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太宗去世前的几年，一方面，不断派遣阵容雄壮的大军入关，深入他们的“心脏”，沉重地打击明朝的有生力量，动摇其根本；一方面，又在关外宁、锦一线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终于发展成为规模巨大、震惊全国的松锦决战。
它位于萨尔浒激战后期，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战略性的大决战，太宗的军事实践又被卷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设在这里。
自从明清（后金）争战以来，锦州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明朝派遣重兵驻守，加固城池，力图使锦州成为阻止清（后金）兵西进的一座坚强堡垒。自努尔哈赤受阻于宁远城下，到太宗即位后的十几年间，清（后金）攻打辽一直没有取得成功，仅得到大凌河城（锦县），围锦州不得结果而还，因而形成明清（后金）在宁、锦长期对峙的局面。而大凌河这个屏障一经拆除，距此仅四十余里的锦州城就完全呈现出在清（后金）的面前，从此它成了明朝在辽西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前哨阵地。在它的正南面十八里处是松山城，松山偏西南十八里处是杏山城，而杏山西南二十里左右便是塔山城。这三城如羽翼，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更有重镇宁远，锦旗有了强应的后盾。很清楚，锦州不破，雷池就不可能被清军占领。太宗“以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四城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锦州是它们的中心处。这样，锦州就成了皇太极和他的将领们重点考虑的战略问题了。
崇德五年（1640 年）正月，都察院汉官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提出一份奏章，其中讲到“进取”大计，列出三著：一攻燕京，它是打败明军的重要基地；二直抵关门，此断喉之著也；三先得宁锦门户，此剪重枝伐美树之著也。太宗对后一建议勉强地接受了，但是，他想得更大胆，更实际，把义州（辽宁义县）选作屯兵、进取锦州的前哨基地。义州是锦州和广宁的中界线，大凌河畔，地势开阔，土质肥沃。虽说这里安全又荒凉，但它比广宁更逼近锦州，自然条件更利于垦荒屯种。三月，任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
军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宁锦两地不住许明朝军队耕种。到四月，仅仅一个来月的时间，数万将士“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地，皆已开垦。”
第一个实际步骤是以义州为屯驻基地，是攻打锦州的最佳地方。下一步，是攻城，还是围困，这两个方针就摆在太宗面前。张存仁献计说：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万事俱备。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明）侦探，禁我逃亡，也不过近数月或是一年时间，自。有可乘机会。……伏愿皇上以屯种为本，时率精锐，直抵锦城，布令于蒙古，以为间谍之计，再多擒土人兵卒，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祖大寿）心事以招之，体义士性情以安之……此人心所向也。
攻城和围城，当然以前者易见成效，而后者则需要时间，必需持之以恒才能成功。所虑者，旷日持久难免将士有懈怠之心。天聪元年（1627 年），实行硬攻，没有采取围困的战术，硬攻，攻不克，又生急躁，赶紧撤兵，这让皇帝得取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张存仁没有明说，但从正面讲清了道理，要太宗鼓励士气，使之坚持下去。同时他还提出在明军内部分化瓦解，以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使其从中做内应，这样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城池了。张存仁的这个分析为战事的进程所证实。
有效的措施是对明军实行围困。明朝对辽东的作战方略屡有变化。实践证明，袁崇焕提出的惟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以守为主，以战为辅方略，最为有效，它迫使清兵舍长取短，很少成功。袁虽冤死，但他的这一方针却延续下来，明兵就是坚守城池，不肯轻易出城与清兵较量。清兵几十年来都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太宗进兵义州屯种，目的也是为长期围困锦州提供后勤支持。所以，坚定围城的信念是得到了张存仁的支持，当即传令济尔哈朗、多铎不仅要继续屯田筑城，还要率军前往锦州等处围城。四月二十九日，太宗离盛京亲临义州巡视筑城屯种情况，就赶往锦州，率侍卫及亲军绕城一圈，察看形势，直到天色已黑才回营。
太宗为了坚守对锦州的围困，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将城东、城北、城西的庄稼全部抢割完毕；扫荡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哨，彻底孤立城里的明军；包围由远及近，断绝明军的一切出入，实行轮班更戍，一期内有三个月，避免将士疲劳，防止滋生懈怠之心。崇德六年（1641 年）三月，太宗将措施又加深了一步，在锦
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圈深壕，沿壕筑垛口，在两旗之间，再挖长壕，近城一侧设置逻卒哨探。在太宗精心布置下，锦州已经处于清军严密包围之中。
锦州城里，辽东明将祖大寿指挥守城。天职五年，他已投奔了后金，当时他诡称妻子在锦州，要求搬取妻子和儿女，愿作内应，智取锦州。太宗放他回去，结果他一去不返，十几年过去了，他仍受命于明朝，坚守锦州。他部下将士，一部分是辽人，相当一部分是蒙古人。他们凭借充足的粮草，在城池与清军作战。
但蒙古将士投靠清军了，他们驻守外城，看到清军阵营严整，都很吃惊。有的向清军逻卒喊道：“你们围困有何用处？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即使围困，也夺取不了锦州？”逻卒回答说：“不管二三年，你们即使有四年之粮，那么到五年后，你们还吃什么？”蒙古士兵听了这番话，知道清军志在必得，开始动摇了。于是，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密谋降清。他们秘密派人与济尔啥朗取得了联系，约定三月二十七日夜行动。此事被祖大寿侦知，二十四日，吴巴什等人差点被他逮捕。吴巴什等早以料到祖大寿会向他们下毒手。他迅速采取行动，率众向明兵展开进攻，激战声震扬城外。济尔哈朗、多铎闻讯，立即赶到城下接应。蒙古兵从城上放下绳子，距此最近的两白旗清军率先援绳而上，与蒙古兵夹击，明兵败退内城，清军轻易地就占领了外城。蒙古将士自都司、守备以下官员八十六人、男女家小共六千二百一十一人全部投降，他们携带所有器械出城，暂到义州安置。
捷报飞马送到盛京，太宗兴奋异常，命八面击鼓，瞬间，鼓声大作，如雷声滚滚，诸贝勒群臣急趋笃政殿，太宗登临御座，当众宣布来自锦州的胜利喜讯……锦州外城一破，明兵的灭亡又加进了一步。明朝深知锦州安危关系重大，不断派遣援军，自宁远，沿海岸进兵，经杏山至松山，逼近锦州，增援祖大寿。太宗也在调兵遣将，四月和七月，他两次将孔有德、尚可喜所部汉军，后又调耿仲明部汉军投入锦州围城。决战时间已近在眉目了。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向太宗进破锦州及其援兵之策：（一）锦州系辽左首镇也，蜂屯蚁聚，与我国对抗，皇上发兵围困，凿重壕，筑高垒，轮流更换，防御严密，誓灭此叛贼（指祖大寿），乃可席卷中原，全靠皇帝英名。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保障，遭此围困之急，日夜发兵救援，又处于八九月间，天气爽凉，度彼必与我国并力一战。乘此时现在围城者不必更换掣回，选拔精锐士兵来援助自己，分值各旗屯田之处，秣马驻防，如果出现差错，乘夜潜进。各营侦探虚实，如敌人驻定营寨，我兵四面环列，用红衣炮攻击，
