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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历史的乡野

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城市的历史,特别是居住在国都的帝王一家及其文臣武将的历史。他们偶尔出城打仗、田猎,或者被迫流亡,史家的笔才伸向乡野。史书里的乡野,只是统治者一时活动的简单布景,很难看见乡野的本来面貌。除非天灾肆虐,千千万万庄稼人陷于水火,死于非命,史官才吝啬地写下“大饥”、“大疫”、“流民如蚁”、“僵尸满道”等若干冰冷的字。那些概括得近乎抽象的词语,怎能反映乡村生活的真实,乡野草民的生存状态?

农民走不进官府修订的历史书,除非揭竿造反,撼动了皇帝的江山。芸芸众生似也不必都在史书里占几行文字,若那样,本已卷帙浩繁的古籍再扩充一百倍也容不下。历史书只记载制造了历史事件的人。

乡村似乎没有历史,农民对父辈祖辈以上的事情大都茫然。

多少活生生的人和事都被岁月消解得几近于无。农民似乎永远生活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现在进行式中。

其实,乡村也有历史。人世间,先有乡村,后有城市。乡村的历史比城市的历史更长,农民的历史比市民的历史更久远。何况,市民的老根都在乡村,即便显赫的官宦之家,若干代前的老祖宗也必定是乡巴佬。

乡村的历史没写在纸上,没印在书里,而是掩进了泥土,编进了祖先留下的传说里。黑土黄土下面,埋藏有大量往古的遗迹遗物,村夫村妇口中,保存了许多千百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只可惜,农民不知道那就是历史,起码是历史的碎片。乡野生活,只需要历书,不需要历史。农民更意识不到自己也生活在历史中,自己身边的很多事物紧紧地联系着遥远的过去。

邻家五爷给我说过一件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

那年,邻家五爷种红薯多,长得也好,大的都有人头大。五爷说,只要放不坏,明年春上饿不了肚子。为了贮藏,在大门外挖窖,挖半间房子那么大。开始好挖,一铁耙下去,刨起斗大一块土。没想到,挖了二尺深,下面的土硬得铁板一般,铁耙的长齿都使弯了,仍刨不进。就借来了钢镢,一抡老高,狠劲下掘,每次只能揭掉巴掌大纸一样薄薄一层。五爷好生纳罕,地底下几百辈子不见天,不该像石夯砸过一样瓷实。不禁气得直骂。碰巧,七爷从一旁走过,听见五爷骂地,朝下看看,悠悠地说,这地方,古时候是直通京城的官马大道,人来车往牲口踏,前前后后两千年,怎能不坚硬。七爷是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八百年前的事情也知晓,对什么都能说出根根秧秧。他说的当然对。

五爷再刨,震得手疼,累得腰疼,仍像刨在石头上。只能一层层揭,揭掉的土,不成块,不成粒,都是片状,隐隐地可以看出土层上留有车的辙印,人的脚印,牲口的蹄印。还刨出一片半月形的生了锈的铁,上有几个圆圆的窟窿。拾起仔细端详,说,是马蹄上钉的铁掌。又沉吟道,嗯嗯,是路,路上还跑马哩。还刨出一根四指多长的金属的东西,拿手里,搓掉土,原来是紫铜的,一头细而稍尖,一头扁而稍宽,想半天,明白了,这是一根铜簪。就自语道,要是金簪银簪,出这么大力也值。忽想到,好好的路怎么就压地底下啦?再想也想不透这个理。不禁又感叹道,世上的事儿真稀奇。

因为实在难刨,使断了枣木的钢镢把,只挖了不到三尺深。结果,红薯冻坏大半。那个荒春,五爷一家就挨饿了。想到红薯窖,五爷就骂,路嘛,哪儿不能走,偏偏走我家门口,几百年前的人欺负着我啦。其实,他不能怪路,只怪自己不该把宅子扎在几百年前的官马大道边。

