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将
——上选将才，须三者兼全
◆原文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挑选将才，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是最好的人选。
※详解
曾国藩在此确定了将才的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都是硬性的，而撇开了其它一些因素，如是否有道德、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将难求”，真正的将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所以不能苛求。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扬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狄仁杰却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补过。若不分青红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于是委任两将以官爵。数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术，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
将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任绵竹成都令、越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屡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光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郃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郃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地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山顶上。不久张郃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郃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郃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的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绩不显著。踱步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侯。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曾国藩遴选、培养的将才除了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江忠源和罗泽南。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去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繁琐小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扬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徒，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问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说：“我在家的时候，已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授知县，擢任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江忠源方在秀水县任上，天地会党人李沅发又在新宁举事，曾国藩写信去劝他弃官保家。但不久李沅发窜往广西境内活动，成了太平军起义的前驱者。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曾国藩上疏说他“忠心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江忠源在被举引见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但赛尚阿不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突围，又攻桂林，他招募一千人增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举孝廉方正，平时周游四方，赖教书度日。他非常有道德学问，有人称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天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曾国藩在北京时，曾致弟书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乃我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名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后由于曾国华与曾国荃曾师从罗泽南，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调罗泽南等赴长沙。这一支乡勇，就成为曾国藩军最初的基本力量了。
2.将德
——带兵之人，须有忠义血性
◆原文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原文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线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梦中在寻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条件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详解
对曾国藩关于将德的论述，蔡锷有这样的评价：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意思是：古人认为为将须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说“天才”，意思是上天特别赋与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为将的人要以良心与血性为前提，可谓抓住了为将之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现身说法。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了十多个省，东南的半壁江山，几乎都被占领了。他们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干的事，也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足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的良心血性，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
3.能战
——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
◆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功得珠。能受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军以能战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冲突，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善战就是探骊得珠之法。能爱民是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能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是第三方面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瘦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丧。
※详解
从上文可见，曾国藩把“能战”作为治军的关键，可谓直截了当。我们现代人说实践检验真理，作为将才来说，就是要能作战，能取胜。而从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战中，我们发现，这兄弟俩可谓是能战的将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曾国藩调动湘、准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严诏之下，率二十万太平军回救天京，激战四十五日，屡攻不利，仓促撤离，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李秀成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以达到“进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迟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进，途遭湘军阻截，于五月被迫从六安折返江南，调动湘军不成，反遭重大损失。二年冬，李鸿章所率淮军在“常胜军”（即洋枪队）支持下，自上海推进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进围杭州。曾国荃部湘军攻占天京外围各要点，逐渐缩小包围圈。三年正月，湘军合围天京。城内米粮日缺，洪秀全与将士以“甜露”（一种野草制的代食品）充饥，仍打退湘军多次进攻。
曾国荃自受任浙江巡抚以来，深感于朝廷破格擢升，想早日攻克南京，以报知遇之恩。但南京城为天国的京都所在，已达十二年之久，坚壁固守，实力不弱，虽已有大军三十余万，四周围住，快近三年，然如用强攻，就是用百万大军，也无从破入。因此与部将李臣典、萧孚泗几个商议，明里用大车不停地硬攻，暗里却挖掘地道，直达南京中心。
