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政治的漩涡中
1949年1月，焦躁不安的傅斯年心里乱成一团，他在寓所书房里绕室不停地踱着方步，嘴里念念有词地反复吟咏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房间里散落一地的宣纸条幅上，龙飞凤舞地书写着陶渊明这首《拟古》，枯干的墨迹处处触目惊心，散乱的苍遒大字犹如理不清愁绪在纠缠。
记得去年年末最后那一夜，傅斯年是与老师胡适一起度过的。两位知识界的领袖悲壮地把酒临江，含泪把这首《拟古》逐字逐句地背过，竟生出英雄末路的沉痛来。山河改色，天翻地覆，他们面对国民党颓局一筹莫展，却在陶渊明千年前委婉其辞的比兴中找到了共鸣，这隐晦而忧伤的字句几天里一直在傅斯年脑海萦绕。现实的一切让傅斯年不悲痛是不可能的，他倾注心血多年耕耘终究收获的却是虚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不知不觉，傅斯年把自己关在房间已经三天三夜了，这些日子来他没有迈出门槛一步。人虽身处斗室之间，外面隆隆炮火声却让他情绪无法平静。他所投注大量心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此时已是一片狼藉。这史语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记得1927年中央研究院设立时，傅斯年说服当时院长蔡元培设立了史语所，经他的率领不过半年筹备就立刻成军。当时史语所共有历史、语言及考古三组，傅斯年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为主任。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安阳殷虚的考古发掘。他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史料学派”，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
在傅斯年领导下，史语所的安阳殷商遗址的考古获得了举世的推崇，接着他率领同仁们收集整理散落民间的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各省的方言调查等等，赢得极高的社会和学术效应。时过境迁，位于鸡鸣寺路1号的史语所整个已是一幅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全部图书、仪器、标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均安全运达台湾基隆，被妥善安置在杨梅镇通用公司仓库暂存，所里大部分人员都随同来台。剩下的只有几个的未被遣散的工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史语所附近的鸡鸣寺钟声在仓惶风雨下又响起，让百感交集的傅斯年顿生凄凉，不禁回首起这几十年来的往事：出生没落世家的自己幼年丧父，凭借着刻苦勤奋进入了北京大学，在这里沐浴到了新文化的风雨。因主编《新潮》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在学生时代就享有盛誉。记得当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那个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自己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当日下午，自己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少年得志是何等快意！自己在国危世乱的三四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自恃可谓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效了绵薄之力。抗战这几年自己奔走操劳，殚精竭虑为民族效力，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虽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却最终没有能阻止这场内战。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却难以决断。
傅斯年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十分伤感。他习惯性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安眠药还在，这些日子夜不能寐的他全靠这东西来麻痹自己。这些安眠药傅斯年准备着还有其他用途，就是可以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这可不是他一时冲动的念头，他此时的想法就像每个王朝的遗老一样，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于没落的政权。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这几天一点也不敢疏忽怠慢，一直紧张地守在门外，她担心丈夫在极度郁闷下旧病复发有个三长两短，又生怕他随时有轻生的危险。
提到服用安眠药自杀，去年11月傅斯年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这样自杀身亡。陈布雷耿介清正，虽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不曾染上政客作风，与傅斯年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两人引为同志。陈布雷一辈子“从政而不懂政治”，留下的遗书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柘涩钝滞”，袒露心声言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下之万不得已的。挚友的自杀对傅斯年来说打击甚大，他也准备了安眠药来追随陈布雷而去，因为近日来悲伤与绝望交织的心境下，也产生了同故人一样的对人生和未来的虚幻。傅斯年对来看自己的朋友说陶希圣，“现在没话说，准备一死。”
士为知己者死，傅斯年准备赴死既是为了故国，又是为了他所寄托的理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的傅斯年，一直以来就像水浒里英雄好汉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他这些年一再对其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们兄弟的，净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生性耿直倔强的他虽不参政却议政，“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蒋梦麟《忆孟真》)正是凭着这股倔劲，这份真诚，傅斯年在三四十年的政坛上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
其中最为人称道是，他曾上演一幕“触龙麟”的好戏。在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接着傅斯年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就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亲自请吃饭，为大舅子孔祥熙说情，蒋介石在筵席上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斩钉截铁地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正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忿忿不平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他直言不讳地在蒋介石面前放言规劝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使上倔劲的傅斯年先后和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死磕到底，迫使他们黯然下台。
