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六家）：《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竟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皇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
《采撰》：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粱、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莒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竟爽，斯亦难矣。
《载文》：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岁无其选，但若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宣《嫉邪》……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轨，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补注》：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高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邑里》：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言语》：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干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叙事）：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既而马迁《史书》，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日《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叙事》：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叙事》：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斑、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则其例也。
《叙事》：又自杂种称制，充韧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而伯起革以他语，德蕖阙而不载。盖庞降、蒯赜，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
《叙事》：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摸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摸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
《书事》：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闻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书事》：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胼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古今正史》：（《汉书》）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疑古》：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日：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妇人临朝！刘向又日：世人有杀父害君，桀、荮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
《申左》：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
《杂说下》：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杂说下）：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暗惑》：凡所驳难，具列如右。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颐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则？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抵牾，直成狂惑者尔！
案：周秦有《六经》之名，而只有《五经》之实，《乐》之性质非经也。《四库总目提要》卷三十八乐类序云：“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雕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请》，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日：“夫古者大学之教，本止有《诗》、《书》、《礼》、《乐》，而乐本无经。（原注：见《提要》乐类序。）其后夫子赞《易》，修《春秋》，故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入，而实则经之为书，五部而已。”至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此时《五经》中之《礼》，指《仪礼》，《春秋》指《公羊春秋》，东汉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然。唐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其中《礼》用《礼记》、《春秋》用《左传》。《五经正义》为唐代科举考试指定教材之一，“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云：“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可见汉、唐两代五经博士在经书内容上有所不同。又古人著述名日《五经》者，实际上不止《五经，》，如《隋志》著录徐邈《五经音》十卷，即包括有《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左氏》、《论语》等。概言之，《五经》或为《易》、《诗》、《书》、《礼》、《春秋》五书之专名，或为儒家经典之泛称（共名）。
《史通）书中，《言语》、《叙事》、《摸拟》、《杂说下》、《暗惑》诸篇，共有十条是《五经》与《三史》对举，此《五经》当泛指儒家经典，代表著述活动之最高准则。而《申左》篇日：“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无所遵凭”云云，则显系指汉代之《五经》，非唐代含有《左传》之《五经》。此中细微差别，似不可不知。
刘氏虽将《五经》视为述作之冠冕，但却反对食古不化，模仿《五经》，如《言语》、《摸拟》诸篇可见。此种见识远胜于尊经守旧、不知通变之儒生矣。又《补注》篇日：“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叙事》篇日：“先日《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知几有意强调经与史之别，其论尤为可取。若能将经学与史论分离，使史学纯粹化，无疑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惜知几尚无法完全摆脱宗经之束缚，又案：兼论《五经》之书，在史志目录上颇难分类。《四库总目提要》日：“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议》十八篇，《汉志》无类可从，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末。”。《提要》受《隋志》“《五经》总义附于此篇”语之启发，遂辟有《五经》总义类。余嘉锡先生日：“《提要》于此类立名，亦可谓之斟酌尽善。”国儒家治《五经》“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如此烦琐之经学，通一经况且不易，更何况通《五经》乃至群经。故汉以来能综合《五经》之书者，寥寥可数，亦无须在史志目录上析此一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