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人们的智识，不难想象出地处黄土高原而生态环境恶劣的内陆省份山西西北部地区农民在抗战前后的生活境遇。农业雇工属于农村社会中的底层阶级，他们无地或土地不敷耕种，不得不从自己所有土地的生产中游离出来，以出卖劳动力谋生或获取收益补充。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与近代工业欠发育，这部分人又无法在农业之外寻找到更多的求存职业，只好依附于那些较大的土地所有者或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并成为他们的雇佣劳动者。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主体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农业雇工作为一个阶层仅占户口总量的极小比例。根据中共晋西区党委1941年关于兴县、临县、离石、方山、汾阳、文水、交城、阳曲、静乐、岚县、宁武、忻州、五寨、崞县、河曲、保德、右南、怀仁等18县数百个村庄的调查，雇农2925户占户口总数8.17%；兴县、临县、忻州、保德、岚县、交城等6县17个行政村1937年雇农25户占户口总数6%，1940～1941年雇农21户仍占户口总数6%。同时，他们拥有的主要生产资料也极其微薄，中共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1946年关于老区9县20村的调查显示，1939年占人口总数5.5%的105户雇农拥有0.46%的土地，每户平均有地4.04亩，每人平均有地1.26亩。中共晋西区党委1941年关于前述18县调查材料表明，雇农阶层拥有土地44706亩占土地总数1.569%，每户平均土地15.5亩（户均人口3.5人），每人平均4.3亩。同一时期关于12县的牲畜调查又显示，占户数2.4%的139户雇农仅有9头牲畜，占牲畜总数0.34%。尽管这一群体所占农户比例很小，但若能真正发现他们生活的实相，则对于描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缘”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非常有益。本节选择兴县杨家坡村作为中心观察点，主要在于有关该村农工生活的资料十分详细与完整，足可达成笔者研究目标。
（一）杨家坡村雇工之一般情形
杨家坡村是兴县一个拥有9个自然村的行政村所在地，位于县城以北，两地相距20余里，亦是中国共产党到达晋西北后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个村庄。兴县在晋省西北部，其东部、东南、西南部三面环山，并依次同保德、岢岚、方山、临县接壤，西隔黄河与陕北神府县相望。这里山川环绕、沟坡纵横，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环境闭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的汪洋之中，绝大多数农民生存赖于土地一途。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则是农业生产中最活跃的元素或生产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传统小农社会农村劳动力大致分为家工和雇工两种：家工乃为农场主自己及其家属，包括精于农事的壮年男子以及妇女和老弱，他们为自己劳作，不领取工资和其他报酬。其工作随个人性别、年龄和体质而定，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亦随实际需要而变动。雇工则是农场主用钱雇佣来的，他们一般与农主没有多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而是为谋生受雇之人。因之，他们必须有良好的体魄，并在农事上是曾经相当训练的熟手，否则无人雇佣。