彼纵有百万之众，安能当我四十炮位之威也。他们一但反抗，我军奋力突入，绕过锦州城，直抵松山、杏山等处，敌兵谅不能当，况松、杏环城有壕，彼兵一败，岂能遽入其城？即城上安设火器，在混乱中可能伤害自己，必不敢施放，我军纵横驰击，彼必零落逃窜，如此大创一番，敌兵寒心丧胆，锦州也就归属于我们了。
倘蒙上天垂念，锦州一破，则关外八城闻风震动，安知我当年沈阳得而辽沈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之一大机会也哉！我国兵马大败锦州援兵一阵，则各处缓辽之局破矣。局一破，一二年内就不用再攻打其他地方了，我皇上无西顾之忧矣……（二）明援兵从宁远至松山，六七日粮食就会用完，若少挫其锋，势必速退，或犹豫数日，亦必托言讨行粮而去，我军就在他们返回途中征杀他们，择狭隘之处，凿壕截击，仍拨锦州劲兵尾其后，如此前后夹攻，糗粮不给，进退无路，安知彼之援兵，一定会投靠我朝的。
明国气运渐衰，旱潦虫灾，种种迭见，“流贼”叛民，处处啸聚。我皇上乘运奋兴，王贝勒同心协助，定鼎之谟，在这种情形下，时不容缓，机不可失。
汉官石廷柱把这场战役分析的十分深切透彻，完全符合战略方针，对它的重大意义及其具体作战方略阐述得一清二楚。战争的胜利证实了他的分析的正确性。太宗很重视石廷柱的意见，因为这篇奏疏不仅完全道出了太宗的基本战略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但太宗仍不动声色，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八月，当明朝派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兵马援锦州时，主动权不在清军手中，前线传来的求援战报反映出情况的紧急。太宗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当机立断，决定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他亲临前线指挥。他“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打算十一日从沈阳出发，因患鼻衄，将起程日期延到十四日。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共议攻围之策，笑着说：“朕但恐敌人闻朕亲至，将潜遁耳。倘蒙天眷佑，敌兵不逃，朕必令尔等破此敌，夺取它，简直易如反掌。朕所定攻战机宜，尔等慎无违误，勉力识之。”太宗向来不崇尚说大话、空话，此时他把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说得易如反掌，表明他早就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他的弟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铎见他身体不好，劝他不必急于动身，就由他们替之。太宗说：
“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可徐行也！”到十四日，他顾不得鼻衄未愈，命令部下赶往锦州，便纵马昼夜疾驰。二三年以来，他都在攻打锦旗利图攻下，却失败。这次他以“必克”的决心，倾全力围困锦州，轮番
进兵，又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多有失利。眼下，洪承畴率大军增援松山、锦州，清军又遭失利，直急得太宗“忧愤呕血”，恰恰如他所料想的，恨不能一下飞到锦州！因为时间紧迫，他率三千精锐骑兵先行。行军太急，引起鼻子流血不止，到第三天才止住。从盛京到锦州需要六天的时间，于十九日抵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朝援锦大军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已于七月二十九日达松山。洪承畴，福建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中进士，总督三秦，他功绩显著，深受朝廷重用。去年（崇德五年）冬，锦州告急，崇祯命他率军出关解救锦州之围，共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大军十三万、马四万，在宁远听候命令。洪承畴准备采取且战且守、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把守家园。但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拖延进兵，会消灭战士的战斗力及粮响，主张速战速决。他派遣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赴军中，一再督促进兵，还密奏崇祯下令催战。洪承畴无法，将兵马粮草留于宁远、杏山及锦州七十里外的海岛笔架山，先发六万兵马，其他兵员在此等候命令，在松山城北乳峰山冈（此一带群山统称吕翁山或吕洪山、里红山）结营，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城之间掘壕，立七座大营，其骑兵驻于山东西北三面。
松山城是战争的好场地，它处于锦、杏之间，为“宁（远）、锦（州）咽喉”，“关系最要”。如果松山城一破，“全局动摇”。松山关系到两国的命运。太宗抵达松山后，将大军安置在松山、杏山之间。自乌欣河南山至海边，横截大路。绵亘扎营。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清军自锦州至南海角掘三道大壕，各深八尺，宽丈余，把松山明军统统置于包围之中，并断绝了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使明军无粮响的援应。同时，太宗派阿济格率军攻击塔山，明军丧失了十二堆粮响。二十一日，明兵向清军镶红旗营地发起攻击，太宗率数人，张开黄盖，往来指挥、布阵，明军望见，立即逃跑。太宗指示诸将回营，说：今夜敌军必逃。于是他一一布置兵力准备截杀。
果不出太宗所料，清军掘壕筑垣，断粮道，引起明军将士一片恐慌，人人都想投奔清军。他们携带的军粮不足三天食用，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在这危险的时刻，洪承畴于当日晚，要求诸将拼力一战。“解围在此一举”，可各持已见，有的主张明日战，有的说今晚战，有的认为应缓战。严重的问题是缺粮，都想回到宁
远得到给养后再战。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也同意回宁远支粮。洪承畴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了，如战或可死中求生。
不佞（洪谦称）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还没等会议彻底结束，胆小如鼠的王朴连夜逃亡，而各将帅也跟着争相驰逃，沿海岸奔杏山，马步兵大乱，自相蹂践，满山遍野都是兵器。
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从后面追击掩杀，早就埋伏在塔山、杏山等地的清军又在前面迎头痛击；太宗还派出数支清军分别到小凌河口西直抵海，断送了他们的返回之路。到第二天黎明，只见“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及六镇残兵都退守在杏山城，张若麒从小凌河口乘船由海上逃走宁远。剩下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和辽东巡抚丘民仰没有逃，撤入松山城，与洪承畴同守孤城。
