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老人相传，官鹅沟鹿仁村的鹿仁寺，是从属于西固即今舟曲黑峪寺的，两寺仅一山之隔，黑峪寺在山后，鹿仁寺在山前。据《宕昌县志》载，明、清时今宕昌县境内有大小佛寺60多座，由此推知，马土司在今宕昌县境的辖区有寺院当在40座左右。这些寺院中的一些主要寺院在清代后期虽然归属藏传佛教的拉卜楞寺系统，但其基本情况与甘南藏区有所不同，不是纯粹的藏传佛教，而是藏传和汉传佛教兼而有之，相互融合，如岷州大崇教寺僧人一样，同时用汉、藏两种语言文字讲经说法。正如《岷州续志采访录》所记：“昔俗侫佛，剌嘛林立，在家长老，亦念嘛呢。老人群聚诵咒，词杂番汉。”还有一些寺院则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如崖寺，有藏传“护神”殿，但基本保持着汉传佛教面貌。马土司所辖下片地区即今舟曲县境的八楞、三角坪、武坪一带的状况，据《舟曲县志》载，有以八楞寺、武坪寺等10多座寺院，均为完全意义上的藏传佛教，归属拉卜楞寺系统。这些寺院与马土司衙门的关系相应松弛一些，在宗教上直接受拉卜楞寺及其属寺和支寺领导，马土司只能是较为重要的施主，不可能达到完全控制。以上情况说明，宕昌马土司虽然与佛教寺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通过支持保护藏传及汉传佛教寺院的发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与纯藏区和汉、藏杂居地区的僧纲司相比较，这种关系则是较为松驰的，而佛教寺院在维护土司统治方面的作用也就相应地弱小一些。
马土司属民的成分。家谱《马氏世谱纪略》的“重叙小引”说：“今国栋公厘牧汉、土、番民，代完国税，计熟而后取之，视贫乏者免之，物不求盈，恩泽之大，军民佩戴。所以他乡民庶，乐为归附，至输饷公家，疆土式增”。这里所说汉、土、番民，即是马土司属民的基本成分。“云峰氏家训”说“训番化野，殚其多方，土人感戴，题抚番羌”。天顺七年（1463）马成承袭土司后“二十年来，地方安靖，番、汉无事”。《马氏历仕世职顶辈宗图》马乾简介说“番、汉戴之如父母矣”，“番、汉地方赖以无事”。可见马土司属民是番、土、汉三种成分构成是没有疑义的。那么这三种成分是如何区别的？三者的具体状况又如何？先看汉民。《岷州续志采访录》“户口”条记述清末时岷州汉民情况是：“汉民之中，有曰族夫者，现七百四十八户，前明旧为番族，隶诸土把总者也。今每补筑城垣，则州檄各土把总派拨以应役。有曰寨军者，向系番、汉各军兵把守诸隘寨者也。今隘寨久已湮废，寨军与齐民（平民）无异，但每岁纳束于武官，以抵里民之杂役而已。有曰卫户者，向隶岷州卫以助兵守城者也。有警，则由营派拨枪手巡逻城池，无事但纳鸡雉小物于武营，亦不应杂役。其余俱曰里民，丁粮之外，例支门役杂差。”土民情况是，“土民均归土司管辖。雍正初，已废土司赵廷贤所辖之四十八族，今为归安里。光绪初，改袭把总故土司后振兴所辖之八十余户土民，改土归流，今附属闾井里。二里已为汉民，归州编户矣。现南路宕昌土司马继贤管土民十六族，东路麻龙土司赵士林管土民三族，北路攒都沟土司后淮管土民二百九十名。此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久与汉民无异，银粮及命盗重案，悉归州官征收、审判，土司不过理其寻常词讼而已”。番民的情况是：“番民中有熟番者，为归安里，已归州治。其境外生番与马土司南境三岗、五坪等族接壤者，为松潘韩盼土司所辖之黑番，名曰答瓦黑番；迤西与本州西南境鹿儿坝、马烨仓等接壤者，为杨土司所辖之生番，名曰铁布。”“铁布以西之番，名曰卓挂。以番语译之，卓挂者，其真种也；铁布者，非真种也。盖汉人有入番赘婚者，又有兵燹时规避差役及犯罪遁入者，故彼族以为非真种也。”很明显，这里实际上是按照行政管理范围划分汉民、土民和番民的，而不是完全根据民族成分来分别汉、土、番。州县直接管理的里甲居民即里民为汉，土司所管居民不管番、汉均称土民，岷州各土司及州境西南边界外藏民称番，而番又分熟番、生番、黑番。