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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文化科技思想

王冕

王冕(1287年~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今浙江)人。出身贫家,白天放牛,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后从韩性学,试进士不第,游大都(今北京市),泰不花推荐任翰林院官职,辞不就。归隐九里山,卖画为生,终老田园。工画墨梅,枝叶密繁,生意盎然,劲健有力,或用胭脂作没骨梅;亦擅竹石。

王冕出身于浙江诸暨一贫苦农民家庭,但从小就好学如痴,读书不倦。据《明史》记载,因家里无钱供他读书,父亲只好让他去放扑克。他白天放扑克,晚上到附近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自己跑到私塾里去听教师讲解和村童读书。有一次,他听课入了迷,到黄错时候,才想起放牧着的扑克,结果扑克不见了,回家被他父亲责打了一顿。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当时会稽一个读书人韩性,韩收他为学生,教他读书、画画。王冕青年时期曾一度热衷于功名,但考进士屡试不中,于是他满怀愤郁,烧毁了文章,永绝仁途,流浪江湖。他章到过杭州、金陵,又渡长江,过淮河,经徐州、济南到北京,达居庸关。数千里的远游,使他扩大了视野,开宽了胸怀,同时对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由于他的诗画不同凡俗,画誉越来越大,在北京期间,士大夫都争走馆下,求他画画,一时缣素山积,他常援笔立挥而就。据载,他不满于达官人向他求画,便画了一幅梅花悬在墙壁上,并题诗道“冰花个个贺如玉,羌吹它不下来。”表示不愿给他们作画。因他对统治者予以无情的讽刺,被认为是反对无朝,险些入狱。后来,他被迫埋名隐居到家乡的九里山,白天种植豆棋粟、灌园养鱼,晚上读书、作诗画,过着清贫生活。他在屋的周围种了千株梅树,几百棵桃杏,题为“梅花屋”。王冕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诗画影响很深,贫苦朴实的山村生活又赋予他的诗画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以画梅著称,尤工墨梅。他画的梅简练洒脱,别具—格。其《墨梅图卷》画横向折枝墨梅,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气盎然。其笔力挺劲,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动地刻划出来。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而且寄寓了画家那种高标孤洁的思想感情。加上作者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题画诗,诗情画意交相辉映,使这幅画成为不朽的传世名作。

杨维祯

杨维祯(1296年~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代诗文家。会诏修辽、金、宋三史。杨维祯文气弥雄,有先秦两汉之格,盖博极群书,能自铸伟辞,成一家之言。著有《东维子集》《铁崖文集》等。

杨维祯生性“以铁石心取疾于世”,其艺术主张与歌德所说“不可能学着做一位诗人,诗人必须从心中生长出来”如出一辙。他的诗、书俱是“未有不依情而出”的,他书法中的“情”,充溢着宏肆、奇诡、冷峭,带有破坏性和激人心魄的力量。点画起笔锐利,行笔果断,时而笔肚侧扫,时而细笔连亘,同时挟着很浓的章草用笔的古拗意味;字和字顺势组合,如海起浪、山出云,纵横奔突,仿佛不是写出而是从心底迸出,却又非一味大刀阔斧横冲直撞,冲突在笔墨枯淡处又能得到缓解,幅面整体效果显得既对比强烈又能协调共生,“极有布置而了无痕迹”;似无意,而真趣弥漫,似无法,而又极合法度。书法史上能有几人象他这样精微而又这样激扬狂放地迷恋和表现出自己的卓立人格和任情恣性?他的《真镜庵募缘疏卷》、《小游仙诗》等作品,仿佛真的能听到那“喉中语”,并伴有铁石相击的声响。同为“复古”,以赵孟頫为首所倡导的方向和实践虽在当时有较大意义,却成了对古人技法进行模拟和效仿的泥古,结果也自然是“意弥陋”和“去古愈远”了,并不能与唐初带有主动创新意识的“尊王”之风相提并论;它与同时代杨维祯主张的复古,即先得古之格调进而得古之“情性神气”,也根本是两个概念,因此排除作者名望后的艺术真价值也就高下有别了。可能不是当时书坛的中流砥柱人物或人们对他的认识尚需一定时间的缘故吧,杨维祯未能象五代的杨凝式或明朝中期的徐渭那样享大名于书史;但杨凝式、杨维祯、徐渭三人具有共性的地方,就是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承,以及在书作中同样都体现出了社会动乱或压抑所带给人的紧张不安和企幻超脱的心境。杨维祯和康里二人在用笔上大相径庭,一个如破斧缺,另一个却俊爽挺拔,但在作品中都能明显地反映出其笔墨工具的精良,这一点恐怕也是现代习书者所不可企及的。

倪瓒

倪瓒(1306年~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元代大画家。生性洒脱,淡泊名利,他把中国文人画发展到空前完美的形式。书法恬淡瘦劲,堪称大家。作品主要有《水竹居图》《松林亭子图》及诗文《自书诗稿》等。

元大德五年(1301年)倪瓒生于无锡梅里诋陀村。祖父为本乡大地主,富甲一方,赀雄乡里。父早丧,弟兄三人,同父异母长兄倪昭奎字文光,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曾“宣受常州路道录”、“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为主持提点”、又“特赐真人号,为玄中文洁真白真人。”二哥(同胞)倪子瑛。在元代,道教的上层人物地位很高,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场倾轧之累,反而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倪瓒从小得长兄抚养,生活极为舒适,无忧无虑,倪昭奎又为他请来同乡“真人”王仁辅为家庭教师。倪瓒受到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浸习于诗文诗画之中,和儒家的人世理想迥异其趣。故而一生末仕。

青少年时期的倪瓒虽然家境富裕,生活优裕,但未染上纨绔子弟习气,对自身的学习修养,抓得挺紧。家中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清泌阁”,内藏经、史、子、集、佛经、道籍千余卷。倪瓒每日在楼上读书作诗,除精心研读典籍外,对佛道书籍也多有涉猎。“清泌阁”内还藏有历朝书法名画,时间较远的有三国锺繇的《荐季直表》,较近的有宋代米芾的《海岳庵图》等。倪瓒对这些名作朝夕把玩,心摹手追,尤其对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荆浩的《秋山图》,潜心临摹,揣摹其神韵气质。同时,他常外出游览,见到有价值的景和物随手描绘,他精细地观察自然界种种现象,认真地写生,归后往往画卷盈笥。倪瓒一方面注意继承传统技法,博采各家所长,勤奋的学习,为他后来在绘画上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泰定五年(1328年),长兄倪昭奎突然病故。继之,母邵氏和老师王仁辅相继去世,使倪瓒悲伤不己。他原来依靠其长兄享受的特权,随之沦丧殆尽,倪瓒变成了一般的儒户,家庭经济日渐窘困,他怀着忧伤的情绪,自作述怀诗,详述当时自己痛苦的环境。

元天历三年(1330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20年内,是倪瓒绘画创作的成熟期。这时期,倪瓒广泛交际,友人多为和尚、道士或诗人、画家。他作的诗作多半也是和这类人酬唱之作。他的至交张伯雨是有名的道土,倪瓒曾为其精心绘制了《梧竹秀石图》。另一位他所推祟的名画家黄公望亦是当时新道教全真教中名人,道学深邃,比他年长32岁。黄公望曾花10年时间,替倪瓒画《江山胜揽图》卷,长二丈五尺余,是黄氏浅绛山水中的杰作之一,画卷题款为至正戊子(1348年);那时倪瓒48岁。此时,他开始信仰道教(全真教),养成了孤僻猖介的性格,超脱尘世逃避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到他的画上,作品呈现出苍凉古朴、静穆萧疏的意向。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到他去世的20年里,倪瓒漫游太湖四周。他行踪飘泊无定,足迹遍及江阴、宜兴、常州、吴江、湖州、嘉兴、松江一带,以诗画自娱。这时期,也是倪瓒绘画的鼎盛期。他对太湖清幽秀丽的山光水色,细心观察,领会其特点,加以集中、提炼、概括,创造了新的构图形式,新的笔墨技法,因而逐步形成新的艺术风格。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奇峭简拔,近景一脉土坡,傍植树木三五株,茅屋草亭一两座,中间上方空白以示淼淼的湖波、明朗的天宇,远处谈淡的山脉,画面静谧恬淡,境界旷远,此种格调,前所未有。这一阶段,倪瓒创作了《松林亭子图》(1354年)、《渔庆秋霁图》(1355年)、《怪石丛篁图》(1360年)、《汀树遥岑图》(1363年)、《江上秋色图》(1368年)、《虞山林壑图》(1371年)等许多力作给后来的朋清绘画以巨大的影响,成为元四大画家之一。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十八日,其妻蒋氏病死,倪瓒受到很大的打击。长子早丧,次子不孝,生活越觉孤苦无依,内心烦恼苦闷,无所适从。明初,朱元障曾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坚辞不赴。明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二十七日作《题彦真屋》诗云:“只傍清水不染尘”,表示不愿做官。他在画上题诗书款只写甲子纪年,不用洪武组年。

明洪武七年(1374年),倪瓒在江阴长泾借寓姻戚邹氏家,中秋之夜,他身染脾疲,便到契友名医夏颧家就医,夏筑停云轩以居之。倪瓒一病不起,于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死于夏府,享年74岁。他的遗体埋葬在江阴习里,后改葬在无锡英蓉山麓的祖坟。