傅斯年因如此耿直敢言，所以人送外号“傅大炮”，这个“大炮”发起威来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之际，他奔赴北平恢复北大日常事务，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大校长，他坚辞不任却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代理校长。原来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好好先生，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这只“大炮”要强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比如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傅大炮”一概不给面子，认为他誓与“汉贼不两立”，坚决要把与伪政权合作过的教授统统扫地出门。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蒋介石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他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阵前倒戈：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这番话多少是发挥了作用，胡适最终留在了北大。
可惜这个一向以自由主义之士鸣世的“傅大炮”，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正统观”阴影的影响下，政治立场上却呈现出鲜明地倾向性。他身上有着浓重的从一而终和忠孝仁义的思想，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敌意。他既不可能因为鄙夷国民政府的腐朽无能而拂袖而去，也不可能在目睹共产党的蓬勃兴盛而弃暗投明，更不可能逍遥地在国共之外的有限空间里游走独存，擎起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第三条路线”的大旗。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只有一种可能性——拥护国民党政府。他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
傅斯年一生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却依然把国家的前途寄托于国民党，他同国民党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近”的关系，宛如一对有“孽债”的父子，虽然血脉相连，却一直矛盾不断。作为“老子”的傅斯年，对于一塌糊涂的国民党政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常言道“恨之愈切，爱之愈深”，傅斯年放不下对国民党这个“孬种”的牵挂与责任心，不断地指指点点，打打骂骂，深陷在政治漩涡当中。正如他所言：“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不过也透露出其身心的无奈与窘困。
蒋介石看人、用人还是非常有一套，对傅斯年的忠心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心底认为傅确系党国一个难得人才，对他非常重视和器重，并一再予以重用。蒋介石本人对傅斯年经常性的批评和劝告，表现出难得的虚心纳谏的雅量，时常能接受多少是多少，一般从不去计较他的犯上。蒋介石爱才惜才，知道傅斯年的身体不太好，特意在1947年安排他去美国治病。
在傅斯年去美国期间，国民党立法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依然提名傅斯年为立法委员。傅斯年知道后一再写信坚辞不就，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明白他与国民党“父子”关系的合理之处，若是再亲密一步，精神独立的地位将一去不复返。作为在野之人或徘徊在政府外围，既可以自由“放炮”发飙，又能同政府处在“老子”教训“儿子”的宽松状态之下，并不用考虑各种繁文缛节而少受拘束，避免了令人生厌的勾心斗角。自己一旦跨入政府大门，就如同媳妇过了门，一切身不由己了。
蒋介石个人对傅斯年确有知遇之恩，但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虽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终其一生他还是不肯加入国民党，这次不肯加入政府也是他一贯的坚持。蒋介石执意让傅斯年这个民主人士点缀自己党国政府得门面，最后不得不动用了各种关系来轮番做傅斯年思想工作，傅斯年百般无奈之下只好退了一步。
1948年初，傅斯年还在美国就医就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的文件，等他8月从美国治病回来后，国内国共形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政权早就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就在这风声鹤唳风云飘摇的政局下，傅斯年依然积极组织并参加了中央研究院遴选中国的第一批院士的会议。这次会议一共选出81名院士，囊括了各学科的顶尖专家。院士分人文、数理和生物三组遴选产生。各组院士都是业界赫赫有名的顶级高手，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人文组的遴选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的人选有15人，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人都提了郭沫若，虽然郭沫若的品行操守不敢让他们苟同，政治立场也不一样，但郭的确是有点真才实学，可见傅斯年与胡适是任人唯贤。但对治学门径不同的钱穆，他们却没有那么大度，所以这让后人诟病傅斯年有“学霸”作风。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傅斯年提名中自己大名赫然在列，胡适则大公无私地不提自己，两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性格磊落，不怕物议人非；胡适则秉性柔韧温和，广接善缘而少有敌人，包括与他笔战的私下也成为了朋友。胡适不提自己，符合他的为人；而傅斯年不提自己名，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次院士评选中，傅斯年麾下的史语所独占鳌头。史语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等8人都名列人文组院士中。傅斯年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之势！这么多年管理史语所，傅斯年真是功莫大焉！
“抢救大陆学人”
一切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的来临，傅斯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此时此刻所考虑的是学术机构的去留和学术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认为共产党是“土匪流寇”，他们也许会毁灭了文化研究，断送了学术前途。在这个成见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
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看着自己的身边人才凋零，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和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的操劳，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联系和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傅斯年那些朋友、同事还在北平，颇讲义气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就是傅斯年所拟，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的高足——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并非徒有虚名的胡博士，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而且在最后政治抉择上都站在蒋介石一边，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当时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与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杭立武他们一起到机场迎候，并把学人们安顿在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和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者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为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这次难得机会的。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傅斯年懊恼不已下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下来了。