在习惯上和明、清史料中，土民又有土着居民的含义，不完全指土司所管居民，明弘治十四年（1501）任洮岷兵备道的五云凤在《重建学宫记》中就说：“岷故研种羌居焉，西夷也。国朝洪武中，曹国公取其地，降其人，号为属番。其在前元降者为土民。”“民之徙者，卒之戍者，居既久，土民举止、言语与内民无大相远，秀且文者，亦时有之。”这里的土民则明显是指当地土着居民。而所谓汉民，也不完全指内地来当地久住的汉族，是既包括了改土归流后原土司所管辖的番族，如多纳土司赵廷贤所属“四十八族”，也包括了“其在前元降者”的番民，即元代以来即已汉化的番民。因此，明、清时期岷宕地区包括整个甘青地区，汉民、土民和番民的区分标准是不确定的，界定模糊，不能用今天的民族概念来理解。按照今天的民族成分来区分，马土司属民的状况应当是以下几个具体类型：番民，即现在的藏民。这一部分是其属民的最基本的一部分，从最初的“木家七族”，到后来不断征服及归附的“十六族”，也就是上片宕昌周围以今官鹅沟、大河坝沟为中心，包括今贾河乡的七竜、叶地拉、油房沟，临江乡的土崖头、周家峪及马鞍山等村庄；下片今舟曲境内的八楞、三角坪、武坪及池干乡的藏族村庄。土民，即明、清时已有较深程度的汉化或汉、番杂居，现已完全演变为汉民的村庄。这一部分包括上片宕昌周围的原“隘口一十六处”，即康熙《岷州志》中记载的今兴化乡硙子坝、没遮拦、老尖山、鸾草坝，车拉乡的茹树沟、京沟，甘江头乡的土崖头、干江头，新城子乡的老树川、新城子，城关镇的禄纳寨、宕昌大沟，何家堡乡的白水川、何家堡、甘（缸）沟坪，簸箕乡的屯寨；下片即今沙湾乡的上堠子、前山、大坝里（疑今董家庄、寺下）等村庄。汉民，即明代已受命管理的草川（今兴化乡境），清初顺治时自愿请求上级归属马土司管理的“硙子坝数处居民”及后来受命兼管的“临江、汤瓦二里百姓并五寨居民”，包括了今南阳片五乡镇及下至甘江头乡通北口、北至簸箕彭都的宕昌周围全部汉族村庄。按照康熙《岷州志》的记载，马土司境内的五寨是宕昌寨、新城子寨、老树川寨、临江铺寨、干江头寨，这五寨是官兵与土司隘口番兵共同防守的，如宕昌寨明代设汉军16名，番军1名；新城子寨明代设汉军19名，老树川寨明代设汉军21名。兼管的临江、汤瓦二里和五寨何时不再兼管，没有具体资料考知，而五寨则由于多与马土司所管隘口融而为一，当从清顺治起一并归属土司管辖，直至与其他辖民一道改土归流当是没有疑义的。从渊源上说，这些汉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宕昌国灭亡中央政权在宕昌实行郡县制后，进入本地的汉族留居人口，特别是宋代后驻防戍守官兵及屯兵家属，自然迁居的行政官吏，经商者及流落人口等等。二是经宋以来郡县地方行政机构管辖下与汉民杂居历时久远而已基本和完全汉化了的原宕昌羌人，包括东南部杂居的部分仇池所属氐族人口。三是宋元以来逐渐汉化了的唐安史之乱后进入本地的吐蕃与宕昌羌人结合而成的本地番族人口。这几部分人口经过数百年的长期融合，形成了当地的汉族。
家谱涉及的几个重要人物
马虎蛮在目前所见的所有史料包括家谱的《马氏世谱纪略》中，都没有马虎蛮的任何记载，只有家谱的《马氏历仕世职顶辈宗图》记录了马虎蛮的简况：“马虎蛮，系珍胞弟。因剿抚常哈、岳藏等族有功，复升授世袭指挥使职。至洪武二十九年阵亡。生子曰进良。”《马氏历仕世职顶辈宗图》是最详细具体、真实可靠而又十分保密严肃的土司承袭历史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按此记述，《纪略》及康熙《岷州志》、乾隆《皇清职贡图》及张维《甘肃青海土司志》均将马虎蛮的事迹记人马珍名下，漏记了马虎蛮。很明显，地方志和《皇清职贡图》都是由《纪略》而来，因为《纪略》是明嘉靖时的资料，其他记述是清代资料。于是，我们遇到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嘉靖三十年（1551）由岷州本地进士且与马土司为“通家”的刘世纶根据《马氏历仕世职顶辈宗图》即“观有图籍乘纪，见历叙家谱”，而“列次以叙”写成的《纪略》，怎么会将第二任土司马虎蛮漏记并将其事迹记入其兄马珍名下呢？