曾旧藩自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征以来，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兵临天京城下，他本应长嘘一口气，放松一下已绷紧的神经。可是，此时曾国藩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所面临的天京城，大且固，经验告诉他，想要在短期内攻天京，剿灭太平天国，纯属天方夜谭。在经历了九江、安庆攻坚战后，曾国藩认为必须对天京实施持久战，即在对其包围的情况下，切断天京粮道，待其弹尽粮绝时，进行最后的攻坚。因此，攻击的重点就是控制水、陆运输线。
天京城大人众，靠陆路的肩挑人扛来送粮食，犹如杯水车薪，且不经济。长时期以来，天京城内大宗粮食主要靠水上运输线，以长江和内河为主。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苏浙之米，能高淳小河通金陵”。自从曾国荃驻扎雨花台以后，彭玉麟就将内河水路完全切断。
九洑洲之战以前，在长江水道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九洑洲、下关、燕子矶一带，因此一些外国商人为牟取暴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将士。九洑洲之战以后，湘军水师先后占领了九洑洲、下关，于是长江水道也为湘所控制。此时，曾国藩一面高价买下外商所偷运的粮食，一面上书朝廷，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国轮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彻底杜绝天京的一切粮源。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洑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对于此举，曾国藩甚为得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不无欣慰地写道：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大以为不便。因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袱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辅。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攻入垒中。次日，上方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秣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屏障。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衍、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旁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多处被收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战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荃又先后派军队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得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在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曾国荃一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认为这条秘道即将大功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太平天国军队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佐幼主，虽属智勇双全，忠心耿耿，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连贯一片，又不能统一攻守，因此后来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太平太国晚年，他已很悲观。至此际，虽能勉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这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使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出南京中心，一时间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备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各位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批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使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顿时有几个城门被攻破，这时城外清军，如同黄河决口般地蜂拥而入，逾进逾多。李秀成、洪仁发等混战至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但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知大势已去，匆忙混乱之中，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
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南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计议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南京，已具把握。目的第一是在破城，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失败以后，必求生路，如果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两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若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志在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
4.严明
——善将兵者，首重申诫严明
◆原文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天天告诫将领要训练士卒；遇到打仗时有了小的挫折，就对手下的将领既责备又告诫，甚至有把他们杀了的。或者边哭泣边教训，整天喋喋不休。这么做，正是为了爱惜部下，保护自己队伍的门面和名声。不善于带兵的人，不责备自己所带队伍中的将士，而去妒忌别的队伍超过自己，不求让自己的部下自强而只是一味地恭维上司，与朋友们过多地应酬，以求得名誉，这样的想法就差得更远了。
※详解
严格执行军中纪律，这是一个军队统帅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吴王阖闾也正是从这一点见识了孙武的治军才能。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因懂兵法而受吴王阖闾接见。阖闾说：“你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已看过了，可以试一下用它来操演军队吗？”回答说：“可以。”阖闾问：“用它来操练女子也可以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就让孙子来试。于是清点宫中的美女，共一百八十名。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任命阖闾的两名宠姬为队长，让她们都持戟，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心、左右手及背吗？”女子们说：“知道。”孙子说：“向前看，就是看心所对的方向；向左转，就是朝左手所在的方向转动；向右转，就是向右手所在的方向转动；向后转，就是向后背的方向转动。”女子们说：“行。”接着孙子就宣布了军法，设置了斧钺，并再三申明军法。接着，就击鼓让女子们向右转，女子们都大笑起来。孙子说：“军法不明，命令不熟，这是将的过错。”又再三申明军法，击鼓让她们左转，女子们又大笑。孙子说：“军法不明，命令不熟，过错在将；法令既明而不依法令行事，这就是士卒的过错。”于是就要斩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正在台上观看，看到要斩自己的爱姬，十分惊慌，派使者对孙子说：“我已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二姬，饭都吃不香，请不要斩她们。”孙子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那么，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听。”就斩了两位队长以示众，另选了两人为队长。接着又击鼓，女子们左转、右转、向前走、向后转、跪倒、起立都符合规矩法令，再无一个人敢出声。于是孙子派使者报告吴王：“军队已经整齐，大王可以下来观看，只要是大王所想要的，即使让她们赴汤蹈火都可以。”
从此阖闾知道孙武能用兵，最终任他为将。后来吴国向西击破强大的楚国，占领了楚国的郢都；向北威震齐国、晋国，使吴国在诸侯中名声大振，孙子是有很大功劳的。