“抢救”来的这些学者除了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南下广州，其余的在傅斯年安排下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傅斯年内心企图把台湾作为反共基地，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傅斯年日后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所写《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道：“现在台湾不特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这里傅斯年荒谬而顽固地认为国民党为“正朔”，台湾乃中华文化的根据地。
正是这种政治正统观的误导，使得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产生偏见，导致双方一直格格不入。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北大时就是旧识，两人曾做过一些私人的交流，但总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1945年7月傅斯年与毛泽东亲密接触过一次，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的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里，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况，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中专毕业的临时图书助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我们由毛泽东在话语里能窥见当时他内心真实的流出。这些心里阴影可能造成了日后毛泽东对傅斯年没有好感，同时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佩服的一个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各地送来的锦旗，一向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就忍不住语带讥刺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这次短暂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产党之间形成了政治信仰的鸿沟，它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
在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共即国，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他们必须有所倾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痛苦地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的溃败，自己却难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透露出一丝苍凉的悲壮。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身体状况在忧愤的情绪下日渐槽糕，他1948年8月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让他回国不要担任繁重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傅斯年回国不久，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不得不想担负起党国支柱地角色，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学人计划”，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本来就糟糕身体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这几件事情打理好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已是覆水难收。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高调宣布“欲将剩勇追穷寇”，筋疲力尽的傅斯年明白也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要让人转告傅斯年，有意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气地严辞拒绝。朱家骅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改变决定，他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老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让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其实是蒋介石的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心中迁台的计划开始萌生了。并开始着力经营台湾，有意让自己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国民党最后的去处。蒋介石退守台湾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对台湾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视。蒋介石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是众望所归，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在合适不过的，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难以定夺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赴台湾任职，台大此时校长一位是虚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长庄长恭因自感难以胜任校长一职，任职不到半年就知难而退，悄然携眷返回上海，让医学家杜聪明代理校长。前任校长庄长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办理交接手续。代理校长杜聪明也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予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废日久的校务。