雇工分为长工与短工两种。在杨家坡村，长工以工作时间长短，可分为下列几种：（1）满年工，除旧历年放假7～8天外，全年均为工作日，牧工、童工多为满年工。（2）全工，普通是8个月到9个半月，从开始春耕时起到秋收结束，以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为工作日。（3）半工，全工之半的意思，给雇主做1/2，为自己做1/2，普通是3天一轮或4天一轮。（4）两份子工，即给雇主做2/3工，自己做1/3工，具体如何轮作则视双方约定而行，有给雇主做3天自己做1天的，亦有给雇主做4天自己做2天的。（5）四份子工，如全工是9个半月，给雇主做4/5工，自己租1/5工。这与陈正谟“大抵黄河流域无整足一年之长工雇佣时期”论断基本吻合，“长工短工，十月一下工”。5种类型的长工中，以全工最多，半工次之，其他形式相对较少。长工的来源亦多是本地家庭贫苦、生活难以维系之人，或是外地逃难而落脚本地的人，如逃荒和躲避兵役之人。短工包括日工和月工两种，主要受雇于播种、锄地和收获等农忙季节，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农忙季节往往人手紧张，需要添加雇佣劳动，即便是雇佣长工的家庭为及时完成农作任务也会用几天短工。日工一般最长为10余天，时间再长就成为“包月子”了，所谓“包月子”即月工，短则1月，长则3～4个月，甚至半年。短工的来源一般为本村种地较少的农人，有的是现时不务农业的劳力者，亦有个别是来自外村的受雇佣者。短工的劳动条件与物质待遇与长工差不多。
中国农村雇工雇佣手续分为两种，即“文契约”与“口头约”。晋西北地区以口头约居多，兴县杨家坡村就是“口头约”，雇工与雇主之间的雇佣程序十分简单，双方就有关工资和工作时间直接口头约定，而后雇主将约好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数目记在账上，雇工以后每次领取工资也要依次记入账簿，待到下工之时或年终一并核算。解雇与退工也很随便，只要有正当理由或双方感情不和，可以随时解退。通常情况下，雇工退工的时候多，雇主解雇的时候极少。雇工嫌雇主饮食差就退工，甚至在夏季为打短赚高工资亦退工；雇主则因甲退仍得雇乙，工资既高人亦难雇，一般不愿意解雇，除非雇工工作差或品行不端。也就是说，杨家坡村的雇佣关系是以缺乏约束力的信誉作担保的。在此雇佣机制之下，雇工可以随时以某种理由退工，雇主也可随时解雇工人，双方均无需追究毁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雇佣程序在表面上似乎对双方都很有利，而实际上从晋西北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以及劳动力的整体状况观察，可能对受雇人更为有利。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这里主雇关系一般是和谐的，没有证据或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缺乏约束力的口头协定更会导致主雇纠纷。
晋西北农业雇工中，长工的主要工作是务地，亦兼做其他杂役，如支差、挑水、驮炭、喂牲口等。杨家坡雇工调查资料显示，长工战前做杂役相对较多一点，除日常杂役外，还有驮租子（地主多上门收租）、赶集等，工作比战时琐碎，但“苦水”没有战时重。长工的作息时间不一，有时鸡叫起床，如主家雇有短工就起的更早，秋收时天刚亮就起床，只有极个别的“阳坡”（即太阳）照山时才起床。春夏秋各季吃饭的时间与地点各不相同。春耕时，一般下午才吃午饭。夏季，午时就可吃饭，有的雇主派人把饭送到地里，有的雇主因长工少而家里又没人送饭时则允许雇工回家吃饭。秋季，地近在家里吃，地远则在地里吃，时间迟早不定。晚饭后，喂毕牲口方可入睡。一年之中，只在夏季从立夏到立秋两个多月里可以午休不到一个钟点左右，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适当延长一点，其他季节没有休息时间。也就是说，雇工每天起床后开始工作一直到夜晚，除吃三顿饭和夏天午休外，整天都是工作时间，即便是天阴下雨无法上地时，还得做各种杂务，每日工作至少在14小时以上。据有的雇工称，“战前人们生产情绪高，早起晚睡，每日工作时间更长”。春、夏、秋三季的农业生产中，耕地和秋收对农业劳动者来说是劳动量最大和最辛苦的工作。短工一般夏天锄地，春天耕地、播种，秋天收割、打场，冬天做杂役。不过，春夏秋也有雇短工作杂役的，如破柴、支差等，但总的来讲秋冬两季雇短工者少，战时各季雇短工做杂役的比战前少。