太宗料杏山明兵必奔宁远，又遣精兵分别埋伏在高桥大路和桑噶尔寨堡，这是必经之地，所以明兵在此处又死伤了数万大军。太宗又亲自来到高桥，指示多罗贝勒多铎率军继续设伏兵。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等率残军出杏山，逃向宁远，遭清伏兵掩杀，两人仅以身免，两三次的时间，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但是，战争仍在进行中。明兵主帅洪承畴还有万余人同他坚守松山城。太宗已移营松山近前，以壕作为围困的范围。松山城地形是四周缘高，中间偏低，其状如一个大锅，城就建在锅底部的一块台地上，据说因北面有一松山，故取城名松山。从现存的遗址看，它是宽长各约三百多米的一座方城，城墙也不算高厚。
太宗仍然以围困为主，攻打为辅方略，静待城内粮尽援绝。九月，因宸妃病重，太宗离松山，返回盛京，他就不在亲自亲征。围松、锦的军务全委给杜度、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等诸王贝勒。到第二年（崇德七年）二月，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做内应，于十八日夜引清兵登城，十九日就占领了松山并抓获主帅。至今，据当地百姓传说，在南城冈有洪乘马逃跑时“马失前蹄处”，洪因马绊倒而被捉，其余诸将官曹变蛟、丘民仰、王廷臣等都被俘，都为国献身了。后根据太宗的命令，“萨穆什喀率领步兵将松山城毁如平地”。松山一破，锦州军心瓦解，“城内
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朝廷不知如何是好，三月八日，明军终于投降了。
围锦州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清兵进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各家财物被清兵“收取一空”。接着，四月九日，清军用红衣炮轰开塔山，明军士兵有七千人被杀。二十一日，炮轰杏山城，明将开门请降，收降人口六千八百余。从此，四座城堡由清军掌控着。
太宗指令将祖大寿、洪承畴带到盛京。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许多大臣将领要求处死他，但太宗对他仍抱一线希望，使祖大寿深为感动，诚心诚意投降了清朝。而说降洪承畴却是费了不少口舌。刚被俘获期间，他坚决不降，还骂不绝口。太宗派范文程劝降，他还是骂，文程仍善言安抚，并与他谈论古今事，恰巧房梁有积尘落到洪的襟袖上，他几次轻轻将尘拂去。文程回来报告说：承畴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后轮番派文臣去劝说，洪不闻不问。于是，太宗亲自到洪住的地方去看望，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给他穿，慢慢说道：“先生不会感到冷吧？”洪茫然望着太宗，目不转睛的又看着他，叹了一声：
“真命世之主也！”于是归降了清朝。太宗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赏赐他很多东西，在宫中陈百戏以示庆贺。诸将很不高兴，都觉得优待过分，说：“洪承畴是被捉的一名囚犯，皇上为何待他这样优厚？”太宗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究竟为了什么？”大家说：“想得中原呵！”太宗笑了，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的，我怎么不快乐呢！”众将听了太宗的道叙，无不赞成。
松锦战略决战，是清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是清政权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结束了持久以来的相持阶段，清军转向了战略进攻，为不久的将来进关开拓了胜利之路。这次战役，无论是规模、激烈程度以及对明朝的打击，都可以萨尔浒战役相媲美。两次大战，明兵均遭惨败，前次以分兵四路败，这次以合兵松山而败。军事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统全军而注之孤危之地（指松山），首尾全无顾应”，太宗能够胜利原因是，即断粮道，掘壕筑垣，坚持围困。通过这次战争的结束，明朝精兵已尽，山海与宁远更加孤立，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在松锦决战即将胜利时，每次传来捷报，照例沈阳城八门击鼓，向人们报告清军在前方打了胜仗的喜讯。喜讯接二连三的传来，原先“沈中人颇有忧色”的不安心情一扫而光，代之以兴奋和欢欣鼓舞，外藩诸蒙古、朝鲜，纷纷上表称贺，
尤其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更是欣喜若狂，认为胜利即将来临。因为不只是他们，就连一般稍有点头脑的人，也从这次决战看清了明清交替的必然趋势。如果说，他们以前还对明朝实力多少存有某种迷信，那么，从这两次战争中看，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心理已彻底破除了。一向密切注视明清斗争前途的朝鲜，此时也看透了“中朝（指明朝）之运，亦已衰矣”。胜利增强了他们的斗争力，清朝“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而汉官们的心情已迫不及待了。大概他们还是思念故土，盼望早日打回老家去吧。崇德七年（1642 年）松、锦决战在九月结束，固山额真墨尔根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向太宗奏言：
今天意归于皇上，大统攸属，锦卅、松山、杏山、塔山，都归属于我，明国人心摇动，燕京震骇。做任何事都得顺民心，按天意。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是皇上万世鸿基，就可统一天下；四方贡篚，自此而输，上下无不同享其利矣。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待，机会不可坐失。况山东之行，燕京一带空虚，我兵所行，无不收服。如果不进攻，其地已为“流贼”劫掠殆尽，地方残毁，所关岂浅鲜哉！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胜利是轻而易举的，不废吹灰之力也。
太宗看了奏疏，认为此法不妥。他说：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
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那样燕京就成了口中之物。
太宗把明朝比作一棵大树，谁都明白，无论你身手何等敏捷、强壮，决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惟一的办法，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砍到一定程度，这棵大树就会自己倒下。太宗用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要徐图渐进，从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实力这两个方面来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个复杂具有意义的挑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及走好每一步。他正确地认识到，明朝这棵大树不会轻易的死亡的，“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是为建造一座坚固耐久的统治大厦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骄不躁，始终把自己的脚步放得牢靠。他能经受困难的考验，也能在松锦战役的伟大胜利面前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不被那些举国的欢呼或
来自各个方面的高声赞颂，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及奋斗目标。
根据太宗的这一战略思想，他几次派大军进关就容易理解了。清军进关，大量掠夺财物和人口，经济、政治原因都有，这就是对明朝这棵“大树”反复砍伐。