倪瓒性情清高孤傲,个性迂癖,不事俗务,一生没做过官。明人搜辑的《云林遗事》中说,一次他留客住宿,夜里听到咳嗽声,次日一早就命入仔细寻觅,有无痰迹。仆人找不到,假说痰吐在窗外梧桐树叶上,他就叫赶快把叶剪下,丢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倪瓒还有一传说:“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一次差人拿了画绢请他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撕绢退钱。不料,一日泛舟太湖,正遇到张,被痛打了一顿,倪瓒当时却噤口不出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他答道:“一出声便俗”。倪瓒曾作一诗以述其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倪瓒诗书画三绝。倪瓒的绘画开创了水墨山水的一代画风,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代四大家”。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以淡泊取胜。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多取平远之景,善画枯木平远、竹石茅舍,景物极简。其画多以干笔皴擦,笔墨极简,所谓“有意无意,若淡若疏”,形成荒疏萧条一派。在元四家中,倪瓒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享誉极高。明何良俊云:“云林书师大令,无——点尘土。”明代江南人以有无收藏他的画而分雅俗。其绘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明清数百年画坛有很大影响。至今乃被评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倪瓒是个性较为独特的书画家。他的书法作为在野的高人韵士,参禅学道,浪迹天涯,以一注冰雪之韵,写出了他简远萧疏,枯淡清逸的特有风格。文征明、董其昌都曾高度赞美过他的书法。文征明评曰:“倪先生人品高轶,其翰札奕奕有晋宋风气。”董其昌评曰:“古淡天真,米痴(即米芾)后一人而已。”倪瓒与格守帖学的书法比较,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不免遭人非议。如项穆指责倪瓒“下笔之际,苦涩寒酸。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而近代书家李瑞清认为:“倪迂书冷逸荒率,不失晋人矩,有林下风,如诗中之有渊明(陶渊明),然非肉食者所解也。”倪瓒传世作品有《三印帖》、《月初发舟帖》、《客居诗帖》、《寄陈惟寅诗卷》、《与率度札》、《与良常诗翰》、《与慎独二简》、《杂诗帖》等多种。

倪瓒《淡室诗轴》,行书,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纵64厘米,横27厘米。七言律诗——首,共4行,又题识2行。通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淡古神韵,无一俗尘。《淡室诗轴》,单就技法而言,似乎不足称道。其结体十有八九是东倒西歪,不成体统的。用笔也多出锋尖梢,显得势竭力虚。但从审美的角度看,不计其细节,而从整体观赏它时,却化腐朽为神奇。其笔法,虽然点画多不工,却瘦劲通神,行笔又悠然自得,使字态显得摇曳生动。其章法,虽然结字多不周,却行气贯通,时大时小、时长时扁,令整篇布局疏朗错落,琳琅满目。

吴镇

吴镇(1280年~1354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梅道人、梅花庵主等。他晚年信奉佛教,故晚号梅沙弥。魏塘(今浙江嘉善县城关镇)人。身为“元季四大家”之一的吴镇,其家世和身世长期鲜为人知。本世纪八十年代,在与吴镇故里相邻的吴家栅村,发现了保存在吴氏后裔家中的《义门吴氏谱》(现藏于浙江省平湖县图书馆),这对揭开吴镇谜一般的家世和身世是大有裨益的。

吴镇远祖系汝南人,他的先辈有着显赫的政治背景,并与宋宗室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如宋代开国元勋吴延祚(三世)、宋太宗驸马吴元扆(四世)、卫国名将吴革(九世)等,在先辈中还有许多人是两宋的台阁重臣。这些对于后来吴镇终生拒不仕元的生活道路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也是他的思想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高祖吴渊,字道父,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曾任转这使、发运使,总领许浦、澉浦和福建、湖广、广南等处,又为长江一带州路财赋军马钱粮将作监。曾祖吴寔(十七世),字寔之,见南宋将亡,“弃文习武,仕进义校尉,水军上将。元兵南下,公力战死”。宋亡后,吴氏家族开辟了以海运为业的谋生之道,就基于祖上有过水军生涯的优势。

吴镇的祖父吴泽,字伯常,官承信郎,曾出使金国。他是一位抗元猛将,参加了镇守襄阳的战役。自他开始,吴氏族系的一支开始在嘉兴一带生根。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忠宋不仕元的政治态度确立了吴氏家族的政治品性,其子多被时人奉为“义士”。吴泽开拓了后世的基业,他充分发挥了先祖生前曾掌理华东、华南沿海海运机构的优势,继承起其父晚年的航海事业。父亲吴禾,字君嘉,号正心。他“性至孝,随父航海。后大定,寄籍山阴、萧山二县。今赭山船舵尚存。庐守父墓,因居澉浦。家巨富,人号‘大船吴’”。至此,吴家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的船只可与东南亚、日本和阿拉伯国家进行通商活动,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致富。继续承传家业的有吴禾的二弟吴森,其长子吴汉英,“随祖航海,后归武塘,仕财赋提举”。吴禾的长子瑱(吴镇兄)等延续了吴家的繁盛,直至明初,仍为“巨富”。吴镇入元后,吴氏家族除了以航海为生外,还有以行医为业者,如吴森之孙宣及其后裔。元亡,纷纷出仕明廷,大多在太医院中供职。

吴镇生活在这累代富庶的家庭里,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必定是来自父辈留下的产业。吴镇的寓所在今嘉善县魏塘镇,原名“竹庄”,后更名“梅花庵”。今人陈华宗据清光绪《嘉善县志》卷五的史料,考证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秋营造的县衙,是以吴镇故居的全部和吴镇的远房侄子吴瓘“竹庄”及元陈景纯花圃的废址为基础的,可知吴镇当年宅第之大。

吴镇年未弱冠,已开始系统地学习书法和绘画。他喜爱梅花,遍种于屋前屋后竟有百株之多,自比北宋林逋。“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个性清高孤僻,不同流俗。当他的同里盛懋门庭若市,画幅都以善价出手时,吴镇之妻劝他不妨屈就学盛懋之笔,吴镇坚持说:“二十年后不复尔!”吴镇孤僻的个性限制了他的交游活动,据现存的史料,与吴镇切磋画艺的仅有远房侄子吴瓘。另外,“元季四大家”之一王蒙之父王国器曾向吴镇求过画。王蒙是“元四家”中唯一与他有交往的画家,黄公望和倪瓒虽未有与吴镇交往的记载,但两家都曾在吴镇的画上题诗称颂其画其人。吴镇向来不嫌贫爱富,富贵者向他求画往往求而不得。平素以诗酒为娱,虽放浪乡野,但在家中“能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史称有严君平风。晚年的吴镇在生活上受到族孙佛奴(家谱录为观音奴)的侍候。

吴镇晚年改号“梅沙弥”,成为佛教徒。相传现存于嘉善县博物馆的隶书碑文“梅花和尚之塔”系吴镇生前所书。如今尚存吴镇居所梅花庵的遗址,与其墓一并坐落于嘉善县魏塘镇花园弄路西侧,经修葺、翻建,在1963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在古代画家中,现存最早的家谱和旧居遗址当数吴镇,这给今人研究吴镇的思想与艺术提供了便利。

赵宜真

赵宜真(?~1382年),元末明初清微、净明派重要传人。号原阳子。原为宋宗室,其先居浚仪(今河南开封),父仕元为安福令,乃徙安福(今属江西)。幼喜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长习进士业,因久病不愈乃弃儒入道。初师清微派宗师黄舜申之徒曾贵宽(号尘外),嗣清微法要。继师金志扬弟子张天全,或云师全真道邱处机徒裔张广济。复师道士李玄一(亦金志扬徒裔)。初居江西庐山,四方闻其能致雷雨之术,辄不远千里,云集座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携弟子西游,经湘、蜀,历武当,谒龙虎,访汉天师遗迹。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深加礼敬,龙虎山道士多师事之。明洪武(1368年~1398年)初,还居江西雩都(今于都)紫阳观,从事著述,弟子益众。“或以诗歌以自警,犹以医济人。且绝交处,寡言笑,闻者愿礼不获,其高行伟操,为时所推。”封崇文广道纯德法师、教门高士。景泰六年(1455年),追赠崇文广道纯德真人。

赵宜真师承多元,所传亦多途。既传全真和南宗金丹之学,又传清微雷法,兼及净

明忠孝之道,且皆有较深造诣。《原阳子法语》中,即多内丹阐发言论,《道法会元》中,多见其对清微法的考订、阐述之文,对“净明忠孝道法,间有阙文,悉加订正”。故被清微派尊为一代宗师,又被净明道尊为第五祖。

赵宜真对净明道法的补阙,订正文字,现已不存。其对内丹术、清微法的阐述文字,具载于《原阳子法语》和《道法会元》中。所论丹法,大体与全真北派一致,以“自性法身”为内丹之本,强调无为为采炼诀要。《原阳子法语·还丹金液歌》序云:“自性法身本来具足,不假于外,自然之真;其进修则摄情归性,摄性还元,有为之为出于无为,无证之证所以实证。”同书《真道归一偈》总括内丹大要,称:“摄情还性归一元,元一并忘忘亦去,囊括三界入虚空,粉碎虚空绝伦伍”。与禅宗思想颇相近似。其对清微法的理论,一本于宋元清微派。以内炼为基础,以心诚感物为主旨,不重仪式上的繁文缛节。谓:“清微祈祷本无登坛……所谓天地大天地,人身小天地,我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清微祈祷之妙,造化在吾身中,而不在乎登坛作用之繁琐也”。又谓炼度之法,依赖于炼度者的内炼工夫,不依赖于仪节之繁琐。“外而讽扬经法,开悟幽冥,内而涵育精神,摄炼魂魄,体用兼备,详略得宜”;“炼度之法,盖……运吾身纯阳之道气,而点化纯阴之鬼魂,则是以我之阳,而炼彼之阴,阴阳交感,幽显潜通,其超度可必矣”。“矧鬼神之于人,非可以声色相通,惟可以心诚相感。若我悟,他亦悟,我迷,他亦迷……我能修持正道,则鬼神感悟,亦返邪归正矣”。著作有《灵宝归空诀》一卷,《原阳子法语》二卷(为其子弟所辑),《仙传外科秘方》十一卷。