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诚此时已经就任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电报推心置腹地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朋友陈诚的不容拒绝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平时以办事干脆著称的傅斯年，一向决断有快刀斩乱麻之风，这次却因关系他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显得格外慎重而颇显彷徨。我们就看到文章开头那一幕，傅斯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尽管他对国民党政权诸多不满，但是既然自己当初选择错误，现在还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决定去离开，暂且去台湾就职。
虽说去意已决，但傅斯年仍抱着“暂且”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部家属去台湾，临行前又临时改变主意，把部分远方亲属留下。傅斯年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可见他还是期待有回来的这么一天。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当飞机从陆地起飞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他希望还有回来的一天，结果不知道自己这一去竟是永别！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后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500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没想不到傅斯年竟一语成谶，最后真的埋骨于这片远离大陆的孤岛，所以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元气淋漓满台大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此后在傅斯年披荆斩棘引领之下，成为了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并以丰富的研究资源以及自由的校风而闻名。假如没有傅斯年，台大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并如日中天的发扬光大，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当初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台大无疑是个人人望而生畏的烂摊子。台大是由始创于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为前身，乃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所建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经过半世纪的异族统治，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从侵略者手里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国大学，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可惜当时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心有余而力不足，动荡的局势波及到台湾岛内，使得岛内出现贪污横行、物资短缺等乱相。可想而知，这时的台大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加上学校里管理紊乱、学潮迭起，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连师资都很匮乏，各种问题乱成一锅稀粥。
台大校长也像走马灯似频繁更换，三年换了三个校长。第一任校长罗宗洛原是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他上任后百废待兴，建设经费短缺，日籍教师都已撤回，国内教授又聘请不来，校务、教学工作无法上轨，百般无奈之下，他1946年8月辞职回去当他植物研究所所长了。
第二任校长陆志鸿来后，台大经济入不敷出，工作无法开展，他面对荆棘丛生问题知难而退。第三任校长是著名化学家庄长恭，他于1948年6月到达人地两生的台湾。他原想辞退一批与当时权贵有裙带关系的教师，但当即遭到当局的反对，无奈地面对日趋反动的环境，他不愿意留在孤岛之中，毅然在1948年底返回解放在即的大陆，从此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
台大的几任校长中，任期长者不到两年，短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轨道。傅斯年到任之前的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就悄然离职撒手不管不问了，只让学医学的杜聪明来代理校长。杜聪明这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精于科研却对大学管理方面束手无策。
傅斯年上任后跟李书华抱怨道：“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的杂牌队伍’。基于政治形式，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
台大问题远不止这些，因为等他接手时，国民党已经败退台湾，一些军政大员拖儿带女的大量撤至台湾，跟着亲戚朋友流落来的大中学生众多，由此要求就读台大的人数骤然增多。权要子女成绩再差也要求入学，倘若拒绝便会惹是生非。退守后师资方面又不可能再往大陆聘请，而一些滥竽充数的师资又想进来，比如一些逃亡台湾的政界官员仕途失意欲进学界的，或任职政府高位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想外兼教职的，校方只得放宽选聘条件，结果导致师资方面参差不齐。
不过管理大学傅斯年自有他的一套，在他的人生轨迹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大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傅斯年并不是个生手，多年一线实战使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
亦师亦友的胡适说过傅斯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有胡适不得不佩服的行政能力，他在上任台大伊始，迅即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针对学校目前的状况，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及发展的规划。在1949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他的“校长报告”明确指出：“本校将来的进步，可以分作三项去看，也可以三个层次：一教育范围的；二学术范围的；三协助社会上的，尤其是台湾省内，建设范围的。这三项原则不能截然划分，然为推行有效起见，也不能不大致划分，作为三个阶段。”他在管理步骤上高屋建瓴，从总体上明确了台大应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这三大任务。
在傅斯年心中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他思路非常明确，“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傅斯年从事过大学系院校各级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办大学同其他事业一样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全校教职工一齐努力。