如今我想,五爷掘出的那条古路,真像一部窄长开本的竖排的书,是千千万万古人用自己的双脚,用大车小车的轮子和骡马牛驴的蹄子,费千百年时间造就的书,一页页都印满人的经历,天的风雨,世界的变迁,还有无数个无意间遗落的往昔的故事。比如那片马掌,它一定随着那匹或当坐骑或拉车辆的高头大马,连同马的主人,踏着历史的烟尘,走过很远路程,很多地方,或许,这匹马牵扯到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族的福祸荣辱,一个关系到社稷安危的机密行动。比如那根铜簪,一定是千百年前一个媳妇丢掉的。姑娘梳发辫,不盘头发,用不上簪,老太婆头发稀疏,只扎纥鬏儿,插不上簪。那媳妇是新婚不久,还是已有了儿女,猜不透。但可以肯定,家境并不富裕;若嫁的是有几十亩土地的富户,她就有银簪,若婆家是骡马成群的财主,她的发髻上就插了明光耀眼的金簪。可能因为早起慌忙,头发没盘紧,簪插得松,急急回娘家,也许去赶会,快步走在大路上,簪就跌落了,落进四指厚的尘土里。当她摸摸脑后,发现没了簪,一定很伤心,如果再也买不起,就只能用竹簪甚至荆条了。丢了簪,恐怕是她一辈子都难忘怀的一件难受事。千百年无声无息过去,那村妇早已在地下化为朽壤,而铜簪仍存于世间,默默地证明着一个女人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过若干年。

那条通南彻北的大道,曾经行人如织,车辚辚,马萧萧,腾起红尘十丈。可不知何年何月,竟沉没了,带着路上的风景和故事沉没进黑土下面,被永久封存。原本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通衢大道,曾几何时,变成了平静的田野,平静的村庄,生长庄稼草木,建起农舍畜栏。再往远处想,路开通以前,它经过的地方原本就是平静的乡野,路只是历史偶然间在乡野插一根杠子,束一条绳子,都不会长久。长久的是乡野。乡野的广阔土地下,掩埋着无数条曾经人来车往的路。

路也有兴有废。没一条路能贯穿历史始终。

我小时候,家里有个没了嘴的瓦壶,里边装一百多个铜钱,有大有小,有的已残缺,有的薄得将朽。都绿锈斑驳,渍了泥土。我常抓出来玩,在地上摆成行,摆一座有四个城门的城,或一条通向天边的路;也重叠成摞,有一次一下子摞十几个还不倒,很是高兴。还曾在地上纵横各划十道线,和小伙伴们用铜钱玩“狼背猪”。大钱当狼,小钱当猪(都没有见过狼,以为它一定比猪大,不然怎能把猪背走)。据说狼腰硬,不会拐陡弯,就只能直走,猪倒可以随意跑。到最后,要么狼把猪背了,要么猪把狼拱到死角,就有了输赢。对输者的惩罚是,赢者勾着食指在输者的鼻梁上刮一下。

我对那半壶铜钱十分熟悉,每一个都摸过多次,看过多遍。上学后,才认出铜钱上的字,记得有“绍兴通宝”、“洪武通宝”、“乾隆通宝”、“光绪通宝”等等,有一个“嘉靖通宝”,背面有“五钱”字样,有一个“咸丰通宝”背面有“当百”字样。

父亲的旱烟布袋上,缀两个又大又重的“康熙通宝”,据说是罗汉钱,铸造时熔化进一尊金罗汉,怪不得特别黄亮。邻家五爷的旱烟杆忒长,点火时须伸直胳膊才够着烟锅。平时,总把烟袋杆从脑后的领口插到背上,走起路烟布袋就在脊梁上摆动,系烟布袋的丝绳儿上,穿一个更大的铜钱,在日头下闪闪发光,上面的字是“大元国宝”。

庄稼人家家都有钱,那钱却不能花。父亲看着我把铜钱抓到地上,放了一堆,曾感叹说:“这钱要还当钱,能买几斤肉哩。”可惜算不得钱,只能当孩子们的玩具,拴大人们的烟布袋上作装饰品,和钥匙穿一起避免钥匙丢失,或者绑上红线,挂在生辰八字不佳惟恐不能成人的娃娃胸前,据说可以压灾。