饶介

饶介(?~1367年),字介之,号华盖山樵,又号醉翁,临川(在江西省)人。元末自翰林应奉出为浙江宪佥,累升淮南行省参政。张士诚据吴,慕名造请,仍官原职。吴亡,俘至金陵被诛。饶介是元末著名文人、书法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友人释道衍评价他:“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皆与交。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饶介是元末吴门书家的主力。他的个性倜傥豪放,又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经历,他的书法豪迈、自信。他的草书师怀素与王大令,又近取康里子山的劲健,李日华评其书“圆劲畅朗,神追大令”。其好友陈基说他“介之草书尤瑰诡逸群可观”。代表作《书中峰幻住像偈册》用笔清劲,时有章草笔法,显示秀劲中的倔强。“幻”的结体故意移位,很有趣味。他的《楠木帖》则随意而奔放。是一封短札,写的又是一件小事,豪气奔涌,线条遒逸,随势翻转,流走如丸。这件作品节奏很强烈,浓墨枯笔的“耳”字形貌占了几个字位置,而“当”字则左右奔突,势奇形诡,大有怀素之神韵。最后几字,只留下烟云飞舞,“字”已不可辨认。而章草笔意的介入,又增加了线条形态的变化与力量,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精品。

顾瑛

顾瑛(1310年~1369年),元代文学家。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今属江苏)人。家业豪富,筑有玉山草堂,园池亭馆36处,声伎之盛,当时远近闻名。轻财好客,广集名士诗人,玉山草堂遂成诗人游宴聚会场所。于其祖茔处为身后修造生圹,名曰金粟冢。他不愿做官,常与杨维桢等诗酒唱和,风流豪爽。元朝末年,天下纷乱,他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自称金粟道人。他死时已经是明初了。

顾瑛工山水花卉翎毛,精于音律,善弹古乐器,才情妙丽,倾动一时。顾瑛家世极富,轻财好客,风流豪爽。在正仪筑“玉山佳处”,有草堂、池馆、声伎、图书、器玩等,成为江南名园。他广集名士诗人,玉山草堂成为当时诗人聚会场所,柯九思、倪元林、高则诚、杨维桢、顾坚、陈惟元、吴国良、熊梦祥等经常出入其家。他与朋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过着闲适的生活,诗歌也多是抒写这种闲情逸致之作。元朝末年,天下纷乱,他不愿当官,隐居嘉兴合溪(今属浙江长兴),后又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自称金粟道人。元亡,被迫迁居凤阳。晚年曾自题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处青山骨可埋,还忆少年豪侠兴,五陵裘马洛阳街”。著作有《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又名《玉山璞稿》)等。

顾瑛早年经营产业,遂成为吴中巨富。后建构以“玉山草堂”为主的园林群体,“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列朝诗集小传》)。他所编辑的《玉山名胜集》记载了当时玉山草堂中文士宴集的盛况,《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文人雅集,向来是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现象,玉山草堂中的集会,则反映了商人阶层在获得财富以后对文化价值的追求。作为一个儒者、文人兼富商,顾瑛的思想类型在中国思想背景中显出几分特色。如《自题像》一诗: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此诗前二句表现思想态度和人生观念的随和、无所固执,后二句再推出一层,写自己的人生最得意的一段经历。据其自述:“年十六,于父之盅,而遂废学焉。性好结客,常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故达官时贵靡不交识,然不坠于家声。”(见《玉山逸稿》附自为《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其实即指他经商的那段经历。这似乎表明:“儒衣僧帽道人鞋”是他的“自我”的外在装饰,骨子里是个富于“豪侠”之气的商人。此诗把顾瑛的个性表现得很有色彩。

罗贯中

罗贯中(1330年~1400年),太原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戏曲家。曾参与反元斗争,明朝建立后,专心于文学创作,着有小说《三国演义》《隋唐志传》等,《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文不堪深,言不堪俗”,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他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故事,把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写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书中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典型人物,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和戏曲,但以小说成就为主。关于他的小说,《西湖游览志馀》称他“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作品,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这些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就最高。全书以宏大的结构描绘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作品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动乱时代人民的痛苦和对清明政治、对仁君的向往,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简洁明快而又生动。它把历史和文学自然结合,有现实的描绘,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为嘉靖本,最为流行的本子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本。除小说创作外,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现存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杂剧的基本思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类似,描写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希望通过“正三纲、谨五常”来结束奸雄争霸造成的悲惨局面。

罗贯中在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如关汉卿、郑光祖等等,都先后迁徙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必然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个。罗贯中外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大约在公元1345年~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也就这时,罗贯中结识了当时在杭州居住,但年龄他大二十岁左右的施耐庵。

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人之说,这是他漫游出晋后在东原(今山东省)客居过一段时间的缘故。他到这里,是被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的梁山泊和宋江的故事吸引而来。他到那里考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在民间流传的水浒英雄故事材料。这是他后来参与《水浒传》编纂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千圣姑”和“贝州王则”的故事,当时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因此,罗贯中就在这一带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搜集、整理,以至有《三逐平妖传》之作。

约在公元1360年~1363年间,罗贯中来到了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那里作客。但是,张士诚并不重视知识分子,也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

在罗买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友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

罗贯中在创作完了这些作品以后,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他为了出版这些作品,于洪武十三年左右从杭州来到了福建,因为当时福建的建阳是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但是,罗贯中的这一目的未能实现。

大约在公元1385年~1388年间,罗贯中活了70岁,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卢陵逝世。

罗贯中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写的《水浒传》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才写成部影响巨大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又经后人多次增删、整理,现在最流行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修改的本子。

《三国演义》讲的历史故事,是东汉末年,一八四年黄巾起义开始,到280年司马氏统一中国为止。《三国演义》在描写近一百年的历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王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而且揭露了他们之间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们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愿望。《三国演义》在描写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全书贯穿了一个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认为蜀汉是正统的,曹魏是篡逆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反陈寿《三国志》的结构篇幅。在《三国志》中,魏志最多,三十卷,蜀志最少,只有十五卷。而在120回的《三国演义》中,其中104回讲的故事,都涉及到蜀汉。在人物好坏的区别上,蜀汉是好人多,坏人少。而在曹魏是人多,好人少,在对待各方人物的态度上,对蜀汉方面是以歌颂为主,对曹以批判为主。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是宽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对百姓是“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进军西川(即四川)时,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圣君、明主。而曹操诡诈残暴的大奸臣。他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三国演义》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七十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七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决定于主观指挥是否正确。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而归。实在是指挥不当。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它如赤壁鏖兵、陵之战等,都写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和教训。后来,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把《三国演义》当作军事教科书来学习、运用。

《三国演义》中,有关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读者从中也将获益不浅。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自罗贯中把三国历史写成小说以来,文人纷纷效法。各取中国历史一段,写成各种历史小说。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明代比较有名的历史小说,就有《东周列国志》、《杨家将演义》、《说唐》、《精忠传》等等。直到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近几年出版的《五千年演义》等,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作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历史小说的创作,在涉及历史之时,原则上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可杜撰或捏造。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了。但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这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它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相传罗贯中,在福建遇见了童年时代舄施耐庵相识的王道生。王道生来在《施耐庵墓志》中写到:“及长,得识其(指施耐庵)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敬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出于对施耐庵的敬爱,在王道生面前,罗贯中甚至把自己的著作,都说成是施耐庵的。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欧阳贞

欧阳贞(1318年~1388年),字元春,号贫乐,一号石户农。元朝分宜防里人。享年70岁。据《袁州府志》、《分宜县志》、《防里十派欧阳氏族谱》的有关记载,似乎不是,而是肺腑之言。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淹贯经史。大些,又外出拜揭奚斯(元朝文学家、史学家,今丰城人)、夏镇(进士,宜春人,文章简古有法,学者多宗之)为师,发愤读书,以后工古文词,做了小官。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正下太乱,便辞官回家。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政局稳定后,他才出头露面。开始参加江西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从此又进入仕途,先后做了考城、扶沟主簿。几年后,因年将花甲,便请求回乡。

洪城十八年(1383年)他65岁考中了进士,仅仅是取个“学历”而已,重回家乡。他在家乡里干些什么?一是“求老农学锄耨,性拙而力弱,工倍而食鲜,故益贫,虽贫亦未尝以为苦”;二是“喜游遨,每佳山林好风月,同心者邂逅,杯酒从容,即高谈郎咏,旁者无人”;三是在“自坐自行中有会悟”,则废寝忘餐,吟诗著文,(《石户农传》)所著有《周易问辨》三十卷、《史提钩》七十卷。诗文有《余学初集》、《龙江丛稿》、《东斋寓录》、《贫乐集》。

