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代学术思潮的一个引入注目的特点就是“方法论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五花八门的新方法争先恐后地涌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的哲学家已开始挖掘这些新方法的合理内核，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恩主义。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不能不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科学必须应付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所输出的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挑战。各种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它为当代通才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一些比较敏锐地吸收了思维方法最新成果的中青年研究者，在突破陈旧僵硬的研究模式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架方面作出了使入耳目一新的探索。一大批洋溢着科学语言、富有创新精神的论著不胫而走，风靡全国。它们象征了我们的学术事业繁荣昌盛，充满活力。在当前方法论热潮中，如何处置传统的方法，这是我关心的问题。像拆毁一座住腻了的旧房子一样抛弃传统的方法，或者用儿子打老子的办法使新方法与传统的方法对立起来，这二者似乎都不现实。历史的遗传机制顽强地塑造和制约着现代入的思想性格。吸收新方法如果没有对传统的方法进行深刻的反思作为基础，恐怕迟早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新方法都有它的原始经验形态，因此，在吸收新方法的同时，应当注意对传统的方法做些必要的清理和批判，尤其是跟史学遗产打交道的人。
刘知几是古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史通》一书内容丰富，《自叙》篇声称：“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揍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干有。”事实上也是如此，哲学史家、思想史家、文学批评史家等不同学科的专家都可以从《史通》里各取所需。《史通》可以被人们研究的东西确实不少。如果把刘知几看作一位出色的史学评论家，那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这样才能以简驭繁，对《史通》全书进行系统化的整体研究。刘知几的思想倾向、史学观点、具体结论等都是一定的批评方法导引下的结果。方法论搞清楚了，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我们不能空洞地研究方法，方法与内容从来是相互依存的。必须将刘知几史学批评方法与其史学批评内容结合起来研究，这样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立体感。
刘知几运用的史学批评方法不止一种，我们现在仅抽出比较重要的历史的批评方法来加以讨论，企图牵一发而动全身。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历史都是有时间起讫的运动过程。注重事物的生成、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一种历史观念。中国古代讲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集大成的经典著作首推《周易》。《周易》一书，在谈到如何认识事物变化过程时大致可归纳出以下几方面的思想法则。
首先，《周易》肯定了事物是有始有终的过程，旧的过程终结后，又开始新的过程，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乾》卦的《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蛊》卦的《彖传》说：“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的第六十三卦是“既济”，意味着过程已经完结，但最后一卦“未济”，却意味着新的过程即将开始。
其次，考察事物变化过程有三条途径：一是由始而终，即对事物的过程进行顺向考察。《周易·系辞上》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孔颖达《正义》：“言用《易》理原穷事物之初始，反复事物之终末。”《系辞下》又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二是有进有退，对事物的过程进行逆向考察。《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孔氏《正义》：“万物之象皆有阴阳之爻，或从始而上进，或居终而倒退，以其往复相推，或渐变而顿化，故云进退之象也。”三是彰往察来，通过认识事物的既往过程而认识或预测事物未来的过程。《系辞下》说：“极数知来之谓占。”“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说卦》说：“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孔氏《正义）：“人欲知既往之事者，《易》则顺后而知之；人欲知将来之事者，《易》则逆前而数之。”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人对事物变化过程的认识非常灵活。钱钟书先生曾以《说卦》为例，考释“前”、“后”、“往”、“来”等表示时间过程的字每每可以互训。钱先生的考释能从语义学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人的历史观念。
再次，既然事物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那么，对于人们来说，最重要的就足要与事物运动变化过程协调一致，为此，《周易》提出“随时”这样一个具有相当丰富的哲理内涵的概念。《随》卦的《彖传》日：“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王弼《注》：“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孔氏《正义》：“旧来恒往今须随从时，既殊异于前而不使物相随，则是否塞之道。当须可随则随，逐时而用所利则大，故云‘随时之义大矣哉’。”《艮》卦的《彖传》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孔氏《正义）：“凡物之动息，自各有时，运用止之法，不可为常，必须应时行止。然后其道乃得光明也。”除了“随时”之外，《周易》还有另一重要的概念“变通”。《系辞上》日：“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观，深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以上我们简要地描述了《周易》中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对后来的文史评论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迁是最先实践《周易》上述思想的历史学家。司马父子对《周易》紊有研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司马迁也希望做五百年后的孔子，完成“正《易传》，继《春秋》”的伟业。司马迁完全把握了《周易》讲历史变化观的精髓，他给《周易）书定性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这真是破的之言。对历史过程进行由始而终、见盛观衰的历史考察，由此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写作《史记》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报任安书》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衰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营，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衰之纪”两句关键性的话，在《太史公自序》里被表述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的时间上下限之所以确立为“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创立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例，应当说是贯通古今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敷衍出来的必然结果。司马迁超越了《周易》玄学的恩辨方式，以史学特育的感性直观方式，刺激了中国入对已知历史过程的强大的回顾能力。这种历史回溯力是中国人历史文化心理早熟的表现，不过，这种早熟的历史文化心理定势很容易使中国入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如果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通变观是《史记》全书的指导思想，那么，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是“十表”和“八书”。《太史公自序》里总论“十表”、“八书”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入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自序》里分论“十表”、“八书”有云：“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室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乐》第一。”