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中央集权制与管理思想
宋朝是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镇割据之后，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封建政权。宋初，统治者深感大分裂和藩镇割据给广大民众和中央政府带来的灾难和威胁，担忧“黄袍加身”的事件重演，因此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长编》卷2.局面的再现，作为基本的国策，并深刻影响了两宋300多年的统治。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记载：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向赵普求教治国之策，赵普奏献加强中央集权三大措施，即“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杯酒释兵权》，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版；又见《长编》卷2.。具体而言，其一，“稍夺其权”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即“支郡”直属京师，派遣代表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即“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长编》卷13.。其结果，宋初虽保留了节度使之名，但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长官。后来，更是徒具虚名，享其俸禄而已。
其二，“制其钱谷”就是于州县之上置路，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至宋朝廷统治中心——汴梁。史载：“是岁（乾德二年），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长编》卷5.乾德三年（965年），“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从此，地方再也无经济实力与中央抗衡。尔后，国家通过垄断货币制造和发行对货币管理制度进行整顿和改革来稳定提高币值，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通过运用货币政策把全国财权集中到中央。
宋代自太祖加强中央集权制到神宗熙宁年间，其财政管理始终是高度集权中央，正如司马光所说：“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账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长编》卷368.这种高度集权的财经体制给管理与监督带来了困难，最突出的表现是“三司簿领堆积，吏缘为奸”《宋史》卷267《陈恕附魏羽传》。。在此情况下，宋代产生了有关中央与地方财经管理上集权与分权的议论与实践。元丰初年，中央曾把某些账状下放给各路转运司或提刑司审核，但是自元祐元年开始，中央把这些权力收归户部，宋朝又恢复了财权高度集中中央的局面。南宋时期，为应付战争的需要，财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以便统一调配。
其三，“收其精兵”即采取措施剥夺藩镇的兵权。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所辖军队中的精兵及有特殊技能者，收编为中央禁军，聚之于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殆尽。
宋代的军制导致了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从宋太祖立国，历经太宗、真宗朝，至宋仁宗晚年，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常备军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其中禁军竟一度超过了4倍。军队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军费开支的加大，给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宋仁宗时，蔡襄作为三司使，曾对当时军队一年支出总数作了一个估算：“养兵之费，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通过这样的估算，蔡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蔡襄：《端明集》卷22《论兵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军费开支占十分之六七，不言而喻，宋代财政经常面临入不敷出的危机，军费开支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南宋时期，由于先后对金、对元战争频繁，朝廷供养着几乎与北宋数量相当的军队，比北宋更多的官员，可想而知，军费对国家财政危机的影响仍是相当严重。
二、农民、士兵起义与管理思想
宋朝自建立后，越来越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先后与辽、夏、金、元的战争，使广大民众难以生存，社会矛盾始终比较复杂尖锐，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其中比较重要的起义有以下29起。
（一）蜀兵起义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宋兵灭蜀后，蜀兵即不断起而反抗。如二月，梓州蜀兵3000余人推军校上官进为首，攻打州城。三月，宋朝调发蜀兵去东京，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路过绵州去东京，被起义军推为统帅，建号兴国军。邛、蜀、眉、陵等16州响应全师雄反宋，声势浩大。四月，吕翰率部下在嘉州起义，军校孙进、吴瓌等杀宋知州，与全师雄部刘泽军合并。这些起义前后近两年，反抗势力达于20余州，最终都被宋廷镇压。
（二）阆州起义
乾德三年至四年（965~966年间），阆州农民起义，围攻州城。宋阆州知州赵逢残酷地镇压了起义。
（三）渝州起义
乾德四年（966年）初，渝州农民以杜承褒为首，攻下州城，占据州署。但由于叛徒的出卖，遭伏兵袭击而失败。
（四）李仙等起义