“贫乐”自己赞自己,写了篇《贫乐斋自赞》,其词曰:天能贫吾身,而不能贫吾心;吾能乐吾心,而不乐吾身。贫吾身固不乐,乐吾心斯不贫。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吾独以心不乐者为贫民。噫,乐果何人?贫果何人?这是作者自我解剖人生观,用哲学语言,阐述自己对贫与乐的看法。作者是个甘贫穷的乐观主议者,从贫与乐说到身与心。在他看来,人的身与心(天理良心,善良的心,正确的思想、意识)这两个东西,心更重要。如果维护身子与维护有颗善良的心发生矛盾时,应尽可能维护后者。因此,“天能贫吾身”,天能够使我少吃少穿,身子受到折磨,“而不能贫吾心”,不能我的良心受到损害。乐心与乐身往往发生矛盾,这矛盾一旦发生,那就“吾能乐吾心,而不能乐吾身”。由于这样,我在任何时候都“乐吾心”。因常“乐吾心”,任何时候都感到满足,就任何时候也不感到贫乏了。然而好些人的看法与我不同,“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肥了身子就是快乐,不管花的钱来得正路不正路,即使是妄取苟求,不义之财,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也要这样干,认为能捞到钱的地方就是“乐”地。我却认为这各昧天良肥已而“心不乐者”的行为,不仅无快乐,而且是人世间真正的“贫民”。

欧阳贞的父名自强,字秀南,又字南翁。后将住宅改建为意山读书楼,揭奚斯为之书匾额(现匾尚存),并作记,虞集(元朝学者,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崇仁人)为之赋诗,学者称他为意山先生。

姚广孝

姚广孝(1335年~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苏州人。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二十三年于径山从遇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明初,因其故友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对洪武朝政治怀有强烈不满。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广孝以荐入选,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起兵前夕,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十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初授官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分,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即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

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姚广孝的墓塔位于崇各庄乡长乐寺村东。八角九级密檐式塔。塔前有明宣德元年(1426年)所立成祖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

张养浩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元代散曲作家。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张养浩小时侯非常喜欢读书。长大以后,曾任东平学正、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到任4个月,劳瘁而亡。张养浩为官直言敢谏。他的一些散曲写宦海风波、世态炎凉,真切深刻,如〔朱履曲〕《警世》便是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佳作。另有些散曲写他辞官归田后的心理感受和退隐田园的生活,轻松自如的心情跃然纸上。最有名的作品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在怀古兴叹之际联想到百姓的疾苦。他的小令〔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套曲〔一枝花〕《咏喜雨》是在陕西赈灾时所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不多见。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传世。据《全元散曲》所辑,今存小令161首,套数2套。

黄溍

黄溍(1277年~1357年),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

黄溍生性聪颖,天资绝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爱。他从小就循规蹈矩,好学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无事决不随便出门玩耍。先生教授的《诗经》、《尚书》,过目不忘,熟读成诵。他学习写作,长进很快,几百字的文章,一挥而就。久而久之,黄溍的文章在当地出了名,并不断传扬开去。

元延佑元年(1314年),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当年,省试《太极赋》,黄溍以楚声为之,词作摆脱陈言,卓然不凡,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翌年(1315年),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

宁海县,位于浙东沿海,濒临盐场,盐业兴旺。可是,一些盐户有恃无恐,以为他们不隶属于县衙门,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而当地的一些官吏受这些盐户的贿赂收买,也不主持公道,听之任之,使得这股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横暴尤甚。

黄溍到任后,察访社情民意,见此情景,深恶痛疾,并毫不迟疑,对为非作歹者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宽容。此时,黄溍的下属官吏,有的忧心冲冲,深怕受到报复,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黄溍说:“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惹不得!”这劝说当然出于好心,认为黄溍初来乍到,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黄溍没有却步,他斩钉截铁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执法如山,对地方恶霸严惩不贷。几经努力,恶焰渐消,百姓终得安宁。在惩治这些害人虫的严峻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一后母与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药谋死亲夫,反诬被亲夫的前子所杀,而前子将被定罪。听了前子的叫屈声,黄溍脱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访,查明实情,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惩,全县百姓拍手称快,莫不叹服,对黄溍钦敬不已。

当时,宁海县内还有一些恶少参加盗窃集团,图谋抢劫,县衙得到举报,悬赏缉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强,为了谋取赏格,不凭证据,胡乱举报,并据此抓来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远难断案,致使久拖不决。黄溍为此多方调查,—一细细审理,公正断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其间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员到各地考察,得知黄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绩显著,便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并委以整顿吏治。黄溍任劳任怨,秉公办事,惩治了盐场不法之亭户。这一来,纪纲大振,百姓信服,盐场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年),黄溍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当时的诸暨,“其俗素称难治”,积弊深重,棘手难题较多。黄溍到任后,一不畏难,二不大意,审时度势,对症下药,重点击破,终于变难治为易治。官府巡海船,按照惯例,三年就得更新,费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数,须由百姓补足。于是,一些贪官借机向百姓伸手敛财,以多收少付的办法,中饱私囊。对这一敲诈老百姓的陋政,黄溍变革向例,节省开支,杜绝贪污,把多余的钱退还给老百姓,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百姓领了这笔退还的钱,欢呼声不断,称黄溍是清官。

当时,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诈,不管不闻。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胆大妄为,致使伪钞泛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株连数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惨。府长官令黄溍查处此事。黄溍通过查问,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使得有关人员低头认罪。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那些无辜被株连者也得到解脱,老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了。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杠,以发横财。此时,正好黄溍下乡后回城,同这伙人相遇于郊野。黄溍见此情景,顿生疑窦,他便反问道:“州府弓卒定额仅30名,哪来这许多人?”“捕盗卒”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溍便喝令“缚送子州!”这群恶少见势不妙,慌忙作鸟兽散。这良民终于免遭了一场灾祸。

有一盗贼被关在钱塘县狱内,可他贼心不死,暗中勾结一游民,指使这游民贿赂收买了狱吏,于是,狱吏便私下放了这盗贼。而这狱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发这盗贼做向导,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胁百姓,索取钱财。黄溍得知这一情况,深入察访,掌握了全部实情。他就召见了这狱吏,并理正词严地告诉他:“缉捕盗贼,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商议。”他又严厉地指出,今天手持这文书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况更是可疑在黄溍所写的墓记和墓志铭中,总是以人物生平事迹为依据,肯定和褒奖人物的优良品格,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读后感人至深。他所写的序或跋,切中肯綮,给当时不少文人的作品作了评论,并阐发了写诗作文的道理。列入《黄文献公文集》三卷杂著部分的《贾论》,其实是一篇散文。文章开头,以浓艳的笔触描写了“贾区”即市场的繁华景象,“吴之盐蜀之布会稽之美箭,代之名马,至于漆枲卮茜筋胶药物之众,无不丛聚区别”。接着,又写了经营珍贵商品的艰险,“而贝现丹银,重渊邃谷怪珍之产,又皆篝火腰组,冒百死之祸,乃能夺而出诸虎豹蚊龟之宅”。可是,商贾为获取厚利,总是“役佣工,费舟车,遑遑颤颤,心计目察”。但在当时,“市井事”总是被“士大夫所共贱鄙而羞以污齿牙也”。于是,作者尖锐而深沉地提问:“今之称为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文章指出,有好多所谓士大夫者,虽自诩为“贵人”,却不求真才实学,不为百姓谋福利,而只知“饰虚怀枵”,钻营高官厚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反不如商贾的诚实无欺,直心爽性。文章说,“号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偿人之直,而能无德色者,又几人耶!”在封建社会里,黄溍能如此重视商贾,并拿士大夫同他们作对比,给予公正的评论,实在难能可贵。

黄溍写的《劝农文》,立意鲜明,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提出了如何尽地力夺丰年的问题。文章一开头,就大声疾呼:“古之有民社者,未尝不以农事为先。”那么,如何战胜旱涝,减少灾荒呢?文章引述了魏文候使李悝改地造田的史实,提出了“欲尽地力者,亦在乎尽人力而已”的观点,认为“勤则岁增”、“不勤则岁减”。作者还联系他当时为官的诸暨州情,希望“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从事于南亩”。这样,“将见富岁之人,费减益增,蓄积既多,纵有旱涝,可无乏食之虑”。黄溍还提出奖励那些农业生产上有成就的人,以增强百姓对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可见,黄溍为官一任,心系百姓,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尽心尽责的。《说水赠蒋春卿》,以绮丽蕴藉的文词,丰富的联想和淋漓尽致的描绘,尽情地赞美了水的秉性。然后,笔锋一转,以水喻人,愿人们“持涓滴以相波澜”,即使大才小用,也要真心诚意,为国为民贡献一份力量。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元末著名文学家、后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先生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登门求教者,实在是络绎不绝。