曾国藩治军严明则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中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述“水勇于二十四五日自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初二靖江战败，而后又有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将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率湘勇回长沙，又令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还有彭玉麟，他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彭玉麟归隐后，以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每日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次整顿水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弹劾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敢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上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长期客居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告知，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资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人。
彭玉嶙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两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谭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嶙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徼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湘军诸将正因为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也符合曾国藩治军的特点。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5.忠义
——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去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为浩叹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不值得深深地忧虑，没有军饷也不值得痛哭。只是我举目望这世界，想找一见利不争先、赴义惟恐落后、忠心耿耿的人，却不能很快找到；即使能幸而找到一个，却又因屈居低位，郁郁不得志，最终因为遭受挫折而离去，并因此而死。而贪婪退缩的人，却能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和美名，并且健康长寿，这真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事情。
◆原文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衰，兴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目前百废待兴，千疮已经溃烂，无法收拾。只有依赖自己的耿耿忠心，发动广大人民面对这骨山血渊，期望着以此塞绝横流的人欲，挽回厌倦混乱的天心，或许还有弥补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仅就现在的局势而论，还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详解
古人云：臣待君以忠，君待臣以义。达忠义二字历来是密不可分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君主与军队统帅、主帅与部帅之间，如果缺乏了这个忠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在对这忠义的运用上，首先是上位者要讲义，就是要在见识对方才能的基础上，用人不疑，待之以义，对方必会报之以忠。
南宋年间，名将宗泽领兵抗金期间，俘虏了金将王策。王策原是辽的将领，辽灭亡后成为金将。宗泽亲自为他松绑，劝他说：“契丹本来与宋是兄弟之国，如今金虏掠我徽、钦二帝，又灭掉了辽国，我们应同心合谋报仇雪恨才是。”王策一听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愿意参加抗金战争，于是他们制订了大规模抗金的计划。宗泽又联络北方义军头领王善、杨进、等人，以及“八字军”、“忠义军”等，与他们协同作战，连连告捷，金兵闻风丧胆，听到宗泽的大名都噤若寒蝉，称他为“宗爷爷”。
清太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努尔哈赤在位时，他战功卓著，兼辖正黄、镶黄两旗。努尔哈赤死后，他继位登基。为实现统一中国大业，积极招徕汉官汉民。皇太极为了招降明朝著名将领祖大寿，派人先将祖大寿的儿子及其他亲属接人清营，百般体贴照顾。当时，祖大寿统兵驻守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西南），皇太极围城百余天，派明朝降将张弘漠等人前去劝降祖大寿，祖大寿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决定诈降清军。皇太极表示：“几大凌河所降明朝将吏城民，（清军）不得杀戮，有违此盟者，天必遣之。”为使祖大寿能同妻子相聚，让他率二十余人返回锦州城，但祖大寿又统率明军同皇太极兵戎相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家属仍以礼相待，并致书祖大寿说：“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决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直至1640年，皇太极指挥清军击败增援锦州城的明军，又招降了名将洪承畴，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献城降清。皇太极大喜过望，立即召见祖大寿，对他抚慰道：“你违约与我，是为了你的明主，为了你的妻子和宗室。我经常同内院诸臣谈及，祖大寿必不能死，以后再降，我也决不加诛。往事已毕，今后能竭力相助就行了。”并令祖大寿隶属正黄旗，授总兵职。此后，祖大寿忠心侍清，成为皇太极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由于他熟知明朝军事，对皇太极入关灭明统一全国，贡献颇多。
正是这众多的历史事实启发了曾国藩，使他深深认识到忠义对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对曾国藩的这一观点，蔡锷有这样的感慨：“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入将校，则以居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6.军心
——以真心实肠，得士卒之心
◆原文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名将，能够得到士卒的衷心拥戴，主要原因不在于依靠钱财。后世的一些将领，专门依靠粮多钱多来笼络士兵，这样其军心就不巩固，所以钱多人人奋勇归附，无利可图就会作鸟兽散。
◆原文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军中必须要有好的统领和营官，作为统领营官，最重要的是要有真心实肠，这是第一义。计算路程的远近，粮食和器械的多寡，敌我的强弱，这是第二义。这两点如没有什么把握，即使有许多好的办法，好的调度，也只能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详解
治国须得民心，治军则须得军心，这是取得成功的千古不易之理，因此，蔡锷对曾国藩的这些论述评论道：“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这一句话，最是仁慈贴切。有了这种思想，则古今带兵格言，虽千言万语，都可付之一炬。父兄对待子弟，担心他们愚昧无知，于是就谆谆地教诲他们；担心他们饥寒苦痛，则精心爱护他们；担心他们放荡，没有好的品行，就严厉地惩罚责备他们；担心他们没有好的前途，就加意培养他们。无论是宽还是严，是爱还是憎，是喜欢还是讨厌，是奖赏还是惩罚，全都出于至诚，没有丝毫虚伪，因此做起来至公无私。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部下爱戴长官，也肯定与子弟爱戴他们的父兄一样。
7.评将
——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
◆原文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配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私下里怀疑古人评论将才时，往往称他们神明变幻，超乎想像，几乎要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点短处都不能容忍。这恐怕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并不是选拔将才之初就定下的标准。其实，选拔将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过于苛求，不能因为一点点短处就不用极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结细密的渔网就漏掉了大鱼。这才是从前圣贤常常说的话，即使是很愚味的人，也可以此来勉励。
※详解
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如说一个人好，则什么都好；如说一个人不好，则什么都不好。对此，曾国藩并不苟同。他从长期的领兵打仗的实践中知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将亦是人，难以十全十美，作为统帅，决不可因此就加以抛弃。曾国藩的这一观念，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民族英雄岳飞在公元1122年应募投军，初任秉义郎（低级武官名），隶属名将宗泽。一次，秉义郎岳飞触犯军法将受处罚，宗泽一见便深感他超群不凡，说：“这正是做将领的人才啊！”这时正值金兵攻打汜水关，宗泽便把五百名骑兵交给岳飞，要他立功赎罪。岳飞果然不负所望，得胜而归，宗泽大喜，提升他为统制。岳飞从此名震遐迩。宗泽极为欣赏岳飞的才智，对岳飞说：“你的智勇才艺，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只是你喜欢野战，这可不是领兵打仗的万全之计啊！”于是，宗泽把行军、交战、驻营等作战经验传授给他，岳飞认真研习，颇有心得，说：“兵法体现了作战的规律，深刻领会了，就能灵活巧妙地运用。”宗泽肯定了他的见解，并对自己为国家发现了这样一位大可造就的将才而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