开宝六年（973年）正月，渠州等地农民上万人以李仙为领袖，举行起义。起义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军的镇压而失败。
（五）王小波、李顺等起义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四川旁户、农民、茶农等100余人在王小波的带领下在青城发动起义。起义军攻占青城、彭山后，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牺牲。起义军在李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起义军坚持斗争两年，最后被宋廷派重兵镇压。
（六）益州起义
咸平三年（1000年）元旦，益州戍卒在赵延顺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起义军攻占益州、汉州等地，发展到数万人。后被宋廷派大军镇压。
（七）王长寿起义
景德二年（1005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攻打州县，发展到5000余人。后被镇压失败。
（八）陈进起义
景德四年（1007年），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据宜州城起义，并先后攻打柳州、象州。后因叛徒出卖，陈进及起义军首领被捕牺牲，起义失败。
（九）王伦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京东路驻军100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军攻占楚州、真州、扬州、泰州等地，立年号，置官职，声势大振。宋廷集合各路兵镇压了起义。
（十）张海等农民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夏，陕西大旱，商州农民千余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京西路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廷派重兵残酷镇压了起义。
（十一）保州士兵起义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后因部分起义者被骗诱开城门投降，宋军入城镇压了起义。
（十二）王则起义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王则领导士兵和农民起义，占领贝州城，建国号安阳。次年正月，朝廷派大军围攻贝州，镇压了起义。
（十三）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在青溪县以诛朱勔为名，聚众揭竿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人民争附之，众至数十万人，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县，声震东南。三年正月，宋廷派大军南下镇压。四月，起义军因腹背受敌，方腊等战败被俘，后被杀。余部继续斗争，至四年三月失败。
（十四）梁山泊农民起义
宣和初年，郓州等地农民在宋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活动于河北、山东一带，曾驻梁山泊。起义军攻略十郡，官兵不敢撄其锋。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进攻海州时，遭宋廷伏兵袭败，遂投降。
（十五）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钟相以保卫家乡为号召，聚众起义。起义军发展至数十万人，占领19县。钟相被拥为“楚王”，建号“天载”，设立官职。后被俘牺牲，所部由杨么领导，聚众20万人，在洞庭湖一带据险结寨，陆耕水战。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宋廷派大军镇压，五年六月，因叛徒出卖，杨么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十六）王宗石领导的农民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并很快攻占贵溪、弋阳两县，发展到几万人。宋廷派军对起义军四面围剿，起义失败。
（十七）建州农民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建州瓯宁县农民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起义军攻破建阳县，有众数万人。宋廷派兵镇压，范汝为受招安而未遣散部众。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范汝为再次起兵，据建州，队伍多至10余万人。二年正月，建州城被宋军攻破，范汝为自焚身亡。余部由范忠率领继续抵抗，至年底溃败。
（十八）吉州彭友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吉州一带农民在彭友、李满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8个县城，队伍达几万人。绍兴三年（1133年），宋廷派军队镇压。起义军腹背受敌，最后失败。
（十九）虔州陈颙起义
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陈颙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克武平县。起义军后发展到10多万人，活动于江西、广东、福建等虔州、南安军、建昌军、循州、梅州、潮州、惠州、英州、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500座，反抗官军。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宋军各个击破，起义失败。
（二十）严州农民起义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缪罗在严州遂安县发动摩尼教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后来缪罗经不起宋廷的威逼利诱，接受“招安”。余部虽坚持斗争，但终于被镇压。
（二十一）李金领导的农民起义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春，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万人大军，攻克郴州、桂阳军，南下广东路英、韶、连、广等9个州府。同年五月，湘阳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响应，湖南一路更加震动。八月，起义军被官军镇压失败。
