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日，我来到文摘报，到2011年6月1日，正好是17年。那时我29岁，头上一根白发都没有，现在我是46岁，头上已经有很多白发。每次去理发，理发的师傅都会提醒我：“白头发又多了啊。”照镜子的时候，根根白发有时会让我有触目惊心之感，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
十七年里，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坐下来回想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情景，就像成群的蝴蝶一样，翩然而至。信手抓了几只，就有了这篇文字。
一、我来到了文摘报
我是怎么来到文摘报的呢？
当时，肖黎是文摘报的总编辑，曲冠杰是副总编之一。老肖来到文摘报不久，就把四个版的文摘报扩大为八个版，编辑部改成了报社。原来的编辑不够用了，就陆续招聘了一些。老肖问老曲，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老曲在延庆工作过，和《考试》杂志的编辑徐益民关系挺好，徐益民是延庆人，曾在延庆师范学校教书，教过我的语文。
老曲就去问老徐，说文摘报现在缺编辑，你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一个。老徐就想到了我。他说我是他教过的学生里，语文学得最好的一个。他也知道，我当时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并且已经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
老徐想找我，却没有我的联系方式。他打电话找了他的很多学生，最后才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刚吃完晚饭，正准备出去散步，老徐的电话就打来了。老徐把意思说了，问我愿不愿意过来试试。我知道光明日报，可不知道文摘报，之前我还真没看过这份报纸。我说，让我想想，和家里人商量商量，三天之内给您答复。
我当时在北京电视台驻市委农工委的记者站作电视记者，这个记者站在北京市农村宣教中心。这个宣教中心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到处租房子，先是在方庄的方星园，后来又搬到了方群园。我呢，家在延庆，老婆孩子也都在延庆，每天往回跑很不现实，只好住在单位。可单位连个宿舍都没有，我只好睡在办公室里。单位还没有食堂，我吃饭只好到街上自己解决。
我感到特别不方便，特别不适应，干了八个半月，我就下定了决心，准备再调回延庆，和老婆孩子团聚。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老徐的电话，我就很犹豫，很矛盾。一方面，报社编辑的工作对我来说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我想去试试；另一方面，这里肯定也没宿舍，甚至连办公室也不让住，生活就很不方便。我是一个特别恋家的男人，每天下班匆匆忙忙赶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远离老婆孩子，像个野狗似的四处游荡，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我就是因为不愿意继续品尝这份痛苦，才下决心调回延庆的。这个决心我已经和原来的单位说了，市委农工委也答应了，并且许诺，我如果想调回延庆，想去哪个单位，他们负责协调。
我先和老婆商量，她的态度非常肯定，说，去，去试试，不合适再回来。我说，那里没有宿舍。她说，那就住我姐姐家。她有姐姐在京城，房子很宽敞。我说，孩子这么小，你一个人上班带孩子，不方便，我不放心。她说，没事儿，我让我妈帮着带。老婆这么一说，等于把我的退路给堵死了。
我又和几个兄弟商量，他们也鼓励我去试试，家里如果有困难，他们会帮着解决。这样我就下了决心，过来试试。如果还是不适应，再回去不迟。我带了几本杂志，有两本《十月》，一本《青年文学》，一本《北京文学》，上面都有我的作品，来到光明日报社，找到老徐，老徐把我交给老曲，老曲领着我去见老肖。老肖和我聊了几分钟，翻了翻我带去的几本杂志，就拍板让我过来试试。《十月》杂志一度影响非常大，当时的影响也不小，老肖后来对我说，我一看你能在这么大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也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和水平。
我记得当时老肖给我打了一听易拉罐的可乐，我还没来得及喝，我们的见面就结束了。我觉得老肖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贵人，他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舞台。我登上了这个舞台，一亮相，就一口气“表演”了十七年。我的表演虽然谈不上精彩，但我喜欢这个舞台，我也很努力，总想把我的角色演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曲、老徐也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们，我的人生肯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老肖是一个有个性、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他疾恶如仇，对丑陋的人和事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对跳梁小丑基本上是定期敲打，不给任何闹腾的机会。虽然有些偏激，倒也是对症下药。
二、我的搭档