天聪三年，太宗对北京采取了围困方针；天聪八年，掠宣大，不攻北京；崇德元年，大军紧紧贴近北京，不放一炮，只在四周攻掠；崇德三年，不动声色地就越进了北京，却深入腹地冀鲁攻城略地。这些行动，不都形象地勾出了“伐大树”
的生动画面吗？太宗不同意马上取北京，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大树”尚未达到“自扑”的程度。虽然取得了像松锦战役这样少有的胜利，他还是坚持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削”的原则，让明军仍处于占争时期，保持对它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从根本上来动摇和瓦解明朝的根基。崇德七年（1642 年）十月，太宗乘明军在松锦遭重创，才对明朝以军势打击。
十四日，太宗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八旗将士征明，还在清宁宫召见他们和出征的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叙述了攻打明朝原因与策划“非好为黩武穷兵”，只因明朝不愿“修好”，才不得已而用兵。其实，这只是个借口，作为出兵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怎么说，征明、灭明，一直是他的梦想。同往次一样，太宗还把他制定的纪律当众重申，不准违背以下几条法律：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不得妄杀，不俘虏他们，不夺其衣服，不离人妻子，不焚毁财物，不糟蹋粮谷。他强调，上次兵至山东时，为抢掠财物而严刑拷逼百姓，这次决不允许出现类似情况，传谕各旗知悉。他这么反对抢掠，但又允许士兵一定要有所获，不要空手而归。不准抢掠，又让士兵“有所俘获”，简直自相矛盾，也很难掌握界限。事实上，每次都不断发生强抢及残害当地百姓的事件。这也反映了清军进关掠夺的特性。
十五日，太宗把出征的战士送至到效外，又把昨天说的话重新叮嘱一番。他还特别提到与关内农民起义军联合的可能性，说：“你们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明朝政治紊乱，我们都是为了申张正义的。他还告诫出征将士要以和善的语言和态度对待他们，要严加管束士卒，不能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人，避免和他们结下怨仇。如果他们愿意派使者来，你们就把他带来，或者有书信，你们要给予转达。”这是一项新策略，表明太宗要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去推翻明朝的统治。可二者的性质不同，两股力量无法粘合到一起。太宗嘱咐完这些话，将
一颗“奉命大将军印”授给阿巴泰，放炮三声起行。
这次战争，有满洲、蒙古、汉军共十二旗，约六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一半，总兵力近十万，分作左右两翼前进。左翼于十一月五日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人；右翼兵于十一月八日从雁门关的黄崖口（古北口西段）人长城。他们顺利地进关了，趋蓟州，当地各乡百姓都逃避山中。镇守蓟州总兵白腾蛟率所部兵马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率兵马六千，蓟州被清兵占领了。为了防备清兵再次入关，明朝在军事上曾作了较为严密的部署：并设关内外两督，在昌平、保定设二督，还设了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及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归根结底地说，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没有一致的路线。当清兵入关警报传来，急令征调援兵时，而清兵已克蓟州，经北京，分道南下。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清兵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转攻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乐陵王朱宏治、阳信王朱宏福、东原王朱衣远、安丘王、滋阳王等众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约千人全被杀害。从兖州分兵：一部去山东莱州、登州，直抵宁海州和海州；一部渡黄河，于崇德八年（1643 年）三月初，回到莒州（山东莒县）、沂州（山东临沂）。从去年冬天到如今数月时间，兵不解甲，马不释鞍，已是马疲人乏。现正赶上春季来临，到处春草青青，清军就安安心心地放松心情，从容休息了一个月。到四月，分兵两翼：左翼沿青州府（山东益都）、德州、沧州（河北沧县）、天津卫，从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到达密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右翼出东昌府（山东聊城），进入河北，沿太行山之东，经广平府（永年）、彰德府（河南安阳）、真定府，达北京以北，同时期也到达了密云，与左翼会合。大军从密云出发，攻墙子岭，于五月一日，前军斩关而出，到二十二日，后军陆续出口，全部凯旋而归。
阿济格率军进关，花费八个月左右时间，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至于兵士及王贝勒将官私带的家丁所掠取的金银财物，一概不计算，都变成了个人的财富。掠取的这些财物，一
大部分交公，一部分分赏出征的有功将士。得到最高数额奖赏的人是阿济格，他一人就分得了一万两白银！清兵进关，就掠夺如此巨大财富，让人不可思议。根本原因是明朝将吏极为腐败，不但不抵抗，还放纵清军任意掠夺。清军入关两个月时，明兵部调集了大批援军，达三十九万五千人，但“援师曾无一矢相加”。
清军占领临清，明军只是站在威县远远观望。清军攻河间时，明援兵却旁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掠抢百姓，“所过一空”。清军已到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忭却驻军于千里以外的良乡，守望清军到来，“逍遥于无奴（指清军）之地”。清军看透明将吏“全无战意”，才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行动，“如在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近十万清军在莒州牧马一个月，这个例子是国中的典范。在清军北返时，车驼绵延三百余里，渡卢沟桥，几天的时间都没有完成。时明将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劲兵猛将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督师本来是一个自告奋勇的人，却不敢说一句堵击的话，每天从早到晚闭城，不出一兵一卒，还编造“捷报”送给崇祯。直到清军快出战的时候，唐通、白广恩等人才合兵于密云螺山进攻清军，结果死伤惨重。