（二十二）赖文政领导的茶农、茶贩起义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自湖北转战湖南、江西、广东，多次打败官军。七月，宋廷派大军攻打起义军，起义失败。
（二十三）陈峒领导的农民起义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发动起义，攻占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4个县城，有众数千人。起义军以崇山深谷为根据地，使用偏驾弩、礌石、手炮和小盾等适合当地作战的武器，多次打败宋军。宋军最后派重兵合围，镇压了起义。
（二十四）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
淳熙六年（1179年）六月，容州陆川县爆发弓手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发展到数千人，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6州8县，接连击败宋军。起义军英勇斗争约半年，最后遭到镇压而失败。
（二十五）张福等领导的红巾队起义
嘉定十二年（1219年），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参加起义的士兵达数千人，红巾裹头，故称“红巾队”。起义军先后攻克利州、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进逼成都，四川震动。宋廷派军镇压，红巾队战败。
（二十六）蒋宗等领导的士兵起义
嘉定十六年（1223年），湖南路武冈军士兵因不堪官吏的压迫和克扣军粮，在蒋宗、杨德率领下发动起义。附近各州的士兵也争相仿效，跃跃欲试。官府采取欺骗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手段，使起义遭到失败。
（二十七）晏梦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绍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而起，先后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等所属各县，势力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声势大振。宋廷调遣重兵入闽，长期围攻起义军，起义失败。
（二十八）陈三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绍定元年（1228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军以松梓山为根据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60个，坚持斗争达7年之久。1234年，官军占领松梓山，起义失败。
（二十九）秀州抗租起义
南宋理宗时，秀州德清县佃农反对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发动后，当地农民纷纷参加，发展到数万人。宋朝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
之所以以较多的篇幅胪列宋代较重要的农民和士兵起义，旨在说明在两宋300余年的统治时期，社会矛盾始终比较尖锐，故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单较大规模和较有影响的起义就30余起，那些小规模、小影响的起义更是数百起。真可谓10年就有一大起义，每年则有一小起义。除此之外，两宋先后还面临辽、西夏、金、元的不断进攻和严重威胁。在这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宋廷能在风雨飘摇中支撑300余年，与其在政府治理中采取严厉禁戒镇压与调解、劝勉、救助等怀柔两方面相结合的政策不无关系。
宋代，朝廷虽然标榜恤狱慎刑，务存仁恕，但对严重威胁其统治，影响社会稳定的谋反逆叛、盗贼、杀人罪等残酷予以镇压，动辄处以绞、斩，甚至动用腰斩、凌迟、夷族等酷刑。如宋初蜀兵起义失败后，首领孙进临刑前仍坚强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杀光。太宗时期，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凡是“辄行抗拒者，尽行杀戮”。仁宗时期，“天下盗贼横行”，嘉祐七年（1062年）首立“窝藏重法”，严惩盗贼窝藏犯。并将京畿所属诸县划为“重法地”，凡于重法地犯贼盗者，加重处罚，以维护京师地区的治安。仁宗以后，英宗、神宗朝迭颁“贼盗重法”，扩大了适用重法的地区。与此同时，还将武装反抗的农民或反叛者定为“重法人”，不仅本人处死，而且株连家属。南宋宁宗庆元年间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正式将凌迟与绞、斩并列，成为法定的死刑，使北宋时的法外用刑变成法内用刑。
与此相辅为用的是宋代统治者把具有稳定社会、加强社会控制作用的社会救助作为长治久安的一项施政重点。正如《宋史》卷178《食货上六》所云：“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
宋代统治者认识到层出不穷的灾害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无序和混乱，更有甚者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封建统治造成强有力的冲击。为了安定社会，维护统治，宋代统治者防患于未然，主要采取兴修水利、灭蝗和完善仓储制度等措施，从源头遏制灾害的发生。
对于已发生的灾荒，宋人主张应尽早、就地赈济。为解决救灾经费和物资的筹集，宋代一些官员建议以工代赈，利用价格和税收杠杆引导商人进行赈灾，并多方筹集赈灾经费。宋人还把荒年募兵作为间接赈灾的一项基本国策，在饥荒时招募强壮者为兵，既防止他们饿死，又能消除他们因无生路而聚集在一起为盗，影响社会安定与宋政权的统治。
灾害发生之后，宋廷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灾民有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以自救。如朝廷给予流民程粮，帮助他们顺利返乡；为返乡后的流民提供食宿、耕地、粮种、农具、耕牛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宋朝在平时还常设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养济院、安乐坊、安养院、安济院等，收养贫困人口、医治贫困病患者和埋葬贫困死者，缓解因贫富分化严重造成的社会矛盾。