我爱这个集体，十七年过去了，我对这个集体的爱不是更淡了而是更浓了，不是更浅了而是更深了。我觉得这个集体里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论是在这里干得时间长的还是干得时间短的，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我一来到这里，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不欺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田燕都，她在办公室，我在当时的一编室，本来接触并不多，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无意中坐在了她的旁边。我记得那时候吃饭已经免费了，每人一个盘子，大师傅给你往盘子里盛，没有饭卡。你吃了，就吃了，没吃，也不退钱。不像现在，每人一个卡，不吃饭，钱就存在了卡里。
我坐在小田的旁边，她看我吃得快，就把自己盘子里的肉菜，分一点儿给我，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十七年前的小田看上去当然更年轻，更脆生，也更响亮。后来王玲在形容小田的时候，爱说的一句话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那时的小田，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阳光也很灿烂。
乐于助人是小田的一个天性，也是文摘报很多人的天性。因为这样的人多了，这个集体，给人的感觉才更融洽、温暖。即使不是我，是别的新来的男同志，坐在了小田的身边，她看你吃得很快，好像是不够吃，她也会把自己盘子里的菜分点儿给他。我刚到文摘报的那段时间，每次午饭时，都愿意坐在小田旁边，即使我不要她分给我的菜，我也能感受到这个集体，通过她，散发出的暖意。
我一来到文摘报，不到两个星期，就开始和“小贺”发一版了。我们是每人编发一期。她编发的稿子见报时，责编的署名是“小贺”，她的本名叫贺海萍。我们合作的时间不长，好像有三四个月，她就出国探亲去了，她的丈夫好像是在驻尼伯尔的一家什么公司做事。她给我的印象很好，有文化，有素质，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举止得体，是个知识女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说到丢自行车，北京人凡是骑自行车的，没有人没有被偷过，而且不止一辆、两辆，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她说，政府！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盗贼猖獗。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法制国家，政府应该出面向民众道歉，并且作出承诺，怎么改善。百姓也有权力，问责政府，甚至弹劾政府！
听了小贺这番话，让我对她肃然起敬。她的话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她看问题的角度和我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偷车贼的可恶，她想的却是政府的不作为。如果老百姓真的能够问责政府，甚至弹劾政府，那么，很多问题肯定早就解决了。十七年前如此，十七年后仍然如此。
我的第二个搭档是王玲。王玲是个热心人，在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予我很多帮助，是个热心的大姐。工作之余，王玲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那些生活不幸的人们排忧解难。她有时下了班就去接听热线，不能去学校接孩子，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呢，也乐于助人，就爽快地答应，尽心尽责地去完成。王玲出于感谢与关心，有时晚上就叫我去她家吃饭。
王玲心细，怕我一个人去她家感到拘束，就把当时编室里的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潞尘也叫上了。有了潞尘，我的拘束感就小了很多。我离家在外，在王玲家，终于又找到了家的感觉。潞尘比我还惨，她连自己的家还没有，孤零零一个人，漂在北京，对家的气氛应该更敏感。
文摘报的编辑出差的机会很少，我记得我一共单独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无锡，一次是去绍兴。我清楚地记得，这两次，都是我身在外地的时候，接到了王玲从单位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怎么样，注意安全等等，说的虽然都是家常话，却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
第二次，也就是我在绍兴的那次，王玲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在我和王玲通话的时候，旁边的人仍然在和我说话。这样，我既要和王玲说话，又要应付旁边的那个人。王玲在电话里感觉到了，她以为我心不在焉，有点儿不耐烦，回来还问过我。我赶紧道歉，并做了解释。王玲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在王玲亮堂，没有和我计较。
我的第三个搭档是潞尘。老肖想创新，决定设这样两块版，一块叫“万象”，每期只发一篇稿子，要有故事性，可读性，属于社会纪实一类；一块叫“视听”，摘发好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广播里重大的、有深度的新闻报道。老肖想找两个年轻点儿的编辑做这件事，就选中了我和潞尘。
当时就有人对这两块版有不同意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万象”后来更名为“人间万象”很受读者欢迎，是成功的；“视听”呢，总感觉费力不讨好，电视和广播，人家有画面、有录音，这样就有了现场感，变成文字，就失色很多，后来终于被取消了。