终太宗之世，在这十多年期间，清军前后五次大规模进关伐明，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也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也给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京郊及畿南一带就遭到清军四次袭扰，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这两次，带来的损失尤其重大。就在这次清军进关不久，李永茂接明兵科的指定到顺德府（河北邢台地区）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况，他如泣如诉地向崇祯帝汇报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以来，畿南残破的凄凉景象。他出京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邢台），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这一带，都是三年前崇德在位时曾受清军侵略的地方，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听到警报定是清军入侵发的，老百姓就四出逃难，或藏于山谷，或远走他乡，“城郭几至空虚”，每次清军来侵略时，“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从清军胜利而归的状况看来，可知李永茂的报告都是实际情形。清太宗为了实现统治天下的梦想，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太宗多次派遣大军进关，攻城略地，但都没有占领下来。他第一次率大军进关时，曾留下阿敏等据守永平等四城，瞬间明军就把它拿了回去。这使他意识到，有山海关阻隔，在关内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后几次进关不再据守已攻占的城池，侵占得来的又在瞬间失去。乾隆帝一次巡狩盛京时，说得很清楚：“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问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
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尽管这样，太宗先后五次派大军攻占明朝，仍然达到了“伐大树”的目的。而这次大军在山东胜利而归，这是他生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胜利的喜悦。
在太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还有一件让他十分高兴的大事，这就是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使者万里迢迢，首途沈阳，与清朝和睦相处。太宗闻讯，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把他们接到马馆，拜天仪式在馆前举行，行三跪九叩首礼。
进馆后，太宗升座，准备接见藏使。为表示恭敬和虔诚，他起立，迎至门口。他又起立，双手接过达赖献上的信，与使者“携手相见”。他坐下，同时命两使者坐在他的右边。使者随从人员这才进见太宗，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命古式安布当众宣读达赖的信、喇嘛诵经、饮茶……礼仪完成后，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宴会，藏使献达赖等赠送的礼物。西藏和清朝正式交往是从达赖遣使来沈开始的。
它生动地反映了太宗的统一事业兴旺发达，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明朝已是气息奄奄，临近灭亡的时间已到了，因而决意抛弃明朝，断绝同它的隶属关系，投向清朝。太宗比谁都更清楚此事对于清朝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因此以最隆重的礼节，最虔诚的态度，最丰盛的宴赏款待他们。他极度的赞同佛教的做法，一再盛赞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八个月来藏使们一直都住在沈阳，每五天分别由八旗诸王贝勒轮番宴请。崇德八年（1643 年）五月，他亲自从沈阳送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到演武场，设大宴饯行，命多尔衮、阿济格等再送到永定桥，并再次为他饯行。太宗赠送达赖、班禅及使者一行极为丰厚的礼物，同时以察干格隆等为使，携带他的信，同藏使赴藏。
西藏归向清朝，清朝统一天下的局势更稳定。到这时，不仅整个东北、北部（蒙古）已归属清朝的版图，而且地居辽远的西南也开始纳入清朝的政治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太宗所得到的政治版图远远超过了在实际上领有的疆土，它把明朝紧紧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使它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西进，旌旗直指宁远、山海关时，清太宗被空来的疾病夺去了他应有的生命。然而，他与其父努尔哈赤及诸兄共创、并由他亲手加固的大业却有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他去世还不到一年，明朝就走向了灭亡，清军攻占了北京。从那以后，我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九日，太宗像平常一样，忙碌了一整天：他赏赐土默特部落前来贡马的甲喇章京大诺尔布、小诺尔布，牛录章京根都、俄博尼、兀苏木、达赖等十五人及其以及他们的随从银两等物；他还奖励土默特部落车克车木章京所属诺木习礼和从人，因护送格隆喇嘛来盛京有功，分别赏给银两；之后，他同皇后、诸妃在崇政殿召见嫁给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从阿巴泰征明所获的缎匹财物中，选择最好的赏给科尔沁来朝的福妃、贤妃及固伦公主、诸福金等。没来得及查看的俘获财物还要再找机会继续查阅。所有的事都结束后，就回宫去了。
这天，太宗的一切活动都没有不祥之兆，可谁都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在几小时之内走向完结！在沈阳作为清朝入关前的都城时，城的正中央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沿着皇宫正门大清门向里面走，穿过重重楼台殿阁，直到最后一层，迎面的便是清宁宫。宫的东头有一间暖阁，约二三十平方米，分成南北两个小屋，各设一炕，这里就是太宗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当天晚上亥时，即九至十一点，太宗端坐在南炕上突然停止了呼吸……噩耗来得如此突然，让人震惊！九日一天，任何人都没有察觉他有任何的异常。八日，他还亲自册封他的女儿及女婿固伦额驸奇塔特、弼尔塔哈尔诰命、仪仗。同时，他还在崇政殿为第五个女儿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驸恩格德尔之子索尔哈举行盛大仪式，从和硕亲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以及来朝的外藩蒙古王公，还有朝鲜王李倧的儿子等都来庆贺。如再往前追溯一下，至少也有三四个月，他没有发生什么病症。
有关的清代官修史书几乎都记载说清太宗死时是“无疾而终”。这种说法，
作为表示他一生赫赫文治武功，死而无憾，好像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解释。却没料见正是这样的记载，既不符合实际，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产生了种种推测。
可以肯定，太宗之死，绝不是“无疾而终”。事实上他是病死的，只是清代官方史书没有公开告人。