宋廷在禁人为非的同时，更注意导人为善，通过劝课的方式引导百姓勤于农桑，不得游手好闲，以发展生产，解决温饱；在地方劝学兴学，以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使之知书达礼，遵从封建道德规范；在赈灾中实行劝分，利用民间力量赈灾，以培养贫富相资、仁者爱人的社会风尚；在民事诉讼中，努力调处息讼，协调解决，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三、吏治腐败与管理思想
宋代吏治比较腐败，其表现与原因是多方面的，并对管理思想产生影响，以下就此问题做一简要论述。
宋代中下级官员的俸禄终宋一代大体上都是偏低，有时甚至还有点拮据，不足以养廉。如“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沈括：《梦溪笔谈》卷23《讥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一日，臣僚言：“沿边诸州，访闻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何以养廉？”《宋会要·职官》57之89.特别是南宋中后期政府滥发纸币，物价剧涨，中下级官吏和军人的生活受到很大冲击，“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
北宋中下级官员收入偏低，不足养廉，这一情况还不算严重，更为严重的是熙宁之前“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梦溪笔谈》卷12《官政二》。。
宋代大多数官吏由于俸禄太少，不足养廉，故易贪污受贿。其原因有二：一是一般品德之人为官，如处穷乏，多会以权谋利。宋代官吏也不例外。有关这一问题，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有较客观的分析：“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二是一般官吏生活奢侈，俸给不足以挥霍，故冒法以攫利。宋《州县提纲》卷1倡导“节用养廉”，而不是“重禄养廉”是很有道理的：“仕宦有俸给之薄者，所得不偿所用，资产优厚犹有可诿，若资产微薄，悉藉俸给而乃用度不节。日用饮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
宋朝政府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州军公使钱，作为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罢官及入京往来费用。宋代设立公使钱的本意最初是为了优待士大夫，可是以后却启官吏之贪心，大小官员以公使钱的名义公开贪污行贿，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朝廷上下遍设公使库，经营回易，开抵当，卖熟药，酿公使酒，无所不为，以牟奸利。其次巧立名目，以馈送为名行贿。如大观三年（1109年）五月十六日，臣僚上言：“访闻齐州比年以来，公库供给有岁余、月余之称，皆例册外，别立名目，以为馈送。”《宋会要·食货》21之17.而且这种动用公使钱馈送甚至成为合法，官吏动辄以此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护。如郑兴裔在《请禁传馈疏》中所指出的：“近时所有邻道互送礼，名曰传馈。贿赂公行，恣无忌惮。凡帅臣监司到罢，号为上下马，邻道皆有馈遗，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贪墨成风，即使内外台司按之，辄曰：此成例也。且曰：此动用公使库钱，无病国，无厉民也。”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禁传馈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政府曾屡次明令予以禁止，但此风一开，不可收拾。如《建炎以来野朝杂记》甲集卷17《公使库》载：“孝宗怒而绌之，然其风盖未殄也……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余缗，其无艺如此。”
宋代吏治腐败的一个特点是政以贿成。正如司马光所说：“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下至）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说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温国文正公文集》卷23《论财利疏》。这种风气照样也侵蚀到财经监督中，“盖州郡所发文账，随账皆有贿赂，贿赂各有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已”《长编》卷383.。又如元祐元年（1086年）王觌也言：郎官和寺监点检场务之际，“随行人吏，鲜不受赇，或情嘱于未点检之前，或酬酢于已点检之后，官司无缘禁察”《长编》卷385.。显而易见，对账籍的勾覆点检非但不能成为防贪的有力措施，反而成为奸贪者以权谋利的工具。
宋代商品经济比前代大有发展，中下级官吏解决俸薄的另一种途径是经商谋利。王安石在谈到官俸太少与官吏私营商业的关系时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宋代官吏热衷于私营商业，当时政治的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官吏在仕途上要往上爬，多半要供奉权贵，贿赂取媚，才有升官的希望。可是，如上所述，宋代官吏俸禄较低，只够养家，那么用来供奉权贵的钱物，只能来自俸外，其中私营商业是一途径。程洵曰：“今之为将帅者，类无忧国爱士之心。自其到军，即务裒敛剥刻，经营贾贩。凡所以上奉权贵而求升擢，下饰子女而快己私者，皆于此乎取之。”程洵：《克庵先生尊德性斋小集》卷2《代参堂札子》，知不足斋丛书。