晋西北长工工资多以年计，工作时间一般8～10个月，工资水平因人而异，因地而悬殊。在杨家坡，战前长工工资最高为大洋50元，最低30元，普通35元，其高低取决于工作时间之短长与务工质量。不过，这仅是对青壮年的雇工而言的。年龄尚小和年纪较大的雇工，工资水准一般都很低。如该村老长工刘根子1931～1935年工资一直是25元，中间没有变更过。长工工资一般约定为货币，但平常支取时则多是粮食，按当时的粮价用钱折合。短工工资，日工以日计，月工以月计，但因短工的雇佣多在农忙时期，期间各家农场几乎是同一时间雇佣，劳动力需求量大，雇工市场紧张，同时劳动的强度亦远胜于平日，故工资要比平日高的多。短工的工资形态与长工不同，多约定为粮食，战前一般是小米，战时普遍是黑豆。工资标准以季节和劳动强度划分等第。以杨家坡战时日工为例，大致分为4个等级：春天2升黑豆，合白洋1.3角。夏天4升黑豆，合白洋2.5角，这是由于锄地时雇工的需求量大且需要急迫，工资所以较高，若遇雨天最高可涨到黑豆5升多，合白洋3角。秋天4升黑豆，合白洋2角。冬天3升黑豆，合白洋1角。
在实际工作中，每个雇工实际无法领到约定数的全额工资，因为他本人在一年之中难免染病或有自己的零星事情要做，而误工则扣工资，误一日扣一日。雇主若遇雇工农忙时误工，则不以长工每日平均数扣除，而以当时短工工资数折扣，除非雇人替工。例如，夏季农忙时短工工资几乎是长工日均工资1倍，许多雇主均按此数扣除。雇工约定工资虽是白洋，但因其家境贫寒，缺衣少食，而实际上多是领取粮食和油、盐、布匹等，而有的雇主在粮食贱时不付工资，粮价贵时才交付工资，甚至事前与雇工讲好条件，一切要买雇主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雇工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大都取之于雇主，雇主好像是雇工的“消费合作社”。其所取用之什物一般以当时市价折合，从工资中扣除。有时雇工明知什物折合价格要比市价高，但仍得向唯一的雇主“光顾”。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核算以及难以言喻的苦衷，即到市集购买就得误工，而且工资不得预支，只有在主雇关系融洽时，或雇工发病和婚丧嫁娶时，才可预支一点。雇工家庭平日都在等米下炊，其工资在不能预借的情况下只能是随工支取随时使用，每次都领不到多少钱，自己购买则不胜其烦。雇工平时取用最多的是粮食，而春夏之季粮价昂贵，仅此一项就占去工资大半，至秋后“下工”时则工资基本告罄。
在杨家坡村，雇主付酬的形式有的很特殊。例如，吕老蛇13岁开始为自己的舅舅做工，四年没有回过家，在雇工类型上属于满年工，但他既不约定也不赚取工钱，舅舅则以为其娶妻并管吃穿作为交换，这正是陈正谟称之为的“娶妻成家之长工”。另一种是“捎种地”，即地主除给自己雇佣的长工工资外，还给一些土地耕种。雇工弓和尚就是这样的例子，其1939年作长工9个月，雇主除支付省钞107元的工资外，另给10垧免租土地的使用权和种地时雇主供应饮食的待遇。还有一种类似于陈正谟所称的“养老长工”，如雇工刘老根，孤身一人，没有财产与亲人，在地主杨笃仁家做工28年，其中1931～1935年是满年工，主雇关系如同家人。尽管他的工资很低，平日吃饭却与雇主家人一样，雇主每年供给单、棉两身衣服。1935年去世后，杨花费10元大洋为其买衣购棺，将之埋葬。
雇工除工资之外的待遇就是雇主包管食宿。雇工平时与雇主的家属用一样的饭食，雇主却时常另外开“小灶”。仁厚的雇主给雇工吃的饭好些，奸猾的则差一点。但总的说来，雇工在雇主家的饭食质量比一般佃农在自家食用的好些。至于住宿，因大多数雇工都是本村人，他们住在自己家中，只有来自外村者才住雇主的“长工房”。“长工房”条件很差，有的雇主家春夏季在此煮猪食，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在夏天简直能“活热死人”。除食宿外，有的雇主尤其是自家种植烟草的雇主有时还会向雇工提供一些烟草。烟本是一种奢侈品，但因雇工生活劳苦沉重、枯燥单调，所以烟草、鸦片与赌博自然而然地被“看作调剂沉闷而单调的生活的娱乐活动”，是其“牛马生涯中的一点小快乐”。
