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书志）：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鹜着青色，负羹非中国之虫，鹳鹆为夷狄之鸟。（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鹦鹆来巢。刘向以为夷狄之禽。案壁鹧，中国皆有，唯不逾济水耳。事见《周官》。）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古今正史》：《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时犹大行于世。
案：《周官》又名《周礼》。武亿《授堂文钞》卷一《（周礼）名所由始考》一文考定《周宫》改称《周礼》始于刘歆。皮锡瑞在武氏基础上进而推论，刘歆之后，二名互见错出。《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皆以《周官》为名加以著录，《史通》引用四条，有三条题作《周官）《古今正史》篇引《礼记》日外史云云实出《周礼·春官》，不知为何误题作《礼记》），可见刘氏似本《汉志》与《隋志》。《史记》三家注所引皆题作《周礼》，又可见唐代二名通用。
《周礼）书于诸经中最为晚出，古今学者于此书真伪、成书年代纷如聚讼。张舜徽先生在《郑学丛书》中有一新解，颇为圆通：“《周礼》一书，问题最多，古今争论不休。尊信它的，认为是周公致太平的书；鄙薄它的，认为是晚出伪品。问题的症结，只缘从古以来，把‘周’字看成朝代之名，把《周礼》说为周代之礼，以致引起无谓的嚣辨。我却认为这个‘周’字，应该理解为‘周普’、‘周遍’、‘周密’、‘周备’的意义。和《周易》得名于‘周普’而不是专指周代，取义是相同的。证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书，很多是用‘周’字命名的。例如……这些书的命名都取义于周普、周备，是无所不包的意思。后人或理解为言周时事，那就错了。《周礼》原名《周官》，是古代官制的汇编，是战国时人参考当时多数国家的政制，取长舍短，再加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编成的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不独古代没有实行过，后世虽有人想照着设官分职，也无由实现。”
《书志》篇原注所云“事见《周官》”，出《周官·考工记》，浦氏未注。所谓“中国皆有”云云，系用《周官》郑注及《春秋左传正义》孔疏。地域物产，古人所重。从《禹贡》、《史记·平准书》至后来《地理书》、《食货志》，均可看出此传统。《史通》屡以地域物产纠正文献之失误。如《申左》篇讥二传云：“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杂说上）驳《公羊传》云：“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于物理全爽者矣。”而《书志》篇更力主“凡为国史者，宜撰方畅志，列于食货之首”。地域物产乃刘氏史学批评侧重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