黄溍是位书法高手。他从小练习书法,宗薛稷而自成一家,形成了醇雅俊逸的风格。他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真迹,总是如获至宝,细细研习。他一生中,为不少碑、帖、石刻、墓志铭、题词作跋,其中有:《跋李北海永康帖》、《跋苏公父子墨迹》、《跋崇国公墓志铭》、《跋朱张二先生帖》、《跋韩合公真赞》、《书肯斋李公遗墨后》、《跋荆公帖》、《跋米元晖帖》、《跋宋诸公遗墨》、《题吴兴赵公书洛神赋》、《题东坡归钟繇书》、《跋米南宫帖》、《跋胡氏家藏公犊》、《跋兰亭五字损本》、《跋苏黄二公帖》、《跋晦菴先生帖》、《跋和靖先生帖》、《跋兰亭序》、《跋御书明良二大字》、《跋御书庆寿二大字》、《跋御赐永怀二字》、《跋宋诸公遗墨》、《跋来两朝遗墨二首》、《跋米元章书兰亭序》、《跋欧阳文忠公帖》、《跋乾淳四贤墨迹》、《跋峄山碑》、《跋馆本十七帖》、《跋林和靖诗》、《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跋范文正公与尹舍人帖》、《跋东坡书秦少游龙井题名》、《跋默成潘公帖》、《跋静修先生遗墨》、《跋赵魏公书欧阳氏八法》、《跋温公通鉴草》,等等。在这些跋文中,黄溍不仅记述了这些墨宝的事由、内容,也对其书法作了论评,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黄溍在《题东坡归钟繇书》中写道:“古者临书,多取其意,而不专求其形似。予所见唐人临二王书,无不然,非独苏公此帖为然也。今之善为形似者,可谓极天下之工矣,岂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这学习书法之诀巧,说得多么精到。正是这样,当时人们都很想得到黄溍的墨宝,即使是小小片幅,寥寥数字,也必珍藏,并以之为荣。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在所著《书史会要》中称:“溍淹赅经术,书宗薛公晋而自成一家。危(素)承旨尝云:‘吾平生学书,所让者黄晋卿一人耳’。”黄溍的书法真迹,存有《与德懋札》、《兔颖帖》、《跋兰亭阁》等,有的收在《三希堂法帖》,成为书法史上不可缺少的闪光一页。至今,在北京北海公园古楼内,还能看到黄溍留下的真迹。

黄溍还是一名画家。他善画山水,笔近王蒙。其传世作品有至正七年(1347年)作的《梅花书屋图》轴,纸本设色,笔墨苍古,气势浑厚。600多年来,黄溍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所敬仰。在义乌稠城,先后建有多处纪念祠亭。但历经沧桑,多已面貌全非,有的已荡然无存。原建于高墈巷的黄大宗祠,气象恢宏,雕梁画栋,石柱挺立,蔚为壮观,具有民族风格。现在,此祠已被现代化建筑所替代,为稠城镇第一小学校舍。位于原朝阳门外的“二贤祠”,是为纪念黄溍而设立的。

欧阳玄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长沙浏阳人。祖籍江西,系欧阳修的族裔。清康熙年间修浏阳县志时因避康熙皇帝玄烨讳,改玄为元,所以又有欧阳元之称。元延二年(1315年),取中进士第三名,为官40余年先后六人翰林,两为祭酒,两任主考,千生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也以诗文闻名天下,因其学识渊博,文绩卓著,人称“一代宗师”。

毕生经历

元统六年(1333年),元惠帝以欧阳玄任翰林院直学士,负责编修《泰定帝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和《宁宗实录》,合称“四朝实录”,受到朝野好评。因此,当至正(1341年~1367年)初年元惠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时,又以欧阳玄为总裁官。接受了这一任命后,欧阳玄极为负责。丞相脱脱问他三史编撰从何人手,他回答:“编史好比造屋,关键是聚材、择匠。聚材就应当先购书,择匠就必须遂选史官。”脱脱同意他的建议。欧阳玄便本量搜集史料,仔细选定撰写者,并先亲自定出凡例,让参加编写者有所依据。待记、传的正文完成后,他又一一写出论、赞、表、奏,对史事人物作一大略的评价。编写过程中有些撰稿者为显示自己的才华使某些议论不公正,也有部分书稿因编写者众多而文字差异很大。对这些情况,欧阳玄不多作口舌辩争,等初稿呈上后自己详加推敲,斟酌改定。因而三史体例统一,文笔一致,对人物史事的评价较为公允。元惠帝阅读完成稿后再三称赞,后人评价也较高,认为三史共600卷千万言宇都由欧阳玄一人改定,很不容易;不足是由于卷佚浩繁,其中难免有所差错,有的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书中出现多次,却先后记载不同。不过瑕不掩瑜,辽、金、宋三史总体而言堪称信史。

三史修成后,欧阳玄因功升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又命他纂修“仿周礼之天官,作皇朝三大典”的《经世大典从此外,他还编成《太平经国》、《至正条格》、《经考大典》、《纂修通议》、《康书纂要》、《元律》等史著多种,共达1120卷。可惜的是,这些史学方面很有价值的书籍大多已经散佚,未能传至现世。如果说欧阳玄编修三史和其他史学著作有使人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功效的话,那么他所撰写的《至正河防记》则对治理黄河,安定民生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1351年(至正十一年),元朝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治理黄河,功成后又命欧阳玄制作河平碑文以表旋此次治河的功绩。欧阳玄遵令完成了河平碑的制作,但在这过程中他感到以前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所记载的修得河渠沟恤的状况,仅仅记下了治水的道理及水流趋向,不涉及到治水的具体方法,使后世担任治理黄河任务的负责者无从了解和考究。于是他向贾鲁和熟悉河情者仔细询问,并将治河过程中所作的各种记录详加勘质,然后写就了《至正河防记》。详尽记载了这次至正年间治理黄河的方略方法,对后世治河有一定参考价值。

欧阳玄不仅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诗文方面也享有盛誉,有《圭斋文集》15卷遗世。他的诗题材广泛,不论是写景咏物,还是酬和应答,都文辞典雅,《元诗选》、《全金元词》等共录入他的诗词百余首,其中不乏意境深远之作。如《漫题二绝》之一吟道:“铃索无声玉漏稀,青续夜直月侵扉。五更一觉梅花梦,催得江南学士归。”诗中描写了作者深夜工作的情景,而怀乡思归之意袭上心头,含蓄深沉,真挚感人。由于欧阳玄仕途通达,以布衣而跻身高,所以诗中常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意态,还有不少应酬之作。欧阳玄的散文成就很高。他作文效法族祖欧阳修,以廉静深醇、舒徐和易为法。曾说:“夫文廉则不夸,静则不躁,深则不肤,醇则不靡。”欧阳玄的文章确能做到不浮夸,而且据事直书,没有世俗的夸诞之弊。欧阳玄最为人称道的是制诰碑铭一类文体,当时朝廷宗庙制造大多出自他手,海内名山大川佛寺道观、王公大人的碑文墓志,也都以能得到他的文辞为荣耀。后人评价:“海内争思得公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播人间,咸知宝重。”颇有意趣的是,欧阳玄对戏曲说唱也很在行,他曾作《渔家傲南词》12首,是仿“鼓子词”的说唱形式而创作的,清代张九钺在《渔家傲小序》中说:“杨升庵作《滇南月节词渔家傲十二调》,仿欧阳圭斋专咏燕京风景体。”可见有一定影响。欧阳玄还写了小说《睽东记》,以鬼神警世喻人,这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早了几百年。

欧阳玄虽身为高官,平时却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同时代的诗人大家孙风洲赞颂他:“奎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来。”至正十七年(1357年),欧阳玄病逝于大都(今北京),享年83岁。朝廷谥号文,追赠大司徒、柱国,封楚国公。葬宛平香山,后归葬浏阳天马山,并建词纪念,受到湖南士人世代祭祝崇敬,至今浏阳还有“奎斋路”的街名。

《宋史》简介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宋孝宗赵眘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禥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

《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南宋权臣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而权奸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奸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欧阳玄的族祖欧阳修还与长沙有一段真正的姻缘。欧阳修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与湖湘理学的先驱周敦颐是同时代人。欧阳修年青时为研修理学,天圣五年(1027年)欧阳修专程来到潭州,造访了当时郡城最有名气的理学家、翰林学士胥偃。欧阳修将自己写的文章请胥偃赐正。胥读过后大加赞赏,爱其文,更爱其人,执意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欧阳修。欧阳修遂成为长沙的女婿,在长沙寓居多年。到南宋后期,欧阳修的又一位族人来到长沙,这就是聘为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他是宝元年(1253年)由湖南副转运使吴子良聘请来长的。欧阳守道以岳麓书院为阵地,“承三贤之说”,大讲孟子的“正人心”之论,成为继朱熹、张、吕祖谦之后“最有光于世学”的理学家。

汪大渊

汪大渊,元代著名航海家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西文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哥·孛罗”。汪大渊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汪大渊先游历一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元文宗到顺元年(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洲。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汪君焕章当冠年(即20岁),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今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

马黎诺里

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生卒年不详,元朝末年来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圣方济各会士。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拂朗人(Frank,元人对欧洲人的称呼)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元朝阿速族显贵、知枢密院事福定和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代表教徒上书教皇,报告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已去世八年,请求速派才高德隆的继任者前来主持教务。四年,使团抵教皇驻地阿维尼翁(在法国南部,罗马教皇于1308年迁驻于此地)。教皇本笃十二世优厚款待元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决定派遣马黎诺里等率领数十人的庞大使团出使元朝和蒙古诸汗国。同年底,马黎诺里一行从阿维尼翁启程,会齐元朝来使,先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谒见月即别汗;继续沿商路东行,经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达上都,谒见元顺帝,进呈教皇复信并献骏马一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三寸,色漆黑,仅两后蹄纯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被誉为“天马”。元顺帝大喜。命画工周朗作《天马图》(清嘉庆年间此画尚藏于内府),文臣揭傒斯作《天马赞》,在廷文人多应制写诗作序,“拂朗国进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马黎诺里使团三十二人留居大都约三年,后坚请归国,获准乘驿至泉州,由海道西还,1353年返抵阿维尼翁。次年,马黎诺里受德皇卡尔四世之召至布拉格,负责改修波希米亚编年史,便将他奉使东方的回忆插叙入书中。1820年,德人梅纳特将这一部分辑出,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会报,始为世人所知。