雇工上工之后无假期。不过，战前各村每年或每隔一定时期举行骡马大会，雇工可以放假一日。若遇本村唱戏，亦可观看三日，但在开戏前仍得照常工作。战时一切上述公众活动停止，“假日”自然消失。雇工平时赶集、探亲、生病或者开会误工，都要扣工资，否则必须自己补工或者雇人顶工，不管何种原因，误工就得扣工资，这是当地一般的习惯。雇工生病即使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致疾，亦与雇主没有任何关系，除非误不到一天工，否则误一日照例倒扣一日工资。同样，雇工死亡，除非主雇关系特别长久和相对融洽时，雇主才会买些衣服、棺材将其埋葬。一般情况下雇主莫说抚恤、埋葬“连张纸也不烧”。
短工在非雇佣期除有地自耕者外多数需另谋他业为生，长工除满年工外亦如此。晋西北的长工，通常每年受雇时期为8～10个月，故每年所得货币工资或实物工资须补助两个月或4个月的失业期，如果不计本人生活费用，实际只能养活1人左右。许多雇工在非雇佣期间还须从事其他各种类型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据天野元之助的研究，山西短工在非雇佣状态下的职业类型和比例大约为小本买卖37%、捡柴拾粪26%、做手工艺7%、交通运输2%、失业13%及其他15%。这项研究表明山西雇工受雇期之外从事“小本买卖”的在各职业中所占比重最大，捡柴拾粪、失业及其他的占到54%，而做手工艺和从事交通运输的只有9%。陈正谟认为短工无雇主时所做其他种类工作之多少，可以推之农工活动之范围或生活途径之多寡。山西雇工在非雇佣期间失业率远远高于华北其他几省，除考虑到农村习惯、某些雇工的惰性等因素外，只能以山西在农业之外寻找职业的机会小于其他几省进行解释。但晋西北有些县份煤藏丰富、土法采煤较为普遍，小手工业发达如土法造纸业等，为雇工在雇佣时期之外寻找生活来源提供了某些条件。下工时期，雇工常以其他形式的劳动如冬天背炭和当小贩等变换饭钱，补充收入之不足。如杨家坡村雇工刘老蛇、贾合子、任初儿、任侯初、温贵昌等每年冬季都要背炭贩卖，杨迎命1941年曾卖纸赚钱糊口。
（二）杨家坡村雇工生活个案：刘老蛇
根据中共方面1940年代初的调查材料，杨家坡村农业雇佣劳动在当地相对较为发达，以1941年为例，经常雇佣长短工的农户达15家，佣工户则近20家，而刘老蛇就是其中一位极为典型的长工。
1.雇工经历
刘老蛇原籍兴县白家崖村（杨家坡行政村下辖之自然村），生于1905年，中共调查员描述他“性迟钝力大，诚实俭朴”。大致就在1925年前后，亦即他20岁左右的时候，家有父母双亲、3个兄长、1个妹妹和大哥三哥的妻子，全家共9口人。当时有地40垧、驴1头，还与邻居伙育羊40只，并租地50垧耕种，家庭收益尚可满足全年开销，算是“家道小康”型的农户。1931年，二哥强行以300元大洋将土地、牲畜等家产全部变卖而娶妻，家产自此一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1933年春天不得已分家，全家一分为四，刘老蛇与父母、妹妹一家，3个哥哥各一家。分家时每人各得2升小米、1口锅和各自的铺盖，刘老蛇一家4口人的生活已无法解决，只好将年仅15岁的妹妹以120块大洋的彩礼“问出去”，用这部分钱买了一些农具以及食用所需，然后到张家墕村租了王某的房子及其16垧土地。其父年老已不能劳动，全家依靠自己佃种土地、春夏两季打短工生活，其雇工生涯也自此而始。1933年春夏两季打短工1个多月赚白洋2元多，佃种地除交租3.5石外得利9.5石。1934年2～9月大病，一家凭3个兄长的救助和剩下的40元聘礼勉强度到次年春，从此种下了以后生活困难的根源。1935年佃种张姓地主土地16垧，边耕作边打短赚钱买粮解决吃饭问题。夏天做包月子工，除雇主管吃外得米1.7小石。秋天租种地除交租2.5石（包括房租5斗）外收益2.5石。冬天背炭倒卖，每次60多斤、费时2天，换粗粮2斗，两个多月共背30余回换粮4石，除过自己食用1石及本钱1石外余2石。1936年租地20垧耕种，秋产粮12石，除清还夏季借粮1石和交租2.5石外余8.5石。冬天放羊两月，羊主管吃，净赚白洋1.8元。是年，买布1个。1937年仍租地20垧，秋收粮10石，交房地租5石及上年欠租2.5石后仅余粮2.5石。冬天卖炭因缺少本钱乃以5分利息（即1石出5斗）借粮2石，两月得利1.5石，生活勉强维持到次年春。1938年春，家中无粮，也无种地资本，无奈之下去杨家坡村做长工，全家也因之从张家墕搬家于此。雇主系该村地主杨邦兴，双方约定工时10个月，工资省钞70元或折合白洋35元，按当时米价可买米7石（每斗白洋5角）。两个月后因无法承受雇主叱责而退工，期间得省钞14元。