那些铜钱,都是田地里捡的。犁地,耙地,常常会犁耙出铜钱来,除草、割庄稼,也会一眼看见被雨水淋出晾在地皮的钱。那些铜钱都随手捡回。乡民认为,碰上前朝的钱,必须拾起带回家,这就主聚财,如果不拾,主破财。我记得耖红薯地时候——刨罢红薯再浅犁一遍,叫耖,为了把没刨出的红薯捡起——父亲在前边犁,我在后面提着小筐顺犁沟拾红薯,犁出铜钱,父亲总用鞭杆一指:“钱,钱,拾起来。”

我家那些铜钱,想必是父亲多年来从我家的地里捡回的,或许还有爷爷捡回的。那块葬了爷爷的爷爷的祖茔地,是爷爷年轻时候分家分得的。

那些铜钱,想必是在铜钱还当钱使的年代,我的先辈祖宗不小心丢落的。别人的钱不可能掉我家地里。可庄稼人下地干活儿,从不带钱,田野里没有买卖。祖宗的钱怎么就到了地里,埋进土里了呢?大概是掉在屋里、院里,扫地时连同鸡毛、蒜皮、树叶、猪粪、柴草以及尘土一起扫进了粪坑,在种早秋或小麦前就拉到地里了。又思忖,祖祖辈辈都贫寒,老爷爷老奶奶不会钱多得随处乱扔,但过日子还是离不了钱的。父亲听爷爷说过,爷爷年轻时候,二斗高粱能卖一串钱,一串钱一百个,买把扬场的木锨二十个钱,买个生铁铸的犁铧十八个钱,买一个火镰带一块火石五个钱,俩钱能买一个油酥烧饼。这么说,每年丢掉几个钱还是可能的。十年百年过去,失落的钱就为数不少了。

《家谱》上说,我们一族是清朝康熙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那么,我家那些宋朝的钱、明朝的钱,五爷那个元朝的钱,一定是土地的原先的主人丢掉的。

那年,六爷在院里挖坑栽枣树,挖到半尺深,一铁耙下去,刨烂一个带盖的陶罐,罐里装满铜钱,已锈成一块,用铁耙砸开,有外圆内方的钱,还有的像裤衩,像铁铲,像菜刀。这些钱就更古老了。它的主人可能生活在二十多个世纪之前。他是个守财奴?是怕贼偷走?是躲着家人存的私房钱?为什么埋下就忘记了?是不是埋下不久他就死了?反正埋了一个谜。六爷虽然挖出,而且砸开,却也破解不了埋藏两千多年的谜。他只说道:“这人真是傻蛋,有钱不花,硬埋地下沤朽,当初买几根芝麻糖吃吃也甜半天。”六爷挖出的那些破钱,可能后来也扫进了粪坑。

从野地捡回的铜钱,并不看重,还会丢掉。我玩的那些就常常撒地上不再全部拾起。最终还会扫进粪坑,拉到地里,再被父亲捡回。那块地,父亲每年都翻腾几遍,每一寸土都被他细看过几遍。

总有些古钱一次又一次从家里到地里,再从地里回家里,在岁月的剥蚀中反复辗转。

可惜的是,经过“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乡亲们家中的古钱都没了,谁也不知道弄哪里去了。我家,“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室内空空,只剩四堵墙,木家具、铁器具都填进了炼钢炉,父母常常十天半月不回来。五爷大饥荒中活活饿死,死后他的房子做了集体的牛屋。六爷因为当过一个多月伪保长,“文革”中先被抄家,后被游斗,不久,得噎食病死了。人已如此,怎能顾得了铜钱呢。

如今,在地里已很难再见到古钱。即便还有,新一代的庄稼人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干活大都马虎,远不如老一代细致,切切地盯着脚下的土地。

那日,闲翻最新评级、标价的《中国古钱目录》,赫然看见五爷烟布袋上的那枚“大元国宝”竟然价值八万元,我家的铸有“五钱”字样的“嘉靖通宝”也能卖八千元……

村东有几十亩地,特别高,远看如一道岗。人们说,那里原是一个村庄,百十户人家呢。

“大跃进”中,兴起很多新事物,其中一项是深翻土地。一般都翻二尺深,表现更为积极的村干部就让翻四尺五尺。牛犁不了那么深,也没拖拉机,只靠人力,用铁耙铁锨开挖。就把熟土下面的生土、礓石都翻出来了。翻乱了土层,地就更加瘠薄。庄稼人费了那么大劲,累死累活,田里的收成反而更少。村东那片高地,倒二尺下还是熟土,暄腾腾的,土腥味很重。而且,还翻出了断砖碎瓦,沤朽了的屋梁,锅铁,草木灰,锈迹斑斑的锄钩,女人做针线用的顶针,破碗烂罐,白铜水烟袋,青色的捶布石,紫红色的石磨,仍旧完整的铁轱辘把,蒜臼,秤砣,牛铃铛……还挖出一眼井,井沿的石头上有井绳磨的几道沟。

