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这个秋季的暮色微光中，我们这些公众未来的建筑师们，步回到历史的私人建筑领域。这座由爱尔兰建筑师本杰明·伍德华德（Benjamin Woodward）在 1853 年建造的十边形图书馆，被其朋友、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称为“牡蛎孕育出的最可笑的家伙”，2已经成为我们这个超知名度美丽新世界建筑师的标杆。伍德华德建的这座哥特式图书馆里，亚瑟王法庭的壁画在充栋的书架之间、暗黑色的七面墙壁之上半掩半现；而今天真正装点它的，却是全球社交网络的伟大骑士们——我们高层论坛的主将。
如你所见，硅谷已经来到牛津。今天，这一透明时代的加州设计师们来到这所古老的大学——这所有着隐蔽的私密回廊与方形庭院、闭锁的锻铁大门，有着高墙曲径、限行通道和地下墓室的大学。二十一世纪的知名能人们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被伟大的旅游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将其 50 英亩墓园描述为“魂灵最常出没之所在”的地方。事实上，莫里斯对此予以说明：魂灵最常出没，以至“监察室”的发明人杰里米·边沁（1760 年，入牛津大学皇后学院。恰巧，万维网的发明者提姆·伯纳斯·李爵士，亦于两个世纪之后就读于该学院）长期处于“对魂灵的永久恐惧”之中。3 硅谷也来到了牛津大学的魂灵出没之中心——牛津大学辩论社——本杰明·伍德华德予以异常华丽修饰的地方。这里也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抱负非凡的天才们长眠的墓园。
从边沁到伯纳斯·李，“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来回，早晚而已。”4 简·莫里斯如此描述英格兰中部伦敦与伯明翰之间这片“荒芜之地”，5 这片光芒闪烁而又半隐半现的城市所在。或许，硅谷的“精英”建筑师们来到这座古老的大学之城——这片我们的社交活动可能越来越多的数字荒芜之地——描绘我们互联未来的辉煌蓝图，在当时也是颇为适宜的。
硅谷来到牛津，不仅是一个文字形式，也是一个思想观念，一个未来创新的象征。它是实质的，以硅谷大多数创新人物为代表：雷德·霍夫曼、比兹·斯通、克里斯·萨加、麦克·马隆以及菲利普·罗斯戴尔。但是，“硅谷来到牛津”也是一种象征形式——为期两天的讨论与演讲会议——主办方为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参与对象是想要见识我们合作社交之未来图景的学生们。
所以，我们这些全球网络数字社会的建筑师们来了。这些社交媒体的硅谷精英——身着无尾礼服，一手拿着香槟，一手握着智能手机——散布在伍德华德所建的维多利亚王朝风格图书馆的各处，以模拟和数字两种形式参与社交。在现实层面上，他们混杂在人群中（当然，对于 MingleBird 游戏中社交往来的应用而言，这种超连接群体并无任何必要），在图书馆的某个昏暗的角落叮当碰杯，谋划新近的媒体兼并或收购；而在并行的数字空间里，他们用智能手机与其全球的粉丝和网友们进行着电子联系，提升他们已经炙手可热的虚拟声望，经营着他们的社交网络，永远与他人联系着。
或者，“我们来了”——在我看来，既然我作为一名颇有抱负的超级节点也到了这里，与“第二人生”（立体、透明的社会，数字世界的网民们“连接之所在”）6 的创始人菲利普·罗斯戴尔联系着，“我们如此行事，因为我们相信不断提升的透明度是稳定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关键，”罗斯戴尔说，“那些透明性最高、信息量最大的经济体往往发展最快。”7
翌日，罗斯戴尔与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巴罗尼斯·苏珊·格林菲尔德（Baroness Susan Greenfield）讨论“宇宙、大脑与第二人生”，而我则与 @quixotic 进行着关于社交网络是否会成为二十一世纪国家政府的唇枪舌战。但是到晚间，我们都被另一场更为激烈的辩论所吸引。我们都从图书馆下楼来到辩论社大厅，这座大厅里有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伟人们的足迹。
从温斯顿·丘吉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罗纳德·里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马尔克姆·X，他们都曾在此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过辩论。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辩论社就一直是牛津大学生——帕累托（Pareto）所谓的雄心壮志的“精英”们——讨论时代重大问题进而扬名立万的重要舞台。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与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被暗杀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伦敦现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及当今社交媒体界最具超知名度的新闻再创造大师安德鲁·苏利文等等，都曾担任辩论社主席。甚至是伯蒂（Bertie）也在每周四到辩论社聆听辩论，他是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长子，长期受封威尔士亲王，后来即位称为爱德华七世，于 1859 年入牛津基督教堂（ChristChurch）学院。辩论社一位历史学家评论未获毕业的伯蒂在牛津大学的经历时说，“与其生命中的其他时光相比，那确实是一段颇为积极的日子。”8
“社团成员们始终相信，明天的问题永远高于今天的创业家。”牛津辩论社随时准备投入辩论。今天这场辩论的一方是冒险家——比兹·斯通和雷德·霍夫曼——他们精于跳下悬崖，然后在下坠的中途给自己装配好一架飞机；另一方是怀疑论者，包括世界银行副总裁伊恩·高登（Ian Goldin）与作家维尔·赫顿（Will Hutton），他们怀疑“快速失败”并非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硅谷创业家，构筑今天 Web 3.0 革命的建筑师们，能否担当我们数字化世界——在此，第一、第二人生的界限迅速消融——的未来呢？一场辩论就此展开。
在牛津夜间的微光之下，罗斯戴尔和我，手握香槟，即将投入到这场我们双方脑力竞赛式的牛津辩论。罗斯戴尔是位有着古铜肤色的南加利福尼亚人，其活跃体质相对于这座十九世纪哥特式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昏光，似乎更适合于乌托邦式“第二人生”的明亮——我们对十九世纪本杰明·伍德华德实体建筑的价值与二十一世纪虚拟网络的透明建筑进行了对比。
将手中的半杯香槟一饮而尽，我向他问道：“那么，在这儿与在网上，如何对比？你认为，哪个经历更为难忘呢？”
罗斯戴尔凝视着图书馆墙壁上的亚瑟王法庭壁画。在这座哥特式图书馆的人造光源下，这位身着无尾礼服的加州科学家，向天空抬起古铜色的面孔，周身散发出一种夸张的存在感，仿佛有种辉煌的力量，如某种光源公然地照亮了他。沐浴在这种光影之下，这位二十一世纪虚拟真实的建筑师似乎也叠印在这座哥特式的图书馆之上了。他看起来好似一幅未来的图画，“超级知名”，有点类似于从 3D 世界中延伸出的“第二人生”里的网络形象。
我也看向图书馆墙壁上的图画，那些图画仿佛替代了伍德华德所建的这幢暗黑色调哥特式建筑上的窗户。但是，这些窗户不仅没有玻璃，而且还不透明。与超级知名的罗斯戴尔相比，亚瑟王法庭褪色的画壁上的这七幅画（包括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梅林与亚瑟之死以及兰斯洛特的圣杯幻象等），肉眼几乎难辨其形。这的确是一幅伟大的展品——任何人无可得见——即使是菲利普·罗斯戴尔和我。
“一定有什么技术问题。”罗斯戴尔开玩笑说，“他们在这儿的墙壁上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