我和潞尘搭档的时间较长，应该有两年多吧，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有的人你和他相处，总觉得特别拧巴，别扭；有的人，却让你感觉很宽松，很舒服。潞尘就属于后一种人，虽然她不停地抱怨，说这个的不是、那个的不是，但你感觉她的内心仍然很阳光，很乐观，并没有真的往心里去。
潞尘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儿，还没有结婚，有一个男朋友，但潞尘对他很不满意。她的男朋友当时好像正在北京读博士，潞尘说他抠门儿、不知道关心人，总之特别自私。两个人好好坏坏，好又不甘心，吹又舍不得。最后，据我所知，还是吹掉了。
当时我们编辑室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叫杨华，性子有一点儿慢，感觉比较憨厚。他总是向潞尘示好，他比潞尘小，潞尘姓宿，他就叫她“宿姐”，他经常在快下班的时候对潞尘说：“宿姐，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我爸爸做的菜可好吃了。”潞尘回答得很干脆，说：“不去！”杨华就说：“去吧。我爸爸对女孩子可好了。”潞尘又说：“滚一边去！”
杨华也不生气，过两天又叫潞尘去他家吃饭，又被她干脆地拒绝。有时杨华会直截了当地说：“宿姐，给我做女朋友吧。做了我的女朋友，你就不用在外边租房子了，就可以住我们家了。”潞尘就乐了，对着杨华的脸小声而坚决地说：“滚！”
我对潞尘说：“杨华对你那么好，人也不错，你干脆嫁给他算了。”她说：“我才不呢。他不爱洗澡，脚特臭。我对不讲卫生的男人，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说：“咱们这儿还有比他更不讲卫生、更脏更臭的呢。”她说：“这样的人，提起来就令人作呕。”我说：“结了婚以后，你可以天天让他洗呀。”她说：“有的男人怎么洗，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干净。”
潞尘会唱歌，有一次报社组织卡拉OK比赛，她获得了一个三等奖，高兴坏了，比赛结束了她还不走，还一个接一个地唱，还非让我陪着她。我头疼不已，趁她不备，跑掉了。潞尘是一个既斤斤计较又大大咧咧的女孩子，我有时挺怀念和她搭档的那些日子。
我的第四个搭档是李宝华。李宝华挺有能力，挺有水平，挺有想法，也挺有个性，可能是因为太有个性了，多少有一点儿不着调，弄得人际关系不太好。他先是在广告发行部，后来又和我一块儿发八版，干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就离开了文摘报。我和他相处得还不错，他是个大龄未婚男青年，经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下班后就经常去约会，约会就要请人家吃饭。可他的囊中总是羞涩，每次约会前都和我借钱，我也愿意成人之美，就有求必应。他也讲信用，第二天就把钱还给了我。
李宝华调离报社好多年了，我偶尔还会给他打个电话，问他结婚没有，他声音很大地回答，还没呢，你是不是要给我介绍？我笑了，说，早点儿找个女孩儿结了吧。他还是声音很大地说，我比谁都急，可是找不着呀。
我有时就在想，李宝华的条件那么好，学历高，人也聪明，长得也不赖，怎么就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嫁给他呢？我想可能是他的不着调，把人家都给吓跑了吧。再有，他也有一点儿像潞尘形容过的那种男人，就是怎么洗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很干净。他也是奔五十的人了，愿他早日找到满意的伴侣。
我还和刘瑞一起编过八版，和谭画今一起编过五版，和马津京一起编过三版，和吴越一起编过五版，她们都是很好的搭档，都给过我无私的帮助，我也从她们每个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三、我的几次获奖
十七年里，全国文摘研究会的年度奖项，我一共获得过七次，五次优秀摘编一等奖，一次优秀论文二等奖，一次优秀论文三等奖。它们分别是：
一、《惊心动魄的的六天》（《文摘报》1998.12.13），荣获1998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摘编一等奖。这篇文章是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记者的亲历记，记者去采访一个县里乱砍滥伐的事情，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下令对这个记者围追堵截，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住他，毁掉他手里的录像带。该记者经过乔装打扮，才虎口脱险。该县的县委副书记，因为向记者通风报信，被县委书记送进监狱。
这篇文章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又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副总编程亦军在二校上写了一个字：“好！”
二、《是“知识英雄”何不还乡》（《文摘报》2000.3.9），荣获2000度全国文摘报优秀摘编一等奖。这篇稿子说的是河北省迁安县沟南庄，20年里有46人考进了大中专学校，已毕业26人，返乡23人。这些人学成返乡，把先进的知识和观念带回了家乡，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20年前全村年人均收入103元，20年后，全村年人均收入3100元。这篇稿子，在送审的时候，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王晨曾在大样上批了三个字：“相当好。”