那里确是一个村庄。

谁也想不到,在荒唐的年代的荒唐的深翻中,竟翻出了远去的历史,翻出了许久以前的庄稼人的凡俗生活。

一个村庄,百十户人家的劳动生息,整个儿沉入地下,长时间无影无踪,无声无响。一朝重见天日,一切都是死的。

那个颇大的村子,怎么就消失了呢?

有一个故事,父老世代传说。

当年,李闯王从这儿过,庄稼人都害怕,怕抢粮食,怕拉去入伙。各村都组织青壮男人,用土枪、三眼铳保卫家园。高地上那个村子,寨墙坚固,把守很严。李闯王的队伍刚到墙外,守寨的人用土炮向下猛轰,土炮装的火药里掺有犁铧锅铁砸成的颗粒,闯王的人马就死伤不少。村寨终于被攻破,造反者杀了全寨男女老幼,一把火烧了所有房屋。一个活生生的村庄顷刻间寂灭。

于是,那里就成了废墟……

乡亲们说,在清明时节的阴雨里,在秋风的萧瑟中,远远地能听到高地上的鬼哭声。

后人挖出的,只是历史的僵硬的残片。当时的凄惨恐怖、血迹泪水已渗透进泥土。大地收容了庄稼人的冤屈和苦难。

庄稼人的家园竟是那么容易被摧毁,庄稼人的生命竟是那么容易被戕害。哪朝哪代能够保证乡野草民长久安居乐业?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史籍确也记载李自成的军队曾在南阳盆地活动,和张献忠的军队进行数月拉锯战。来自岁月深处的记忆可能变形,但总会有若干真实的影子。在我的故乡,没人知道“迎闯王,不纳粮”的谣谚,倒一直流传“李闯王杀人八百万”的说法。口头相传的历史未必准确,写在书里的历史也未必准确。埋进地下的历史才接近真实,遗憾的是,要解读它十分困难。

反正,那个村庄消失了,在土地上永远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丝悬念。再过不多久,那悬念也会消失,年轻一代的庄稼人对往昔的事情已毫无兴趣,先辈的传说怕是不会再传说下去了。

村西南有条小河。原来有桥,已坍塌多年,过河很不方便。村人重新修桥,竟在河底挖出一块墓碑。碑已断,且残缺,但碑文半数尚存。我听说后,就去看,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就抄写下来,部分较为完整的句子如下:

明季兵燹之酷,豫省首当其冲,而宛南尤甚……黎民死徙,十室九墟,积骸成丘,田畴荒芜,荡焉,烬焉……公于康熙二十年,携家跋涉千有馀里,餐风宿露,劳瘁已极……斩荆披榛,开垦种植,宵衣旰食,殚厥心力……缔造经营于满目荒凉之际,狐兔出没之域……

碑文中说的“公”,即我们一族的老祖宗。是在那次朝廷部署的强行移民中,老祖宗从山西老家来到此地的,离乡背井之痛,一路颠踬之苦,可想而知。初来时,仅在草莽丛里搭一茅屋遮风雨,避野虫,仅靠官府发给的简单农具和几升种子,开荒地,种庄稼,筚路蓝缕,终身役役,创业之艰辛,可想而知。农民的吃苦耐劳,坚韧勤恳,举世无匹;只要有了土地,就能用顽强的毅力和不竭的汗水,把它变为良田,播下五谷,换来收成。正是由于和老祖宗一样的无数农民年复一年的劳作,荒凉已久的原野才渐渐阡陌纵横,禾稼飘香。他们用两只结满老茧的手,几件落后的生产工具,硬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庄稼人的开拓精神和创造力也是惊人的。多年来,我们只惯于称赞农民的勤劳质朴,却认识不到他们的开拓精神和创造力。历史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太少。