陶宗仪

陶宗仪(1329年~1410年),字九成,号南村,台州黄岩清阳人(今属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父陶煜,曾任职兰溪、江阴县;调松江,转为杭州东北隅录事,司典史。至正十二年秋,调知湖州归安,至正十六年任上虞典史。母是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德昭第十一代孙赵孟本之女。叔陶复初是元末书画家。

元至正五年(1346年),陶宗仪赴考进士,因议论政事而落第。接着出游浙东、浙西,向张翥、李孝光、杜本学习经文诗词。至正八年十一月,同乡洋屿人方国珍起义,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兵往剿,欲屠尽沿海居民,反被方国珍擒获。接着黄岩东南乡战事不断。陶宗仪无法回家,寓居松江,娶松江都漕运粮万户费雄女元珍为妻,费雄乃宋太祖赵匡胤四子秦王德芳十一代孙赵孟頫之女婿。期间,宗仪向舅氏赵雍学习书法。

数年后,陶宗仪与妻元珍移居松江城北泗泾南村,筑草屋数间,开馆授课。过着“九峰三可揽,一室四无邻。世治方为乐,身安岂厌贫”的寒士生活。从此弃科举,谢绝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太尉张士诚荐举。课余垦田躬耕,誉为“立身之洁,始终弗渝,真天下节义之士”。耕作之暇,与弟子谈今论古,随有所得,即录树叶,贮于瓮,埋树下,十年积数十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整理成《辍耕录》30卷,记载元代典章制度、艺文逸事、戏曲诗词、风俗民情、农民起义等史料。中年以后,有大量诗作表达魂牵梦萦思乡之情。有“风景不殊乡音远,梦旧夜夜浙江船”,“赋归归未得,长夜梦台州”之句,回乡祭扫诗曰:“江汉悠悠为客流,先茔回首泪滂沱。”

明洪武四年与六年(1371、1373年),朝廷诏徵儒士,知府两次荐举,陶宗仪均以病辞,说:“为巢父,为许由,为严子陵,击壤而歌,以为太平之草民,不亦可乎。”宋濂说他:“九成之意,以为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进贤之路,故力辞之。”晚年任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率诸生赴南京礼部,学生考中甚多,帝赐钱钞于陶。约在永乐八年(1410年)后卒于松江。

陶宗仪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作除《辍耕录》外,有搜集金石牌刻、研究书法理论与历史的《书史会要》9卷,汇集魏汉至宋元时期名家作品617篇,编纂《说郛》100卷,为私家编集大型丛书较重要的一种。还著《南村诗集》4卷、《四书备遗》2卷,以及《古唐类苑》、《草莽私乘》、《游志续编》、《古刻丛钞》、《元氏掖庭记》、《金丹密语》、《沧浪棹歌》、《国风尊经》、《淳化帖考》等。

卢挚

卢挚(1242年~1315年),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二十岁左右,由诸生进身为元世祖忽必烈的侍从之臣。后来迁升为河南路总管。大德初年,授集贤学士,持宪湖南,迁江东道廉访使。复入京为翰林学士,迁承旨,贰宪燕南河北道,晚年客寓宣城。《新元史》补入《文苑传》。

卢挚官位显达,旧学深厚,在文学上有很高的地位。“临川吴澄说他所作的古诗“类皆魏晋清言,古文出入盘诰中,字字土盆瓦缶,而有三代虎皿瑚琏之器,见者莫不改观。”(以上所引均见《新元史》)。卢挚常说:“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又云:“清庙明堂谓之古,朱门大厦,谓之华屋可也,不可谓之古;太羹玄酒,谓之古,八珍,谓之美味可也,不可谓之古。知此可与言古文之妙矣。”(《文章宗旨》)卢挚的散曲与姚燧齐名,当时称“姚、卢”,与散曲大家马致远、杂剧女艺人珠帘秀等相唱和。今存散曲有小令一百二十首,残小令一,皆收入隋树森编篡的《全元散曲》。内容多是怀古唱和、寄情山林诗酒、写景咏物等作,风格与其诗文不同,变典雅蕴藉为自然活泼,表现出元前期北散曲作家清丽派的特色,对散曲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贯云石评其曲“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阳春白雪序》)。著有《疏斋集》,明初尚存,后佚。今有李修生《卢疏斋集辑存》。

附:卢挚曲选

双调·落梅风

别珠帘秀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夜忆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心硬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

黄钟·节节高

雨晴云散,满江明月。风微浪息,扁舟一叶。半夜心,三更梦,万里别。闷倚篷窗睡些。

双调·殿前欢

酒杯浓,一葫芦春色醉疏翁,一葫芦酒压花梢重。随我奚童,葫芦干兴不穷。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列子乘风。

双调·沉醉东风

恰离了绿水青山那搭,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冷清清暮秋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谁肯教白衣送酒?

秋景

挂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周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

双调·折桂令

田家

奴耕婢织生涯。门前裁柳,院后桑麻。有客来,汲清泉,自煮茶芽。稚子谦和礼法,山妻软弱贤达,守着些实善邻家。无是无非,问甚么富贵荣华!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狂嬴。五十年除兮昼黑,刚兮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图走鸟飞。子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便宜。

金陵怀古(建康)

记当年六代豪夸,甚江令归来,玉树无花。商女歌声,台城畅望,淮水烟沙。问江左风流故家,但夕阳衰草寒鸦。隐映残霞,寥落归帆,呜咽鸣笳。

长沙怀古

朝瀛洲暮舣湖滨,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泽国纫兰,汀州搴若,谁为招魂,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

贯云石

贯云石(1286年~1324年),元代散曲作家。出身维吾尔族贵胄,祖、父都官至显位。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即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让爵于弟,北上从姚燧学。仁宗时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今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徐再思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得其小令86首,套曲9首。贯云石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接受汉族文化。善书法,草隶等书,变化古人,自成一家。诗文亦有一定成就,尤以散曲最著。在他的为人和作品中可以看到元代各族文化互相渗透的情况,他以胄子袭位,仕途本颇顺利,却有飘然世外之志,为人疏放旷达。曾以《芦花被诗》换取渔父芦花被,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公元1286年,在元大都西北郊高粱河畔维吾尔族人聚居的畏吾村(今北京魏公村)里,一个“神采秀异”的婴儿诞生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北庭(今新疆吉木萨)维吾尔族农民的后裔,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擅一代之长”(王世贞《曲藻)序》)的杰出人物。他,就是元代著名作家贯云石。

贯云石的散曲以写山林逸乐生活与男女恋情为主。作品风格基本上属豪放派,以清俊见长。风格形成与他出身西域武官家庭有关,同时也染上了江南文学清秀媚丽的色彩。他的啸傲山林的作品尤为飘逸俊放,如:"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清江引〕),"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殿前欢〕)等首即是。他的情词则清新警切,善于学习俗谣俚曲的长处。以白描手法取胜,颇有情致。此外,他也有一些清丽端谨的作品,如〔小梁州〕《春、夏、秋、冬》四首,〔清江引〕《咏梅》等。贯云石的散曲在当时最为俊逸当行,歌唱起来,响彻云汉。他与海盐杨梓交好,或说他曾为海盐腔的创造和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还是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在当时散曲界十分活跃,而且很有影响。

贯云石的伯父忽失海涯、父亲贯只哥都托庇祖荫,先后在南方担任军政要职;而贯云石幼年,一直生活在大都,受着良好而又特殊的教育。贯云石的母亲廉氏是精通汉学的维族名儒廉希闵的女儿。她的一位叔父廉希宪曾任宰相,被世祖称为“廉孟子”;另一位叔父廉希贡则是著名的书法家。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住在廉家的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尤其是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使贯云石从小就受到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的熏陶与严格训练,既有“善骑射、工马槊”的维吾尔气质,又能“折节读书,目五行下”,为他以后用汉文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年方二十的贯云石承袭父爵,出任两淮万户达鲁花赤(这是一个拥有实际兵权的三品要职)。不久,又出镇永州。这位血气方刚、文武双全的青年军官,管辖着十一万户百姓,统率着七千将士。他“在军气候分明,赏罚必信”、“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公务之暇,则写诗作曲,投壶雅歌。他要凭着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又愿意“自适,不为形势禁格”,然而这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苦闷与矛盾中,他终于作出了将官职军权让给弟弟忽都海涯的决定。贯云石让爵后,“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却”,真是: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当时,元代的散曲创作正处于由草创时期向黄金时代过渡的阶段。贯云石开始以通脱豪爽的风格闯入了散曲阵地,犹如天马入苑,在元代诗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308年,贯云石回到了文人荟萃的元大都。

22岁的贯云石成了廉园的中心人物。他的让爵,在大都传为美谈;他的诗词散曲,在诗界崭露头角。然而他自己并不满足。在廉园,他进而结识了程文海、赵孟頫、袁桷、姚燧等文坛前辈,得到他们的赏识,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姚燧“于当世文章士少许可”,却连连称赞贯云石“古文峭厉有法”、“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才气英迈,宜居代言之选”(见邓文原《贯公文集序》),并多次在东宫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面前荐举贯云石,使他“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这些,不仅促进了贯云石的文学创作,也再次激发了他报效国家的热情。