三、《穷吃，吃穷！记者亲历西北狂吃》（《文摘报》2003.4.6），荣获2003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摘编一等奖。该文作者是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她到西北甘肃武威出差，一路上的经历，尤其是目睹当地干部大吃大喝到了疯狂程度的经历，让她目瞪口呆、痛心不已。作者说她去过很多地方，公款吃喝哪里都有，可是像西北部分地区那种疯狂的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原文发表在《采风》杂志2003年第4期，《文摘报》摘编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甘肃很多地方，这期《文摘报》很快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人把这期报纸复印下来传看。据说，那些被文章点了名的官员，在那段日子里表现得惶恐不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说了老百姓想说没处说的话，这也就是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作为责编，我接到很多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感谢文摘报摘编了这样一篇好文章，希望我们为呼唤良知，为社会风气的好转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用MBA理念培养孩子》（《文摘报》2006.12.31），荣获2006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摘编一等奖。这篇稿子，说的是一个在商海驰骋多年的CEO父亲，将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理念引入家庭教育，自创MBA教子方案，取得成功的故事。
他的女儿在中考前夕，突然决定放弃报考重点高中，要学美术，学动漫。父亲便开导女儿，教她学会规避风险，他说：现在你有两种选择，一是学美术，不成功便成仁；二是考大学，选择一门视野宽、阅历广的专业，比如律师、翻译、传媒等，将来能以此为职，也能等有了经验和阅历，改行从事艺术。女儿经过认真思考，决定报考重点中学。父亲还因势利导，教育女儿掌握效益最大化，给欲望设底线等。孩子逐渐成熟，学习成绩优秀，在数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的互换留学生。
当时的主管编委薛昌词在这期的送审大样上批道：“今天八版人间万象的文章选的好，既有品味、思想，又有可读性，文摘报是光明日报办的，要考虑文化品味。”
五、《四川人》（《文摘报》2008.7.13），荣获2008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摘编一等奖。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全国的所有媒体上几乎全是这方面的报道，说的也都是抗震救灾一线的英雄事迹。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距离第一次大的地震已经有一个半月多一点儿的时间。作者换了一个角度，从四川人的性格入手，着力表现他们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坚韧、达观和幽默。
文章说，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四川人有自己救助自己的一套生命策略，生命哲学。什么是达观？达观就是不认死理，不较死劲，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另辟蹊径。什么是幽默？幽默就是一种宣泄，就是转换看世界看事物的方式、角度，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进行自我拯救。文章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四川人的幽默、达观和顺势应变的生命哲学。
原文有将近一万字，经摘编后压缩为三千二百字。在摘编过程中，我注意保持文章的原有风格，保留了原文的生动细节，而对一般性交代进行了压缩和概括。成稿虽短，但独立成文，较好地体现了文摘编辑对原稿进行“再创作”的作用。该文在文摘报见报后，受到了读者和同事的好评。
六、论文《应该选什么》，荣获2006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论文三等奖。这篇论文，是2007年5月11日我在文摘报业务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应该选什么”的问题，即：选导向正确的、选读者关心的、选可读性强的、选格调高的。
七、《浅谈周末版的可读性》，荣获2010年度全国文摘报优秀论文二等奖。这篇论文，是在2010年4月6日我在文摘报业务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周末版的可读性和服务意识》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是可读性与深度发掘，二是可读性与文化品味，三是可读性与正确导向，四是可读性与服务意识。
我很珍惜我所获得的每一个奖项，我把它们当做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我不断进取，鞭策我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
四、我参与的报社活动
国外有人调查发现：患有当众说话恐惧症的，比害怕死亡的人还要多。通俗点儿的说法就是，很多人不怕死，却害怕当众讲话。我从小就患有这种恐惧症，就是害怕当众讲话。
虽然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而且我表演的快板节目从村里一直说到乡里（那时叫公社），又从乡里说到了县里。那时我还不会打快板，学校就专门给我找了一个上中学的人，为我打快板“伴奏”。虽然上学期间，凡是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都参加，或自愿或被指定，反响也还都不错；虽然我当了将近五年的教师，课讲得还算受学生欢迎；但是，我仍然害怕当众讲话。