在很长很长的时期里,他们只能被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耕种,或者被组织进“大集体”,和牛驴一样只充当劳动力,即便有天大的能耐也没地方施展,也难有所作为。

据说,老祖爷和老祖奶是一起迁来的。两口子恩恩爱爱,耕田织布,生儿育女,光景过得红火。谁也想不到,尔来三百余年过去,一对老祖宗竟繁衍出如今的两千多后代子孙,当初只一间茅屋,如今是三个拥挤的大村庄。一条老根,一脉相传,生生不息,瓜瓞绵绵。只要能吃饱肚子,庄稼人的生殖能力之旺盛,同样是惊人的。

三百年来,在这三个村子活过又死去的十几代先人,怕是数以万计了。也就是说,在村子周围并不广大的地面上,埋葬了数以万计的先人的骨骸。可坟头仍在的并不多,人们都只看重父辈祖辈的墓园,远辈爷奶因没有直接感情,对他们的最后归宿地就常常忽视,任其变矮变平,最后又变成田地。在我们的老祖宗来此垦殖以前,几千年悠悠岁月里,这片地方更是生活过无数代农民。他们死后,也都埋骨田间,融入土地。可以说,每一颗团粒中,都浸染有庄稼人的血肉,每一寸土地下,都安息着一个庄稼人的灵魂。生前,土地养活庄稼人。死后,土地收容庄稼人。平凡的黑土里,积淀了千千万万庄稼人的平凡人生。土地的历史,就是庄稼人的历史。土地的永恒,就是庄稼人的永恒。

有一次,父亲犁地,犁出一块朽了的灰白的骨头,拿起看看,认为是死人的脚脖子的一部分,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庄稼人的遗骨。扔下骨头,父亲说了句颇有哲理的话:"人吃地几十年,地吃人几千年。"一代又一代庄稼人在土地上耕种收获一辈子,都最终长眠地下,被土地渐渐消化,千百年过去,还没完全消化掉。庄稼人用自己最后的身躯滋养土地;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后辈人想不到每一粒粮食中都有前人的精魂骨血。

蓦然想起“文革”中的一件事。

因为写了“毒草”文章,我成了“黑帮”。挨批挨斗后,发配农村,去窑场干活。窑前一片地高高隆起,似一只大龟趴在原野上。全是黄土,已挖掉三分之一,挖成一道陡崖。据说,砖窑的历史已有三十年;要把全部黄土烧成砖,还得六十年。

窑匠刘冒对我很好,不叫我挖土,和泥,脱坯,只叫我看场,就是看着砖坯,不让猪、羊、小孩踩了。他的两个帮手,一个叫黑妮(是个小伙儿),一个叫来娃(是个老头儿),也都对我友善,常去大田偷来红薯,塞窑口烧熟,总把大的拿给我吃。他们都相信,我只是一时倒霉,要不多久,还是公家的人儿。

那天,黑妮挖土,刨出一个人的头盖骨,好似长了绿醭儿的面瓢,骨碌碌滚他脚上。小伙子连说“晦气,晦气”,呸呸吐两口唾沫,骂一声,一脚踢了几丈远。又狠刨两耙子,扑扑腾腾,陡崖上塌下一大堆土,同时露出很多物件儿,有碗、钵、盆、罐,也有一些器皿底部带三条腿,还有一些四条腿的兽类。全是陶制品,有的囫囵,有的已破,都是黑蓝色,粘满黄泥。黑妮一件件拿起,狠狠摔地上,摔得稀碎,很是痛快,摔着骂道:“奶奶的,人死了还带着吃饭的家伙!”来娃说:“你不知道,到阴间,穷人还吃糠咽菜,富人还吃肉喝酒;土里埋的这些货可不是贫下中农啊。”我掂起一个陶罐观察,见上面有粗朴的花纹图案,内装变了灰的谷物;又掂起一个陶狗,见它又肥又壮,耸耳张口,作狂吠状,煞是生动。窑匠刘冒说:“你拿回去当玩意儿吧。”来娃说:“不好不好,阴世的东西进了阳宅,可是不吉利哟。”他们只知道,那是死人的东西,我心里明白,那是文物,应当放进博物馆的展厅里,玻璃罩着,下面铺金丝绒。但在那年头,自身难保,还管什么文物呢。我看罢,下意识地小心放地上。黑妮过来,拾起说道:“你不要,就送它们上西天吧。”说着,啪啪摔成一堆碎片,摔得好高兴。