“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司马迁在“十表”和“八书”的正文里，反复申明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通变思想，并对不懂得这种历史认识方法的“儒者”和“学者”提出了批评：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一，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失！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成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把历史看作是从古到今的运动变化过程，人们的眼光不是要凝视历史过程的一点或一个片断，而是要贯通历史过程的始终，通过对历史过程始终的贯通去动态地把握朝代的兴衰更替和历史人物的具体活动。正是这种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帮助司马迁比较正确地记载和评价了三千年的历史。比如他对秦帝国的认识，就远比那些令人可悲的“不察其终始”的“学者”高明多了。很难设想，如果司马迁不具备“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观念，他还能把《史记》写成人们所能见到的这样不朽的宏篇巨制。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赞》中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段话的前两句听起来有历史循环论的味道，但落脚点在“承敝易变”上，核心仍然是强调一个“变”字。虽然如此，司马迂所说的“终而复始”与《周易》所说的“终则有始”并无二致，实际上都带有循环论的色彩，我们用不着回护这一点，问题是对历史循环论还需要重新评价。显然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也许是在《周易》和司马迁的启发和影响下，晋人杜预也认为《左传》具有“原始察终”的历史认识功能，《春秋左传集解序》说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到了南朝的刘勰，则将“原始察终”的历史的批评方法极其熟练地运用到文学评论领域。《文心雕龙序志》篇批评了汉魏以来文论的缺陷：“各照隅隙，鲜观衙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种缺陷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此，刘勰提出了他的批评原则和写作方法：
论文叙笔，则圃剐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这里可以看到，刘勰是把“原始以表末”的方法放在首位的。《序志》篇是《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它所表述的思想带有纲领性意义。《时序》篇是集中反映刘勰文学发展史观的重要篇章，刘氏在此篇的一开头就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下去他描述和批评了从古代“陶唐”直到当代“皇齐”的文学发展过程，提出时代变他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著名论断并强调了历史的批评方法的重要性：
文变粢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指出：“‘原始要终’句在《文心雕龙》其他各篇中亦被频繁使用，可称是刘勰的惯用句之一。”兴膳宏先生列举了“原始要终”的大量用例并认为：“‘原始要终’句是象征《文心雕龙）书的基本原理。”笔者同意这一有事实根据的结论。《文心雕龙》全书尤其是上半部二十五篇文体论完全可以证明这一“基本原理”。刘勰因为熟练地运用贯通古今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使得他在理论建设上获得明显的好处，取得某些超越前人的成就。比如说，刘勰不是史学家，但他在《史传》篇里成功地描述了史学发展概况，甚至比他以前的一般史学家表述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单凭《史传》篇，刘勰就可以在史学史或史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贯通古今的历史的批评方法的主要方式“原始察终”，与这种方式在性质上相同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的另一方式是“推源溯流”。所谓“推源溯流”，意味着对特定事物（如流派）历史过程进行双向考察，首先是由终而始的逆向考察，找出事物运动过程的起点，然后是由始而终的顺向考察，从起点再往终点扫视，弄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分支和流变。好比是坐船考察长江，先从上海溯流而上找到长江的源头，然后再从源头顺流而下，沿途巡视长江的各条支流。“推源溯流”是“原始察终”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实际上后者巳包含有前者的内容，只不过它不像前者那样突出寻根问底式的逆向考察的意义。
陆机的《文赋》说过“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的话，《文心雕龙》也说过“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话。兴膳宏先生认为“陆机以前无人道此。刘勰所言本诸《文赋》的可能性很大”。兴膳宏先生论证了《文心雕龙》中“沿波探源”的用例，以证明他的“回归理论”说，这里我不想赘言。我想指出的是，最能代表“推源溯流”的历史的批评方法的是钟嵘的《诗品》。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十二节中把“历史的批评”归纳为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一个是“文学流别的窥测”。郭先生认为：文学流别的窥测，以钟嵘《诗品》说得最详。他论各家之作，往往谓其源出某人或某体，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言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潮流别，则可从探泺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他这样恭维《诗品》固然由于他的偏见，但是文学作风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却也是事实。既有影响，当然就有流派；既有流派，也自然可以溯流别。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此体之源，出灵远而成也’，‘斯鲍照之遗烈也’，可知论文而讲流别，本不失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不过过于泥求，甚至在形式上去推求，就不免近于穿凿附会了。郭先生这段话讲得有理有据，平实可信，但似乎可补充两点意见：一是章学诚恭维《诗品》不能说是偏见，而是因为“推源溯流”的方法与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总的治学方针吻合一致。二是溯流别的书可以追溯到《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在介绍每一家时开头便是“某家者流，盖出于某某官”，比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等。另外，《汉志》还对各家各派作了长处和短处的分析（儒家除外）。这一点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相似之处。
总之，“推源溯流”的方法虽然有时容易产生牵强附会的毛病，但这种方法在评论学术流派史方面具有的历史纵深感是其他方法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推源溯流”的方法还体现了中国入凡事喜欢搞清楚“来龙去脉”的历史观念。中国古代以讲究师承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体制、家学渊源和学派嬗变等，促使“推源溯流”成为一种通行面有效的批评方法。
以上我们简要地评述了《周易》、《史记》、《文心雕龙》等几部经典著作中有关历史的批评方法的痕迹，这几部书都曾给予刘知几以较大的影响（《诗品》一书《史通》未加征引，但没有引用不等于没有读过或没有受其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只有这几部书为《史通》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思想来源，刘知几吸收的精神养料是广泛而丰富的，比如《淮南子》，刘知几在《史通·自叙》里就推崇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刘知几对《淮南子》的宏观把握已经包含有历史的批评的内容。又如王充的《论衡》对刘知几的思想有很直接的影响，其书也时时表现出历史的批评观念，例如《实知篇》有云：“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阊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我们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去逐一地发掘每一部对刘知几产生过影响的书。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来源，上述提要钩玄式的交待大概足以说明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