他在管理上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地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知道其中师资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道理。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因而他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选聘和培养，把这项工作作为办好大学的中心环节，他常说：“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坏不，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得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傅斯年接任校长之时，台大的师资选聘工作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所幸他曾长期在科研机构、大学任职，与很多学者交往颇多，他努力地从去台湾的学者中物色最有真才实学的来任教。当时随史语所去台的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等都曾受聘于台大。同时他又从社会上广泛搜罗，先后聘得历史系方豪、刘崇宏，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殷海光，外文系英千里，商学系杨树仁，社会学系龙冠海，农学系顾元亮，化学系钱思亮等等，这些人皆为学业有专攻之辈。台湾大学几乎集中了台湾岛内的著名学者，加上原有教授，使台湾大学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
傅斯年聘用殷海光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达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与他达成“君子协定”，不许以后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答应了“不平等条约”，得到了当时不易得到的教职殷海光很感激。后来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采取了强硬措施，裁汰冗劣教职人员。傅斯年任职校长两年之内，因学术水准低和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惯常对一些老师进行突然“袭击”，使敷衍塞责的教师如老鼠过街无法容身。他曾给台大每位任课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领导听课本是见怪不怪，可是这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傅校长可不一样，他听完课后就有人因此而丢掉饭碗，一旦关系到饭碗问题还是挺让人战战兢兢的。那会儿的台湾经济凋敝，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失去教职就得下岗饿肚子了。这个“大炮”校长一向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结果一个学期下来真被他“听”走了好几位教员。因为傅斯年经常去听课，学校很多教师的水平他了如指掌，所以他当校长两年来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炒鱿鱼的教授、副教授多达70余人。他仅用此一招，就令台湾大学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虽然他聘请和辞退教师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但出生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傅斯年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困难。
傅斯年主持制定过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六条，保障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者的合法权益。他制定了严格的图书馆管理，附属医院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行，使校务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鞭策大学老师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不断进取，不只睡在床上吃老本。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与教学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
在提高师资素质的同时，傅斯年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不公平现象，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努力改进命题、印考试和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严格杜绝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混乱局面出现。在他上任后的1950年夏的高考，台大的考试录取办法十分严格完善。报名时审查证件没有丝毫敷衍塞责；对泄题的防范可谓疏而不漏，每题不仅有标准答案还有得分要点；考试时学生单人单桌，每一考场有几名监考，门外警察巡逻；阅卷录取更加小心谨慎，如考生觉得分数有误，便可以直接要求查阅。傅斯年以雷厉风行的坚决态度顶住各种社会压力，终于使考试工作中的舞弊之事在他的眼皮下彻底消失。
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亏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的照样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至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做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术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因为傅斯年目标是要把台大办成一流的大学，成为台湾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五四之子的傅斯年，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与“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大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常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和傅斯年是功狗。傅斯年对北大有功，对台大的功劳更是彪炳史册。
傅斯年认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的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傅斯年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亲自教诲。在台大许多一流的教授都教过“通习科目”，比如台静农、毛子水、屈万里等，他们都是学术造诣有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个个都教过几年大一的基础课。傅斯年强调名教授上基础课的目的，主要是从学术的立脚点出发，对学生进行学术的初始训练，使得学生能从一开始就能得到学术的熏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傅斯年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六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以集思广益民主方式议决学校大事。傅斯年此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的促使了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并且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