又刨一会儿,又刨出很多物件儿。黑妮拾起就摔,可摔不烂。我一看,那是铜器,有鼎,有壶,有盂,有卣,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俱是锈迹斑斑,纹饰古雅。黑妮说:“奶奶的,这么多吃饭的家伙。”来娃说:“富贵人家吃饭,顿顿都是七个盘子八个碗的。哪像咱,一碗稀汤,筷子扎两个红薯面馍,顶多捣个辣椒当菜,随便蹲个地方一吃就算了。”我一件件拿起,端详它们的造型、花纹,觉得拿的都是宝贝。正看着,刘冒过来,笑道:“嗨嗨,咱们有福了。这是铜,卖给废品站,一块多钱一斤哩。卖了买肉打酒,咱们改善生活。”当即吩咐黑妮去卖,并交代:“这东西,不砸碎人家不收。我卖过,有经验。”黑妮可喜欢,马上抡起铁耙把完好无损的青铜器一一砸碎,累得出了汗。每砸一下,我就一颤,仿佛砸在我心上。正砸着,来娃捡出一个铜卣,说:“我那便壶放墙头上,鸡蹬到地上,打了。正愁没便壶哩,这东西能用,用到我老死,也不会烂。”说着脱下破鞋,用鞋底擦上面的泥和锈,一会儿,擦得锃亮。我拿过来看,看见了上面的饕餮纹,还看见两行不好辨认的文字。

十几件珍贵文物,就这样变成了烂铜。

十几件青铜器负载的文化和历史,顷刻间化为乌有。

黑妮用盛土的荆条筐了碎铜片去街上卖。天晌午,买回一块肥肉,四瓶红薯干做的酒;路上,又顺手拔了邻村的几个萝卜。回来就骂收购站:“奶奶的,明明十二斤半,只算十斤,收破烂还除杂,少卖几块钱……”

炒一锅菜,盛瓦盆里,用粗瓷茶碗做酒杯,我们四个蹲窑口边的草棚下吃喝。他们三个,挥拳猜枚,咕咚咕咚喝酒,不一会儿,都醉了。来娃大笑,笑大队妇联主任被斗了,斗的时候脖子下挂一双破鞋,说她跟十六个男人睡。黑妮痛哭,哭自己二十多岁还说不来媳妇,都嫌穷,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儿了。刘冒拉着我的手,很动感情地说:“你再当了公家人儿,可别忘了咱一块儿玩过泥巴哟!”

我总想着那些已成废品的文物,心里沉重,有一种犯罪感。

我知道,此地离周宣王的母舅申伯的封地谢城不远,《诗经》中《嵩高》一篇写的就是申伯和谢城。那些文物有可能就牵连着近三千年前的故事……

光阴如白驹过隙。那时,我正年轻;如今,已入老境。我一直记住那三个农民,却再也没见过他们。我一直记住那些文物,心想,如果保存下来,或许能填补历史的一处空白,能纠正史书的若干舛错。然而,为我们换回一顿酒肉,那些宝贝永远魂断形消。忽想到,来娃的铜卣是否还在?它的价值实在要超过一万个便壶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在文化馆工作,曾下乡参与文物普查。和我一块儿的,是位老夫子。他一肚子老古董,对秦汉史颇有研究,拿起任何一件前朝留下的旧物,都能说出一番有意思的话,描绘出古人的生活情状。那些天,我好似回到张衡、张仲景的时代做了一趟旅游,处处引发思古之幽情。

我脚下的这块不大的盆地,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曾经衰落过。辉煌和衰落,小部分被文人用简略的笔墨写进书里,大部分化作残缺的碎片撒遍大地。我们在田间走,在村中串,几乎每一步都能踩到秦砖汉瓦,每一眼都能看到沾满历史风尘的东西。