公元1313年二月,仁宗即位不久,27岁的贯云石就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予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仁宗说:“翰林、集贤儒臣,联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之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也。”(《续资治通鉴》卷198)贯云石想到自己被皇帝亲自委以重任,成了赤县神州第一个维吾尔族的翰林学士,感慨万分:“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神州寄友》)小翰林充满信心,积极参政,直言敢陈。他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制订恢复科举的条令,“多所建明”;他向仁宗进自著的文白对照的《孝经直解》;又递交了万言书,条陈释边戍、教太子、立谏官等六事。然而,科举制度迟迟不能恢复,《孝经》已引不起仁宗的兴趣,万言书被仁宗空许为“往往切中时弊”,却不予采纳,反而触犯了一班反对改革的权贵。此时,姚燧已辞官家居。贯云石深感自危,也清醒了许多。这位任职刚一年的“小翰林”,毅然称疾辞归江南,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一首〔清江引〕生动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然而,贯云石这五年的大都生活并没有白过。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清丽婉腻的散曲,世人将它们和散曲名家徐再思(号“甜斋”)的作品并称为“酸甜乐府”;他写下了著名的《〈阳春白雪)序》,也写出了不少奇诡激烈的歌行诗。就在贯云石刚刚就职翰林学士之时,程文海为贯云石诗文集写过一个跋,指出贯在文学上造诣深湛,前程不可限量,还说:“盖功名富贵有不足易其乐者,世德之流,讵可涯哉!”程文海慧眼独具,他道出了贯云石品格上的可贵之处。贯云石仰慕屈原、李白、陶渊明,决心从政治的漩涡中冲腾出来。

公元1314年秋天,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贯云石“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钱惟善《酸斋学士挽诗》),登扬州明月楼填词,到淮南鲁港驿题诗,西下洞庭览胜境,东临普陀观日出。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刺传》)。

贯云石历览名胜,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决心避世的贯云石进而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为生。他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时而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时而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去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他常与散曲家张可久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也不时地同平民百姓一起切磋技艺。他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贯云石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还能注重从民间吸取营养,这就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的独特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久久在杭州流传,说明了贯云石与民众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酸斋创作风格的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贯“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陈垣评语)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在钱塘定居期间,贯云石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

贯云石死后三十九年(1363),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

公元1324年,正当壮年的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他的好友张小山(可久)写了一首《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这位维族作家的一生: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他的另一位好友欧阳玄在为贯云石写的碑文中称赞他“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二百年后,王世贞在《曲藻》中将贯云石列为“擅一代之长”的元曲代表作家之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是的,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薛昂夫

薛昂夫,生卒年不详,本名薛超兀儿,一作超吾,维吾尔族人。汉姓马,字九皋,赵孟頫说他是“西戎贵胄”,官至三衢路达鲁花赤。晚年退出官场。散曲多连章之作,意境阔大,独出心裁。现存小令六十五首。套数三篇。

附薛昂夫诗词《楚天遥过清江引·送君词》

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祝,明年又著来,何似休归去?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春若有情春更苦,暗里韶光度。夕阳山外山,春水渡傍渡。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

《殿前欢·醉归来》

醉归来。袖春风下马笑盈腮。笙歌接到朱帘外。夜宴重开。十年前一秀才。黄齑菜。打熬到文章伯。施展出江湖气概。抖擞出风月情怀。

《庆东原·西皋亭适兴》

兴为催租败,欢因送酒来。酒酣时诗兴依然在。黄花又开,朱颜未衰,正好忘怀。管甚有监州,不可无螃蟹。

《塞鸿秋·凌鹫台怀古》

凌鹫台畔黄山铺。是三千歌舞亡家处。望夫山下乌江渡。是八千子弟思乡去。江东日暮云。渭北春天树。青山太白坟如故。

《折桂令·叹世》

鸡羊鹅鸭休争。偶尔相逢。堪炙堪烹。天地中间。生老病死。物理常情。有一日符到奉行。只图个月朗风清。笑杀刘伶。荷插埋尸。犹未忘形。

徐再思

徐再思,元代散曲作家。字德可,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因贯号酸斋,故二人散曲,世称“酸甜乐府”。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今人任讷又有将贯、徐二人散曲合为一编,名为《酸甜乐府》。

徐再思的散曲以恋情、写景、归隐等题材为主,也有一些赠答、咏物为题的作品。他虽与贯云石齐名,风格却不尽相同,贯云石以豪爽俊逸为主,徐再思却以清丽工巧见长。《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桂林秋月"。

他的写景作品以〔水仙子〕《惠山泉》为佳,意境高远而奇巧,可以看出他工于炼字造句的特色。〔水仙子〕《夜雨》以"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来描绘凄婉的羁旅之情,细腻动人。他的写恋情作品,善于学习民间歌谣的表现手法,与贯云石的同类作品有相似之处。〔蟾宫曲〕《春情》写一害相思的女子"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情态,运用了散曲中连环句,韵字复用等形式特点,颇能尽其情致。〔沉醉东风〕《春情》又写出一女子猛然见到情人时的复杂的心理,她又想招呼,又怕被人瞧破,情态传神,人物灵动。这一部分作品清新活泼,成就较高。

朝天子

里湖,外湖,无处是无春处。真山真水真画图,一片玲珑玉。宜酒宜诗,宜晴宜雨,销金锅锦绣窟。老苏,老逋,杨柳堤梅开墓。

越调·凭栏人

髻拥春云松玉钗,眉淡秋山羞镜台。海棠开未开?粉郎来未来?

中吕·普天乐

西山夕照(《吴江八景》之八)

晚云收,夕阳挂。一川枫叶,两岸芦花。鸥鹭栖,牛羊下。万顷波光天图画,水晶宫冷浸红霞。凝烟暮景,转晖老树,背影昏鸦。

中吕·喜春来

春云巧似山翁帽,古柳横为独木桥,风微尘软落红飘。沙岸好,草色上罗袍。春来南国花如绣,雨过西湖水似油,小瀛洲外小红楼。人病酒,料自下帘钩。玉环梦断风流事,银烛歌成富贵词。东风一树玉胭脂,双燕子,曾见正开时。

闺怨

妾身悔作商人妇,妾命当逢薄幸夫。别时只说到东吴,三载余,却得广州书。

商调·悟叶儿

鸦鬓春云亸,象梳秋月欹,鸾镜晓妆迟。香渍青螺黛,盒开红水犀,钗点紫玻璃:只等待风流画眉。山色投西去,羁情望北游,湍水向东流。鸡犬三家店,陂塘五月秋,风雨一帆舟。聚车马关津渡口。芳草思南浦,行云梦楚阳,流水恨潇湘。花底春莺燕,钗头金凤凰,被面绣鸳鸯:是几等儿眠思梦想!

双调·清江引

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

双调·沉醉东风

春情

一自多才间阔,几时盼得成合?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待唤着怕人瞧科。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要识得声音是我。

双调·水仙子

夜雨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年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双调·殿前欢

观音山眠松

老苍龙,避乖高卧此山中。岁寒心不肯为梁栋,翠蜿蜒俯仰相从。秦皇旧日封,靖节何年种?丁固当时梦。半溪明月,一枕清风。

任昱

任昱,字则明,四明(今浙江宁波市)人。与张可久、曹明善同一时代,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任昱善长写诗。少年时风流倜傥,游于市井间,所作曲多流布于裙衩间。曲作多游宴、送别、怀古之类,虽境界不广,但真情可咏,曲词清新流丽,不失自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小令

“正宫”小梁州湖上分韵得玉字

波涵玉镜浸晴晖,鸣玉船移。玉箫吹过画桥西,玉泉内,玉树锦云迷。“老”玉楼帘幕香风细,玉阑干杨柳依依。飞玉觞,留玉佩;玉阑人沉醉,花外玉骢嘶。

闲居结庐移石动云根,不受红尘。落花流水绕柴门,桃源近,犹有避秦人。“老”草堂时共渔樵论:笔儿曹富贵浮云。椰子瓢,松花酝;山中风韵,乐道岂忧贫?

春怀落花无数满汀洲,转眼春休。绿阴枝上杜鹃愁,空拖逗,白了少年头。“老”朝朝寒食笙歌奏,百年间有限风流。玳瑁筵,葡萄酒;殷勤红袖,莫惜捧金瓯。

“南吕”金字经湖上僧寺

竹雨侵窗润,松风吹面寒,云母屏开非世间。闲,不知名利难。凭阑看,夕阳山外山。重到湖上碧水寺边寺,绿杨楼外楼,闲看青山云去留。鸥,飘飘随钓舟。今非旧,对花一醉休。秋宵宴坐秋夜凉如水,天河白似银,风露清清湿簟纹。论,半生名利奔。窥吟鬓,江

清月近人。书所见胜概三吴地,美人一梦云,花落黄昏空闭门。因,青鸾宝鉴分。天涯近,思君不见君。

“中吕”上小楼题情

团圆未成,婵娟空病。桂子虚庭,翠羽围屏,雁足寒檠。巴到明,空自省,青楼薄幸,恨分开凤钗鸾镜。

隐居荆棘满途,蓬莱闲住。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居鲈。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任年年落花飞絮。