太宗从小身体很好，到中年变得有些肥胖，出征时穿戴很重的铠甲，连他的坐骑也承受不了。他喜爱的两匹马，一个取名小白，一个取名大白，乘小白能日行百里，乘大白才五十里。看得出来他体质丰满强壮，官方史书从来没有提起他有任何的病史。可是自然规律他是无法违抗的。大约从崇德六年（1641 年）起，他已感到自己衰老了。这年的十月初二日，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奏请恭祭拜宸妃，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山太险峻就会倒，木太高易折断，年几大了就会衰弱，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他的这番话里，忧的是“年富则衰”，指的就是他自己，忧虑他自己年老体衰。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崇德六年，太宗整整五十大寿，“而知”之年，他对自己做出了正确判断。的确，太宗发出的信息不是无病呻吟。那时他时常有病，病得他似乎认为死是没有什么忌讳的。据史书记载，他从崇德五年开始生病，这年七月二十七日，他第一次出现“圣躬违和”，到安山（鞍山）温泉疗养。从他生病到逝世前，史书上都没有具体说是什么病，只写“圣躬违和”或“圣躬不豫”。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几次有：崇德六年八月，松山大战前夕，明十三万大军来势凶猛，清军难以支持，前线一再告急，太宗调集各路军马，本来是定于八月十一日亲自出征，不巧他有病，推迟了三天。他患的是鼻衄，即鼻出血。在这么紧急的时刻，因为有病而推迟出发的日期，可以想见病情之严重。延至十四日，鼻仍出血，迫不及待地出发了。由于走得太急，鼻出血不止，三天后才有好转。
崇德七年（1642 年）十月二十日，“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释。”
这次病得也很重，不但用大赦的方式向天祈求他康复，而且清廷的官员们还因为他的病提出建议，减轻太宗的政事活动。二十七日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上奏说：“皇上天纵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凡养民恤民，无不周挚，虽当大业创兴，实万世之圣主，当代之明君也。
臣听说有政迹的人，天生让他有些不完美；福履者，景运灵长。今皇上道德醇备，福寿兼隆，虽偶尔不豫，辄获康吉，天之眷我皇躬也昭昭矣，举国臣民不胜欢忭。
伏愿皇上保护圣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近见政事纷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诸大臣虚设何裨？凡心劳则气动，更加希望皇上能静心修养，所有让臣等处理，至军国大事，方许奏闻。况大业垂成，外国来归，正圣心慰悦之时，亦可稍辍忧劳。且时当食足兵强，皇上宜暂出游猎，以适上心。臣等谬任言官，惟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幸甚！”大学士范文程、希福把这份奏疏转达给太宗，马上就得到太宗的同意，说：“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万机，确实很劳累，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的一切政务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
太宗派范文程把这个重要决定通知诸王，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诸王一时感到不知所措。向太宗奏问：“皇上命令臣处理朝中政务，臣等不敢不从，敢不钦承。但何项事应行奏请，伏候圣裁决定，则诸务庶可办理？”太宗又答复他们说：“以后的事谁又能猜得到呢？各部事务须尽心料理，有不能决断者会同诸王贝勒议结。如果讨议后再没有结果的想，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有事则奏，无事回各衙门办理部事。倘有当议事务，候旨齐集。”此事关系行政体制的重大改变且不必说，对于太宗身体欠佳的情况便通过学习件事完全反映了出事。有了这个决定，太宗基本上交出了日常的行政事务，从而可见他病得实在不轻，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好转。同年十二月，到叶赫出猎，至开库尔地方，因“圣躬违和”，只得住在那里。诸王、贝子、大臣请停止行猎回宫，一时无所收获，不愿空手而归，恰恰在这个为难的时候，第九子福临，当时才五岁，射中一狍，这才回宫。
崇德八年（1643 年）正月初一日，又“圣躬违和”，连群臣的庆贺礼都免行了。接着又有布善说：“皇上腕力稍弱，仅获一兽。”
三月十七日，“圣躬违和”，大赦，死罪以下的犯人都得到了赦免。
四月初一日，“圣躬违和”，连续两天向盛京及境内各寺庙祷告，施白金。
从本年开始的几个月，“圣躬违和”次数之频繁，说明太宗的病连续发作。
但是从四月到八月，的确有几个月的间隔，这才会让人感觉到他好像不是一个生病的人。
关键在于，不能把太宗之死同以前的“圣躬违和”分开来论。说“无疼而终”，就是否定他死时有病，也不承认死前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重病。
太宗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透露了一点情况。这就是朝鲜史书的记载。朝鲜的记载曾说清太宗之死是“暴逝”。如太宗死后的九月初一日，朝鲜得到沈阳向本国发出的报告说：“清汗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的确，这么一说，可以解释为“无疾而终”，也可以认为是遇害而死。但是，朝鲜人是早知道太宗有病的。如他们的史书记载，四月初六日“清人言于世子馆所，以为皇帝病风眩，愿得竹沥，且要见名医。上命遣针医柳达、药医朴頵等。”清太宗有什么病及需用药物，朝鲜人都十分清楚。按他们所载，太宗患风眩。用药为竹沥。
竹沥主治化痰、去热、解烦闷等病症。太宗一生在操劳，晚年更是为许多事繁忙，加上宸妃之死，操劳过度，精神心情都不好，痰火上升，必然眩晕，血热上涌，头昏眩。平素痰火重，容易引起中风症，高血压，突然去逝。太宗所患病应不出这个范围。而且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管葛山人的《山中闻见录》记述太宗患“痰疾”而死，可是，不是很准确。
痰是其他病症引起，仅仅一个痰，构不成重病，也不致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另言之，太宗因怀念宸妃过度而死。自从崇德六年九月十三日宸妃死后，太宗一直朝思夜想，吃不下饭，“圣躬违和”，甚至还昏迷过一次。但仅仅是因为宸妃的死而产生的悲痛也不能致他于死地。宸妃死前，太宗已经身有病患，使他最后断送生命的恐怕是多种因素的所致，主要是中风。太宗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躬亲。由于他的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中，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了他积劳成疾，病兆频频发生，尤其是遇到宸妃之死，悲痛不已，更增加了他的身体负担。当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瞬息之间就夺去了他的旺盛的生命。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清太宗逝世以后，第二天，诸王大臣们把他的“梓宫”（棺材）安放在崇政殿，为他举哀三天。九月二十一日，那时的昭陵还没有建成，就把他葬在这座举世闻名的陵宫里。有清一代，对清太宗一直十分的尊敬和崇拜，根据他生前的文治武功，乾隆元年又给他加上美好的谥号，称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通显功文皇帝”，为他树碑立传。他的陵墓称为昭陵，陵宫御道两旁的石兽群中，有一对石马，是仿照太宗生前喜爱的坐骥大白、小白雕制的。摆放在他陵宫的前面，也有意让后人不忘他当年马上得天下的辛劳。
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十四日，清太宗已经死了五天。人们正在从突然的“驾崩”震动中逐渐清醒过来，猜测谁来当他的继承人。就在这一天，掌握极大实权而又觊觎皇位的多尔衮急忙到三官庙，召见内大臣索尼，议论皇位继承人。
索尼是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顾多尔衮的个人欲望，大胆地发表逆耳之言说：