有时在外边参加各种活动，总有人点名让我发言，这时我就极力推脱，说自己是“带着耳朵来的，嘴巴忘在了家里，所以只听不说”。人家看着我的窘劲儿，就“饶”了我。若是人家不愿放过我，我就只好说几句。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心跳得特别厉害，大脑里一片空白，舌头也是麻木的。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有时会相差很远。
这样可不行，有一天我下决心：一定要提高自己当众说话的能力。有人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世界上最厉害的三件东西，一是口才，二是金钱，三是核武器。口才名列第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我锻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朗诵唐诗宋词，还有现代诗歌，这项活动一般都是在家里进行；二是去“快板沙龙”去说快板。
崇文文化馆有个“快板沙龙”，是一群快板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活动，先是名家授课，然后是爱好者登台表演。有一段时间，我成了这个活动的热心参与者。虽然我的水平是较差的，但是我的积极性却是很高的，每次都登台，都虚心向人请教，感觉进步还是很快的。
不论是朗诵诗歌，还是说快板，我的目的都是锻炼自己的口才。同时，大报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我也积极参加。参加大报的活动，除了可以锻炼当众说话的能力，还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的人，同时被更多的人认识。
2007年2月9日，报社组织了迎新春联欢会，我主动给活动的组织策划部的单三娅打了个电话，说我想出个节目，出个快板小段儿。她一听，挺高兴，本来节目都已经定了下来，但还是把我的节目加了进去。演出之前有个彩排，虽然我很紧张，感觉一塌糊涂，可还是得到了周围人的鼓励。
我那次表演的是个传统的快板小段儿，叫《糊涂县官》，很多快板名家都表演过。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报组织的文艺活动，上台前，紧张得总想临阵逃脱。我鼓励自己，要坚持住，好比闯关，过去了，你当众说话的能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去的，说了什么，又是怎么下来的。
有同事用自己的家庭摄像机给整个活动录了像，并送给了我一张光盘，后来我多次在电脑上“欣赏”自己的表演，每次都能看出很多错误和破绽，每次都感到无地自容。我爱人看了我的录像，笑着说：“这个男人胆儿真大！”
第二年年初，单三娅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再出个节目，还是快板，而且快板词都写好了，是文艺部付小悦写的，题目叫《光明日报真红火》，里面说到的人和事儿，多是我不认识的，不了解的，所以背起来就特别吃力。2008年1月25日下午，报社的联欢会正式开始。我感觉背得挺熟，可一上台，竟前言不搭后语，卡壳了。善良的观众都是领导和同事，看着我的窘态，他们用笑声和掌声对我进行了鼓励。
那次我除了表演了这个自创的段子，还说了一个传统的快板小段儿《傻子拜年》。虽然还是紧张得要命，虽然卡了几次壳，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比上一年进步不小。
我参加报社组织的第三个活动，是2009年6月19日的“庆祝光明日报创刊60周年朗诵歌咏比赛”，这次我朗诵了一首诗，王蒙的《青春万岁》卷首诗，并获得了三等奖。这次我是代表文摘报参加的，所选的诗歌也是和马总商量后定下来的。正式比赛之前，也搞了一次彩排，彩排的时候，当时主管文摘报的编委薛昌词就坐在台下。看了我的朗诵后，他说：“形象和声音都很好，代表了文摘报的水平。”
这年的9月29日，报社又组织了一次“做新时代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演讲比赛，我又一次代表文摘报参加了比赛。全报社有21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其中女选手10名，男选手11名，比赛结果是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我获得了三等奖，而且是男选手里面唯一一个进入三等奖的人选。我演讲的题目是《大格局与大手笔》。在正式演讲之前，我曾在办公室给于丽娜“试演”了一次，让她帮着挑挑毛病，我记得于丽娜听完以后，说：“演讲词特别好，我给打满分。”满分不敢当，但我确实是用心了。
这次演讲，社办录了像，之后我让郭俊峰给做了一张光盘。我爱人看了光盘后，说：“形象、声音、内容都挺好，就是有点儿急。”她的感觉很准确，确实“有点儿急”。为什么会“急”呢？就是因为紧张。什么时候不紧张了，给人的感觉也就不急了。我把那次的演讲稿附在下面。
大格局与大手笔
大家都喜欢看《文摘报》，因为它“集百家之精华，成一家之特色”，是报纸中的报纸，精品中的精品。《文摘报》的编辑也是编辑中的编辑。有不少的人，以为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剪刀加糨糊，剪刀一剪，糨糊一粘，一张报纸就出来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文摘报的编辑，同样需要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能力。
天林总编曾要求编辑、记者要“谋大局，干大事，办大报”，后来又提出要有“大格局，大手笔，大影响”。这六个“大”对我的触动也很大。我想，要做好这六个“大”，首先要做到一个“大”，就是“大格局”。要做到“大格局”，应该具备这样三个条件：