退工之后，开荒5垧，秋后产粮3.2石，夏天打短工半月得黑豆4斗多，冬天背炭两月赚粮2.4石。全年收入粮6石多、省钞14元，还粮贷利息1石、出房租5斗，剩余部分即便在没有偿还上年粮债的情况下已难维持全家的糊口问题。1939年春，家无粮吃而只好到地主杨树荣家做长工，约定时间9个月，工价白洋40元，按当时市价可买米5石。所得工资在供给家庭买粮吃饭并清还粮债本利3石和房租5斗之后已全部完毕。冬天背炭两月赚粮3石，生活才勉强度过年关，根本没有更换衣服的可能。1940年给地主杨邦贞做长工9个月得米3石，冬天做冬工两月得米3斗。夏天全家以苦菜谷康充饥，秋后买布半个并交房租米6斗，一年工资一年就吃用完了。1941年仍给杨邦贞做长工维持一家生活。
2.生活与饮食起居
长工工作与生活起居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而变化。春天，早晨天亮起床喂牲口、担水，若雇主家有短工则鸡叫就起床做杂役，早饭后上地耕作，午饭后送粪、担水、喂牲口，天黑睡觉。夏天，早晨起床时间视有无短工而定，有短工则起的特别早，先做一些担水、切草之类的杂活或就近在地里锄地，早饭后继续锄地，午饭后稍作休息便上地干活，晚上回来后喂牲口，何时做完何时休息。这一季节，除锄地外，割麦子、翻豆田、驮炭等也是经常性工作。秋天，通常鸡叫第二次时起床，天色尚暗就去背粮（即将收割后的农作物由田间背回家），背两次才吃早饭。上午打场、收割谷子、高粱、黑豆，中午有时在家吃饭有时在田间地头，时间迟早视地的远近、工作的紧要与否而定，晚饭后主要工作仍是喂牲口。上工期间，除夜间正常作息外几无休息时间，仅夏锄至立秋两月左右有吃两锅烟的午休（约一个钟点），天气特别热时才可适当延长一会，其他就是逢骡马大会或本村唱戏时才会有1天或甚至更短的“假日”，平时即便天阴下雨无法上地亦得做各种杂役。此外，不论什么原因也“再不能有什么耽误，误半天得扣半天工资”。
无论长工短工，杨家坡雇工上工期间饮食均由雇主供给，但雇主与雇工平常分灶吃，雇主吃的好些，即所谓“家长饭”，食物组合在当地属上乘，如白面、莜面、荞面等面食和多种蔬菜，甚至每月还可以有两顿或两顿以上的肉食进行调剂。雇工饭食一般是窝窝、炒面、稀饭、酸菜。短工有时与雇主一起吃。“上工”、“下工”和岁时岁节，雇主一般供给好的餐食，有时甚至当地农村终年难见的白面亦会见诸餐桌，被视为“细粮”的小米更常可吃到。战前，长工“上工”时吃“火锅子”，“下工”时吃糕，每月初一、十五吃“捞饭”（即米饭），过年吃一顿饺子，初二吃糕，初三吃一顿馍馍（糕和馍馍都是一人分两个），破五吃白面，破五以后吃窝窝，正月十五吃一顿糕，招待亲戚时吃馍馍和菜，五月十五吃粽米，清明、七月十五日吃馍馍菜。每年春耕、夏锄和秋收各阶段农忙完毕，雇主都要慰劳雇工一次。平素以捞饭、豆汤、谷面窝窝为主，黑豆很少。另外，农忙季节餐食的质量、分量也会提高，由“稀”变“稠”，如早饭黑豆糊糊、炒面（有高粱莜面两种或两样），午饭黄米捞饭、米窝窝，晚饭豇豆饭。做短工割麦时，每月还能吃上两顿面，烟火亦由雇主提供。抗战发生以来，雇工吃饭大不如从前，主要食物是黑豆和高粱，每日饭食一般是窝窝、炒面、稀饭和酸菜，如早吃黑豆糊炒面、午吃高粱黑豆面两样窝窝，晚吃稀饭、炒面。初一、十五稍好一点，通常是米尖（豇豆面和高粱面两样）、捞饭。按本地乡俗，雇工吃饭不吃糠，且每年春耕、夏锄和秋收农忙完毕地主都要分别慰劳一次，但此时均已成为历史。除八月十五外，其他岁时节令饭食与平素几无差别，到1941年八月十五则仅吃了一顿豇豆面米尖，雇主另给了“二十八个枣、四个海棠、一个月饼”，生活每况愈下。
3.一个年度的家庭收支
1941年12月7日，中共晋西区行署民政处申培林、王熊对刘老蛇进行了详细的访问，记录如下：刘老蛇36岁，无妻无房无地。父母70余岁，无劳动能力。长兄亡，长嫂于6月改嫁，遗留8岁和5岁两个侄子，一家5口生活托付老蛇肩上，其不得不继续做长工以维持全家最起码的糊口问题。是年为地主杨邦祯做长工，无契约，按乡俗口头约定农历二月初三上工，九月底下工，工作时间9个半月，工资白洋35元（后经村公所要求增加小麦1斗折洋1.4元，实际工资为36.4元）。各月支取详情：2月18日高粱1斗折洋0.7元、谷米0.5%斗折洋0.6元（市价每斗1.2元），28日谷米0.1斗折洋0.12元（市价每斗1.2元）、黄豆1斗折洋0.6%元，29日谷米0.1%斗折洋0.12%元、高粱1斗折洋0.7%元、黄豆1%斗折洋0.6元。