官吏私营商业，对吏治的腐败为害不浅！一是逃免征税，冒充官物。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仁赡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宋史》卷257《王仁赡传》。。二是挪用官钱为资本。如《宋会要·职官》64之22载：“（边）肃前知镇州，以公费钱质易规利。”三是利用公车官舟，役使所部，为其贩卖取利。如《宋史·和岘传》载：“（和岘）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宋会要·职官》70之34载：绍兴十九年（1149年），“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常吉特追左武大夫一官，勒停，送步军司自效。以前任马军司将官违法……私役所部贩卖收息，为田晟按发，乃有是命”。四是借势贱买贵卖，垄断市价，牟取暴利。如陆师闵“于成都府置都茶场，客旅无见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遂以折博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栏民间物货入场，贱买贵卖，其害过于市易”《苏辙集·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特别是在官吏经商的影响下，宋代士风为之一变，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侧面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思想在当时冲破封建樊篱中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它也侵蚀着封建吏治，使之更加腐败。正如时人游酢所指出的：“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游酢：《游廌山集》卷4《论士风奏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吏治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贪官污吏里外串通，上下勾结，上有保护伞，下有关系网。正如时人袁采所说：“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亲党在要路，或以其为州郡所深喜，故常难动摇。横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为见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结州曹吏之有素，故常无忌惮。及至人户有所诉，则官求势要之书以请托，吏以官库之钱而行赂，毁去簿书，改易案牍，人户虽健讼，亦未便轻胜。”袁采：《袁氏世范》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这种错综复杂、根株盘结的官场中，一些正直有作为的官吏要想依法办事是十分困难的。
面对官场上吏治的腐败，宋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重典治吏”。宋代刑事犯罪中除谋反叛逆、贼盗罪之外，就是官吏犯赃罪了，对此，朝廷往往予以重惩。对贪污盗窃、贪赃枉法之罪，往往依照贼盗罪量刑，即使犯罪钱物数额很小，就要被处以死刑。而且在性质认定上从严，如官员调任或去职之后接受属下的财物、饮食以及通过家人、下属接受别人的财物，均按受贿罪处罚。
宋廷在重典治吏的同时，更注重通过对官吏的选任、监察和考核来强化国家政权建设，使各项政策工具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宋代选官途径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中科举取士是主流。宋代科举重经义、明法，严防考试作弊，对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仕途、优化官僚队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宋代任官中最具特色的是差遣制度，加强了皇帝对用人权的控制。宋代任官大致分为皇帝特旨擢用法、中书堂除法和吏部铨选法三个层面，对各级官员予以任免。宋代实施举官连坐法、任官回避法，旨在对官吏实行更严密的监督和制约，以此来澄清封建吏治、减少腐败等。
宋承唐制仍设御史台监察百官，以肃清吏治。宋代御史监察百官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官吏工作、生活及个人品德等诸方面的问题。如弹劾官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与请托行为；弹劾官吏结交权近，朋比结党；弹劾官吏不忠不孝等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弹劾官吏违法购买田产；弹劾官吏偷税漏税；弹劾官吏失职，办事效率低下；弹劾举官非其人者；弹奏越职论事和议改政府法令者；纠察私入三司、开封府及御史台者。御史由于是天子的耳目之官，职在纠劾百官，因此宋廷选任御史要求应不畏权贵，刚明果敢，公忠鲠切，廉洁正直，具有地方基层行政经历。
宋代对地方各级官吏主要设监司（转运司、提刑司与常平司）、通判进行监督。监司通过分割地方路级事权达到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互察、互申、共同参与某项事务达到互相监督，并共同负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责。
宋代通判是一个很有特征的职官，既是州郡副长官，又是州郡监察官。朝廷之所以赋予通判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如此大的权力，其用意在于使其有效地监督知州及所部官吏。通判对州郡的监察比较全面，如对知州及属下官吏皆可按察；监视钱谷出纳，防止差错作弊等事；巡历仓库，点检官物；拘收、检查无额上供钱物和经总制钱；监督纲运等。
宋代对官吏的考核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拔任用，作为对官吏赏罚任免升降的重要依据。这项工作由人事部门、财计部门和监察部门共同参与。其考核指标涉及方方面面，最主要者有二：一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如农桑、垦田、人口等；二是有关治民方面的，如狱讼、盗贼、赈恤等。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盐、酒税等场务课利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因此，比较场务课利增亏成为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必不可少的内容。宋代在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中，能采取比较客观、科学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评估，即比祖额之增亏、比递年之增亏及达到某项增亏指标即给予相应的赏罚三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