傅斯年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至今傅斯年为台大立下的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被一届一届的台大毕业生所遵循，这几个看似老生常谈的几个字，却别有傅斯年一番殷殷的期望。“敦品”即“敦厚品行”，使得青年人受到高等教育，培育完善的人格；“力学”为刻苦学习，傅斯年认为动荡年代或等学习机会实属难得，只有打好基础还能在社会有所作为；“爱国”是傅斯年一直提倡的，在国民党溃败台湾之际，傅斯年仍能提出热爱祖国而不谈台湾独立，是一种千年来崇高的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的传承；“爱人”即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和关心别人，傅斯年说爱人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回忆到：
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在纪念北大五十二周年的会上，傅斯年曾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还笑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等到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慨叹：“过去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骂我，他就是傅孟真。现在他走了，我连骂声也听不到了。”是啊，傅斯年的那股子直言不讳的豪侠气概确实令认识他的人感到敬佩，他是二十世纪的现代士大夫。可惜，自这头“倔牛”之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这是一个寒气透骨的冬夜，台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都早早下自习回宿舍了，耸立的教学楼群被夜的浓黑所笼罩，只有校长室里还透出零星的灯光，那是校长傅斯年又在加班了。傅斯年穿着一件臃肿的厚棉袍，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伏案写作，秘书那廉君在旁边整理着文件。傅斯年明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会议上的发言稿刚写完成，他舒然地搁笔伸展下筋骨，点燃烟斗，痛快地猛吸一口，烟雾在空中散落化为乌有。
楼下看门的大爷已经不耐烦了，不只一次的蹒跚着上来又下去，想催促这位勤奋过头的校长早点回去，好快点在这么冷的天里钻热被窝。却又见傅斯年忽而又若有所思地铺开稿纸，在氤氲的烟雾中提笔埋头在涂抹着。老大爷只好悻悻地走开，回到楼下传达室无聊地等待着。
原来傅斯年前几天收到一个叫洪庆章的学生的来信。作为一个校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的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与提携。今晚忙完公务后猛然想起，想必他怕学生等着急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回信了。
这一幕其实是傅斯年在台大工作的很普通的一个晚上。自任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寒冷的冬天，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的。楼道的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晚餐都包在福利社包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得休息。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得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经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来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这样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的傅斯年，深思熟虑后不一吐就坐卧不安。他俩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做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傅斯年到台大后，在身体日渐衰落下，很多文章都这样完成的，比如《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
我们所看到的上面的劳作只是傅斯年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上任校长这两年来，为了使台大走上轨道，他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耗上去了，几乎每次回家街上人都人际寥寥。有人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金耀：《忆傅斯年先生》)而夫人俞大彩每次都默默陪在他身边，他们到台湾来，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
傅斯年任职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统筹大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还要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他给李书华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台大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他向举荐他做校长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半开玩笑的怪罪道：“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的确台大的校长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却又乱作一团麻的校务，几千名嗷嗷待哺的学生，上千名需要指挥的教职工，傅斯年是每次一到学校忙得一分钟也得休息，他的身体也在一次次操劳中衰竭。但是傅斯年说归说，做还是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傅斯年本人身宽体圆，一些朋友经常叫他“傅胖子”。说起这个胖来还有段子，他与李济、裘善元在抗战期间重庆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晚年的肥胖让傅斯年吃尽了苦头，他因为胖得了顽劣的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而肉类荤腥更是碰不得。所以平时在家夫人只让他吃点白米饭，配上西瓜橘子之类水果。这样的“清淡”的饭菜让“食肉动物”傅斯年真是难以下咽，他常常背着夫人开禁。他有时利用上班在路上的空，蹲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看到他那个谗样，司机也就“视而不见”地从不向夫人“告发”。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看：“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冒劝其静养，向来大大咧咧的他置若罔闻。夏天时他有查出患有胆结石，胆结石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病，他动了次手术休息一些天，尚未痊愈又回到他日夜惦记的校务工作上。这年11月，教务长钱思亮因公赴法，这下学校里里外外的杂事都落到他一人头上，可谓又“当爹又当娘”的忙里忙外。
这时他的挚友罗家伦开始回到台北，结束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工作。罗家伦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颐养天年的闲差使。悠闲下来的罗家伦经常去看傅斯年，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的忙着干不完的活。
罗家伦与傅斯年可谓是一辈子朋友，从青年时代，两人在北大读书，作为外语系学生的罗家伦比傅斯年低了一届，但两人因为《新潮》杂志走到一起，成了那一时代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傅斯年的多年老朋友，罗家伦是太了解傅斯年这种一触即起的性格。