3月5日谷米0.1斗折洋0.12元、黄米0.1斗折洋0.13元、谷米0.1斗折洋0.13元，15日谷米0.1斗折洋0.14元，20日黄豆3%斗折洋1.95元（市价每斗0.65元）、黄豆2斗折洋1.30元。4月4日谷米0.1斗折洋0.14元，10日黄豆1斗折洋0.65元，13日谷米0.3斗折洋0.42元，26日谷米0.2斗折洋0.28元。5月4日黄豆1斗折洋0.65元，5日黄豆2斗折洋1.3元，11日谷米0.2斗折洋0.3元（市价每斗1.5元），15日黄豆0.5斗折洋0.35元（市价每斗0.7元），21日大洋1元，22日谷米0.1斗折洋0.15元，25日谷米0.1斗折洋0.15元，烟2包折洋0.2元，26日谷米1%斗折洋1.5元。6月1日大洋2元、谷米0.1斗折洋0.15元、黄豆2斗折洋1.3元，6日豆面1斤折洋0.1元，22日大洋2元，26日农钞11元折洋0.2元，30日小麦1斗折洋1.4元。闰6月8日黄豆1斗折洋0.65元，13日黄豆0.5斗折洋0.35元，18日谷米0.2斗折洋0.28元、黄豆0.3斗折洋0.21元，20日谷米0.2斗折洋0.28元、谷米0.1斗折洋0.14元。7月15日农钞3元折洋0.6元，19日谷米0.1斗折洋0.14元、烟1包折洋0.1元，27日谷米0.2斗折洋0.28元。8月11日谷米1斗折洋1.4元，15日大洋3元，19日谷米0.1斗折洋0.14元，27日大洋1.5元、农钞1.5元折洋0.05元。9月2日大洋1元，8日大洋1元，11日谷米0.2斗折洋0.26元，15日谷米1斗折洋1.2元、黄米0.2斗折洋0.26元，28日大洋1.5元。共计支取谷米7.4斗（含黄米3升）、黄豆1.53石、高粱2斗、小麦1斗、农钞15.5元、白洋13元、烟3包，合洋36.4元（原记录实际领取数35.79元与工资总数略有出入，可能记载有缺）。工作期间，9月份患病，每日出资2角雇工半月扣除3元，后来补工1月抵顶。这样，刘老蛇做工10月除平时支取粮食等用品养家外，实际领取现金大洋13元、农钞15.5元。其支出情况大致如次：5月21日取洋1元用于二哥买粮，6月1日取洋2元买白毡1条、22日取洋2元为伯父买棺材、26日取农钞11元买莜面2斤及枣1斤，7月15日取农钞3元用于行丧礼，8月15日取洋3元买布半个（自己做棉衣），8月29日、9月2日和8日共取洋3.5元、农钞1.5元买谷子7斗，9月28日取洋1.5元买炭45筐。
由此知之，为了应对家庭生计等问题，工资在做工期间就大部以粮食随支随用，小部以现金支取或购买粮食或用于其他必要的用度，到下工时已告罄。也就是说，工资虽约定为货币，但大部分是先取用粮食再折合成货币，并从工资中零碎地扣除。而粮食价格随季节涨落不定，一般春贵秋贱，雇主只有春天粮贵时才愿意给粮，并按时价从雇工工资中扣除。例如，春天黑豆每斗0.7元，秋后则0.3元，雇主结算时却坚持按时价计算。这样，七扣八折下来，从雇主手中领到的货币工资已所剩无几，难以维持家庭生活。长工工期结束后，如不继续寻找工作，全家生活会立时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为求存计，刘老蛇下工后不是通过背炭就是依靠打短来度过生活的严冬，直到次年开春长工上工之时。微薄的收入决定了家庭的生活状况，1941年刘老蛇家里老幼每日只能吃两顿饭，早饭食用一把米、一碗“Kinkin”（黑豆煮熟后再用斧头榨成片片）、一碗苦菜的稀饭，午饭黑豆窝窝、苦菜和白开水，春节一顿素荞面饺子和糠窝窝，五月节一顿素糕，八月节一顿高粱面条，另外吃过三顿黄米饭、一顿豆面汤，全年既未吃肉亦未吃醋，夏天无油点灯。此种生活景观尚不如美国人罗斯1910年在山西所看到的景象：“夜间的唯一照明是放在一个盛着菜籽油的铁杯里燃烧着的一捻棉花”。在盛产油料作物的晋西北农村，普通农工会因缺油而陷于夜晚在黑暗中度过的情景，人们可以想象其窘困程度。有关调查资料介绍，杨家坡村的普通贫农每日有山药（即土豆）和酸菜吃，亦有各种米谷和其他蔬菜调剂饮食结构，而刘老蛇却没有这些，其家庭生活远不及一般贫农。他无房无地，为了糊口从农忙时打短逐渐过渡到全工型的长工以及冬季以贩煤补给下工后数月之生活开支。由于父母年迈，生活难支，以致他到哪里做工就把家搬到哪里并租房住宿，先是从白家崖搬到张家墕，接着由张家墕搬到杨家坡。沉重的生活负担、高利贷以及房租等使之完全沦为农村中的赤贫阶层，一日不做工，一日生活就无有着落。他终岁劳苦仅仅是为了得到一处容身之地以遮蔽风雨和“为自己的粮食而奔忙，犹如许多困扰不安的蚂蚁为食物忙碌一样”。