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少人取得胜利之后，就开始得意洋洋起来，对自己的行为不再加以检点。可正应了一句老话：乐极生悲。这样高调的表现反而让自己不久就遭遇到了各种挫折，从而走到了胜利的反面。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尽管如此，再犯者却仍然是前仆后继。这就要求我们对胜利保持一份平常的心态，能够做到居安思危。有了这种心态，行为自然就会低调起来，从而使胜利的成果能够得到长久的保持。
魏人范雎做秦国国相，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秦王慢慢疏远了范雎，形成君臣猜忌的局面。燕国辩士蔡泽到秦国后，让人到处宣扬自己的才干，声称见到秦王后一定要夺去范雎的相位。
范雎听说后非常气恼，他派人找来蔡泽，责问道：“听说你要夺我的相位，有这事吗？”“有啊！”“你有何本领，这样自信呢？”蔡泽列举秦孝公时的商鞅、楚悼王时的吴起、越勾践时的文种三人忠诚不贰最后被杀的事，和眼前范雎的处境作了比较，暗示他急流勇退。
范雎听到这儿，对他很敬佩，抛却前怨，拜为座上客。后范雎推荐蔡泽做了国相，自己则急流勇退保命终身。
相比于范雎的明智与低调，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不那么聪明了。
李自成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能征善战，屡次打败前来征讨的明军。他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农民军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初，不少明朝官员都对农民军持观望态度。李自成却认为这些前明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于是订出一条“追赃助饷”的政策。只要是官员，不论所任何职，都得拿出家产来充当军费。如果不交，或交的数额不够，就要打板子，直到交够为止。此举固然能够惩治那些贪官，但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无辜受害，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找出“赃款”来。而且，这种行为使新政权在前明官员中大大失去了号召力，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敌对立场上来，农民军由此变得孤立起来。
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这些隐藏的危机毫无所知。农民军的纪律本来不错，所以能取得不断成功。可是入城之后，大家既然已经坐定了天下，就开始发起财来。那些从前明官员那里搜刮来的“赃款”，就这样做了农民军的“军饷”。据记载，当时大顺军自将军至战士各有私囊，多的有千余金，少的也有三四百金。此外，由于对军队的管束不再严格。这些人在搜刮“贪官”之余，也会到民间找寻一二，这样，就不免波及到了普通百姓。此时，大顺军攻占北京取代明朝后，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李自成此时却忙着为自己做皇帝的登基大典准备，早已把严重的敌情置之度外。
明朝有个大官吴襄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抄了家产，逮捕起来追赃。有人提醒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对于大顺政权很有好处。李自成采纳了这个意见，让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农民军投降。
吴三桂收到了父亲吴襄的劝降信，犹豫起来，虽然不愿意向李自成投降，可深知他的军队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绝不是对手。吴三桂又想到北京城内还有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到北京看看再说。
在吴三桂去北京的路上，遇到了几个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几个人询问情况。得知父亲吴襄已经被抓了起来，家产也全都让农民军抄走了，便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听说他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刘宗敏抢去，更是气愤难平。当即命令军队退回山海关，发誓和李自成势不两立。
吴三桂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于是向原是自己敌人的清朝借兵，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作为北方屏障的山海关。李自成率军抵敌。但农民军在北京一心“发财”，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以前，再加上吴三桂有清军相助。于是，李自成兵败，不得不退出北京，而清朝则坐收渔翁之利，得以占据北京，最后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三百年后，郭沫若有感李自成的失败，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后来，当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时候，还特地强调：我们不做李自成。李自成的功败垂成，和他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得意忘形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太过得意，才使他不能对眼前的形势做正确分析，把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使自己的地位一天天孤立起来，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即使我们取得胜利，也不能因此得意高调，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低调做人，这样才能避免乐极生悲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