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权
黄仲权，生于1934年10月，四川资中人，中共党员。1955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应用物理系学习。1957年9月转入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1959年7月～1962年8月在宁夏固原师范任教。1962年9月～1965年7月在原固原县城阳中学任教。1965年8月～1977年7月在宁夏固原县彭阳中学（彭阳县第一中学）任教。1977年8月到宁夏固原师专任教。1979年1月调入成都气象学院任教。1993年任成都气象学院教务处处长职务。1998年年底退休。
一
1959年7月告别了母校（四川师范大学），来到了宁夏最南端的山区学校固原师范。这就是21岁的我涉入社会的第一步。那个时候，每星期要上36节课，除此之外，每个星期还不准休息，而是去参加种菜和放羊的劳动。除了教高中二三年级的课外，还要上初中三年级的数学课和化学课，一学期的超负荷运转结束，盼望的第一个寒假终于到来，盼到的不是休息，而是去陪放羊的人一起放羊。白天放羊，晚上到固原西郊菜地守夜，以防偷菜者来偷菜。
1960年3月至第二学期，“双反”运动开始了。在这个运动中我受到了迫害。当时我年轻力壮，锐气高存，硬是顶了过来。
1960年9月～1961年3月，固原的全体师生被弄到荒山野岭、人烟稀少的“马场”开荒种地，这种行为是违反科学的破坏行动，害得有的学生都逃跑回家，甚至有死亡现象。
固原的冬天，气温很低。我记得是刚回到马场第一个晚上，我连棉衣棉被一起睡在野外的草地里，早上起来被积雪掩埋了，全身冰棍一条，这是苦难的开始。每天要开荒地200平方米，如完不成任务就扣饭，一天两天还可以忍耐过去，但是十天半月后人就不成人样了。真是忍无可忍。人有生存的本能，对此就会有所反抗，其后果则是遭受到更大程度上的伤害，动员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对我进行殴打，当我进行自卫时，某某就借口说我对学生进行殴打，将我非法捆起来送到拘留所长达3个月。
在开荒期间，劳动强度大，每天吃的是蕨毛和少许面粉的馒头两个，9公斤口粮扣至8公斤，只好生吃野菜和偷吃老乡地里的生土豆，不少师生得了浮肿病。不仅如此，晚上开批斗会之后，才能在破烂的山洞里的地上睡一阵觉。学生们睡在洞的里面，洞口则是像我一样没有完成任务的有问题的老师来睡。冬天的晚上下着雪加上风吹，在洞口不能入睡，那种感觉特别难受。长达半年时间的生活，折磨得年轻力壮的我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
1960年暑假期间因母亲去世，我要求请假回四川，不但没有批准，反倒诬蔑我要逃跑回家，由此引来苦难的两年教书和放羊生活。
1961年下学期到1962年6月，每周上课36节外，星期四就到校办农场劳动，到土造纸厂劳动，打扫厕所。
二
1962年7月，我告别了固原师范，独自一人搭乘小毛驴车来到城阳中学。
1962年7月～1966年7月的4年间，虽然当时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是生存空间和环境、人际关系相对比固原师范好得多，好像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那时的城阳中学和城阳小学在一起的，校舍各占一半。因为那时彭阳区仅有城阳一所初中，因此城阳、彭阳、古城、沟口、新集、红河6个公社的学生在城阳中学上学。住校的学生有100多人，10多个女生住在另外的土坯房，100多名男生住在学校后面山坡的山洞里。住校学生上晚自习和教师备课都是用小煤油灯照明。晚自习和备课后，师生们鼻内满是油烟，还患上了红眼病。
1965年的8月，学校由城阳搬迁到了彭阳，由初中改成有高中的完全中学，校名更名为彭阳中学。在彭阳中学期间，我办了三件有意义的事。其一是改善学生晚自习的照明，改小煤油灯为煤气灯。教师用加罩煤油灯，这就减少了学生患红眼病，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是很有益于老师学生健康的事，所以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二是学校搬迁后，校舍和条件虽有改善，但照明仍然是问题，尽管有店洼水库季节性的供电，但时间有限，断电也时常发生。当时彭阳医院有台汽油发电机闲置不用，学校和医院商量，医院方出发电机，校方出人力技术，购买汽油和电线。我组织了一批学生成立了电工组，负责布电线，安装电线电灯，发电供学校和医院照明。其三是组织电器修理组，让部分高中学生参加修理扩收机、放大机等电器，排除电路故障，制作有线广播喇叭，维修收割机。这不仅方便了广大的社员群众，而且还让学生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同时组织部分学生走遍了彭阳区所属的6个公社，制作了600多只有线喇叭售给社员群众，为当时彭阳区委提出的队队通广播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这4年虽然工资微薄，工作繁杂，但人心顺畅，精力充沛。1963年暑假，我由四川返彭阳时，到了平凉就已经身无分文了，只好步行由平凉到城阳中学，一天半时间的步行，虽然身体很累，但备感舒服。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社会也变得动荡不安。学生不让上课，教师不教书，炊事员不做饭。期间我也断断续续替补了炊事员10年。我为什么当替补炊事员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无写大字报的任务，又无跳“忠”字舞的资格，只好帮助炊事员打水做饭。
二是我与炊事员同吃同住在一起，有上课任务时就去上课。电工组、收扩机修理组有事就与两个组的学生一起干活，维修活干完，课上完就顺便干点炊事工作。这种生活方式我也该谢天谢地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也比固原师范时好数倍，至少可以让肚子不受饿，不用受风雪冰冻之苦，还能在忙里偷闲学些知识和技术。
三是我没有机会也不愿意去空喊口号，只想做点实际工作。上课时认真讲课，实践时就干好每件事，修理好每台收音机，带领电工组、修理组学生做好每件事，因而获得大部分学生的好感。
在那种动乱的年代，抽空学习些知识充实自己的大脑，也是其乐无穷的。我在这10年中偷学了一些外语知识，对所学知识加以消化，所以在1979年以后有了用武之地。
四
古人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历人生的苦难之后，我初品到了人生应有的尊严。全国恢复高考，1977年春，固原师专用校车接我到校任教，在固原支教两年。在这两年中给固原地区培养了4个班的物理教师，地区教育局领导及校领导对我的教学水平给予了肯定，同时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表彰，同意我再干两年后调回四川。
1978年8月，在银川参加宁夏高考阅卷后，留在自治区招生办公室继续协助招生办公室搞有关工作。在这期间，我由银川回到成都去联系工作单位。9月在成都参加了两所高校的考核，经过考核后得到了成都气象学院和成都建设高校的认可。
之后我回到固原师专，把4个师资培训班的学生送走以后，在12月底接到固原地区教育局转来成都两所学校的调离信。1979年1月初，我办完手续，告别了整整生活了20年的第二故乡，也告别了许多的好人、好同事、好朋友。1979年1月8日，我回到了成都，到成都气象学院工作。1979～1983年这4年期间，我被评定为中级职称。1987年，我被评定为高级职称。1990年7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追求的夙愿。1993年，我由教学工作转为搞教学行政工作，担任成都气象学院的教务处长一职，直到1998年退休。