不过，刘老蛇的经历绝不是其本人专有的经历，乃是晋西北农村甚至整个近代中国边缘地区农工生活的缩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雇工工资几乎全部用于了家庭日常的食物消费，并从雇主那里直接以实物领取。他们为养家糊口而在春夏粮价高涨之时以账簿工资按时价或更高的价格折领，等到秋后粮价跌落及下工之时已所剩无几，难怪雇工们感慨穷人之所以倒霉就因为粮价涨落不定。衣服则是他们及其家庭的另一日常开支项目，一年之中的衣服只分单、夹、棉3种，四季轮流穿用，一般雇农有其中的两套就算不错了，而且这些衣服直到穿得无法再穿方才换新。衣食消费两大项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工资，他们终岁辛劳也不过以品质最差的食物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并用千缝百纳的衣衫遮蔽身体，雇工生活之苦远甚于一般。例如，普通贫农或佃农租种土地除有粮食所得之外，尚有柴草副产品可供取暖做饭，而雇工则除工资之外什么也没有，像刘老蛇在村里多数农户不买炭的情况下却必须将4%以上的血本投入此项开支。雇工生活比之贫农，差矣！
（三）晋西北农工家庭生计
毫无疑问，革命与日本入侵构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的基本生态背景，革命虽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战争却耗尽了农村所有的资源和储备，农民生活水平呈现出绝对下降走势。
在晋西北整个农村日渐贫困的情况下，雇工生活水平自然亦降低了。据保德、兴县、朔县、临县、河曲五县调查，战前年工资白洋20～30元，每年除自己不计外，可养家2人以上。月工工资白洋1～3元，每月除自己不计外，可养家2人。日工工资白洋0.3元上下，每日除自己外尚可养家1人左右。抗战发生至1941年，年工货币工资白洋15～40元或法币130～150元，实物工资小米1～3大石，按1941年粮价可折白洋15～45元，每年除自己不计外，养家1～3人，平均养家一个半人。月工货币工资白洋3～4元或法币15元上下，实物工资小米1～3大斗，每月除自己不计外，可养家1～2人，平均养家不到一个半人。日工货币工资法币1～2角、白洋1角或2角，亦有农票1元者，实物工资小米1大升或黑豆1大升，除雇主管吃不计外，每日可勉强养家1人。若雇主不管吃，只能养活自己本人，家庭再有无法劳力之人，就难以度日了。又据杨家坡雇工调查，雇工工资难以维持家庭最基本的衣食需要，他们在一年之中竟有两三个月吃不上小米，有时甚至连黑豆难以见到，而以粗糠、苦菜充饥。例如，任初儿一家6口人1941年5月至12月数月消费高粱和黑豆3石、布匹半个，温贵昌一家4口人全年消费山药蛋800斤、黑豆2.5石、粗粮8斗，无力买布更换新衣。
战时雇工工资名义上比战前略有增加，而其实际上是减少了，与“物价上涨比较起来，雇农的情况较战前更为恶劣”。从上述五县调查来看，战时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与战前相比，除月工有较为明显的增幅外，其余平均变化不大。假如各类雇工工资均有提高，但与战时物价上扬的幅度相比，其亦明显地贬值了。工资贬值，则意味着雇工本人向家庭提供生活保障的能力在不断弱化。例如，保德县段家沟长工工资从战前到1942年均为白洋26～30元，短工工资从1.1角提高到1.5角，但物价却涨了好几倍（如布价涨幅达5倍）。兴县黑峪口长工1936年工资白洋25～30元可按时价折米4石或6～7石，短工工资春秋1.1～1.5角或夏锄1.5～2角可折米3～4.5小升，1942年长工涨到了30～40元却按时价最多折米3～4石，短工工资2.4～3.5角最多折米1.5～3.5升左右，长工工资至多能解决一个半人的吃饭问题。临县长工1937年工资白洋25元可买米3.2石，1940年工资白洋32元可买米2石，1941年工资只能买米1.5石。兴县任家湾战前长工的最高工资白洋25元、普通20元、最低16元，即以最低者计在当时可买米2.4大石（每元白洋买米1.5斗），普通工资可买米3大石，最高工资可买米3.75大石。1941年最高工资54元、中等40元、最少30元，即以最高工资计也不过买米2.7大石（1大斗米白洋2元），尚不及战前中等工资，而中等工资买米2大石，不及战前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买米1.5石，仅及战前中等工资之半。短工工资的购买能力亦复如此。战前任家湾短工每天工资最高2角、普通1.5角、最少1角，以最低工资计尚可买米1.5大升（普通买米2.25升，最高买米3大升），而1941年每天工资“升”到白洋3角左右，却只能买米1.5大升，仅及战前最低工资的价值。