“中吕”朝天子村居

杜门,守贫,知有归田分。春风渐入小洼樽,勤饮姜芽嫩。乡党朱陈,讴歌尧舜,向东皋植杖耘。子孙,更淳,闲把诗书训。

信笔九霄,早朝,曾赴金门诏。珠玉在挥毫,胸次谁同调?谈笑枚皋,风流温峤,恣疏狂直到老。尽教,醉了,走马长安道。

道院翠峰,锦宫,香霭丹霞洞。来寻采药鹿皮翁,煮茗为清供。静听松风,闲吟《橘颂》,碧天凉月正中。九重,赐宠,一觉黄粱梦。

题情渭城,雨晴,柳不系黄金镫。梨花小院又清明,误了寻芳兴。香减吴绫,尘蒙秦镜,碧纱窗和闷扃。柴荆,晓莺,巧语无心听。

“中吕”普天乐吴门客中

九秋天,三吴地,江空寒早,天远书迟。黄菊开,丹枫坠。流水行云无拘系,好光阴枉自驱驰。尘心自洗,清风绿绮,明月金杯。

湖上浣花溪,方壶地,呼猿领鹤,问柳寻梅。行厨白玉盘,进酒青楼妓。惊起沙头鸳鸯睡,棹红云乘兴而回。冰壶影里,笙歌远近,水榭高低。花园改道院锦江滨,红尘外,王孙去后,仙子归来。寒梅不改香,舞榭今何在?富贵浮云流光快,得清闲便是蓬莱。门迎野客,茶香石鼎,鹤守茅斋。暮春即事

被诗魔,将花探,春深渭北,绿满江南。残红鱼浪香,接叶莺巢暗。古往今来无心勘,习家池日日春酣。人生易感,青铜似月,白发盈簪

“越调”小桃红

山林钟鼎未谋身,不觉生秋鬓。汉水秦关古今恨,谩劳神,何须斗大黄金印。渔樵近邻,田园随分,甘作武陵人。东邻西舍酒频沽,拄杖穿花去。长笑功名草头露,且狂疏,醉如刘阮犹迟暮。鸡翁问余,鹿门深处,真作野人居。

宴席桃花扇底楚天秋,恰恰莺声溜。络臂珍珠翠罗袖,捧金瓯,纤纤十指春葱瘦。移花旁酒,张灯如昼,重酌更风流。

指甲桃腮轻托玉纤微,有恨弹珠泪。曾整金钗动春意,数归期,等闲掐损阑干翠。拈花露湿,剖橙香腻,宜捧紫霞杯。

春情深沉院落牡丹残,懒揭珠帘看,青杏园林管弦散。翠阴间,数声黄鸟伤春叹。

离怀未安,相思不惯,独倚小阑干。

“越调”寨儿令湖上

锦制屏,镜涵冰,浓脂淡粉如故情。酒量长鲸,歌韵雏莺,醉眼看丹青。养花天云淡风轻,胜桃源水秀山明。赋诗题下竺,携友过西泠。撑,船向柳边行。

书所见眉黛浅,鬓云偏,羞颜落色谁爱怜?种玉无缘,掷果徒然,回首叹芳年。碧波不寄鱼笺,翠衾寒犹带龙涎。飞花残雨后,新月小窗前。天,斗帐恨孤眠。

“双调”沉醉东风隐居

叹朝暮青霄用舍,尽头颅白发添些。伴渔樵,苫茅舍,醉西风满川红叶。近日邻家酒易赊,三径黄花放也。寻春值雨杜陵路烟迷雾昏,定昆池花落云根。粉翅寒,金衣润,等闲孤负寻春。柳下重门那个人,怕容易红消翠损。宫词

鹊层楼夜永,芙蓉小苑秋晴。金掌凉,银汉莹,按霓裳何处新声。懒下瑶阶独自行,怕羞见团团桂影。宫词

翡翠屏间篆烟,樱桃花底冰弦。上苑春,长门怨,对黄昏默默无言。十二琼楼第几仙,彩云下先留凤辇。题情

罗帕写桃根旧情,玉箫吹杨柳新声。傅粉容,偷香性,对红妆笑指银瓶。尽醉梅花不要醒,怕孤负良宵媚景。信笔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依旧中原一布衣,更休想麒麟画里。题情

睡碧衫宽舞体,麝烟煤淡歌眉。远信稀,归期未,郁金堂夜深空闭。绣被寒多有梦知,绮窗外银蟾似水。会稽怀古

爱望海秦山古色,探藏书禹穴重来。鉴水边,云门外,有谁人布袜青鞋?休问吴宫暗绿苔,越国在残阳翠霭。

“双调”折桂令题情

盼春来又见春归,弹指光阴,回首芳菲。杨柳阴浓,章台路远,汉水烟迷。

彩笔谁行画眉?锦书不寄乌衣。寂寞罗帏,愁上心头,人在天涯。湖上

望西湖绿水如云,一叶扁舟,几个佳宾。指点银屏,留连绮席,旋买金麟。

不三杯桃花笑人,不多时柳絮成尘。休负良辰,抹袖凌风,玉手挨泰。和江头友人韵

想城南景物宜看,雪后园林,江上云山。步步帏屏,家家酒债,处处诗坛。

任浊富一时眩眼,且清狂每日开颜。何必愁烦,画虎无成,倦鸟知还。同友人联句

对池边几树梅花,映古木槎牙,疏竹交加。既有当垆,毋劳倒屣,便可投辖。

爱浮蚁香能驻马,荐肥羔味胜疱蛙。低按红牙,高岸乌纱,识字渔夫,好客庄家。吴山秀

钱塘江上嵯峨,浓淡皆宜,态度偏多。泪雨溟,歌云缥缈,舞雪婆娑。胜

楚岫高堆翠螺,似张郎巧画青蛾。消得吟哦,欲比西施,来问东坡。钱尹希善之宁国尹

楚天长山色青青,昨日钱塘,明日宣城。子贡言辞,子瞻才思,子贱廉明。

春水生琴书短艇,暧风轻花柳长亭。无限吟情,千里思君,午夜挑灯。咏西域吉诚甫

毳袍宽两袖风烟,来自西州,游遍中原。锦句诗余,彩云花下,璧月樽前。

今乐府知音状元,古词林饱记神仙。名不虚传,三峡飞泉,万籁号天。

赵显宏

赵显宏,约1320年前后在世。号学村。生平、里籍均无考。长于散曲,与孙周卿同时。作品中有自写其行迹者,如《行乐》云:“十年将黄卷习,半世把红妆赡。”《叹世》云:“功名不恋我,因此上落落魄魄。”《闲居》云:“林泉疏散无拘系,茶药琴棋。”可见其为一终身布素之文人。所作小令〔中吕·满庭芳〕《渔、樵、耕、牧》四首,描写了田园渔樵生活的恬静优美,抒发了厌弃功名富贵的思想。风格清新朴实,语言通俗流畅。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小令

“黄钟”刮地风别思

莫唱阳关且住者,怕听三叠。雕鞍去后早来些,争忍离别?舞台歌榭,好天良夜。美满恩情,等闲抛撇。鸳鸯简再摺,平安字怎写?即渐里瘦了人也。春日凝妆上翠楼,满目离愁。悔教夫婿觅封侯,蹙损眉头。园林春到,物华依旧。并枕双歌,几时能够?团圆日是有,相思病怎休?都道我减了风流。慵整云鬟懒画眉,此恨争知!有情何怕隔年期,总是呆痴。清明天气,女流闲戏。斗蹴秋斗,有情无意。杨花正乱飞,莺声不住啼,睡梦里过了寒食。人比前春瘦几分,掩过唐裙。思君一度一销魂,生怕黄昏。银挑尽,绣帏孤闷。切切悲悲,有谁亻秋问口儿里怨恨,心儿里自忖:谁教你待做夫人?叹世昨日街头唤小哥,早两鬓婆娑。云间乌兔似撺梭,老了人呵。琴堂难坐,林泉堪卧,山鸟山花,尽供吟和。清闲怎似他,功名不恋我,因此上落落魄魄。安乐窝中且避乖,倒大优哉。寒梅不顾栋梁材,别样清怀。小庵茅盖,主人常在。缄口藏舌,坐观成败。韩元帅阵开,楚重瞳命衰,汉高皇拆了坛台。

套数

“南吕”一枝花行乐

十年将黄卷习,半世把红妆赡。向莺花场上走,将风月担儿拈。本性谦谦,到处干风欠,人将名姓店。道丽春园重长个羲之,豫章城新添个子瞻。

“梁州”醉醺醺过如李白,乐胜似陶潜。春风和气咱独占。朝云画栋,暮雨朱帘。狂朋怪友,舞妓歌姬。喜孜孜诗酒相兼,争知我愁寂寂闷似江淹。也不怕偷寒送暖来勤,也不怕弃旧怜新女嫌,也不怕爱钱巴镘娘严。非咱,指点。平康巷一步一个深坑堑,风波险令人厌。门掩半安排粗棍掂,有苦无甜。

“尾”栋梁才怎受纯钢剑?经济手难拿桑木锨。堪笑多情老双渐,江洪茶价添。丑冯魁正タ,见个年小的苏卿望风儿闪。竹夫人纱厨只自眠,蕲簟和谁共。客窗人静悄,檐外马丁东。好梦难同,夜永愁偏冗,披衣策短筇。明月下醉眼闲刍,画堂中吟肩瘦耸。

“梁州”见青奴亭然独立,使苍童抱过相从。同床共枕如鸾凤。赐夫人名号,有君子家风。湘川后裔,渭水名宗。喜绸缪志节雍容,历风霜肌骨丰隆。一千般可意着人,一时间指空话空,一团儿剔透玲珑。心聪,性聪。知卿本是龙孙种,厮敬爱厮陪奉。睡彻东窗日影红,彼此西东。

“尾”凉侵肌体添情重,清透心脾引兴浓,只恐金风等闲动。那时节不中,咱人心不同,且倒凤颠鸾再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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