“先帝有皇子在，继承人必须从中选一位，他不是不知道。”这就是说，不同意多尔衮当皇帝。而这天晚上，太宗另一个亲信巴牙喇纛章京图赖也到索尼处，表示他不但决定立皇子，而且指名拥护豪格。争权的斗争从单个人的联系飞速地传开，从暗地里的矛盾急剧地发展为公开地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使人窒息。
第二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天刚亮，曾经是太宗亲自所属的两黄旗的大臣们来到大清门，商定立皇子，这是他们的一致意见。他们很明白，这是公然对抗多尔衮，情况之严重，不但关系国家前途而且还涉及到了个人的安危。先下手为强，太宗的这些亲信们命令两旗的精锐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然后他们一个个按次序进入崇政殿。
崇政殿是太宗生前建筑的皇宫正殿，平时上朝议事的地方。他死后“梓宫”
也停放在这里举行哀悼。而今，他人已逝去，群臣们来到这里议论他的继承人，心情本来就不平静，何况又遇到太宗没有谈过谁可作他的继承人，同时又有几个人都想夺取皇位的情况。诸王大臣列坐大殿的东西两门房。讨论一开始，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先提出立皇子。睿亲王多尔衮命令他二人暂退，语气激动、严厉。
多尔衮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鼓动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犹豫不决，暂时未应允他二个人的要求。多铎急不可耐地说：“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应该立我为皇帝，我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已经提到。”他毛遂自荐，毫不掩饰，多尔衮颇持异议，反驳他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是太祖提到的，不只是有你的名字。”话虽不多，一箭双雕，表明了他中立的立场。多铎遭到多尔衮的反对，转移了目标，又提出：“就算不立我，那么论长幼，当立礼亲王（代善）。”
多铎力求找个立皇帝的原则，先提立自己，说的是废长立幼，听到多尔衮反对，又说豪格也有理由当立，他认为这就是“立长”的原则，多铎不同意立豪格，便说立长就立代善。代善老成持重，从议论开始到此时一言未发，争论到自己头上，他才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公之于众。他说：“睿亲王如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应该立皇子。至于我，年老体衰，难得胜任。”这是个有力的表态。议论就按他的基调做了决定，想当皇帝的多尔衮、豪格及多铎都被否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多尔衮和豪格，各为一方，本身有强大的实力，也有狂热的支持者，他们互相争夺最为激烈，这时两败俱伤。最终是拥戴太宗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皇帝。人们都认为在多尔衮和豪格势不两立的情况下，这是个折中方案。
清太宗死后的这场夺取皇位的斗争，多尔衮一直扮演主要角色。结局对他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太宗晚年既然没有明确提出皇位继承人，按照当时情况，多尔衮最有希望取得皇位。至少他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他的母亲乌拉纳喇氏，曾经受宠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同太祖相依为命二十六年，太宗生母叶赫纳喇氏死后，她的地位长至大妃，也称汗后。太祖病危时，顺太子河乘舟而下，特派人请这位大妃前去会面，在浑河相遇。二人相会，肯定会谈皇位继承的问题。而且很可能确定多尔衮为继承人。可是太祖死后，太宗即位，多尔衮没有登大位，他的母亲还作了殉葬品。据说这是太祖的遗诏；“恐后为国乱”。这表示太祖死后也曾有一场夺权之争，太宗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最大的失败者是多尔衮。因有这个背景，到了太宗死时，有些人还一直认为多尔衮应当登大位当皇帝。第二，多尔衮机智过人，才智出众，深受父亲努尔哈赤喜爱。在他年纪时，已分给他管全旗。
据朝鲜史书所载，努尔哈赤临终前对代善说：九王（多尔衮）应立为汗，他一时年幼，可由代善摄政，以后再传给九王。代善为防止“嫌逼”，就拥立了洪太氏（皇太极）。第三，多尔衮在太宗统治时期多次被任命为领兵大将军，征朝鲜，蒙古，讨伐大明，立下许多战功，在参与国家行政事务中也经受了锻炼。他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国内外都具有极高的盛名的威言。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在太宗死后仍没有当上皇帝。还把坚持拥他当皇帝的硕托、阿达礼处死。这不是多尔衮心甘情愿，主要是在子继父位的时代，多尔衮再想兄终弟及很难行得通，再加上豪格一派的反对，所以多尔衮还是当不了皇帝。说是他的胜利，是因为拥立六岁的福临，一切实权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成为大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豪格没有当成皇帝是拥立皇子的一派的失败。所以传出“九王废长子虎口（豪格）王而立其第三子（即福临），年甫六岁，有很多情况不是太好”。但是福临即位也使他们略感安慰。当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索尼、图赖与谭泰、巩阿岱、锡翰、鄂拜等在三官庙聚会“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豪格作为太宗的长子，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他在太宗死后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他本人条件优秀，
当时已成年，有才能，有战功。他生于万历三十七（1609 年）年，太宗死时已三十五岁，比多尔衮大三岁。他从太祖以来就在文治武功中做出了贡献，在所有大群里，也有一定威信。他没有当上皇帝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实力比较分散，诸王拥重兵，他们自己要保持权力，不愿绝对听命于皇帝。
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他们对自己没有当上皇帝都很不甘心。福临已经登基，他们还不断寻找机会，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多尔衮在福临当了皇帝之后，先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突出以他为主摄政，直发展到小皇帝称他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下令逮杀了豪格，甚至传出多尔衮还娶了皇太后。他还把生母乌拉纳啉氏封为孝烈武皇后，如此等等。他在一步步缩短登上皇位的路程，真不巧，他在马上就可实现皇帝梦时病死了。豪格在福临即位后，也发动了夺取皇位的反攻。顺治元年（1644 年）四月，从沈阳传出消息说：“施士博氏、卢氏博氏、梧木道等谋立虎口王皆被诛，所有的将领都想杀了虎口王，其帝涕泣不食曰：‘虎口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样让我如何出手杀他？’诸王不敢复言，罚银三千两，允许为其赎，使之立功自效。”豪格的反攻也以失败告终。豪格把矛头指向多尔衮，遭到残酷镇压。太宗逝世后的一场夺权斗争持续约七年之久，大局终于稳定。