战争环境下，物价上涨，工资贬值，雇工家庭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像刘老蛇那样的家庭“更加一年不如一年的向着下坡，直到吃糠吃苦菜充饥的地步”。雇工生活水平的降低并不是杨家坡独有的现象。例如，临县郝家坡某雇工家庭，1937年拥有单衣1套、夹衣半套、棉衣半套，而1940年则只剩单衣半套了；家中两口人1937年全年吃粮1.2石、油2斤、盐1.5斤，而1940年全年吃粮1石、油1斤、盐1斤。保德县某村9户雇农19口人，1937年每户全年平均吃盐10斤，日常饭食为稀饭、谷窝窝、炒面。1940年只剩4户人家吃盐，每户全年大约5斤，饭食种类为糠黑豆糊、糠炒面、苦菜、瓜、山药。雇工受雇所得工资尚无法维持家庭最起码的糊口问题，至于日常必需品或消费品更谈何容易，他们缺衣少穿，食之无“味”，甚至连人体所必需的食盐都吃不起，出现衣不蔽体、白水淡食的现象。
雇工除应对家庭日常生活外，他们还须面对各种政权的摊派或差役负担。例如，1936年临县郝家坡村雇农捐税负担户17户，实出钱28.99元法币，出钱户占全户25%，出款占全款5.8%。1938年之后虽然免除了捐税，但战时勤务，担架、运输、放哨等差务负担繁重了。保德岳家里村雇农1936～1940年历年负担仅有支差1项，但负担指数却呈增长趋势，以1936年为100，1937～1940年则分别为60.97、109.75、201.22、175.61.雇农阶层原本已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战时又受到战争等因素的无序干扰，其生活境遇可想而知。
另外，战争和正在发生的革命，削弱了雇主的经济能力，使其无力向外雇工，如临县武家坪武登先1937年雇佣短工30天，1940年则只有10天。同时，战争使雇佣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农村经济贫困，再生产困难，雇工者减少；另一方面是一些无力为生的非农业生产者加入雇工队伍，雇主用工量的减少和雇工队伍的膨胀导致了抗战后雇工的失业现象。这些都是导致雇工整体经济与生活水平下降的基本因素。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战争的终结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雇农阶层的生活水平在逐步发生着改善。据老区9县20村调查显示，1939年全区雇农105家占当时总户数8.8%，而1946年则减少到11家只及总户数的0.8%。也就是说，原来8%的雇农经过不断地向上攀升，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贫农或中农，甚至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着。中共所发动的革命亦提升了雇工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这可能正是他们攀登农村“主人”的最初符号，中共方面的调查员1940年代初在《杨家坡雇工问题》及相关调查记录中明确地写到：“雇工生活唯一的有了改善的就是雇工开始参加了政治生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从前雇工是散漫的，没有组织的，雇主虐待的时候，不敢斗争，斗争也不会胜利。现在则大部分参加了工会，雇主不敢虐待了，有虐待也敢斗争，且能胜利……从前政治上没有地位，村公所说话的机会很少。现在不然了，去夏村选时，雇工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从前雇工不识字，今天已有许多雇工识会了不少的字，而且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这一切都是新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