把她们扔下，自己回去呢！她是护士长，年龄又大，本来可以不进病房，在外面协调，可她为了体验护士们的辛苦，经常和我们一样穿着隔离衣，进病房，和我们做一样事情。谁有个什么事儿，她都主动上去替班。
手术室的护士长段立静，46岁，是我们护士里年龄最大的。也是党员，也是写请战书，要求上去的。所有我们这些人的消毒、隔离，还有病房的消毒，都是她把关。她也可以不进病房，可她经常和我们一样，到病房去，和病人聊，安慰他们，态度特别好。
和我们一样感受了四个多小时后，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她流着眼泪说：“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太不容易了。有的孩子在家没准儿还撒娇呢，可是她们在病房里，一个个都那么勇敢。”
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所有的护士。
一直和我住在同屋的李惠娥，是友谊卫校的老师，研究生学历，党员，热情、善良、有能力。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大部分护士都是她的学生，她主动承担责任，在生活上关心大家，沟通思想，协调工作，鼓舞士气。谁的班要是安排得不合适，她就嘱咐：“别着急，我帮你去协调。”
她把人际关系处理得特别好，她说：“她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不能让她们受了累，受了苦，再受委屈。”有时，里面的护士身体不适，她就进去替班。下了班，又接着在外面上班，经常是二十个小时连着转。
这些党员激励着我，让我有了目标和榜样。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火线入党”，我只想把工作做好。什么样才是好呢？我身边的党员就是我要求自己达到的标准。
在地铁度假村的时候，院党委通知我，鉴于我的表现，和长期的努力，党组织准备吸收我为正式成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潮起伏，泪水夺眶而出。
我想起了牛大夫过生日那天说过的话：“休整后，只要一声召唤，我会毫不犹豫地再上前线。”他说的，其实，是我们所有医护人员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