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围绕着对知识分子作用、地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1.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和依靠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把知识分子表述为善于思考、最有意识、最富睿智，善于贯通古今、总结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一般经验的人，他们能够从理论和思维的角度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不存在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众所周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一部分最先觉悟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党内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对“领导机关工人化”的片面强调，党内出现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有了根本转变，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逐步得到纠正。为大力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党内轻视、恐惧、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39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评了党内轻视、不信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提醒全党：认识对于知识分子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决定》反映了党中央对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问题的高度重视。它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确定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政策的著名文献，也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以及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海外华侨，冲破日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历尽千辛万苦，纷纷奔赴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断掀起爱国民主运动，并使其和工人运动汇合在一起，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此，毛泽东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中的启蒙作用和先锋作用，认为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他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推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了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道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并指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就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针对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缺乏实践知识的情况，他强调：“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及所实施的政策对于消除和改变共产国际及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左”的“关门主义”政策，吸纳大批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推进革命发展的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慎重，对他们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当时科教文化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建设新中国，他们作为一个有知识的阶层，将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好好地团结他们”。二是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状况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存在一定距离。由于受家庭出身、过去所受教育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建国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旧的，他们对党的事业和政策主张还不很了解。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鉴于此，我党采取一方面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另一方面，于1951年到1952年在知识分子中展开了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有效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思想界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也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方面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因此，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代表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建立整套合理的科技体制和奖励制度。在讲话中，周恩来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2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全新结论，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要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造就“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8年，毛泽东还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和县三级要重视培养建设人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知识分子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还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中国传统文化。
这一阶段，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估计，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健康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事业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也吸引了许多侨居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努力钻研业务，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初步呈现出朝气蓬勃、一派生机的繁荣景象。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说，“在现代化的跑道上长期落伍于日俄两国之后，中国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缩短它与两个先进邻国的距离”。
但是，不容否认，在这一时期，党由于忙于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及其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再加上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使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并未能解决，特别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党内仍不统一，基本上还把知识分子划归到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范畴。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又把建国后新培养的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随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将其明确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给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从1957年到1978年，对知识分子主要实行“改造”政策，但总体上犯了“左”倾错误。这个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一起两落，出现了重大失误。由于毛泽东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点。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并以此为借口，对知识分子进行强制性的改造。这样，“改造”排斥了“团结”，取代了“教育”，“改造”成为唯一属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它遭到一定的抵制和纠正。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的一批老同志对“左”的政策进行了坚决的纠正，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在新时期工作的展开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这些调整和纠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20年的“左”倾错误，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了20年，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被迫延缓，经济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工农业生产受到干扰，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降低，损失十分严重；科技事业发展屡遭破坏，科技力量元气大伤，导致我国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现代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无法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重新调整与不断发展
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战略的确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不但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而且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期。这个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分为两个时期。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角度探索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制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1977年5月，邓小平在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党中央于1978年10月决定停止执行建国后确立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并于同年11月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合理意见。经过几年的探索，党中央于1982年正式提出“政策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并将上述政策正式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为了贯彻和落实以上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一方面平反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另一方面，积极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推倒“两个估计”，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以高度的政治勇气，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翻了“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邓小平认为，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不存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1977年8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57年以后，毛泽东说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他还是支持《科学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的。因此，邓小平主张“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要看到主导方面是“红线”，要看到“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重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坚决停止了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他还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
促进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良好风尚的形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它固然离不开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但更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科学发现、知识创新、理论深化和知识普及的特殊使命，只能由知识分子完成。因此，能否采取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空前的。他从战略高度把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看成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提醒全党同志高度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在邓小平看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就体现在他们通过创造性劳动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作的社会贡献当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最大尊重，这将极大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他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他指出，知识分子以自己艰巨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为社会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得到来自社会的荣誉和尊重。“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为了使“两个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邓小平大力提倡各行业、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要来支持教育科学事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过邓小平不断的努力，“两个尊重”的时代内容和基本要求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认同并接受，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两个尊重”也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要求给知识分子创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环境，保证大家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他重新解释“红”与“专”的思想：“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他要求对知识分子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苛求业务干部、技术专家，除了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外，还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他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些论述都使知识分子如沐春风，倍感温暖。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邓小平认为，历史在不断前进，新的环境、新的事物、新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永远会有矛盾存在。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人们的思想就需要不断改造。现实中不存在不犯错误的人，知识分子会犯错误，就是参加党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和老党员也会犯错误，这些错误都需要在不断的思想改造中加以纠正。就知识分子说，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转到了工人阶级方面，成为党依靠的力量，但知识分子也没有丝毫值得自满、停滞不前的理由。相反，他们应该在政治和业务等方面不断努力，以求得新的进步。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达此目的，要严格要求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要引导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热忱地帮助他们克服弱点，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空前的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可能，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热情投身社会，潜心于社会体制和具体制度改革理论的探索，并走出“象牙塔”，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把自己的知识成果直接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2）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到“人才强国”战略。
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到“人才强国”战略，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知识分子问题继续进行新的探索。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由于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社会进步的影响有更为直接和深刻的了解，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1990年5月，江泽民指出：“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作了完整的表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江泽民还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更进一步的全面的分析，他说：我们需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就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地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这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艰辛的探索。他还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它在生产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努力掌握、推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一切，没有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技术专家的创造性劳动，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还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是一支骨干力量。我们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方面，广大知识分子负有重要职责。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加强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完善民主制度，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民主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民主素养和法制观念。知识分子不仅有依法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神圣权利，而且在上述各项工作中，都需要付出许多心血。我们要顺利实现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必须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从中央到地方，在决策的研究、论证、咨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江泽民因此得出结论：“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论断，是继我党从阶级属性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思想之后，又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形成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一大突破，在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和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论断的提出。在知识经济形态中，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数量和质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其经济、科技的竞争能力紧密相连，而经济与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人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成为一种比资金更重要的资本。能否拥有和保持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已经成为事关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兴衰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在全球性人才竞争中还处于明显的劣势，我国的人才状况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入WTO以后，我国面临的人才问题更加严峻。江泽民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与社会科学专家时指出：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克服见物不见人和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江泽民从“安邦治国”、“执政兴国”的高度强调了人才的意义，指出：“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江泽民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发展。它蕴涵了知识分子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是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的重大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进入新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新一届党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于2003年12月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党同志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要求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律保障人才，把全社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是我国全面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的纲领性文件。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新一届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面临的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根据江泽民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我国人才工作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