而此时距马珍受封土司仅有180年。这里显然另有原因。根据《宗图》所述史实，马珍在受封正百户仅一年即阵亡，因无子，由其弟马虎蛮袭替。很可能是马珍阵亡后其弟虎蛮仍以其兄名义行使土司职权，因其兄任土司仅一年，又无子，如实上报有可能朝廷不会批准，刚刚受封的马土司有可能中断消失，因正统的世袭制是子承父业而不是以弟代兄。所以，在被迫无奈之中，马氏家族采用了上述办法。虎蛮亡故后其子马进良承袭也就只能是“珍嫡嗣进良承袭”了。《纪略》为较公开的资料，为不暴露马虎蛮代兄马珍行使土司职权的机密，只有按其未公开的情形记述，所以，马珍在洪武五年阵亡便被隐去，洪武二十九年马虎蛮的阵亡就成了马珍的阵亡，虎蛮子马进良承袭马虎蛮便成了马珍子马进良承袭马珍的土司职务，马虎蛮便不存在了。当然，这只是推断。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为何《宗图》中记述如此清楚的马虎蛮的事迹在《纪略》和其他史料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及，且将虎蛮的阵亡时间记述成了马珍的阵亡时间，虎蛮子马进良记成马珍子马进良。
按照《宗图》记述的史实，马虎蛮是宕昌土司中极重要的一任土司。他从洪武五年（1372）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的24年中，不仅将其兄授任仅一年的土司职务顺利承袭下来，而且以功绩将马珍所授正百户土司升授为其祖马珍在元代所任的指挥使。此后，其子马进良，孙马都宗，曾孙马成，均承袭指挥使职。后因马成“防边不谨，谪降百户职”。
马应龙宕昌第六任土司马应龙是马虎蛮之后又一位较有作为的土司。其父马成因防边不力，被朝廷将指挥使职降为正百户职。应龙继任土司后，奉调率部先后参与了今舟曲大峪沟、武都黄鹿坝、文县洋淌河等地番族暴动的镇压活动，又平定今宕昌境内拉达族暴乱，抚定收服六忍、常哈等族番目失木肖等40余名归属宕昌土司管辖，因功绩突出，升授武略将军，使其承袭的正百户职再次提高级别。家谱中《马氏世谱纪略》即应龙主持聘请岷州进士刘世纶首次编修。
马国栋马国栋是宕昌历任土司中功业最为辉煌的土司，由于他的努力，使宕昌马土司的声望与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国栋于明崇祯五年（1632）继其兄马国安承袭第十一任宕昌土司，清顺治二年（1645）投诚清朝，“奉旨嘉奖，敕赐世袭”。正如重叙《马氏世谱纪略》的文县庠生张应角、张应运兄弟在《重叙小引》中所说：“今国栋公厘牧汉土番民，代完国税，计熟而后取之，视贫乏者免之，物不求盈，恩泽之大，军民佩戴。所以氓庶，乐为归附。至输饷公家，疆土式增，爵秩进加，其光前者为何如。而且课子任远公登贤书，建功国朝，屡加褒奖，今任文守，士民戴颂，行奖特擢，其启后者又何如也”。马国栋是历任宕昌土司中名符其实的“光前启后”者。他在任内率部参与平定明崇祯年间的对汤各川（今武山滩哥镇）王春、魏良友暴动及镇压黑峪（今舟曲黑峪寺）黄高僧部侵扰抢掠宕昌北部哈达铺等地的叛乱活动。归顺清朝后，在参与平定辖区内过境叛军蒋登雷部，奉命前往镇压文县白马峪土民暴动，镇压甘州回民起义军攻陷岷州的部队，尤其是参与讨伐吴三桂叛军，多次作战，在收复陇南及洮岷地区的行动中功绩卓着。后又为大军捐助军粮2000石，饲草5000束，康熙皇帝御书“功高卜式”匾额表彰，因“功加升都司佥书，敕授明威将军”。同时，正是在他任内，硙子坝等数处居民主动向官府请求归宕昌土司管辖，“因奉委牌，兼牧临江、汤瓦二里百姓并五寨居民”，使宕昌土司成为既管土民，又兼管二里五寨里民的土司。宕昌土司在马国栋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上至皇帝，下至州府，无不对宕昌土司褒奖有加，而周边相邻民众渴望受其管辖。这种境况，在甘青众多土司中是不多见的，在马国栋之后也没有哪位宕昌土司再次开创出这种局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