傅斯年是在蒋介石面前都敢放肆地翘起二朗腿的人物。有次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介石以最高规格接待，亲自率领五院院长、三军司令去机场接待，傅斯年被应邀到场。傅斯年那天表现格外出格，从次日报纸上看，在贵宾席上坐着仅三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傅斯年坦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叼着个烟斗，翘起右腿，五院院长及其他政要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三军司令肃然站立。报纸新闻特写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其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12月18日，罗家伦看望傅斯年，看他还是不要命的工作，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身体是自己的本钱，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家伦比较反对他这一触即起的坏脾气，提起他在蒋介石面前那句无忌放言：“我这人最好斗，谁要跟我斗，我一定要回敬。”这“名言”三分傲慢，两分威胁，还有几分缺少涵养。所以罗家伦就用其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幅搏斗的驾驶，小心糟人反攻。”
傅斯年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清楚的，有次晚上写稿太晚，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没过多少日子，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等学生泪流满目的拿到这幅眼镜时，傅斯年已不在人世。
世间已无傅斯年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大会上主动地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那次不改一向的谈笑风生，他一会用汉语侃侃而谈，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滔滔不绝。午饭后2点多，他又转战去省议会厅，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
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的失盗，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台大，须由傅斯年亲自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本来就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大保存一批由大陆运出的器材，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后来虽被侦破，但在社会引起很大负面反响。此等丑事竟出在傅斯年眼皮下的台大，是可忍孰不可任，他拍案而起宣布要清除所有败类。
大约6点10分左右，现在参议员郭宝基再次提起，一向嫉恶如仇的他仍然相当激动，过于激愤的傅斯年话开始有点语无伦次。傅斯年吃力地结束讲话后，缓缓地移动脚步，回到距离发言台三四步路的座位上。因为发言台离座位太近了，他的纡缓步伐和苍白的面容，并未被人所发现。
直到6时18分，主席台主持会议的李万居副议长宣布散会，跨下主席台与傅斯年握手时，发现他的手指冰冷，李氏惊呼：“傅先生，您的手怎么这样冷？”站在两旁的陈雪屏和谢东闵闻声赶忙用手扶他，陈雪屏低声问：“孟真，您觉得不舒服吗？”当时傅斯年用手扶额，站起来的身体又重复坐下，微弱地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他一面说一面闭上眼睛。
这时懂医学人赶紧跑过来替他诊脉，发觉血压甚高，知道是脑溢血病状，于是一面指挥把座椅拼起来，使傅斯年能够平卧，脑袋枕着一个高高的皮包，一面指挥用冷毛巾贴额。随后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抢救。
蒋介石闻讯后，嘱咐陈诚动员台湾所有的名医，不惜一切代价来抢救傅斯年，并要陈诚每半个小时给他通一次电话，及时报告傅斯年的病情。他终止一切公务活动，守候在台话机旁边，焦急的等待。晚上11点23分，傅斯年血压猛增，终于停止了呼吸。
傅斯年逝世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使得整个台湾大学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第二天有200多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在“省参议会”门口，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昨天会议中询问傅校长的结果，郭国基见学生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偷偷地溜走了。陈雪屏等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还是要郭国基出面作答，最后台北市警察局长亲自维持秩序。这时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学生们在雨中呼唤着他们心爱的校长的名字，誓要揪出“气死”校长的罪魁祸首。直到台大训导长傅启学赶到，呈明真相并答应学生这个问题由“议会”书面答复，悲伤的学生们才一一散去。
傅斯年猝然去世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台大师生为了悼念校长，特别在第二天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各院系学生主动列队高举“国失桢干”“痛失良师”白布横幅，前往极乐殡仪馆瞻仰校长的仪容。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后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胡适认为再没有人有资格骂他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
设在殡仪馆的灵堂中悬挂着傅氏的遗容，灵案前放满了各界悼念的鲜花。蒋介石亲临追悼会，各界要人络绎不绝，都踏着泥泞的路来为傅斯年送行。台湾大学师生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人们给予这位大气磅礴的学人以高度评价，台大在校园内实验植物园择地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园中人们捐赠架设了一口纪念钟，钟上刻着傅斯年提出的台湾大学的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在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时，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墓钟。从此傅斯年最后的安身之地被称为“傅园”，那口纪念钟被称为“傅钟”。每节上下课“傅钟”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傅斯年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台大校长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位校长，然后反复被人提及和怀念的只有傅斯年一人而已。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了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历史遗忘。而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斯年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不禁让人感叹，近代史上还有这么一位有学问、有志气、有血性和有修养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