那天,从一片红薯地边过,见地头的荒草丛中,扔成堆的断砖破瓦,显然是农民犁地、耙地时捡起撂出的。砖瓦都呈暗灰色,刚摔烂的断面仍然磁蓝。老夫子说,这些绝对是汉代的遗物。西汉置安众县,县城就在这一带。我俩在瓦砾堆中挑拣。他找到一块大体完好的砖,上面有七个突起的斑点,他说那是北斗七星的天象,又找到一块缺了个豁口的瓦当,上面有一棵树,枝头落一鸟,他说那是神乌。我扒出一个钵状物的三分之一,灰褐色,涂粗釉,上面的花纹古朴生动,他说,那是汉陶,盛祭品的器皿……汉朝已经远去,城池变为农田,繁华变为荒寂,可断砖破瓦般般件件仍透出两千年前的消息。看我们又扒又拣,把砖块瓦片装入挎包,在一边放驴的一个老汉笑道:“那东西垫墙根也没人要,带回去好干啥。俺这地里真邪,埋恁多砖头瓦块,犁深一点儿犁铧尖就碰断了,成年彻辈子往外捡,还捡不完。”

日高人渴,去一户农家讨茶。堂屋里出来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好热情,连说“稀客,稀客”,边让我俩坐当院的石榴树下,树下用石块支一扇废弃的石磨,边去灶屋,舀两碗淡黄的柳叶茶,双手端来,碗太满,从灶屋到树下,地上洒了两条线。茶味稍苦,却很清爽,我俩喝得舒服。正品茶味,老夫子扭头看见灶屋门前放一个样式奇特的物件儿,像瓢,却有四条腿,上面脏兮兮的,粘满麸皮、饭粒和泥垢,显然是喂鸡喂鸭用的。忙站起,忙掂起看。沉甸甸的,是青铜器。内外审视一遍,老夫子说,底部好像有铭文,可看不清。我问是啥玩意儿,他说,这叫匜,古人洗手洗脸时用来盛水的,《左传》里说的“奉匜沃盥”,“奉”(捧)的就是这个东西。妇人说:“那是喂鸡的盆,喂多年鸡了。鸡蹬不倒……”问她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垒院墙时候挖阴沟挖出的。问她还挖出些啥。她说,都是破铜烂铁,都不囫囵,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我们跟她商量,留十元钱,带走那个匜。她很高兴,连说:“那算啥稀罕物儿,不嫌脏,拿去吧。十块钱能买几个搪瓷盆哩。”说着,从屋门后掂一把劈柴的刀,要把鸡盆上的污垢刮掉。我们只让她用水冲洗一下,千万不能刮。临出院门,妇人倒向我们千恩万谢,好似我们赒济了她一大笔钱。

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走,见一家大门外有好大一个猪圈,圈里扁着身子卧一头母猪,十来个猪崽趴成一排正吃奶。猪圈墙的底部,砌进几块长方体的石头,就引起了老夫子的注意,趋近一看,果然是汉代的画像石。只有三块画面朝外。揩去斑斑点点的泥土,见一块刻的是“铺兽衔环”,一块刻的是“执戟门吏”,另一块拦在猪圈门口,上边堵一扇柘刺条编的门,刻的是“河伯出游”。这幅画线条遒劲,构图简练,再现了远古神话的奇幻诡异。那浩淼无涯的水,硕大无朋的鱼,乘风破浪的舟车,神采飘逸衣袂飘举的乘者和驭者,使人不禁怦然心动,想起《楚辞》里的歌咏:“与汝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听见我们说话,从院里走出一个汉子,黑面黄牙,小眼大嘴,却一脸微笑看着我们。问他这些石头是哪儿来的,他说从河湾里拉回来的,一百年前就在河湾里堆着,没人要。问他还有没有,他说,都拉完了,他还有几块盖房子垫墙根了。听我们说到这是古墓里的石头,汉子猛一愣怔:“呀,不好不好,得快扒出来扔远远的。”

一路走来,走在现实的土地上,却时时碰上历史。纵的历史,千百年的往事,星星点点地撒落在广袤的乡野,真真无法收拾……

200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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