皇太极为清朝的第二位皇帝，是大清王朝的创立者。皇太极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对清王朝的历史贡献，是任何一个清朝皇帝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然而，人们一谈起清王朝来，首先想到的却是康熙和乾隆，却很少有人会记起皇太极，皇太极对清王朝乃至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说是被遗忘了。
金、清王朝统治沈阳共十九年，十九年中，努尔哈赤和顺治祖孙二人占了两年，皇太极却长达十七年。皇太极的十七年，是后金政权摆脱困境迅速发展的十七年，是大清王朝真正奠定基础的十七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灿烂的十七年。
正是在这十七年中，皇太极将大金改为大清，登基称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正是在这十七年，皇太极设立了三院八衙门等政府机构，制定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的典章制度，如诸王、贝勒、大臣的等级官服和礼仪称谓，甚至细到规定了大臣们门前栓马柱的数量，这些机构和制度为有清一代所遵循，即使有变化，
也是在皇太极基础上的改变。
正是在这十七年，皇太极将一个混乱不堪的后金政权，发展成为国力强盛的大清帝国。他平定朝鲜，征服蒙古，统一东北，五次大规模进入中原讨伐明朝，将大清的影响推至中原腹地，就连万里之外的西藏也放弃明朝来沈阳对清朝皇帝进行朝拜，在皇太极的治下，蒙古正式划入了中华民族的版图。
如果说唐王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是大唐帝国的开创者的话，那么，努尔哈赤和他的子侄们便是女真政权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建立金国政权，进军辽沈，开疆拓土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皇太极不但重武功，更重文治，武功卓著，文治更有建树。
纵观皇太极一生的治国方略，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残明、联蒙、优汉、易俗。
在八字方略下，他绘就出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历史画卷。
一、卓越的政治家即位之初，他一改努尔哈赤对汉人残酷镇压的作法，实行满汉分屯居住，释放奴隶，编户为民，加速封建化过程，把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变成了封建生产关系，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很快将大金国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他注重文治，尤其尊重儒教，他改进女真文字，大量翻译汉家典籍，下令女真子弟除骑射外必须读书，他本人也是以身效法，每天都学习汉家的经典不间断。
在他统治下的十七年，曾举行四次科举，辽东士子不无遗漏，都被他吸收到女真政权中。他凭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利用汉官们忠君理念，设六部，定礼仪，成功地解决了三大贝勒与他平起平坐共享大权的局面，实现了南面独尊，直至受群臣拥戴称帝，由一个农奴制国家的大汗变成封建集权皇帝，避免了因努尔哈赤去世而可能发生的国家分裂。
他务于勤政，几乎每件事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前线指挥打仗。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不忘女真是以少驭众，对八旗贵戚的奢侈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连代善和代善的儿子也不例外。
他以身作则，敢于在大臣面前做自我批评，并多次鼓励群臣直谏。其身正，不令而行，正因为他的率先垂范，他批评起贵戚来，才能理直气壮，被责者大都心服口服。
二、杰出的军事家面对明朝的三面围剿，在他刚即位的时候，便首先以朝鲜
为突破口，出兵攻打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他联合蒙古各部，击败了曾一度称雄草原的成吉思汗后裔——林丹汗，迫其远遁，最后死于青海。他出奇兵绕道蒙古，千里奔袭，从明朝防守薄弱的河北迁安一带的长城突进，直逼京城，用反间计，借崇祯之手，除掉了明朝大将袁崇焕。在他有生之年，曾五次大规模地侵略中原，每次都给明以沉重的打击，明朝这棵大树已被他伐倒。他生擒张春、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的名将几乎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在努尔哈赤的基础上，他建立蒙八旗、汉八旗，有清一代的军事组织，在崇德年间，得以确立，并为后世所沿袭。
他注重军纪，每次出征前都会反复强调军纪，有违反的必定是严肃处罚而毫不留情，他更注重攻心，以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可能具备的博大胸怀，招降了洪承畴。
如果上天再多给皇太极几年的生命，坐在燕京金銮殿上的就不是福临，而是皇太极，也就不会出现多尔衮、鳌拜等这些勋贵弄权的现象，更不会出现吴三桂的三藩之乱，中原民众也许会少遭受许多苦难。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难免有玩弄权术，利用迷信手段，愚弄民众，甚至错杀无辜等缺憾，但功大于过，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来说，这些毕竟是小节。
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仅仅活了五十二岁，用汉官祖可法和张存仁的话说，带着“大业垂成”的遗憾走了，走的非常突然。
皇太极的思想影响了整个有清一代。
多尔衮是在皇太极亲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努尔哈赤驾崩时，年仅十五岁。
从那时起，他就跟随在皇太极的身边，在皇太极的影响教育下，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成长成为一个能征善战颇有眼光的年青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人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也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实现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女真人在文化方面是个十分落后只知骑射的野蛮民族，其实，这是错误的。女真人早在唐朝时便在黑龙江流域创造出了灿烂的东北文明，他们建立的渤海国被当时称为海东盛国，当时国家的首都（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是当时仅次于长安的东亚第二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与唐朝几乎相同。
宋朝时，女真人第一次人主中原，这是他们第二次整体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
在这段时间内，女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女真文字虽然消亡了，但作为文化的主体意识并不会完全消亡。尤其是到了皇太极时期，由于皇太极本人的重视和大批汉宫的归顺，女真的文化很快跨越了一段大的历史断层，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没有皇太极，后金真就有可能被迫退回大山中，没有皇太极也就没有后来的康乾盛世，皇太极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功泽盛世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