一是勤学习。一个人只有勤于学习，才能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读书，除了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我还有意识地读一些政策性和理论性的文章，以弥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这两年里，我逐篇地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我是把“毛选”和“邓选”当成美文来读的，更主要的是从中学习伟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外，只要是《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所作的报告、讲话和演讲，我拿回家，晚上都要读一遍。在阅读中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样的学习，能够保证我们在工作中永远做到导向正确。
二是有追求。一个人有了追求，他的生命才更有意义，才会有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今年五月我如愿地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有同事对我说，你这个年龄还有这样的追求，不简单！我为什么人到中年，还有这样的追求呢？这要从一件事情说起。2003年我们国家闹非典，北京的形势非常严峻。我爱人是友谊医院的护士，他们医院也正在组建医疗队，准备去特定的医院救治非典患者。当时全国已经有不少的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时，感染了非典，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天晚上，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爱人马上到医院集合，去参加第一批抗击非典的医疗队。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刹那间还是有点儿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去不去？”关键时刻，我说：“去！敌人来了，士兵就要上战场，保家卫国。现在非典就是敌人，你们医护人员就是战士。这种时候，不能退缩。”我知道，即使我不这样说，她也绝对不会退缩。但是，我这样说和不这样说，对她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爱人听了我的话，立刻下了决心，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上了抗击非典的一线。
我爱人和她的同事，当天夜里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苦，非常危险，她的好几个同事就感染了非典，倒在了战场上。我爱人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沉着勇敢，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医院的党组织火线将她发展为中共党员。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血与火的洗礼，她从前线回来以后，向我讲述了这段特殊的经历，我被她和她同事的事迹深深打动。她讲得泪流满面，我听得热泪盈眶。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把她的讲述写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题为《前线——来自抗击非典参战护士的真情报告》。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了《北京文学》杂志上，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并被收入多种选集。
经过这件事，我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我想，只要有我们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于是经过认真的思考，2005年年底，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那一年，正好是我的不惑之年。
三是有作为。一个人在工作上有所作为，他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文摘报》的总编辑马宝珠，要求我们要做到“有位有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作为，而且要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我在《文摘报》工作15年了，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有位有为”的要求。我选发的稿件，曾经五次获得全国文摘研究会的年度优秀摘编一等奖，我的一篇谈工作经验的论文《选什么》也曾获得优秀论文奖。
《文摘报》之所以能够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具有“大格局和大手笔”的编辑们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奉献，我收获，我快乐！
最后，我想用一首小诗结束这次的演讲：
胸中常怀大格局，
勤奋练就大手笔。
铮铮铁肩担道义，
唱响时代主旋律！
谢谢大家！
2011年6月，我代表文摘报参加了报社组织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征文”比赛，这是我第五次参加大报组织的活动，我的参赛文章《感动与激励—记三个鞭策我不断进取的亲人》获得了一等奖。
想说的人还特别多，想说的事也特别多。我在文摘报这十七年里的经历和感受，就是用十七部长篇小说的篇幅也说不完，好在来日方长，让我可以慢慢地想，慢慢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